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李德尚玉 見習記者雷椰 實習生朱潤秋 巴庫、北京報道
近期，《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9次締約方大會(COP29)正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辦。新集體量化資金目標（NCQG）成為本次大會的重點議題之一。
然而，新集體量化目標（NCQG）談判進展較為緩慢。NCQG議題上仍存在爭議和關鍵問題需要解決，特別是在氣候資金獲取、化石燃料支持條款等方面。NCQG目標的達成進展如何？目標是否真的可以實現？在COP29期間，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蔚藍地圖創始人馬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如果不能采取非常決然的措施去減排的話，那么1.5℃目標真的很快就要夭折。由于復雜的因素和博弈過程，新集體量化資金目標（NCQG）達成協議難度仍然較大。希望能借鑒中國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和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和實踐，力爭通過氣候行動達成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多重目標。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蔚藍地圖創始人馬軍
1.5℃目標面臨夭折風險，降碳擴綠仍需落實
《21世紀》：關于《巴黎協定》的1.5℃目標你有什么看法？
馬軍：我認為如果不能采取非常決然的措施去減排的話，那么1.5℃目標很快就要夭折。從現在到2030年，想要達到1.5℃目標，必須要實現全球減排43%。聯合國相關機構的結論是，按照當前的進展和各國承諾，沒有可行的路徑能夠實現1.5℃的目標。氣候變化關乎人類生存，但現實中還是存在重重障礙。
與此同時，技術創新引領的減排潛力巨大。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掌握著強大的可再生能源制造能力和研發能力，可以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重大貢獻。如果大家攜手合作，加速減排進程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在未來，我們仍需探討如何可持續且負責任地開發和應用資源，確保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長兩倍，達到原來的三倍目標。
《21世紀》：新集體量化資金目標（NCQG）是這次大會的重點議題之一，經過一系列的談判，全球融資目標是否在有效推進中？有沒有可能達成這個目標？
馬軍：這次設定融資目標的挑戰非常大。相較于之前經過漫長等待才實現的“每年1000億美元”的機制，這次提出的目標更加宏大。今年，大家可能達成了一些原則性的安排。然而，這個目標可能與之前設定的1000億美元目標類似，不容易輕易實現。西方國家也提出了一些策略：首先，在政府提供資金基礎上，通過多邊機制籌集資金，同時將私營資本和慈善基金納入其中；其次，將一些不在傳統發達國家范圍內的國家納入考慮，這將涉及一些國家特別關注的問題，比如，如何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的“共同但有區別”原則。中國也闡述了對這一問題的立場，表示愿意繼續通過南南合作等機制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由于這些復雜的因素，協議的達成將涉及許多博弈過程，達成協議本身已經很難，而協議的落實過程將更加艱難。
《21世紀》：提升應對氣候變化能力，資金和技術是關鍵支撐。2016年以來，中國提供并動員項目資金超過1770億元人民幣，有力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在大會上，不同國家對于這個量化的數字產生了什么反應？
馬軍：中國給予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贏得了很多參會者的認可，而且參會者期待來自中國的支持能夠在未來發揮更大作用，但在中國提供資金幫助的形式上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也在工作中親身感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具有多重需求，除了資金需求，他們還需要中國生產加工的能力、研發的能力、管理治理的能力等。
《21世紀》：目前我們還是面臨很重的減排的任務和目標，在推動碳達峰、碳中和方面還有哪些建議？
馬軍：我最為關注的是具體落實問題，落實《巴黎協定》需要大規模減排，不能再依賴末端治理手段，而需要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以及生產生活方式。面對全球多重挑戰，資金和能力都不充分，需要協同推進。我作為聯合國協同氣候行動和SDG目標的專家組成員，在COP29分享了中國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和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和實踐，希望能夠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提供借鑒，力爭通過氣候行動達成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多重目標。此外，工業直接和間接排放占比達到60%以上，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重中之重，特別是上游的“高碳”環節，建議通過測算披露、目標設定、減排行動和績效評估等一整套體系，切實加速工業行業的達峰和脫碳。
實現高碳行業減排需要構建全球的數據基礎設施
《21世紀》：在實現全球凈零排放的過程中，對能源轉型金屬（如鋰、鋁、銅）的需求預計將大幅增長。COP29期間，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與國際環保機構聯合發布報告《轉型金融助力高碳排行業綠色低碳轉型（鋼鐵篇）》。在能源轉型的關鍵金屬方面蔚藍地圖做了什么工作？
馬軍：不論是發展動力電池、光伏還是風電，都需要從全球采購關鍵金屬（比如鋰、鈷、鎳），但礦業開發具有很大的地緣政治的壓力。我是巴黎和平論壇發起的全球負責任轉型金屬委員會的委員，在交流研討中我分享了中國通過大規模監測的發布，信息的公開，提升全社會的認知，運用市場化手段實現污染治理進展的經驗。委員會在COP29發布的全球轉型金屬報告中，第三條建議就是構建全球轉型金屬的數據基礎設施。我們最新開發了轉型金屬地圖的第一代產品，同時，我也受邀參加聯合國和其他機構的多個委員會或專家組，在這些平臺上分享中國的經驗和解決方案，特別是在數字化方向取得的進展。
《21世紀》：我們正在關注中國整個ESG的信息披露情況，目前上市公司的整個ESG披露情況達到了60%左右。在ESG披露這方面，國際上的質量、標準和中國有什么樣的差距？或者國際和中國要怎么在ESG披露方面形成統一？
馬軍：當前，中國對ESG披露高度關注，尤其是國資委對最大一批央企ESG披露的要求，釋放出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信號。此外，越來越多的企業深入參與到全球產業鏈中，感受到市場的要求正在提高，市場期待企業有更好的可持續發展表現。我們可以看到水漲船高，企業對于ESG披露的關注在不斷增加。
然而，國內企業的ESG披露在質量方面還需要提升，關鍵數據非常欠缺。僅憑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是不夠的，還需要更細致的數據來支撐供應鏈方向、金融方面的綠色轉型要求。生態環境部正在引領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在過去三年中，生態環境部一直在推進《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辦法》。各省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平臺，到目前為止已有9萬家企業被列入名單，這些企業都在我們的追蹤范圍之內。已經可以看到6000多家重點企業開始披露碳排放數據，其中一些并不屬于碳市場履約企業范圍。今年以來，我們也參與了由中國環科院牽頭的企業溫室氣體披露指引的編制工作，希望更能夠協助更多企業規范開展碳信息披露。
《21世紀》：現在有很多第三方機構給一些企業做碳核查，但是數據的質量可能會參差不齊，你如何看待第三方機構評估數據質量？如何看待企業上報數據過程中出現錯誤的現象？
馬軍：數據質量問題至關重要。碳市場履約企業的核算過程尤為嚴格，企業必須具備相應的能力和資源，才能完成此項工作。上市公司和大型企業一方面應加強自身的核算和披露能力，一方面可以依托專業機構提供第三方服務提升數據質量。
對于廣大中小型企業，多數以自愿披露為主，有條件的企業也可以借助第三方服務，還應盡可能可以借助大數據手段進行核算驗證，以便高效低成本地提升數據質量。
我們的數字化溫室氣體核算工具，設立了五個數據質量分級，未達到最低標準的數據不得在平臺上進行公開披露，僅可作為內部參考資料。我希望數據核算工作能夠朝著自動化方向邁進，以逐步提升效率，降低核算披露的驗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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