西安、杭州、深圳、石家莊……剛剛過去的2023年，一個個千億政府引導基金群紛至沓來。許多投資人化身“空中飛人”“高鐵常客”，趕赴政府引導基金簽約現場。
此前，投中研究院發布的2023年政府引導基金專題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各級政府共成立1557只政府引導基金，自身規模累計達29894億元。這些國資屬性明顯的地方產業投資基金紛紛加大力度推動基礎建設及戰略新興行業投資，也使得產投融時代如何講好“生態”故事，成為當下的一個重要命題。
用好地方產業投資基金
2023年12月19日，石家莊，石家莊市屬五大投資集團中專注于做產業投資和實體企業的石家莊國投集團分別與多家企業、機構合作，設立了空天信息產業子基金、海通京津冀高質量發展子基金、石家莊吾同同福食品產業子基金、中電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子基金等4只子基金，總規模為45億元，同時與華民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聚焦半導體、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
對此，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市長馬宇駿表示，近年來，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石家莊市在經濟發展、城市品質、營商環境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例如，2023年石家莊主要經濟指標繼續領跑全省，五大千億級產業中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和生物醫藥兩大產業率先突破千億元。
當天，石家莊市政府主導設立的“石家莊市資本市場投資顧問委員會”正式成立。包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等知名專家學者、投資人在內的20人獲聘為“石家莊市資本市場投資顧問委員會”專家委員，30家國內頭部投資機構、券商機構、行業研究機構等專業機構擔任委員會的機構委員，擴大了石家莊資本市場“朋友圈”。
從直接融資的角度，如何發揮產業基金的作用？對此，在2023石家莊市產投融資本峰會上，樊綱表示，投資顧問委員會的成立非常有意義，因為“發展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價值不在于企業后續的上市，而在于從天使投資開始，到風險投資，乃至私募股權基金等，不斷有投資者在市場上發現新的項目，發現新的產業”。
“中國不缺國有企業，缺民營企業，缺用自己的資本去冒險的民營企業。”樊綱說。過去，我們有時會通過國有資產、國有企業為一些民營企業紓困、解決問題，然后把它們收歸國有，變成國有企業。而未來，如果我們能夠用好國資屬性顯著的地方產業投資基金，就可以在為民營企業解決問題后，再讓其回歸市場，繼續作為民營經濟的一部分發揮作用。
產投融如何共進？他認為當下討論這個話題至關重要，因為它事關產投融生態的建設，而產投融生態的建設又與未來能否實現長期、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緊密相關。
改善制度與環境尤為重要
去年11月，知名投資家查理·芒格在美國去世。他生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人很好地管理了繁榮，但還要學會怎么管理蕭條。”在樊綱看來，蕭條指的就是危機，繁榮就是指過熱的時候。
他坦言，現在我國經濟確實面臨一些困難，如需求不足、預期走弱、投資機會少等。此時，政府積極作為，改善產業和企業發展的制度與環境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他看來，政府本身不具備發現產業的優勢，但可以通過改善投資環境，使得更多投資基金、更多企業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從而發現產業、發展產業。
在這方面，他認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和環境”不能簡單理解為登記注冊方便這一件事。因為投資是一個長期過程，產業發展也是一個長期過程。從開始投資到立項，到產出、銷售，再到后續能不能盈利，有一個漫長的生命周期。“我們怎么才能在這么長的生命周期中，在包括產權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等在內的每個環節都做到提供好的制度和環境，并盡可能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從投資者的角度，天創資本管理合伙人洪雷指出，投資方法論要與時俱進。
在他看來，現在世界格局、治理體系乃至勢力分布等都在演變中，時時刻刻都處于變化的狀態，而這種變局在微觀上影響到了經濟的走勢。
在一級市場，人們常常引用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的名言：“在別人貪婪時恐懼，在別人恐懼時貪婪。”在洪雷看來，這句話可以理解成“寒冬時刻，可能反倒是我們努力去觀察技術演進、產業變革的好時機”。
他援引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對于產業熱點的研究結果，認為當下主要有人工智能驅動的新藥研發領域，以腦機接口為代表的健康領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計算為代表的信息通信領域，以及新能源領域的薄膜太陽能、制氫技術等四個方向，同時自動駕駛、人形機器人領域也在吸引著大家的關注。
“機會總是會有的，但底層技術確實在發生變化。” 洪雷說，其中“智能化”和“大模型”是兩條很重要的線索。與之前相比，新的技術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呈現在產業變革中。
廣泛利用社會上的一切資源
目前全國各地都在以引導基金和股權投資為主要招商模式，而這種模式在提振地方產業并進行結構調整方面有哪些優勢和局限呢？
對于洪雷提出的這一問題，國科嘉和高級合伙人陸佳清認為，其優勢非常明顯，即從地方政府做好本地產業培育和發展的角度，這一模式是為數不多的抓手之一。而其挑戰在于，對各地相關管理機構的專業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彬復資本創始合伙人朱健指出，在此過程中有些亂象也需要注意。例如，一些政府引導基金給出的估值明顯偏離公司正常的市場估值；一些企業為了迎合政府引導基金，故意化整為零，將公司拆分成總部、研發、銷售等各個模塊，以期每一塊都能跟地方政府談落地的支持政策。
從公司的角度，如何建立更好的生態？洪雷以ChatGPT的開發商OpenAI為例。該公司運營至今已有8年多，而每年其董事會都會發生變化。他們經過分析后發現，“OpenAI的董事會成員相對來講是比較復雜的，既有像薩姆·奧特曼這樣的創始人，也有以埃隆·馬斯克為代表的傳奇企業家，還有主管財務的核心高管，甚至有政府議員以及公益基金的運營者”。
此外， OpenAI的治理結構也非常復雜，包括董事會、公益慈善組織、有限責任公司和控股公司等4層結構、7個主體。
在洪雷看來，OpenAI的本質就是高效、綜合地利用社會上的一切資源，共同成就一家偉大的公司。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各種社會資源深刻融入到產業變革中。創業越來越快、越來越廣泛地利用了社會的所有力量”。
正因如此，洪雷對產投融生態也有自己的理解。“以前說到生態，一般都指我們與高校等外部機構建立多邊合作關系。其實越沿著產業鏈投資，投資機構的內部生態就越關鍵。而投資機構一旦把握住時代節奏，投資產業內一定量的企業后，對產業發展趨勢的把握就會越準確，產業鏈內的企業互動也會隨之越來越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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