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炎 楊冰
冰幼年時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在我們兩歲時住過的一個單元房里，地板上鋪了席子，媽媽假裝一匹馬，冰騎在她的背上，小姐姐炎在旁邊走。我們在那里住的時間不長，后來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院前身之一，以下簡稱數學所）分給我們家一個16平方米的房間，在中關村27號樓的106單元里。我們從1971年起在那里住了7年。
爸爸年輕的時候很喜歡開玩笑，尤其喜歡和小孩們說笑，我們叫他“逗小孩大人”。有一天，他去全托幼兒園接我們回家，告訴我們以后要上小學了，不用再住幼兒園了。我們非常驚喜，又不敢相信，以為他又在開玩笑。一直到走回家，看見媽媽買好的兩個綠色書包，我們才相信真的要上學了，都高興極了。
對于我們倆來說，上小學意味著可以每天回家，和爸爸媽媽在一起，這是非常幸福的事。但是對爸媽來說，做飯的任務就重多了。那時候，媽媽在北京工業大學數學系教書，從北京西北郊的中關村到城東南的北工大需要換幾次公共汽車，花兩三個小時，所以家里經常是爸爸做飯。
他是南方人，不習慣面食，一般都是煮米飯，再炒兩個菜。有一陣北京的米供應緊張，爸媽不得不學做面食。可是一開始他們沒有經驗，蒸出來的饅頭經常又黃又硬。后來經過反復試錯，他們也能蒸出大白饅頭了。有一陣，高壓鍋忽然時興起來，似乎家家都買了一個。爸爸媽媽還學會用高壓鍋烙發面餅，做的餅大而厚，很好吃。
爸爸是個樂觀的人。我們小時候食物都是限量供應，每家每月的肉和食用油都只有很少的定量，要拿著副食本去購買。偶爾做一次紅燒肉，我們小孩子當然很愛吃，但是也不可能想吃多少吃多少，家里規定一碗飯吃兩塊肉。我們平時吃一碗飯，每到這時候可能就要再添一碗飯。記得有一次爸爸說，我保證以后給你們買大塊的肉吃，一碗只盛得下一塊那么大，你們會吃得都不想再吃肉了。炎當時心想，怎么會有這樣的好事。但是后來經濟確實越來越好，到我們小學高年級的時候，肉類食品已經不稀缺了。現在回想起來，大概也是這種樂觀，讓爸媽相信國家不可能總是那樣，所以他們只要有機會，就堅持做數學研究。
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樂（左）和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研究員黃且圓。九州出版社供圖
27號樓的很多人家只有一個房間，每個單元里都住著兩三戶，小朋友很多。那時候的小學生功課不多，放學了經常一起在樓外玩。有時候玩得高興，爸爸出來叫我們回去休息了，我們也不聽他的，圍著樓跑。但是如果他叫媽媽來喊我們，我們總是乖乖跟她回家。我們一點也不怕爸爸，他很少生我們的氣，即使生氣了，也不過就是對我們做個鬼臉。媽媽其實脾氣也很好，請她輔導數學的曉言表妹說她可耐心了。但是媽媽不像爸爸那么愛開玩笑，在家比爸爸有權威一點。
媽媽不太過問我們學校的功課，甚至到了小學五年級要考初中的時候，有時老師留的作業太多，她會給我們減量。但是她也不喜歡我們浪費時間。學校功課輕松，她就讓我們學小提琴，還督促我們每天練琴。后來媽媽說起，最開始讓我們學琴，是因為她擔心以后我們還要“上山下鄉”，她覺得讓我們學門樂器，還有可能進個宣傳隊之類的，多一點出路。
20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重新出版一些外國文學，這些書很搶手，不容易買到。記得我們三年級的時候，她托在出版社工作的親戚買來大厚本的《一千零一夜》和《希臘神話和傳說》。那些帶著異域風情、充滿想象力的故事讓我們愛不釋手。我們上初中的時候，她讓我們跟著北京外語學院的張冠林教授學英語。高中暑假里空閑時間比較多，她推薦我們讀一本薄薄的《布爾代數》。我們兩人一起學習，那本書講集合之類的概念，培養邏輯而不是計算的能力，我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她也想辦法讓我們學計算機。現在回憶起來，媽媽真是很有遠見的人，重視通識教育。
爸爸媽媽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自學英語。有一陣，他們每周帶我們去一次清華大學的孟昭英教授家，大人們和孟爺爺學英文，小孩們就在一起玩。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北京也受到了很大影響。晚上大家輪流值夜班，有余震警報就敲鐘。三樓原本住著一位腿腳不靈便的老人，那時晚上他睡在一樓的門洞里，聽到敲鐘他也不往外跑。我們門洞的人都跑出來以后，才看到爸爸扶著那位老人，最后走出來。后來樓里的人都搬到抗震棚里去住了，只有爸爸還在樓里過夜，他很珍惜這么安靜的工作環境。抗震棚里的鄰居們看見我們會問：“你們爸爸呢？還在用功嗎？”
爸爸是我們認識的人里最用功的。住在27號樓的時候，他吃完晚飯經常要回辦公室工作，在家的時間也常常伏案工作。媽媽也總是在讀書和寫字。所以我們小時候以為所有大人都是這么勤奮。晚上我們兩個小孩睡得早，有時中間醒來，總是看到爸爸媽媽各坐在桌子一邊看書。現在的家長想方設法培養孩子學習的興趣，其實只要家長自己喜歡學習，就不用擔心孩子不愛學習了。
那時候娛樂的花樣很少。夏天的時候，中關村大操場會放露天電影，我們跟著鄰居大孩子們一起去看，我們爸媽從來沒有去過。當時我們以為大人都不愛看電影，后來才知道他們只是不愛看那種宣傳式的電影。改革開放以后有了各種有意思的電影，他們偶爾也會看一些。
我們爸媽和許多腦力勞動者一樣，熱愛大自然，喜歡在室外散步。周末的時候，我們一家經常去北大或清華校園、圓明園、頤和園散步，也去櫻桃溝遠足，去香山爬山，有時候約了親戚、朋友一起去。40多年前，這些地方比現在的游人少多了，尤其是圓明園，那時候沒有圍墻，不用買票。
有一次，我們在頤和園的后山散步，爸爸撿起一個松塔，隨便往前一扔，正好打到炎的小鼻子上，她受了點驚哭起來，爸爸趕緊道歉：“不小心，我沒有故意要朝你扔。”媽媽也數落爸爸：“你怎么這么淘氣，要是打到眼睛怎么辦？”
1976年以后，爸爸突然出名了。有一天，我們只有一間屋子的家里來了一位記者，她要采訪爸爸，而爸爸不愿意接受她的采訪。記者為了完成任務，堅持要采訪，不肯離開。爸爸堅決拒絕，他只愿意把時間花在研究數學上，覺得被宣傳、被采訪都是耽誤時間，影響他的學術工作。媽媽不在家，我們小孩也不敢勸，他們吵了半天，好像最后也沒有采訪成。那時候大部分人家里沒有電話，有些記者和其他不認識的人，會不請自來找到家里，或是要采訪或是要請他去作報告，爸爸不勝其擾。后來數學所把另一個樓里的一小間屋子借給爸爸，部分原因是為了讓他有個安靜空間做科研。
1982年，我們在北大附中初中部上學，家里生活比較安定了。媽媽當時已經40多歲了，還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數學系進修了兩年。這期間我們通過考試，順利地從初中升入本校高中。記得她回來的時候我們去機場接她，遠遠看到留著披肩發、手抱一把大吉他的媽媽，都有點不敢認了。媽媽剛回來的時候，經常催我們走路、做事要動作快一點，她說：“我們落后得實在太多了，需要抓緊時間。”
媽媽雖然是學者型的母親，有時候也會做平常吃不到的好東西。比如她會把一個金屬的大湯勺在火上燒熱了，將打勻了的雞蛋液倒進去攤成蛋皮，再放進肉餡做成蛋餃。
1986年，我們高中畢業的時候，爸媽綜合考慮，希望我們報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但是他們也沒有直接要求，只在家里聊天的時候會說起中國科大的長處，例如他們各自單位里近期來的中國科大畢業生水平都很高。爸爸引用丘成桐先生的話，“和北大教授開會，一屋子白發蒼蒼，和科大教授開會，一屋子都是黑頭發（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狀況）”。我們自然就覺得中國科大和北大、清華同屬于中國最好的大學。同時我們覺得，如果在北大、清華上學，走路就能回家，和上中學感覺差不多，所以也愿意去外地上學。媽媽還鼓勵我們給當時的中國科大校長管惟炎教授寫信，詢問中國科大的情況。與我們素不相識的管校長把我們的信轉給中國科大招生辦公室，他們給我們寄來了彩色印刷的中國科大簡介，當時很少見，這讓我們很驚喜。我們填志愿的時候第一志愿就報了中國科大，姥姥對此很不理解，怕我們去了外地，以后再也回不了北京。
等我們真的考上了中國科大，要去上學的時候，爸爸也很擔心我們第一次出遠門，他攛掇媽媽送我們去合肥，但是媽媽覺得上大學就應該獨立一些，沒有去送。他們叫了一輛出租車，送我們到北京火車站。告別的時候，我們看到媽媽已經快哭了。18歲的我們滿懷著對大學生活的向往，還不懂得感傷。誰知從此之后，中關村的家對于我們，就成了探親時短暫的居處。
將近40年轉眼就過去了，最寵愛我們的爸爸媽媽、大大（姥爺）姥姥都過世了。現在我們走在中關村的路上，心里只有無盡的不舍與思念。
《大學者》，黃且圓、楊樂著，九州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定價：128元
（作者系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樂和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研究員黃且圓的雙胞胎女兒；本文為《大學者》序，有刪改）
本文鏈接：楊樂院士雙胞胎女兒：我們的爸爸媽媽http://m.sq15.cn/show-11-232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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