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想過嗎，總有一天你們也會死的？”
“老師，我們每天都想死。”
王云嶺話音剛落，一個女生立馬起身回復。看著對方認真的神情，他意識到，這不是玩笑。
“你們都這么想的？”臺下齊齊點頭，七嘴八舌地附和：“老師，我們太累了，課又多、壓力也大”、“每天都在忙，但根本不知道在‘卷’什么”、“活著到底為了什么？”……
王云嶺一時語塞。這位濟南大學政法學院教授、華人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學會副理事長，愈發清晰感受到，更多年輕人正在被“空心病”吞噬：他們情緒低落，喪失了對生活的興趣，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活著。
這不是一個人的覺察。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原副主任徐凱文曾調查發現，北京大學一年級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中，40.4%的學生認為人生沒有意義。
“人生有何意義？這正是死亡教育要回答的根本問題。”王云嶺告訴《中國科學報》，人總有一死，怎樣不虛度這短暫一生，是每個人的必修課。然而，在偏見與質疑聲中萌芽的死亡教育，正如“房間里的大象”，正處于左右為難的境地。
最欠缺的一堂課
“前途光明的年輕人，為什么會選擇自殺，或者傷害他人呢？”
時間退回2005年，看著新聞上時有出現的大學生自殺事件，時任山東大學基礎醫學院教師的王云嶺，心里說不出的難受，他意識到，大學生需要一堂課來認識、理解、敬畏生命。
幾乎同一時間，400多公里外的北京大學，時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的陸杰華也注意到了死亡。
“我長期關注老齡健康研究，1998年起開始做‘中國老年健康調查數據’，發現老年人總會經歷從健康到不健康，再到死亡的過程。”陸杰華告訴記者，2005年，他們在調查中增加死亡問卷，并將死亡原因、臨終狀態等議題納入死亡問卷中，率先將“善終”劃入老齡健康研究的范疇。
不同的社會現象，指向了同一個被長期回避的話題——死亡。
王云嶺向學校提議，開設一堂專門討論死亡的課程。這不是突發奇想，早在2000年，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胡宜安就開設了《生死學》選修課，成為國內首個探路者。
而大洋彼岸，20世紀50年代就已掀起“死亡覺醒運動”，1963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羅伯特·富爾頓正式將死亡教育引入高等教育體系，80年代末，相關學術文章又陸續引入我國。
然而，這無法撼動我國“樂生惡死”的文化根基。
“死亡教育？難道教學生怎么自殺嗎？”學校想了又想，還是把他的申請擱置一旁。王云嶺不愿放棄，“等悲劇真的發生在你我身邊，再干預就來不及了。”
他回到所在的基礎醫學院。“醫學生們有更現實的需求，比如接觸大體老師（醫學界對遺體捐贈者的尊稱）時，難免會有恐懼心理。”王云嶺不厭其煩地解釋死亡教育的必要性。
“可以開這門課。”王云嶺沒來得及高興，對方又潑了盆冷水：“但死亡教育四個字太直白了，會誤導學生，得改。”王云嶺再退一步，那就叫“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只要能開課，他不怕折騰。
“我們不敢談死，卻總有一天不得不面對死亡。”王云嶺無奈道，死亡教育就像“房間里的大象”，長期被集體回避、忽視，成了當代人最欠缺的一堂課。
王云嶺決定做出改變，盡管他也忐忑萬分：會有學生選這門課嗎？如果人不夠，課程會不會又被取消？
這次，現實給了他驚喜。“秒空！”王云嶺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120人的名額瞬間報滿，“學生們對死亡也是充滿好奇的。”這讓他信心倍增。
2006年，《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正式在山東大學基礎醫學院拉開序幕，2013年被評為山東省精品課程，2015年起上線多個在線教育平臺，至今線上累計學習人數超30萬。
名為談死、實為論生
“爸爸媽媽，我以前經常惹你們生氣，對不起。雖然我已經去世了，但是希望你們不要難過，死亡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事情。”
這不是真正的遺書，而是王云嶺收到的一份課堂作業。
“我們常說‘向死而生’，怎樣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不如先行一步，走到人生終點回顧自己的一生。”王云嶺發現，大多人往往只談論別人的死，而從不考慮自己或親人的離去。
“人為什么不敢談論自己的死亡？”他參考了恐懼管理理論：人類依靠世界觀、自尊與親密關系抵御死亡焦慮。其中，自尊的作用尤為關鍵——通過回顧生命中的“高光時刻”，確認自己沒有“白活”。
如何通過一堂課，讓學生們敢于直面死亡？王云嶺犯了難。再三考慮，他決定從死亡的定義入手。
“什么是死亡？”他拋出第一個問題，臺下火速搶答：心跳、呼吸、血壓、血氧飽和度……沒有一個是王云嶺想要的答案。
“是你們離死亡更近，還是我離死亡更近？”他更進一步，課堂炸開了鍋，夾雜著零星笑聲。
“一定是我嗎？”王云嶺耐心地等著學生思考。
“自殺”“猝死”“意外事故”……越來越多的可能性蹦了出來，學生們慢慢意識到，這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
討論聲漸漸退潮，看著一張張擰著眉頭的臉，王云嶺接著問：“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你會怎樣寫遺書？”
“我和一個很愛的人過了一輩子”、“請不要叫醒我，讓我再睡一會”、“向天再借五百年”……五花八門的答案背后，暗藏著學生們對生命的思考。
“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死亡意識的喚醒’。”王云嶺希望學生明白，“死亡”遠不止是冰冷的醫學名詞，它與衰老、失能、臨終關懷緊密相連，是每個人終將面對的人生結局。
這遠遠超出了醫學對“死亡”的界定。
“死亡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事件，更是一種社會，身體，心理和精神事件。”陸杰華嚴肅地說，2017年，他在北京大學開設《死亡的社會學思考》，從社會結構、人口變遷、個體化趨勢等社會學視角，引導學生思考死亡、臨終與喪親對個體情感的沖擊，以及社會關系的重構。
《死亡的社會學思考》課程（陸杰華供圖）
2018年，一位社會學系的學生旁聽一學期后，次年又選修了這門課。“我問他原因，原來是幼時父親去世的經歷讓他對死亡有了特別的關注。”也有學生告訴陸杰華，“這門課關于死亡統計測量和人口學的數據分析，直觀地顛覆了我對死亡的模糊想象，死亡成了亟待理性思考的社會事實。”
陸杰華希望從探討死亡、喪親等話題開始，讓學生們逐步共情他者、思考死亡，未來面對親人或自己的臨終時，能夠從容且勇敢面對。
“我國死亡教育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伴隨社會轉型期的種種問題發展壯大。”陸杰華指出，其最終目的是改變態度和行為，把對死亡的恐懼變成對生活的熱愛。
走出校園的“生死課”
“你都沒死過，怎么能講好‘生死課’？”圍繞死亡教育，質疑從未停止。
講課、互動、小組討論，教室里的“生死課”確實玩不出更多花樣。怎樣讓學生們深刻理解人生與死亡？王云嶺陷入沉思。
很快，機會來了。
2017年，他收到了一通特殊的信息——濟南市第二殯儀館的社工蘇建在網上看到了“生死課”，主動聯絡，希望能將課堂搬進殯儀館。
二人一拍即合。在自愿參與的前提下，王云嶺精心設計了活動路線：告別大廳、守靈間、骨灰存放處，最后來到遺體化妝間、遺體冷藏間、遺體火化間等核心區域，在講解員的陪同下，給學生們足夠的心理緩沖。
但走馬觀花式的參觀依舊是“紙上談兵”，王云嶺決定更進一步。
參觀結束，回到告別廳，一場特殊的告別儀式正在上演：哀樂低回，一個“逝者”安放于中央，悼念者依次獻上菊花、慰問家屬，并在引導下閉目靜坐。待音樂結束，令人驚訝的一幕出現——“逝者”竟然睜開了眼睛，坐起身來。
這是蘇建和王云嶺別出心裁設計的體驗活動：《醒來》。當一個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猝然離世，在遺體告別儀式上，由學生扮演的“逝者”、親友、送行者等角色都會想些什么：是壯年離世的惋惜？未竟事業的遺憾？人生虛度的懊惱？還是被拋下的一家老少的哀痛？
“我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離開這世界。”活動結束，不少學生淚流滿面，“我們還活著，真好”
《醒來》體驗活動（王云嶺供圖）
“這樣的體驗可以讓學生們感受到，死亡是真實的、近在眼前的。”而為了避免負面影響，王云嶺還特意設置了心理撫慰環節，令他欣慰的是，多年來從未出現學生無法“出戲”的情況。
“如果我比你們先去世，你們會怎么辦？”王云嶺后來得知，有的學生和父母打了一晚上電話，第一次開誠布公地探討死亡，“我們還去看了骨灰盒存放處，想到我最愛的人以后也會出現在這里，我才真正感覺到死亡如此殘忍。”
除了殯儀館，還有一個地方淋漓盡致展現了生命的脆弱——安寧療護病房。
“原來這里不止老年人，還有不少中青年人，甚至兒童。”當陸杰華帶領學生走進安寧療護病區，看著年齡相仿的人躺在病床上，學生們的面色逐漸凝重，“黃泉路上無老少，這類真實體驗是‘死亡教育’必不可少的環節。”
交流環節，陸杰華發現學生對“死亡”的思考維度也在擴展：AI復活、數字遺產、寵物殯葬服務，殯葬從業者的“職業污名化”……死亡教育正在連接起更廣闊的社會現實。
“我們講死亡不是為了美化或者隔離它，而是讓大家思考怎樣讓有限的生命更有意義。”陸杰華說，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死亡”，死亡教育應當走出校園，邁向社會。
趕走“房間里的大象”
“我1964年出生。離死亡應該還有一段距離。但是聽了這門課，我將會更加珍惜生命。”這是一條《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慕課下的評論。
面對當前愈演愈烈的空心病、倦怠感和意義危機，更多人逐漸意識到死亡教育的緊迫性。然而在校園中，“死亡”依舊是諱莫如深的話題。
“要不要開一門‘死亡課’”、“會不會造成不良影響”、“課程名中能不能出現‘死亡’”……在華人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學會中，王云嶺時常能聽到不少高校老師“吐槽”：想主動申請一門“死亡課”，卻屢屢被學校拒絕。
“現在開設死亡教育的高校數量大約四五十所，雖然數量有所增長，但整體占比依舊很低。”王云嶺十分無奈。
難道經過20多年探索，學校還不理解死亡教育的價值嗎？
現實并非如此。
“我在準備山東省的‘開學第一課’時被特意叮囑，生命安全教育的用語一定要謹慎，可以說‘自傷’，但千萬別提‘自殺’。”王云嶺嘆了口氣，時至今日，盡管不少學校紛紛意識到死亡教育的重要性，但在課程開設方面，仍舊持保留態度，或者以“生命教育”張冠李戴。
死亡教育的天平兩端，一頭是日益嚴峻的社會現實，一頭是避之不及的教育體系，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平衡？
這不是一所學校的責任。
“死亡教育應該從小開始，循序漸進。”陸杰華舉例稱，比如藏在幼兒繪本中的死亡隱喻：一朵花的枯萎、一片樹葉的飄落、心愛寵物的離去……“孩子們能潛移默化地感知，生命都是有始有終的，并接受這一自然規律。”
死亡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應貫穿從學前啟蒙到高等教育的各個環節。此外，殯儀館、安寧療護病房等特殊場所的實踐也同樣關鍵。
王云嶺以上海為例，作為我國安寧療護服務最普及的城市之一，盡管構建了以248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3家綜合性醫院為基礎的安寧療護機構網絡。但在2024第六屆上海國際護理大會上，一項研究指出：目前上海市社區護士接受死亡教育專業培訓的比例不高，死亡應對能力處于中等水平。
“專業人員面對死亡尚且存在恐懼心理，更何況普通人。”王云嶺一臉嚴肅，“整體而言，目前我國死亡教育做得還遠遠不夠。”
而要補上這堂人生必修課，離不開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近年來，《尋夢環游記》、《入殮師》、《三悅有了新工作》等影視作品將“死亡”帶到公眾視野，“死亡咖啡館”等多樣化線下空間也應運而生，為談生論死提供更富足的土壤。
如果說人生是一場攀登，站上巔峰，也是站上死亡的斷崖。
“死亡教育就像一把‘降落傘’，能緩解我們直面人生終點時的恐懼與無助。”陸杰華說，而唯有直面死亡的深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這正是死亡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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