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中國畫院在程十發美術館推出“海上名家研究系列”又一個大展“我的路——張迪平藝術回顧展”。
今年是張迪平進入上海中國畫院擔任畫師59周年。策劃這次展覽，我沒有按歷史發展順序展開，而是把張迪平最近20多年來的花鳥畫創作作為第一個單元來呈現，以突出她在當代花鳥畫藝術上的新追求。
“意境最難言”
2001年，張迪平同時將水仙花、雞冠花、向日葵與和平鴿作為她花鳥畫創作的系列研究對象。這些被描繪對象的基本色分別為綠、紅、黃、白，似乎意味著她對色彩表現出濃厚興趣。其實不然，張迪平思考的是新世紀的花鳥畫在傳統與現代藝術的融合中如何表現出思想的深度。
在傳統文人畫中，花鳥畫是畫家“托物言志”的載體。水仙花在畫中常以歲朝清供之物出現，但是在張迪平筆下描繪的卻是另一番景象：一叢叢水仙花在山石溪流中怒放，遒勁老辣的葉子裹挾著嬌嫩的花朵在寒流中抗爭，不畏風暴，不懼激流，遠景群山起伏，黑云沉沉。她將案頭清供的水仙花畫成了野外生長得風生水起的大花鳥，賦予了時代的審美新意。朱屺老說：“立意須高，有意境。意境最難言，是個胸襟與眼界問題。”張迪平的大寫意水仙花映照出畫家胸中的大格局，拓展了花鳥畫藝術的新語境。
在和平鴿系列中，鴿子與花卉在畫中的角色是平等的、相輔相成的。《瑞氣云集》（2004年）可謂張迪平花鳥畫中的巨制，滿幅的雞冠花像跳躍的火苗，染紅了自身，也映紅了天空。一群白鴿棲身于花下，在黑土地的襯托下顯得悠然安逸。而在《和平·百合》（2009年）中，用淡墨勾出的白鴿與用焦墨畫成的黑鴿、百合花則成為抽象構成的元素，黑與白的穿插與避讓，令我想到克利的抽象油畫《城郊公園L》，在看似隨意的布局中卻有著嚴謹的秩序，或許還隱含了某種哲理。
談起張迪平的向日葵系列，很多人會把她的作品與凡·高的畫聯系起來，因為兩者在情感表現上確實有相通的地方，她用點筆畫天空畫土地，與凡·高的短筆觸有著同工異曲之妙，但是在心理訴求及藝術趣味的追求上是迥然不同的。張迪平畫的向日葵擁有紅、黃、綠等各種色調，無拘無束的筆墨中洋溢著歡樂的童趣。只有一件例外，那就是《葵之靈》（2013年）。在這件三聯畫中，每一幅只畫兩株向日葵，頂天立地地站立，碩大的葵盤垂下腦袋，漸現干枯衰敗之態，獨一無二的黑、白、灰三色帶著某種暗示，是生與死的轉折，夕陽余暉的一聲嘆息，抑或死而后已的奉獻。此種復雜的情感表達在張迪平的花鳥畫中極為罕見。一直反對平涂的她卻在畫的背景上相當認真地把背景涂得均勻干凈。她極富現代感的水墨形式賦予了當代花鳥畫新的語境。
對生活的獨特理解，是張迪平藝術靈感的源頭。《清泉流長》（2017年）、《曲水春曉》（2018年）和《溪澗有聲》（2019年）是三幅豎向的水墨畫，張迪平用頓挫有力的線條、單純又豐富的墨色把景象描繪了出來。在《溪澗有聲》中，畫面上部的空白劃過幾道疏朗的線條，一只鴨子將點點水花撲騰在白底子上，頃刻把這塊空白變成了映照在河面的白云，與莫奈的睡蓮有著某種共情之美。
中國傳統繪畫的大寫意與西方現代藝術的抽象表現甚為相似，張迪平的墨韻筆意感悟了八大山人的暢神，又蘊含了克利和米羅的天趣，對空間表現的手法、對透視維度的處理，都不乏獨到之處。張迪平的花鳥新語反映了花鳥畫藝術在當代和未來將要承擔起的角色。
人物畫貫穿一生
張迪平出生在溫州的一個藝術家庭，父親張明曹是魯迅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新中國成立后，她父親進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從事連環畫與國畫創作。父親有個習慣，總喜歡把連環畫的構思草圖貼在墻上，還時不時地與家里幾個孩子說一些欣賞繪畫的故事，這給當時讀初中的大女兒張迪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自從父親叮囑她“要畫速寫”后，附近的小菜場經常可以見到張迪平怯生生作速寫的嬌小身影。后來，張迪平利用暑假和晚上的時間到同濟大學陳盛鐸教授開辦的現代畫室去學畫。
張迪平18歲時創作的中國畫《媽媽變了樣》（1960年）對剛走上藝術道路的她起到了關鍵作用，巧妙的構思、生動的形象表明少年時期的她在造型能力和筆墨技巧上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該畫入選上海市美術作品展覽后，在《美術》《解放》《東風》等雜志畫刊上接連發表，并被遼寧省博物館收藏。同年，張迪平順利考入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本科中國畫系。
1965年畢業時，張迪平作為人物畫創作的新生力量被吸收進上海中國畫院。在此后的20余年中，張迪平一直將人物畫作為創作的主攻方向。
《永遠做人民的勤務員》（1977年）是張迪平人物畫創作的代表作，顯示出她已經擺脫了特殊時期人物畫創作的表現程式。《人勤手巧》（1980年）等作品，反映出她對生活的敏感捕捉和出手的胸有成竹。
改革開放后，張迪平的人物畫創作從現實主義的敘事轉向了紀實性的表現。也許是受程十發院長畫云南少數民族題材的影響，她作于20世紀80到90年代的人物畫也多以傣族婦女為主。不過，在生活體驗中，她有了自己的表現角度，在《母與子》（1987年）、《果園深處》（1987年）、《秋色融融》（1994年）等作品中，她以寫實的手法從司空見慣的生活細節中挖掘表現了母子間的舐犢之情。這些作品用筆粗獷，色彩渾厚，還吸收了油畫的某些表現手法，呈現出不一般的水墨畫趣味。
2007年的一次埃及采風，使張迪平孕育了一批新的人物畫。埃及干燥的氣候似乎并不影響她水墨淋漓的大寫意筆調，爽快的墨暈直接化為人物的衣袍和駱駝，又用帶墨的色塊繪出人物黝黑的面部。與描繪云南傣族姑娘的畫風相比，她顯然擺脫了紀實性的描繪而轉向詩意化的表現，畫面也趨于平面化。她跨越了自己的繪畫邊界，朝著未來探索。
張迪平曾對我說，她在人物畫上還有許多新的想法。我突然感到，在她的中國畫藝術中，好像只有人物畫是始終貫穿她一生的。
我行我道
20世紀80年代后期，張迪平的中國畫創作開始由人物畫逐漸轉向花鳥畫。從人物畫移情到花鳥畫，釋放了她內心積聚多年的能量，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她在荷花系列、松鼠系列等畫作中盡情施展了她的筆墨技巧和對色彩的喜好。
在經歷一陣創作的狂喜以后，張迪平靜下心來思考。“今后的路怎么走，關鍵不是畫什么，而是怎么畫，我也時時處在矛盾和思索之中。”這是她寫于2004年的一段內心獨白。在此后的20年里，她的花鳥畫創作進入了一個多維度、深層次的理性思考階段，而在藝術表現上則達到了隨心所欲、自由發揮的忘我境地。
張迪平的學藝道路注定了她的藝術靈魂是安放在現代中國畫上的。在上海中國畫院，她經常能夠看到前輩畫家當場揮毫作畫的全過程，尤與朱屺瞻、謝之光、張大壯、程十發接觸較多。程十發的造型能力、筆墨變化令她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說，張迪平同時接受了美術學院的科班教育和畫院師傅帶徒弟式的傳統授藝方式，因而在她的畫中，寫生與傳統是混為一體的。還因為她對雕塑的喜愛，雕塑的厚重感和外輪廓形的美感也被她用進水墨畫中。
張迪平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吸收方法也是獨具個性的。對于印象派，她不遵循色彩表現的冷暖關系，而著力于對色彩純度的提煉；她喜愛高更的用色，卻摒棄平涂的方法，傾情于色彩的主觀性運用，故而她敢于肆無忌憚地把向日葵畫成紅色、綠色，甚至黑色。
張迪平生性謙和低調，纖弱的身軀里卻有著強大的內心。我行我道，是她在時代變革中逐漸領悟的藝術真諦，也由此決定了她對古今中外的藝術所持的取我所需、為我所用的態度。她的“用”不是借用、挪用，而是吃透了、消化了別人的東西，再變成自己的藝術語言表達出來。21世紀以來，張迪平在花鳥畫上的一路探索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這也是她把畫展題目定為“我的路”的原因所在。
作者：朱國榮 本次展覽策展人、美術史論家
近日，上海中國畫院在程十發美術館推出“海上名家研究系列”又一個大展“我的路——張迪平藝術回顧展”。
今年是張迪平進入上海中國畫院擔任畫師59周年。策劃這次展覽，我沒有按歷史發展順序展開，而是把張迪平最近20多年來的花鳥畫創作作為第一個單元來呈現，以突出她在當代花鳥畫藝術上的新追求。
“意境最難言”
2001年，張迪平同時將水仙花、雞冠花、向日葵與和平鴿作為她花鳥畫創作的系列研究對象。這些被描繪對象的基本色分別為綠、紅、黃、白，似乎意味著她對色彩表現出濃厚興趣。其實不然，張迪平思考的是新世紀的花鳥畫在傳統與現代藝術的融合中如何表現出思想的深度。
在傳統文人畫中，花鳥畫是畫家“托物言志”的載體。水仙花在畫中常以歲朝清供之物出現，但是在張迪平筆下描繪的卻是另一番景象：一叢叢水仙花在山石溪流中怒放，遒勁老辣的葉子裹挾著嬌嫩的花朵在寒流中抗爭，不畏風暴，不懼激流，遠景群山起伏，黑云沉沉。她將案頭清供的水仙花畫成了野外生長得風生水起的大花鳥，賦予了時代的審美新意。朱屺老說：“立意須高，有意境。意境最難言，是個胸襟與眼界問題。”張迪平的大寫意水仙花映照出畫家胸中的大格局，拓展了花鳥畫藝術的新語境。
在和平鴿系列中，鴿子與花卉在畫中的角色是平等的、相輔相成的。《瑞氣云集》（2004年）可謂張迪平花鳥畫中的巨制，滿幅的雞冠花像跳躍的火苗，染紅了自身，也映紅了天空。一群白鴿棲身于花下，在黑土地的襯托下顯得悠然安逸。而在《和平·百合》（2009年）中，用淡墨勾出的白鴿與用焦墨畫成的黑鴿、百合花則成為抽象構成的元素，黑與白的穿插與避讓，令我想到克利的抽象油畫《城郊公園L》，在看似隨意的布局中卻有著嚴謹的秩序，或許還隱含了某種哲理。
談起張迪平的向日葵系列，很多人會把她的作品與凡·高的畫聯系起來，因為兩者在情感表現上確實有相通的地方，她用點筆畫天空畫土地，與凡·高的短筆觸有著同工異曲之妙，但是在心理訴求及藝術趣味的追求上是迥然不同的。張迪平畫的向日葵擁有紅、黃、綠等各種色調，無拘無束的筆墨中洋溢著歡樂的童趣。只有一件例外，那就是《葵之靈》（2013年）。在這件三聯畫中，每一幅只畫兩株向日葵，頂天立地地站立，碩大的葵盤垂下腦袋，漸現干枯衰敗之態，獨一無二的黑、白、灰三色帶著某種暗示，是生與死的轉折，夕陽余暉的一聲嘆息，抑或死而后已的奉獻。此種復雜的情感表達在張迪平的花鳥畫中極為罕見。一直反對平涂的她卻在畫的背景上相當認真地把背景涂得均勻干凈。她極富現代感的水墨形式賦予了當代花鳥畫新的語境。
對生活的獨特理解，是張迪平藝術靈感的源頭。《清泉流長》（2017年）、《曲水春曉》（2018年）和《溪澗有聲》（2019年）是三幅豎向的水墨畫，張迪平用頓挫有力的線條、單純又豐富的墨色把景象描繪了出來。在《溪澗有聲》中，畫面上部的空白劃過幾道疏朗的線條，一只鴨子將點點水花撲騰在白底子上，頃刻把這塊空白變成了映照在河面的白云，與莫奈的睡蓮有著某種共情之美。
中國傳統繪畫的大寫意與西方現代藝術的抽象表現甚為相似，張迪平的墨韻筆意感悟了八大山人的暢神，又蘊含了克利和米羅的天趣，對空間表現的手法、對透視維度的處理，都不乏獨到之處。張迪平的花鳥新語反映了花鳥畫藝術在當代和未來將要承擔起的角色。
人物畫貫穿一生
張迪平出生在溫州的一個藝術家庭，父親張明曹是魯迅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新中國成立后，她父親進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從事連環畫與國畫創作。父親有個習慣，總喜歡把連環畫的構思草圖貼在墻上，還時不時地與家里幾個孩子說一些欣賞繪畫的故事，這給當時讀初中的大女兒張迪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自從父親叮囑她“要畫速寫”后，附近的小菜場經常可以見到張迪平怯生生作速寫的嬌小身影。后來，張迪平利用暑假和晚上的時間到同濟大學陳盛鐸教授開辦的現代畫室去學畫。
張迪平18歲時創作的中國畫《媽媽變了樣》（1960年）對剛走上藝術道路的她起到了關鍵作用，巧妙的構思、生動的形象表明少年時期的她在造型能力和筆墨技巧上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該畫入選上海市美術作品展覽后，在《美術》《解放》《東風》等雜志畫刊上接連發表，并被遼寧省博物館收藏。同年，張迪平順利考入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本科中國畫系。
1965年畢業時，張迪平作為人物畫創作的新生力量被吸收進上海中國畫院。在此后的20余年中，張迪平一直將人物畫作為創作的主攻方向。
《永遠做人民的勤務員》（1977年）是張迪平人物畫創作的代表作，顯示出她已經擺脫了特殊時期人物畫創作的表現程式。《人勤手巧》（1980年）等作品，反映出她對生活的敏感捕捉和出手的胸有成竹。
改革開放后，張迪平的人物畫創作從現實主義的敘事轉向了紀實性的表現。也許是受程十發院長畫云南少數民族題材的影響，她作于20世紀80到90年代的人物畫也多以傣族婦女為主。不過，在生活體驗中，她有了自己的表現角度，在《母與子》（1987年）、《果園深處》（1987年）、《秋色融融》（1994年）等作品中，她以寫實的手法從司空見慣的生活細節中挖掘表現了母子間的舐犢之情。這些作品用筆粗獷，色彩渾厚，還吸收了油畫的某些表現手法，呈現出不一般的水墨畫趣味。
2007年的一次埃及采風，使張迪平孕育了一批新的人物畫。埃及干燥的氣候似乎并不影響她水墨淋漓的大寫意筆調，爽快的墨暈直接化為人物的衣袍和駱駝，又用帶墨的色塊繪出人物黝黑的面部。與描繪云南傣族姑娘的畫風相比，她顯然擺脫了紀實性的描繪而轉向詩意化的表現，畫面也趨于平面化。她跨越了自己的繪畫邊界，朝著未來探索。
張迪平曾對我說，她在人物畫上還有許多新的想法。我突然感到，在她的中國畫藝術中，好像只有人物畫是始終貫穿她一生的。
我行我道
20世紀80年代后期，張迪平的中國畫創作開始由人物畫逐漸轉向花鳥畫。從人物畫移情到花鳥畫，釋放了她內心積聚多年的能量，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她在荷花系列、松鼠系列等畫作中盡情施展了她的筆墨技巧和對色彩的喜好。
在經歷一陣創作的狂喜以后，張迪平靜下心來思考。“今后的路怎么走，關鍵不是畫什么，而是怎么畫，我也時時處在矛盾和思索之中。”這是她寫于2004年的一段內心獨白。在此后的20年里，她的花鳥畫創作進入了一個多維度、深層次的理性思考階段，而在藝術表現上則達到了隨心所欲、自由發揮的忘我境地。
張迪平的學藝道路注定了她的藝術靈魂是安放在現代中國畫上的。在上海中國畫院，她經常能夠看到前輩畫家當場揮毫作畫的全過程，尤與朱屺瞻、謝之光、張大壯、程十發接觸較多。程十發的造型能力、筆墨變化令她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說，張迪平同時接受了美術學院的科班教育和畫院師傅帶徒弟式的傳統授藝方式，因而在她的畫中，寫生與傳統是混為一體的。還因為她對雕塑的喜愛，雕塑的厚重感和外輪廓形的美感也被她用進水墨畫中。
張迪平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吸收方法也是獨具個性的。對于印象派，她不遵循色彩表現的冷暖關系，而著力于對色彩純度的提煉；她喜愛高更的用色，卻摒棄平涂的方法，傾情于色彩的主觀性運用，故而她敢于肆無忌憚地把向日葵畫成紅色、綠色，甚至黑色。
張迪平生性謙和低調，纖弱的身軀里卻有著強大的內心。我行我道，是她在時代變革中逐漸領悟的藝術真諦，也由此決定了她對古今中外的藝術所持的取我所需、為我所用的態度。她的“用”不是借用、挪用，而是吃透了、消化了別人的東西，再變成自己的藝術語言表達出來。21世紀以來，張迪平在花鳥畫上的一路探索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這也是她把畫展題目定為“我的路”的原因所在。
作者：朱國榮 本次展覽策展人、美術史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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