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北京150多公里的河北省保定市，一座開館剛一個月的博物館每天放票后幾分鐘就售罄，館內每兩周一次的公益講座也是一票難求，游客不僅有河北地區的，還有來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如此熱度，已經超出了該館名譽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的預期。
這座博物館的來歷有些特別，它是保定市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共建的中國古動物館分館，也是有著900多萬人口的保定市的第一座自然博物館——中國古動物館（保定自然博物館）。因其依托于古脊椎所建立，豐富的藏品和展品資源讓它成為目前亞洲規模最大的自然科學類專題博物館。
美國博物學家、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曾說：“人類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生物學需要，即融入大自然，并與其他生命形式相關聯。”周忠和相信，對大自然的好奇和探索是這座博物館能吸引這么多游客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僅僅是對自然界生物多樣性抱有熱情是不夠的。”周忠和認為，一座好的自然博物館還要提供科學敘事、審美展示和人文關懷。
中華猛龍標本。胡珉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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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動物館（保定自然博物館）。古脊椎所供圖
博物學與自然博物館
“自然博物館的英文名是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而Natural History的意思就是博物學。”
1月31日，中國古動物館（保定自然博物館）報告廳里，周忠和作了一場有關自然博物館從何而來又將向何處去的科普報告。
許多人不知道，自然博物館是因博物學而誕生的。博物學是對自然的記述、系統的解釋，而自然博物館給了博物學一個集中展示的空間。
“自然博物館和博物學家有很深的淵源，他們為今天的自然博物館和科普事業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周忠和介紹說。
在德國柏林自然博物館（亦稱洪堡博物館），有德國科學家、自然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制作的數千種、數萬件標本，其中包括大量的新物種，它還深刻地影響了達爾文；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由英國博物學家歐文擔任首任館長，館內收藏了許多達爾文采集的標本……
在中國，法國神父、博物學家韓伯祿創立了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前身——徐家匯博物院；同樣是法國博物學家的桑志華創立了天津自然博物館的前身——北疆博物院；中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發起創建了北京自然博物館……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常有觀點認為博物學是‘過時’的學問。”周忠和指出。
被稱為達爾文之后最偉大的博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幾乎用自己的一生去印證博物學的“永恒性”，這種永恒正是源自人類的“親生命性”。
在他的帶動下，博物學又開始發揮它的社會影響力，特別是在人類遭遇氣候危機、生物多樣性危機的背景下，人們呼喚博物學的回歸。
“在當下，自然博物館應當成為弘揚博物學理念的重要陣地，而博物學的復興又能成為推動自然博物館發展的動力。”不過，周忠和提到，無論是博物學還是自然博物館，都需要融入更多的科學態度。
事實上，在19世紀的歐洲，博物學的巔峰時代孕育出了現代科學，催生了生命科學、地球科學等諸多學科分支。“到了現代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對于博物學的詮釋，除了要滿足人們對于自然現象認識的熱情需要外，還要展示其科學性和思想性的一面。”周忠和談到，比如“綜合進化論”，它融合了自然選擇理論、遺傳學、古生物學等多學科知識，為的是向人們解釋這個五彩繽紛的自然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變成今天的樣子的。
對自然博物館而言，化石是講述這個深度故事的重要載體。
以“演化”為主線的博物館
周忠和說，美國芝加哥大學演化生物學家杰里·科因在他的著作《為什么要相信達爾文》中有過一段生動的論述：地球上的生命故事書寫在巖石之中，可惜這本“歷史之書”已經被撕碎揉爛，僅存的幾頁也散落四方，然而它終究還在那里，最為重要的部分還清晰可見，古生物學家則是不知疲倦地拼湊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演化證據……
通常在自然博物館中，除了地質、現代生物的展陳外，古生物也會占據一席之地，尤其是恐龍和一些大型哺乳動物的骨架，都是最吸睛的存在。但由于化石的稀缺性，古生物展品的數量、規模往往都不是最大的。
中國古動物館（保定自然博物館）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以化石為載體，集中普及古生物學、古生態學、古人類學以及演化論知識的專題博物館。“它以演化為展覽主線，展示了從魚到人的全部過程，科學的邏輯性和完整性是非常高的。”古脊椎所副研究員、中國古動物館（保定自然博物館）學術副館長趙祺告訴《中國科學報》。
展陳的起點是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到了“遠古海洋”展廳，重點講述脊椎的現身、頜的出現、由水到陸的生命變革。
四足動物登陸后主要分成了兩大支，一支是爬行動物，一支是哺乳動物。在“恐龍帝國”展廳，以中生代為主要舞臺，講述了恐龍家族在三疊紀出現后，經歷侏羅紀發展壯大，白堊紀高度分化，其中一支演化成為今日藍天的主人——鳥類的發展歷程。
白堊紀末期的生物大滅絕事件結束了中生代的恐龍紀元，哺乳動物從恐龍的陰影下走出，迅速開枝散葉。在“哺乳新生”展廳，展示了躲過浩劫的哺乳動物在新生代輻射演化的過程，以及人類崛起逐漸直立行走的過程。
從魚到人長達5億多年的演化史中，發生過多次重大節點事件，生命就是通過一次次節點事件得以躍升。趙祺說：“如果你仔細看展覽就會發現，這里展示了許多這樣的節點事件，它們串聯在一起，就是一本脊椎動物演化的‘教科書’。”
值得一提的是，這座自然博物館還設有一個特別展廳：滅絕之殤。它不僅展現了60多種已滅絕生物的形象，更通過對入侵生物和動物制品的展示，闡述生物入侵給我國本土生物物種多樣性帶來的嚴重威脅，揭示出人類對大自然和生態系統的傷害，啟示人們保護生物多樣性任重道遠。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物學文化研究者劉華杰曾經提到，博物學不只是觀察和開列清單，它同時提供情懷、世界觀和人生觀。對此，周忠和十分贊同，“自然博物館應該關注人文與社會問題，比如全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保護等問題，也可以運用新技術警示人們更多自然的原始狀況以及遭受破壞的現狀”。
讓自然博物館“活”起來
縱觀全國，各地的自然博物館建設并未完全普及。趙祺特別提到，目前并不是每個省份都有省一級的自然博物館，有些省級自然博物館脫胎于原來的地質博物館，藏品和展品比較缺乏系統性。另外，大部分自然博物館仍停留在展示豐富多彩的標本層面，很少挖掘、提升背后的科學和人文內涵，這是自然博物館發展初級階段的特點。
趙祺解釋，這一現狀背后的根源是由于國內絕大多數自然博物館缺乏研究館員和科學研究作為支撐，“這就等于切斷了自然博物館的生命線”。在國外，自然博物館的標本收藏、科研和展示三者是互為支撐、缺一不可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標本的更新升級以及布展的科學性。
“未來國內自然博物館的發展，需要博物學家或者科學家的深度參與，無論是提供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還是參與策展、講解或是科普研討等。”周忠和強調。
古脊椎所所長鄧濤介紹，中國古動物館（保定自然博物館）建館之初就樹立了“學術立館”的工作導向，確保館內藏品的多樣化、豐富化、系列化，并且把生物演化與人類起源的最新科研成果通過一個個展覽推向公眾，使其成為一個“活”的博物館。
科普，是古生物學這門基礎學科發揮社會功能最重要的陣地。趙祺表示，中國古動物館（保定自然博物館）作為古脊椎所最重要的一個科普窗口，不僅有一線科研人員的參與，還將把研究生、博士生的培養與博物館科普結合起來，壯大并延續這支隊伍。
《中國科學報》 (2024-02-09 第4版 文化)本文鏈接：這座一票難求的博物館到底“牛”在哪兒http://m.sq15.cn/show-11-292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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