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下簡稱南航）校長姜斌的辦公室位于該校行政樓走廊的一側，走廊盡頭的玻璃窗框住一片蔚藍的天空。
這些年，南航的這片天空很“熱鬧”。
2023年12月，我國作出大力發展低空經濟的戰略部署。轉年1月，南航便牽頭成立了我國首個低空經濟領域的產學研聯盟，并圍繞低空經濟開展了一系列探索——舉辦低空科技創新發展大會、與深圳共建低空智聯產業科技創新中心、與南京共建低空經濟產業園……
作為一所以“三航”，即航空、航天、民航為特色的行業類高校，南航發展低空經濟有著天然的學科優勢。然而在姜斌看來，在國家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當下，對于一個行業的建設與發展來說，高校僅有“學科優勢”是不夠的。
高校規劃布局需考慮天時、地利、人和
《中國科學報》：近幾年，南航在低空經濟領域的科技研發及產學研結合方面持續發力。作出這樣的部署，南航有何考慮？
姜斌：南航發展低空經濟有天時、地利及人和的優勢。
所謂“天時”，自然是國家對于發展低空經濟的大力倡導以及支持。作為“雙一流”建設高校，南航必須堅持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響應國家的倡導、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既是南航的責任，也是南航的使命。
所謂“地利”，則在于南航擁有賦能低空經濟發展的全學科要素、全專業覆蓋、多平臺支撐優勢。具體而言，南航目前有3個學科入選“一流學科”建設名單，即力學、航空宇航科學與技術、控制科學與工程。這3個學科與低空經濟的科技創新及產業升級深度契合。
同時，發展低空經濟離不開飛行器。作為航空航天類高校，南航已經構建了從飛行器總體設計、能源動力、飛行控制、航電載荷、材料制造、檢驗檢測，到空域管理、適航標準、法規政策等全套的人才培養與科技創新體系，幾乎覆蓋了無人機全產業鏈。這些都給南航探索低空經濟領域奠定了堅實基礎。
至于“人和”，則在于發展低空經濟能夠在產教融合及人才培養方面，給予南航很強的“正反饋”。
比如，在發展低空經濟的同時，學校進一步深化了與地方政府的緊密合作，實現了從研究創新到應用訴求的深度匹配，同時也為豐富長三角地區低空場景應用提供了更多解決方案。
再比如，南航作為全國首批獲批“低空技術與工程”專業的6所高校之一，今年將迎來該專業第一批學生入校。之所以能夠首批入選，也離不開這些年學校在相關領域的努力。
總之，南航發力低空經濟領域是深入思考后的慎重之舉。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國家一直在倡導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而新質生產力涵蓋范圍也十分廣泛。是否可以認為，高校在相關領域的發力都需要考慮“天時”“地利”“人和”？
姜斌：這樣說多少有些絕對。不過，高校對于自身發展方向和重點的調整是一件大事，即便只是幾個專業的微調，也會牽扯大量人、財、物的投入。因此，審慎的態度是必要的。
在我個人看來，高校所有的規劃布局、戰略調整都要全面衡量自身現狀與發展目標之間的距離，不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是行不通的。
近年來，隨著低空經濟的話題越來越熱，南航在這方面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很多高校都會到南航“取經”。在這些高校中，有些高校在學科布局、校地結合等方面具備了開展低空經濟研究的基本條件，同時也有很強的意愿。但也必須承認，有些高校在先天條件、相應的資金支持和人力資源保障方面“尚欠火候”，僅憑一腔熱情是很難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效的，反而可能弱化學校原有的學科布局和發展優勢。
帶特色的綜合才合理
《中國科學報》：你似乎非常看重南航的行業特色，那么相比于綜合性院校，行業類院校在當前的發展環境中優勢何在？
姜斌：簡單來說，行業類院校的優勢就在于4個字——有的放矢。
依然以南航為例，作為典型的行業類院校，我們在一些基礎科學領域，相比那些歷史悠久的綜合類院校，即便“快馬加鞭”也很難實現“并駕齊驅”。
但是，如果將這些基礎學科與航空航天相結合，情況便完全不同。比如，2023年南航正式成立數學學院。數學是一門典型的基礎學科，南航在發展數學學科上并沒有太多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我們通過積極爭取，獲批了“飛行器數學建模與高性能計算”工業和信息化部重點實驗室，將基礎科學與行業特色有機結合在一起，打造了南航在數學領域獨特的“標簽”。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高校在“四個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所起的作用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在這“四個面向”中，除第一個更多突出的是自由探索外，其余3個“面向”都直指國家需求和行業需求。在這方面，行業類院校無疑具有更強的“指向性”。
《中國科學報》：目前，很多行業類高校都通過學科調整等方式，使其學科門類更加多樣化、綜合化。對此，你怎么看？
姜斌：國內高校的情況各不相同。在我看來，行業類高校向綜合化方向發展不應以犧牲行業特色為代價。
具體而言，行業類高校的最大優勢就在于其學科背景，如果這個特色沒有了，其在激烈競爭中便很難處于優勢地位。但與此同時，我們又不能緊抱著特色學科故步自封。仍以南航為例，雖然我們的特色是“三航”，但事實上除軍事類專業外，我們的專業門類幾乎是齊全的——這些專業并非無本之木，其中很多是從“母專業”中逐漸分離出來的，比如從“計算機”分出“集成電路”“電子通信”，分出的專業越多，學科門類就越“綜合”。
從另一個角度說，那些分出的專業仍然保留著此前專業的學科特性。這既保證了學校整體的行業特征不會受到影響，又能進一步凸顯學校的行業特色。這就是“帶著特色的綜合”，由此產生的專業學科既能豐富原有的學科門類，又不會因為脫離學校的學科主體而顯得沒有根基。在我看來，這樣的綜合化才更為科學、合理。
理工之間不對立
《中國科學報》：你在南航一直倡導理工之間的融通，這在高校中并不多見。
姜斌：是的。早在多年前，我還在擔任南航副校長時，就時常對我負責聯系的理學院師生講，你們的主要科研陣地固然是數理前沿領域，但如果只是“隨大溜”做純理論研究，是很難有超越同行的重大研究成果的。
然而，如果他們能從工程實踐中找到其背后的一些數學或物理問題，并以此為基礎進行有目標的科研，不但可以使自身的科研成果快速“落地”，還能以此為平臺，進行廣泛的專業交流和學科交叉。
此外，針對南航要不要單獨設立物理學院的問題，我們也曾有過不同意見。有人片面地認為在南航物理學只是基礎課程，因此沒有必要單獨設立學院。但事實上，航空航天領域幾乎所有工科專業都涉及一些深層次的物理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某些工程問題的解決大有裨益。
“理”和“工”之間并不是對立的，“學科融合”也不能只在理、工各自范疇內進行。事實上，理、工之間的融合有著廣闊的空間，但這種融合一定是帶有學科特色、有目的性的融合，而非為了融合而融合。
《中國科學報》：高校如果要推進理工之間的融合，需要在評價機制上作出怎樣的調整？
姜斌：理科與工科的性質不同，評價方式當然也應有所不同。
比如，對于理科來說，論文發表無論何時都是評價學者工作成效的重要標準之一，我們不能“唯論文”，但不能完全舍棄論文。事實上，至少在理科領域，特別是偏基礎研究的領域，學者所發論文的水平是衡量學者學術水平的重要標準之一。至于如何科學評判其論文水平，則要建立相對完善的小同行評價機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于工科而言，問題要相對復雜一些。
首先，論文發表對于工科教師考核同樣具有意義，但重要性有別于理科教師。相比之下，教師的科研成果解決的是實際工程問題，或者是申請專利、轉化應用、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乃至于解決“卡脖子”問題、推動所在行業發展……在評價工科教師學術水平時，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應該超過其論文發表情況。
當然，除了不同點外，兩者的評價標準有些是共通的。比如，理科和工科的研究對象雖然不同，但對于學者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以及針對其中關鍵核心問題的研發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這需要我們的評價標準能透過科研成果，發現教師的這些“核心競爭力”。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能夠將這些理工之間共通的標準加以有效利用，也能夠產生一種橋梁作用，促進彼此間的融合。
《中國科學報》：你一直在強調“融合”的概念，比如不同學科、專業間的融合，以及理工之間的融合，那么在教學與科研之間是否也應該相互融合？
姜斌：這是當然的。高等教育領域，教學與科研融合是大勢所趨，對此我們不應有任何疑問，但從實踐層面看，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比如，近年來，國內高校紛紛提高對教學的重視程度，增加教學在教師工作中的考核比重。對于高教領域仍存在的“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而言，這樣的改革調整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說正當其時。
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種傾向——有些高校出現了一批“純教學型教師”，即完全不做科研，將所有精力都投入教學。有些高校對此頗為鼓勵，甚至設立“純教學崗”。
在我看來，高校是否應該出現“純教學型教師”，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如果教師不進行科研，如何掌握相關學科領域的最前沿進展？如果老師對這些進展和內容都不了解，如何指望學生能學到最前沿的知識？
相比于“純教學型教師”，我認為高校更應設立的是“教學為主型教師”。此類教師也從事一定的科研工作，但從事科研的目的在于為教學服務。這種模式相對更合理一些。
“剛柔相濟”方令人信服
《中國科學報》：你長期從事與飛行器故障診斷以及容錯控制相關的研究。在很多人看來，飛行器這樣的精密設備不應該出現錯誤。你是如何理解“容錯”這個詞的？
姜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臺機器能保證在任何時候都不出差錯，飛行器這樣的精密儀器也是如此。因此，我們的研究就是要保證系統在剛剛出現異常，但還未到嚴重狀態時，采用一些軟硬件的手段將其控制住；即便不能完全控制，也要采取各種方法保證系統的基本穩定性，從而確保飛行器能夠安全返航。
這有些類似于高校管理。
在一所高校的日常運作中，出現“故障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一套完美無缺的內部組織和管理機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因此，我們的關注點應該更多放在出現問題時，在系統整體穩定的基礎上，以最小的代價做好“修復”。
這牽扯到兩個層面——如果只是一些表面問題或局部問題，及時修正或在原有制度基礎上進行小的修補即可。此類問題不必過度反應，否則反而會影響系統整體的穩定性。
然而，一旦意識到出現的問題并不簡單，甚至涉及一些系統性痼疾，則需要當機立斷，進行整體性機制改革。有時，即便高校內部結構沒有問題，但當外界的經濟社會環境出現變化時，也要及時調整政策。這樣的改革考驗的并不僅僅是洞察力，還有遇到相關情況時決策的科學性和果斷性。
《中國科學報》：在日常工作中，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寬容的人嗎？
姜斌：在學生眼中，我應該是一個學術上很嚴格、生活上很寬容的人。至于對學校的管理，我覺得這同樣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單選題。高校管理要留出一定的政策彈性，比如對于某些教師的管理措施，要區分教師的某些行為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之過，并采取不同的態度對待。
相比于很多社會機構和企業組織，高校是一個有溫度的地方。這種溫度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體現在師生的日常管理，特別是教師的管理上。高校的人事管理要有“剛”的一面，對于觸碰教師職業底線的行為，要毫不客氣地采取鐵腕措施；而對于一些特殊情況，高校管理也要展示“柔”的一面。“剛柔相濟”才能令師生信服。
《中國科學報》：在教師評價考核標準的制定方面，你通常會把握怎樣的尺度？
姜斌：標準的作用是為了確定底線，同時激勵教師更加努力，這是制定標準的一個基本前提。基于此，標準的制定就要和目前教師群體的主體水平保持一個恰當的距離。
打個比方，一個好的標準要設置在大家助跑十幾米，努力一跳就能達到的程度。如果教師群體中的大部分人付出了很多努力，仍不能達到要求，這樣的標準除了“淘汰”教師、給教師群體增加不必要的壓力外，不會產生任何積極意義；反之，如果標準定得太低，普通人能夠輕易達到，其激勵作用也就無從談起。
總之，高校的內部管理涉及每一位普通師生的切身利益，不管是評價標準的制定還是人事制度的制定，都需要在尊重底線的基礎上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間，才能保證高校管理在保持嚴肅的同時，彰顯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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