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盧陶然 李德尚玉 北京報道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也是《巴黎協定》通過10周年。在我國正式公布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前，中國、歐盟曾共同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圍繞全球氣候治理明確七大合作方向，承諾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會議（COP30）前提交2035年NDC。
如今距離COP30開幕不足一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資金與技術上的分歧待解，雄心與行動之間的鴻溝依然顯著。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歐洲作為全球綠色轉型的重要引擎，能否攜手引領方向，為困頓中的多邊進程注入確定性，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25年年會期間，歐盟亞洲中心主席、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埃里克·索爾海姆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專訪。索爾海姆曾深度參與全球環境事務，親歷了全球環境治理數十年的變遷，他長期關注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發展領域取得的成就。
索爾海姆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面對共同的地球危機，轉向合作共贏是唯一出路。綠色轉型已不再是昂貴的道德選擇，而是蘊藏著商業機會的經濟必然。中國通過自身實踐成功地將綠色科技成本降至可普及水平，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全新的發展路徑。
中歐合作共塑氣候領導力
《21世紀》：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背景下，中歐為何能率先達成氣候共識？
索爾海姆：當前全球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之一，是美國的政策不可預測性。在此背景下，中國、歐盟以及印度等主要經濟體，最有能力成為引領全球轉型的關鍵力量。十年前，歐洲在環境技術和管理上明顯領先于中國，而如今中國已在多個綠色領域實現反超。雙方并非競爭關系，而是互補共進。中歐已在多個層面開展務實合作，未來更需在技術共享、標準協同與自然保護等領域深化協作，共同發揮領導力。
《21世紀》：中歐的合作模式能否復制到COP30南北國家資金與技術分歧的解決中？
索爾海姆：關鍵在于思維轉變。綠色轉型不是成本負擔，而是巨大的經濟機遇。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產業鏈，供應全球90%的太陽能光伏組件，正是將綠色發展視作商業機會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若繼續將時間消耗在向歐美爭取資金上，只會錯失良機。
以非洲為例，轉向太陽能發電不僅有利于環境，更可降低用電成本——這得益于中國推動光伏成本下降近八成所帶來的全球紅利。中國推動太陽能價格大幅下降，企業間的激烈競爭進一步拉低了成本，這為未來綠色增長開辟了一條全新路徑，與過去依賴煤炭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
《21世紀》：你對將于巴西貝倫召開的COP30有何期待？
索爾海姆：巴西總統盧拉推動此次大會在貝倫舉辦，核心是希望聚焦亞馬遜雨林保護。我認為貝倫大會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強化雨林保護的關注度。如今，巴西的雨林保護已重回正軌，森林砍伐率大幅下降。全球第二大雨林國家印度尼西亞的森林砍伐率也大幅降低，幾乎降至零。因此，我認為聚焦雨林保護將是貝倫大會的核心議題。
《21世紀》：距離COP30的召開不足一月，為何歐盟沒有提交新一輪NDC？
索爾海姆：目前來看，歐洲處境艱難——領導力嚴重不足，政治領導人更迭頻繁，缺乏穩定性。通常引領歐洲的大國是德國，德國如今面臨諸多國內問題，難以發揮引領作用。歐洲需要更有力的領導力，否則將在綠色轉型中步履維艱。
推動中國綠色企業走出去投資
《21世紀》：中國正在制定“十五五”規劃，你對其中的氣候相關規劃有何期待？
索爾海姆：綠色發展必將成為中國“十五五”規劃的核心內容。
中國目前已擁有全球獨一檔的綠色產業生態系統。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是全球新能源汽車最大的生產國，每兩秒就能生產一輛，任何國家都難以與之競爭。在綠色發展的各個領域，中國的經濟體系已遠超其他國家。
但這種優勢不能僅停留在中國生產、全球出口的層面，我們必須讓中國巨大的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球，唯一的途徑就是推動中國企業更多地走出去投資，同時未來還需進一步擴大外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參與度，同時增加中國對外投資。
《21世紀》：發展中國家氣候適應資金缺口高達2150億美元/年。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綠色項目及南南合作基金推動綠色基建，未來如何優化資金分配機制，確保最脆弱國家優先受益？
索爾海姆：歷史表明，我們目前建立的全球多邊機制效率低下、進展緩慢，而當前推動世界發展的核心力量是投資。因此，最重要的是讓中國綠色企業走出去投資。這些投資正在向當地轉移技術、助力綠色發展，這才是關鍵。如果一味依賴低效的全球機制，進程會非常緩慢。但聚焦綠色投資，就能大幅加快步伐。
不過，氣候適應領域難以通過市場機制推進，需要全球機構的介入。對于越南、印度尼西亞、盧旺達等治理有序的發展中國家，在太陽能、水電等領域的投資應交給市場、商業力量，這樣資金效率會高得多。
《21世紀》：針對“新集體量化資金目標（NCQG）”，你認為中國可提出哪些兼具雄心與可行性的方案？
索爾海姆：我認為，中國聚焦共建“一帶一路”下的對外投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絕佳機制。中國可通過該倡議在這些國家投資太陽能、風能、水電、抽水蓄能、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等領域。這一過程中，中國既能轉移技術、提供資金，最終也能通過打造以中國為核心的更大市場實現共贏。
《21世紀》：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已成歐盟政策焦點。中國新能源產業如何通過標準互認減少壁壘，同時避免“低價傾銷”質疑？
索爾海姆：我認為CBAM不會對中國企業構成重大阻礙，因為中國在環境領域已處于領先地位，反而可能對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造成更大影響。
歐盟推出這一政策旨在推動本土鋼鐵、水泥產業綠色轉型，自然無法同時容忍來自環境標準較低國家的競爭。但歐盟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想阻擋低標準產品進入；另一方面，當中國推出高質量產品時，比如中國電動汽車，其能效、電池技術和科技含量均優于歐洲汽車，歐盟卻試圖將其擋在市場之外。這種“既拒低標準產品，又拒高標準領先產品”的做法，顯然完全是不合理的。因此，歐盟推出的CBAM后續為阻擋比亞迪、宏光MINI、吉利等中國電動車企業進入而采取的措施，對歐洲綠色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21世紀》：當前，一些市場對ESG理念持懷疑態度。應如何構建更具韌性、更可持續且能經受市場考驗的體系？
索爾海姆：我認為ESG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全球每個大型企業都應努力達到這些標準。但遺憾的是，現行的一些標準制定得過于復雜和官僚化，淪為在系統中打勾填表的形式主義，這導致中小企業根本無力承擔合規成本。大企業雖然負擔得起，但這種做法實際產出有限。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聚焦核心實質的體系。以蘋果公司為例，作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評判標準應聚焦于蘋果是否竭盡全力確保其數據中心采用綠色能源，是否全力推動供應鏈綠色轉型。關鍵在于聚焦實質性問題，而非糾結細枝末節。當體系抓住重點時，ESG理念的生命力才會更加旺盛。
（視頻剪輯：見習編輯陳澤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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