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 馮戀閣 實習生肖文旸 廣州報道
近年來，數字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熱點，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腳步也逐漸加快。
今年5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41.5%。
數據跨越不同邊際的充分流動將成為支撐國際貿易活動、促進跨國科技合作、推動數據資源共享的重要驅動。據麥肯錫預測，到2025年，全球數據流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11萬億美元。
今年兩會期間，“解決數據跨境流動問題”首次作為加大吸引外資力度的舉措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數據跨境流動中的痛點、難點及解決之道，也成為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數據跨境首入報告，發展有何難點痛點？
近年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隨著數據安全領域的“三駕馬車”——《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落地、生效；《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展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相繼出臺，我國從在頂層立法上，為重要數據、個人信息等出境需求，確立了多樣跨境流動方案。
不過，雖然目前我國數據跨境傳輸制度的頂層體系基本完善，但落實到實踐工作中仍存在規定不夠細化、國際接軌不足、基礎設施建設未完善等問題。
詳細合理的規則配套是數據要素實現安全高效流通的基礎。多位代表委員在提案中對盡快制定切實可行的數據跨境實踐規則表達了關切。
全國政協委員、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李丹在其提案《關于加快構建透明、有彈性的數據跨境管理制度體系的提案》中指出，當前數據跨境領域的規則相對而言比較宏觀，各地區、各行業主管部門在數據安全的邊界、安全體系的評估及等級認定、違規責任認定等方面的考慮并不相同。此外，數據跨境規則落地后的過渡期存在一定的空白或不足、數據跨境合規和審批要求的預期并不夠明確等也是行業關注的重點。“這些問題都需要更高層級的機制進行協調。”李丹指出。
數據跨境流動監管在國際上并沒有形成完全統一的規制模式，因此，加強國際合作，完善跨地區、跨國界的規則和平臺銜接，也是發展痛點。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上海市委主委邵志清也在其提案《關于建設國家高水平數據開放平臺的提案》中表達了對數據跨境和數據領域的國際合作缺乏的擔憂。
“一方面，數據跨境和數據領域的國際合作缺乏統一平臺；另一方面，國際高標準數字經貿規則尚未有效對接。”邵志清認為，我國與新加坡咨詢通信媒體發展局、企業發展局和中國——東盟信息港合作對接數據管理框架（DMF）、跨境數據流動合作范本（MCC）等跨境數據管理框架及新加坡數據保護信任標志（DPTM）等對接和互認，與歐盟數據保護委員會通過個人信息保護體系（BCR）認證等已形成的國際慣例與國內數據出境管理事前審批模式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導致國內數據市場與國際相對隔離。
數字經濟向前，更需要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的高質量發展。
國家數據局局長劉烈宏在第二屆全球數字貿易博覽會時指出，據估算，數據基礎設施每年將吸引直接投資約四千億元，帶動未來五年投資規模約兩萬億。
邵志清認為，我國目前存在國際數據基礎設施和要素配置能級不匹配的問題。他指出，目前我國的重要數據要素“樞紐”，對比海外一流的數據樞紐城市，在國際海光纜的接入量、帶寬能級、網絡質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國際化數據中心規模、智能化算力資源服務能力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席高佩璇也提到，當前，跨境電商、流媒體、跨境游戲等行業對跨境數據傳輸具有較高要求。“在算力中心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尚未完善的情況下，數據無法高效地發揮作用，從合適的渠道流向需要的地方。”她指出。
專家建言：建立數字基礎設施、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隨著數據要素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對數據跨境流動的探索也成為了各國搶占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高地的關鍵。當前，我國應如何突破數據跨境流動中面臨的諸多難點，駛上高速發展之路？
針對國內規則相對模糊的問題，李丹建議，在整體框架設計下，各個法規以及相關指引可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出，以便企業妥善組織相應資源，達到合規效率、效果最大化。
在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看來，未來可以逐步開展國家數據跨境安全流通試點工作，探索建立非重要數據的白名單制度。“對經過中央網信辦、相關行業主管部門等多部門聯合認定的非重要數據，可依托各地數據交易所進行安全評估審查，通過合規評估流程后允許場內跨境流通，并設立國家數據跨境安全快速審查通道，構建國家級的跨境數據樞紐節點。”
數據要素市場發展日新月異，多位代表委員建議，應積極探索更多元、更豐富、更有彈性的數據跨境流動國際合作路徑。
2020年9月，我國發起《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呼吁各國加強全球數字治理、網絡安全合作，共同促進數據安全。李丹建議，應倡議為基礎，進一步參與構建全球性、區域性的雙多邊數據互惠合作機制，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外資企業“引進來”提供便利。
“下一步，應建設國家高水平數據開放平臺，作為窗口代表國家參與國際數據流通與合作。”邵志清指出，要打造一批國家級集約化功能性數據樞紐平臺與跨境數據交易系統，落實RCEP等雙邊、多邊國際協定成員國在工業、跨境電商、數字文娛等數字貿易行業的合作等。
他還提到，應考慮以完善、靈活的制度為數據跨境活動保駕護航。建設“國際數據規則先導區”，不斷迭代深化“制度+技術”雙重保障，通過場景探索布局離岸功能型數據中心建設；建設司法部涉外商事糾紛跨境法律援助、科技部國際科研大數據服務、商務部服務數字貿易新業態發展等專業功能平臺。全面參與國際數據治理規則互認和談判，建設“行業國際數據碼頭”。
針對數字基礎設施的問題，邵志清表示，可以梳理和估算國際算力需求規模和建設對標符合國際市場規則需求的特殊功能數據區，如打造全球數據樞紐平臺、生成式人工智能算力平臺等功能性數據智算中心，為智能智造、高端航運、智能網聯汽車、生物醫藥等行業高質量數據集和大模型訓練提供便捷支撐。
多地探索先行先試，大灣區如何建立數據跨境“橋頭堡”
數據跨境越來越頻繁地在規則、文件中出現，各地實踐也在陸續展開。根據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不完全統計，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均在探索地方性的突破。
上海于2020年8月組建了臨港新片區跨境數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全球化的數據流通、存儲、治理、加工、應用和安全服務。今年年初，《上海市落實〈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的實施方案》發布，在數據跨境流動和國際數據合作方面提出了許多改革試點舉措。兩會期間，上海臨港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黨工委副書記袁國華在回應記者問題時表示，將加快跨境數據的一般數據清單和重要數據目錄的編制、加快對接DEPA、CPTPP等高標準經貿規則、加快跨境數據的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以服務各類企業更便利地推動各自跨境數據業務發展。
北京則于2023年7月發布《關于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進一步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實施意見》，提出要探索數據跨境流通，積極參與數據跨境流通國際規則和數據技術標準的制定，重點推動企業開展數據跨境流通業務合作；支持海淀區等建設北京數字貿易港，支持朝陽區建設北京商務中心區跨國企業數據流通服務中心，支持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臨空經濟區建設數字貿易試驗區，推進數據跨境流動國際合作。
作為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具有“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區位特色，也存在聯通國際數據流動的發展潛力。
廣東已將“數字灣區”建設作為數字廣東建設的先手棋和主戰場，以率先打造世界級“數字灣區”為目標，全面推動“數字灣區”建設。
近年來多項政策文件對探索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予以支持。去年6月，《關于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發布；12月，《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指引》。《合作備忘錄》各方將在國家數據跨境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安全規則，以期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此次發布的《指引》被視為《合作備忘錄》的配套文件，將進一步助力粵港數據流動向前推進。
“大灣區數據流通打破了地域和行業的限制，加速了產業融合、科研創新、產業鏈優化、新興產業發展，將為大灣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常駐大灣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桑達無線軟件測試組技術主管陳淑賢指出，應當發揮深圳前海、河套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及其承載的國家級重大平臺政策優勢，加快試點數據跨境流動，探索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數據特區”，規劃建設離岸數據中心，作為算力出海、數據跨境橋頭堡。
本文鏈接：兩會觀察 | “數據跨境”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今年重點工作在哪？http://m.sq15.cn/show-2-35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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