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里，剛入學不久的本科生正在借助世界尖端科研設備，探索生命科學的未知奧秘；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以下簡稱“港科大〔廣州〕”），15名大二在讀本科生自發組建團隊，參加國際基因工程機器大賽，憑借亮眼表現斬獲金牌；南方科技大學為大一新生開設了《人工智能與應用》通識課程，從不同學科維度拆解AI技術應用場景，在思維碰撞中逐步提升學生的跨學科認知與實踐能力……
當下，新型研究型大學競相涌現。這些大學打破了傳統邊界，不斷推動高等教育從“知識傳授”向“價值創造”轉型發展，正成為牽引新一輪高等教育變革的“新引擎”。
育人模式創新：瞄準“復合型創新人才”
雖然父母更傾向于讓兒子去一所“傳統”重點大學，但高考一結束，黃宏達還是堅定地選擇了南方科技大學。兩年過后，黃宏達更加明確了這就是自己想要讀的大學——多元評價機制、書院制與導師制結合培養人才、推行去行政化保障“教授治學”……細數學校一樁樁新舉措，都令他既滿意又收獲滿滿。
黃宏達也在學校靈活的培養體系下，找到了感興趣的學習方向。“學校很早就開始實施彈性學制，境外交流獲得的學分也可認定。”他參加了國外交流項目并收獲不少新體驗，“提前或延遲畢業，起初讓我很迷茫，因為大家習慣了按部就班拿學分畢業。但現在，我可以根據自己的節奏，安心去參加國外交換項目或到大廠實習，不再被固有的時間框架束縛。”
調研發現，南方科技大學跳出了傳統“標準化專業人才”培養的窠臼，把培養目標鎖定為“復合型創新人才”：既有堅實專業根基與廣博學科視野，又具備審辯思維、系統整合能力和終身學習的韌性；既能解決復雜問題、擁有創新創業精神，還應厚植家國情懷、具備全球勝任力。系統設計與智能制造學院便是其中典型，采用項目引導式教學評價取代傳統考試評價：學生組建團隊并在真實問題場景中學習、設計與思考，形成知識與能力并行發展的成長曲線；教師團隊共同制定評估標準，每周圍繞教學與項目進行共創研討，使教學成為持續思考和知識更新的過程。
這種多元化的成長路徑，正是新型研究型大學育人模式的一大亮點——不僅打破了傳統“標準化專業人才”的培養框架，還通過小班教學、完全學分制和彈性修業路徑，構建特色培養體系。這種模式不僅讓學生在面對復雜問題時能夠不斷提升能力，還為他們在學術、創新和就業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南方科技大學已連續4年在Emerging全球大學就業力排行榜中位列內地高校第8位；在麥可思研究統計的2024屆本科生升學、就業數據中，上海科技大學更以84.3%的深造率位列全國高校首位；港科大（廣州）首屆“紅鳥項目”碩士畢業生中，近六成選擇赴境內外一流高校繼續深造，其余多數流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中孵化出的十余家初創企業已漸具規模。學生與家長、市場與行業，正在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育人革新“蓋章認證”。
組織架構變革：從傳統院系到彈性組織
假期與高中同學聚會時，大家會各自分享就讀于不同大學不同專業的感受。而就讀于港科大（廣州）的本科生徐畫常常不知從何開口——他所就讀的學校，既沒有傳統的學院，也沒有專業，而是采用了一種全新的“樞紐（Hub）—學域（Thrust）”結構。這就像一臺和別人不一樣的“操作系統”，讓徐畫每次都得解釋半天。
而這，恰恰是港科大（廣州）校長倪明選引以為豪的地方。“用‘樞紐’和‘學域’取代傳統的‘學院’和‘學系’學術架構，可推動學科交叉融合，促進新興學科和前沿學科發展，這在全球高等教育界是一項創新舉措。”據倪明選介紹，學校在本科階段施行“2+2”的通識專業融合制度，學生在前兩年沒有專業，也沒有完全固定的課程計劃。取而代之的是學校推出自由選擇的“課程知識模塊超市”——把學科、專業課程統統切成最小知識單元，使學生能夠根據興趣和職業發展需求，像拼樂高一樣，在一對一導師的指導下自由組合“學習套餐”。
這種看似“另類”的架構，卻帶來了全新的學習體驗。徐畫選擇主修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專業，卻因大一修讀的生物學課程，對合成生物學產生了興趣，并有機會參加全球最大的合成生物學競賽——國際基因工程機器大賽。
“一開始抱著體驗的心態去嘗試，沒想到最后能站到國際舞臺上。”徐畫回憶，盡管競賽以生物學為核心，但需要的遠不僅是該學科知識——數學建模、社會調研、科普推廣和網站搭建等多領域能力，都涵蓋其中。“學校的靈活人才培養模式，讓我與團隊獲得了各個學域的老師和學長學姐指導，能較為便捷地跨專業學習知識并獲取資源。”徐畫興奮地說，“我們的項目立足于真實存在的環境問題，不僅獲得了年度金牌，也有可能在未來落地！”
這種教育鏈與產業鏈的緊密聯通，正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另一大優勢。調研組看到，距離校園不遠處，就是港科大（廣州）的產學研用創新區。該創新區以AI技術策源核、產教科教融合創新園、粵港澳青創示范園、數字化未來產業孵化園組成“一核三園”的建設架構，主要面向人工智能、新材料、微電子、生物醫藥和智能制造等領域，與學校的4大樞紐、16個學域高度呼應。學校師生做出的科研成果，一旦具有產業化的市場價值，創新區就能馬上對接，并提供后續的落地輔導。
新型研究型大學逐漸打破組織邊界，資源配置更加靈活，協同機制前置內嵌，科研與教學、學術與產業、校內與校外之間的界限也正在被重新劃定。
評價機制轉型：從單一指標到多元成長
在今年西湖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學生代表胡爍怡分享了三年來的就讀體驗：“學校給予我們足夠的時間、空間和包容度，為我們創造利于成長的環境，賦予我們試錯的底氣。”胡爍怡的話，正體現了西湖大學本科教育的特色。
調研發現，西湖大學對本科教育的培養設置是：兩年通識教育加兩年專業教育，學生在大二第一學期末，才會開始正式考慮“專業選擇”。即使完成了選擇，也并不意味著因此而受限，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方向和發展動態，申請更換學術導師。
雖然僅招收了四屆本科生，但西湖大學已以高度多元化的學生評價制度引人矚目。學校對本科生培養方案是“一人一策”“一人多導”。對西湖大學的教師們來說，他們更看重的是學生具有喜歡提問并動手解決問題的特質。
教師評價體系的革新則更是直指“五唯”的痼疾。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表示，“教師的薪酬、考核、職稱評定從不與論文數量掛鉤，取而代之的是更‘硬核’的評價標準——研究是否瞄準世界科學前沿？是否推動了所在領域的實質性突破？”
評價的重心也由“量”轉向“質”，讓教師在學術探索和人才培養中找到真正的動力。“西湖大學采取的是PI制（項目負責人制），我們新入職的年輕學者也能擔任PI，可以自行決定實驗室怎么組建、研究什么方向，這意味著我們和資深教授在學術上都是平等的。而且學校是采取國際小同行評議，也不用擔心論資排輩搞關系，關鍵還是看有沒有真本事。”一位辭去海外教職入職西湖大學不久的年輕教師向調研組表示，他對這里的工作和生活很滿意，學校的教師評價制度與長期支持計劃，讓他有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學校目前已面向全球選聘了兩百多位博士生導師，90%以上都是從海外直接引進。
文化生態構建：塑造新大學精神氣質
郭奕龍去年受聘成為港科大（廣州）的教師，來到學校后，他發現辦公室的“鄰居”均來自不同學科。“所有教師辦公室都是隨機分配的，而不是按照傳統的學院和系別安排，學校文化是推動學科交叉融合，鼓勵不同學科教師多交流。”
“教授治學”是南方科技大學的核心辦學理念，“教授會”擁有建議權。一名教授向調研組表示，他認為學校在多元共治方面的探索，不僅是一種制度安排，更是一種文化立場——尊重不同角色的價值，讓多元聲音碰撞，使大學在戰略定位、資源引入、社會聯系等方面獲得更廣泛的支持。
調研發現，新型研究型大學普遍建立起非科層式的扁平化組織結構。黃楠本科畢業于南方科技大學，博士階段選擇了西湖大學，她認為這兩所學校最吸引人的共性不光是研究條件優越，更在于都擁有去科層化與鼓勵跨界的文化氛圍。
新型研究型大學正在努力構建一種“開放式創新”的文化生態，將大學放進更廣闊的社會網絡中去理解與運行。福耀科技大學將學校定位為“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耦合”的交匯點，推進與龍頭企業的共建共育、共研共享。深圳理工大學則將“共創文化”寫入章程，從學生社團到科研平臺、從課程共建到社區服務，倡導一種橫向連接、共擔共治的育人氛圍。新型研究型大學在深化產學研用融合、構建開放協同創新生態等方面越來越展現出優勢，并不斷將大學塑造為社會創新與公共價值生成的活躍節點。
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徐飛認為：“新型研究型大學打破傳統邊界，通過科教融匯、產教融合、全球協作，以顛覆性理念重構知識生產模式，以科技賦能重塑教育生態，并推動高等教育從‘知識傳授’向‘價值創造’轉型。”
追問：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小而精”模式的可持續挑戰。“小規模、高質量、國際化”是許多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目標設定和追求的核心特質。然而，重塑一流人才培養的路徑背后往往需要高度依賴外部資源的可持續投入。一方面，這些學校生均成本居高不下，學科覆蓋面又相對有限；另一方面，社會捐贈與政府專項經費雖能支持重點項目，但對廣口徑的交叉學科、長期性的基礎教學和成長型評價機制，則往往顯得捉襟見肘。一旦外部資源配置出現波動，原本作為優勢的“小而精”，反而容易演變為“難以承受之重”。
制度創新的“接口難題”有待突破。制度創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區別于傳統大學的關鍵抓手。但調研發現，新型研究型大學在實際運行中往往容易遭遇“形式上新、實質上舊”的路徑依賴。一方面，內部治理結構雖趨于扁平，流程設計上也更具彈性，但在關鍵事項上仍需對接傳統的行政審批、預算撥款、學位認定體系，創新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受限；另一方面，為了符合學科目錄、申報要求或行政慣例，一些高校的新興交叉平臺不得不“回歸傳統”，在組織設置、學科命名上調整，拆解為傳統一級學科以適配既有目錄和審批流程，影響“快速組隊、敏捷攻關”的組織優勢發揮。此類制度“接口難題”還有不少，需要更多配套性改革的支撐。
評價機制的“雙軌運行”增加成本消耗。許多高校在內部倡導“多元評價”“長周期考核”“過程性激勵”，但在外部現實中，依舊不得不接受傳統的“學術GDP”式指標導向——論文數量、項目額度、人才稱號等依然是資源分配與學術晉升的“硬通貨”。調研發現，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教師在成果產出中也常有是否符合指標需求之惑；不少學生在校內通過跨界課程、項目制學習積累了豐富的成長經歷，但在學位認證和學科評估中仍需“貼標簽、填代碼”，將成果重新歸入傳統框架內。這樣的“雙重接軌”讓學校始終處于搖擺狀態，不僅增加了制度協調成本，也削弱了育人邏輯的連貫性，影響教育模式創新。
展望：以融合創新引領未來
當前，在全球知識經濟浪潮與新一輪科技革命交織并進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正面臨深刻變革。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應瞄準未來國際高端人才市場，自主培養大量兼具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型人才，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新型研究型大學要以全新動能有效激活我國高等教育融合創新發展，有力支撐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戰略布局。
借高校分類改革東風，做牽引高等教育融合創新的“新引擎”。高校分類改革的目標，不但要讓不同類型高校找到合理定位，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共創發展。推動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并與產業需求緊密對接，新型研究型大學已經蹚出一條新路。應通過產業運作與市場機制，打通研究型、應用型和技能型院校之間的連接，構成“知識生產—技術轉化—技能應用”的生態鏈。比如同城的南方科技大學可與深圳技術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協同發展，南方科技大學聚焦量子計算、新材料等基礎研究領域，研發成果通過聯合實驗室向深圳技術大學與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輸出，轉化為智能制造、微電子等應用型專業課程體系，最終通過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與相關企業的“雙師制”培養，形成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教育閉環。這樣，不同類型院校能更好實現錯位、協同發展。
面向全球挑戰，做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人才的“新引擎”。應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學與海外高水平大學及研究機構共建聯合實驗室、共設學位項目，幫助學生在多元文化中提升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成為具備全球視野的創新型人才。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碳中和科技等前沿方向，可率先探索設立跨國“微學位”，并積極參與構建以創新價值、技術突破與政策影響力為核心的國際人才評價體系，使畢業生不僅具備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創新能力，也能在國際組織、跨國企業中發揮重要作用，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建立長周期、貢獻導向的評價機制，做牽引高等教育機制創新的“新引擎”。應進一步發揮新型研究型大學靈活的辦學及管理機制優勢，以及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評價機制優勢，并牽動更多高校在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中進行更多探索。國家層面在對新型研究型大學評估時，應更加關注其在攻克“卡脖子”技術、推動產業升級、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等方面的實質貢獻，逐步淡化論文數量、項目經費等量化指標。在學校層面，應完善“代表性成果”評價機制和“一人一策”成長檔案制，支持教師開展長周期、跨領域研究，鼓勵學生參與自主課題、創業實踐和學術間隙年探索，讓“敢于創新、包容失敗”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制度底色與文化基因。
（作者：光明日報聯合調研組，調研組成員：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陳先哲，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教育創新與實踐研究所副研究員朱俊華，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秦琴，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教育創新與實踐研究所研究員馬近遠；本報記者趙婧、季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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