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將近，假期來臨，孩子們放假，打工人返鄉，大多數朋友都將度過一段輕松愜意、團圓喜慶的美好時光。然而在清朝，尤其是在乾隆年間的北京城，春節假期卻能讓人如臨大敵……
封印以后 官員不再理會治安問題
潘榮陛，大興人，乾隆年間做過京官，他在《帝京歲時紀勝》一書中寫道：“高年人于歲逼時，訓飭后輩謹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之諺。”每當到了年尾，北京老年人都會教育后輩，平常盡量別出門，出門一定要小心，因為街上有人搶東西。俗話說，二十七八，平取平抓，意思是在臘月二十七、二十八那兩天，不僅流行偷竊，而且流行搶劫。
愛新覺羅·寶廷，清朝皇族，生活在鴉片戰爭以后，中過進士，當過內閣學士，很有學問，寫過一首《都門歲暮竹枝詞》，描寫了春節期間北京丐幫光天化日搶東西的場景。詩曰：“乞丐年終橫且強，當街攫物意洋洋。果然捕務常嚴密，封印寬容也不妨。”到了年終，乞丐們變得豪橫起來，當街搶奪，得意洋洋。北京城的捕快平常工作嚴謹，可在年終封印以后，就啥也不管了。
富察敦崇，清末官員，著有《燕京歲時記》，詳細描寫清代北京風俗，其中一段話是這么寫的：“印封之后，乞丐無賴攫貨于市肆之間，毫無顧忌，蓋謂官不辦事，亦惡俗也。”年終封印，乞丐和無賴在市場明搶，進商店明搶，絲毫沒有顧忌，因為封印以后官員不再理會治安問題，這是北京的一大惡俗。
潘榮陛、愛新覺羅·寶廷、富察敦崇，這三個人身份不同，時代不同，但都在北京生活，都提到了年終的治安之亂，說明這在當時具有某種普遍性。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奇葩的普遍現象呢？原因就在于兩個字：封印。
封印一詞出現得很早 至少從唐朝就有
愛讀修仙網文的朋友肯定很熟悉“封印”，那是把法力封在體內，原有的功力無法施展。不過，古人所說的封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指的是官員把官印裝起來，不再辦公，既有下班的意思，又有休假的意思。
封印一詞出現得很早，至少從唐朝就有。公元839年，李商隱在弘農縣（今河南靈寶市）當縣尉，認為工作太累，太無聊，不符合他的人生價值，于是向上司陜州刺史請假，事后寫了兩句詩：“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荊山入座隅。”黃昏時分得到上司批準，把縣尉的官印鎖起來，最后再清點一遍囚徒的名字，從此進山當個隱士。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也說過封印。公元1072年，曾鞏在齊州（今山東濟南市）當知州，清明節放假，他出城踏青，寫詩抒情：“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由身。”假期里沒有公務，騎著牛到處游玩，知州和通判都把大印鎖起來，體驗到難得的自由自在。
無論是唐朝還是宋朝，官員們都有法定假期，但每個假期都不長，放假最長的春節也只有幾天，所以封印期很短。南宋風俗寶典《武林舊事》第三卷記載：“是日（除夕），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官員們在除夕那天封印，不再處理公務，到正月初三就要開印，也就是把官印拿出來繼續辦公。
清朝官員們的封印期 一年比一年長
然而在清朝，春節假期一下子擴充到二十天甚至一個月，所以官員們的封印期也變得很長。我們以《康熙起居注》為例，看看康熙在位時皇帝和滿朝文武何時封印、何時開印。
康熙十九年（1680年）臘月二十五封印，次年正月十七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年（1681年）臘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七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臘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二十三開印，放假約一個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臘月二十三封印，次年正月十九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臘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八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臘月十九封印，次年正月十八開印，放假約一個月……
康熙當皇帝時，官員封印長達二十多天，偶爾能有一個月的“年假”。到了乾隆年間呢？按吏部官員史珥《匯東手談》一書記載，每年臘月二十封印，來年正月二十開印，時長一個月。
不過，史珥的記載也可能不是常例，因為公元1759年元宵節那天，乾隆率領群臣吟詩聯句，最后一句寫道：“節過明朝逮開印，疇咨勤政共孜孜。”明天就是正月十六，君臣們該開印了，希望大伙一起努力把國家治理好。這說明1759年不是正月二十開印，而是正月十六開印。1798年正月十七，已經退位做太上皇的乾隆寫了一首開印詩：“開印由來撰吉朝，依然曉起肯逍遙。兩旬節事倏以度，何日曾忘望捷焦。”詩里說“兩旬節事”，意思是春節封印長達二十天，并不像《匯東手談》里說的每年都封印一個月。
到了清朝晚期，春節封印就真的長達一個月了。道光年間禮部侍郎周壽昌在《思益堂日札》一書中說：“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或十九，或二十一，要不出此三日。開印亦然。”周壽昌意思是說，道光年間的京官和地方官都是在每年臘月二十前后封印，來年正月二十前后開印，妥妥的封印一個月。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一個名叫許寶蘅的文人在北京當小官，封印之后寫詩紀事：“叩戶漸聞追酒債，揮毫著意寫春聯。曹司封印三旬假，準備巡游廠甸錢。”放了年假，在住處寫春聯，聽見門外敲門聲，那是店主在催收酒債。單位里放了三旬年假，準備去琉璃廠逛逛，尋訪一些古代錢幣。所謂“封印三旬假”，三旬就是三十天，仍舊是封印一個月。
官員封印 皇帝也要封印
對清朝官員來說，封印就等于春節假期開始，開印就等于春節假期結束，那么封印日期和開印日期究竟是誰來確定呢？這就需要讓一個特殊的機構登場，欽天監。
清朝的欽天監類似于現在的天文臺，負責觀察星象和推算歷法，只不過欽天監的迷信色彩比較濃厚，要根據天干地支為國家大事挑選所謂的吉日。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說：“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日期，照例封印，頒示天下，一體遵行。”每逢農歷十二月，欽天監就要從臘月十九、臘月二十、臘月二十一等日期當中挑選最吉利的一天作為封印日，再把這個日子昭告天下，全國官員一起照辦。
《大清會典》第二十八卷《禮部·儀制清吏司》記載得更詳細：“凡封印、開印，前期札欽天監，擇吉日，具疏，通行中外遵守。”每年臘月，禮部官員給欽天監發公文，讓欽天監挑選封印吉日和開印吉日，然后禮部官員奏請皇帝批準，通令全國官員照辦。
官員封印，皇帝也要封印，乾隆年間修編的《皇朝文獻通考》第一百四十三卷有一段《洗寶儀》，記載了皇帝封印的過程：“每歲封印日，洗御寶，內閣先期奏聞，至期，學士、典籍各一人，赴乾清門，接出洗畢，交內監收進。”每年臘月二十前后皇帝封印那天，由內閣大臣奏請，兩名近臣到乾清門迎接玉璽，洗刷干凈，交給太監收藏起來。
跟皇帝封印相比，官員封印更加熱鬧。齊如山先生《北平懷舊》和張次溪先生《北平歲時志》都寫過北京官員的封印儀式，大致過程如下：凌晨時分，衙門里的全體官員都要到場，其中一名官員負責清洗官印，用黃布包袱包裹，放到印盒里，供到公案上；衙門長官帶頭，率領大家到公案前行禮，三跪九叩首；與此同時，衙役們要在公堂外邊燃放鞭炮；放過鞭炮，磕過頭，衙門長官給印匣蓋上蓋子，系上包袱皮，貼上一張封條，或者在左右兩側貼兩幅春聯，一幅寫“封印大吉”，一幅寫“祿位高升”；印匣被送進倉庫，最后可能還有一場封印的宴席，合衙官員一起慶祝，喝得醉醺醺的，從此進入過年模式。
鴉片戰爭后，美國傳教士盧公明到福州生活，著有《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士的晚晴福州見聞錄》一書。這本書描寫了某年福州官員封印的壯觀景象：按照行政級別，各級衙門逐次封印，每當上級衙門封印時，下級衙門的官員都要到場，火炮聲、鞭炮聲、喧嘩聲響成一片，道臺衙門凌晨封印，州官衙門上午封印，輪到縣衙封印時，時間已經到了黃昏。
因為要放炮，要擺酒，所以封印得花錢。乾隆年間《漢陽府志》記載了漢陽府衙和漢陽縣衙的封印費用，其中府衙封印花八兩銀子，縣衙封印花四兩銀子。在乾隆年間《全州志》里，封印開銷是“四兩九錢八分”，將近五兩銀子。同樣是乾隆年間，《順天府志》里的封印開銷要多得多，順天府衙門封印一次要花費一百多兩銀子，按購買力折合人民幣在兩萬元左右，這大概是因為順天府管著北京城，財大氣粗的緣故。
放假期間不用處理公務 但卻不能離開崗位
官員們封印以后都干什么呢？往往不是返鄉探親，而是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燕京歲時記》說：“每當封印已畢，萬騎齊發，前門一帶擁擠非常，園館居樓均無隙地矣。”每年舉行完封印儀式，大小官員騎著馬去聚餐，前門一帶變得非常擁擠，所有飯館酒樓都被坐滿。
如前所述，清朝官員擁有二十天甚至一個月的春節假期，放假期間不用處理公務，但卻不能離開崗位。按《大清律例》規定：“凡官吏無故擅離職役者，笞四十。”官吏無故離開崗位，要抽四十鞭。春節期間，衙役、小吏、幕僚可以休假回家，但作為一把手的知縣、知州、知府們卻必須繼續待在自己的轄區里，如果膽敢離開轄區，私自回鄉探親，輕則挨鞭，重則丟官。
其實也不僅僅是清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都有類似的規定，這是因為古代交通落后，絕大多數官員又都是異地任職，假如北京人在江南做官，從江南回北京一趟就得半個月，回任又得半個月，所有假期都得花在路上，根本沒有跟親屬團聚的時間。所以，歷朝歷代的地方長官都喜歡帶親屬上任，把老婆孩子養在衙門里，過年一起過，卸任一起走。如果沒有把妻兒帶到任上呢？那就只能等到三年任滿以后才能團聚了。
為了“與民休息” 再大的案子也得開印后再辦
清朝還有規定，禁止官員在封印期間審理案件。如果有緊急軍情，官員可以奏報；如果有緊急災情，官員可以賑災；但是碰上案子，官員最多只能先把嫌疑人抓起來，不能像往常一樣登堂審理，再大的刑事案件也得放到開印以后才能辦理。為什么這樣規定呢？《清史稿·刑法志》解釋了緣由：與民休息。
清朝皇帝認為，官員審案時一定會盡可能地把相關百姓都關起來，想方設法索要賄賂（這是實情），如果官員一年到頭都在審案，那么老百姓一年到頭都要受牽連。例如乾隆年間，順天府永清縣（今河北省永清縣）封印以后，縣令仍舊讓衙役照常辦案，結果衙役們為了“自籌過年費”，有的上門抓賭，有的攔截單身旅客，把人鎖到旅店里，讓家屬拿錢贖人，還有的去商鋪索要“工食銀”，每家店鋪必須繳納幾兩銀子，搞得民不聊生。乾隆得知此事，大為震怒，要求全國州縣“封印時將票暫行繳銷，俟開印，差拘另行給票，違者將州縣官分別議處”（乾隆二十八年律令），意思是封印期間撤銷州縣官員的辦案權。從這個角度說，清朝長達個把月的封印倒不是為了讓官員休息，而是為了讓百姓能喘口氣。
可問題是，官員不再審案，治安就會變差。為此，乾隆在北京城內增設治安兵丁：“年節封印后，于城上設堆撥六處，各門各旗設堆撥一，每處設官二名，兵二十名，各委官校與步軍營堆撥相間看守。”（《大清會典事例》卷171）春節封印期間，城墻上加設六個堆撥，各城門設置一個堆撥，每個堆撥派駐兩名官員和二十名士兵。堆撥是滿語，意思是駐兵場所，清朝后期俗稱“堆子”，功能近似于現在的治安警亭。
這樣做有用嗎？也許有用，也許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因為清朝官員薪水極低，士兵薪水更低，衙役們則完全沒有薪水，那些在堆撥里值班的官吏為了籌措過年費，是有可能參與搶奪的。
春節將近，假期來臨，孩子們放假，打工人返鄉，大多數朋友都將度過一段輕松愜意、團圓喜慶的美好時光。然而在清朝，尤其是在乾隆年間的北京城，春節假期卻能讓人如臨大敵……
封印以后 官員不再理會治安問題
潘榮陛，大興人，乾隆年間做過京官，他在《帝京歲時紀勝》一書中寫道：“高年人于歲逼時，訓飭后輩謹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之諺。”每當到了年尾，北京老年人都會教育后輩，平常盡量別出門，出門一定要小心，因為街上有人搶東西。俗話說，二十七八，平取平抓，意思是在臘月二十七、二十八那兩天，不僅流行偷竊，而且流行搶劫。
愛新覺羅·寶廷，清朝皇族，生活在鴉片戰爭以后，中過進士，當過內閣學士，很有學問，寫過一首《都門歲暮竹枝詞》，描寫了春節期間北京丐幫光天化日搶東西的場景。詩曰：“乞丐年終橫且強，當街攫物意洋洋。果然捕務常嚴密，封印寬容也不妨。”到了年終，乞丐們變得豪橫起來，當街搶奪，得意洋洋。北京城的捕快平常工作嚴謹，可在年終封印以后，就啥也不管了。
富察敦崇，清末官員，著有《燕京歲時記》，詳細描寫清代北京風俗，其中一段話是這么寫的：“印封之后，乞丐無賴攫貨于市肆之間，毫無顧忌，蓋謂官不辦事，亦惡俗也。”年終封印，乞丐和無賴在市場明搶，進商店明搶，絲毫沒有顧忌，因為封印以后官員不再理會治安問題，這是北京的一大惡俗。
潘榮陛、愛新覺羅·寶廷、富察敦崇，這三個人身份不同，時代不同，但都在北京生活，都提到了年終的治安之亂，說明這在當時具有某種普遍性。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奇葩的普遍現象呢？原因就在于兩個字：封印。
封印一詞出現得很早 至少從唐朝就有
愛讀修仙網文的朋友肯定很熟悉“封印”，那是把法力封在體內，原有的功力無法施展。不過，古人所說的封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指的是官員把官印裝起來，不再辦公，既有下班的意思，又有休假的意思。
封印一詞出現得很早，至少從唐朝就有。公元839年，李商隱在弘農縣（今河南靈寶市）當縣尉，認為工作太累，太無聊，不符合他的人生價值，于是向上司陜州刺史請假，事后寫了兩句詩：“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荊山入座隅。”黃昏時分得到上司批準，把縣尉的官印鎖起來，最后再清點一遍囚徒的名字，從此進山當個隱士。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也說過封印。公元1072年，曾鞏在齊州（今山東濟南市）當知州，清明節放假，他出城踏青，寫詩抒情：“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由身。”假期里沒有公務，騎著牛到處游玩，知州和通判都把大印鎖起來，體驗到難得的自由自在。
無論是唐朝還是宋朝，官員們都有法定假期，但每個假期都不長，放假最長的春節也只有幾天，所以封印期很短。南宋風俗寶典《武林舊事》第三卷記載：“是日（除夕），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官員們在除夕那天封印，不再處理公務，到正月初三就要開印，也就是把官印拿出來繼續辦公。
清朝官員們的封印期 一年比一年長
然而在清朝，春節假期一下子擴充到二十天甚至一個月，所以官員們的封印期也變得很長。我們以《康熙起居注》為例，看看康熙在位時皇帝和滿朝文武何時封印、何時開印。
康熙十九年（1680年）臘月二十五封印，次年正月十七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年（1681年）臘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七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臘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二十三開印，放假約一個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臘月二十三封印，次年正月十九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臘月二十四封印，次年正月十八開印，放假二十多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臘月十九封印，次年正月十八開印，放假約一個月……
康熙當皇帝時，官員封印長達二十多天，偶爾能有一個月的“年假”。到了乾隆年間呢？按吏部官員史珥《匯東手談》一書記載，每年臘月二十封印，來年正月二十開印，時長一個月。
不過，史珥的記載也可能不是常例，因為公元1759年元宵節那天，乾隆率領群臣吟詩聯句，最后一句寫道：“節過明朝逮開印，疇咨勤政共孜孜。”明天就是正月十六，君臣們該開印了，希望大伙一起努力把國家治理好。這說明1759年不是正月二十開印，而是正月十六開印。1798年正月十七，已經退位做太上皇的乾隆寫了一首開印詩：“開印由來撰吉朝，依然曉起肯逍遙。兩旬節事倏以度，何日曾忘望捷焦。”詩里說“兩旬節事”，意思是春節封印長達二十天，并不像《匯東手談》里說的每年都封印一個月。
到了清朝晚期，春節封印就真的長達一個月了。道光年間禮部侍郎周壽昌在《思益堂日札》一書中說：“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或十九，或二十一，要不出此三日。開印亦然。”周壽昌意思是說，道光年間的京官和地方官都是在每年臘月二十前后封印，來年正月二十前后開印，妥妥的封印一個月。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一個名叫許寶蘅的文人在北京當小官，封印之后寫詩紀事：“叩戶漸聞追酒債，揮毫著意寫春聯。曹司封印三旬假，準備巡游廠甸錢。”放了年假，在住處寫春聯，聽見門外敲門聲，那是店主在催收酒債。單位里放了三旬年假，準備去琉璃廠逛逛，尋訪一些古代錢幣。所謂“封印三旬假”，三旬就是三十天，仍舊是封印一個月。
官員封印 皇帝也要封印
對清朝官員來說，封印就等于春節假期開始，開印就等于春節假期結束，那么封印日期和開印日期究竟是誰來確定呢？這就需要讓一個特殊的機構登場，欽天監。
清朝的欽天監類似于現在的天文臺，負責觀察星象和推算歷法，只不過欽天監的迷信色彩比較濃厚，要根據天干地支為國家大事挑選所謂的吉日。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說：“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日期，照例封印，頒示天下，一體遵行。”每逢農歷十二月，欽天監就要從臘月十九、臘月二十、臘月二十一等日期當中挑選最吉利的一天作為封印日，再把這個日子昭告天下，全國官員一起照辦。
《大清會典》第二十八卷《禮部·儀制清吏司》記載得更詳細：“凡封印、開印，前期札欽天監，擇吉日，具疏，通行中外遵守。”每年臘月，禮部官員給欽天監發公文，讓欽天監挑選封印吉日和開印吉日，然后禮部官員奏請皇帝批準，通令全國官員照辦。
官員封印，皇帝也要封印，乾隆年間修編的《皇朝文獻通考》第一百四十三卷有一段《洗寶儀》，記載了皇帝封印的過程：“每歲封印日，洗御寶，內閣先期奏聞，至期，學士、典籍各一人，赴乾清門，接出洗畢，交內監收進。”每年臘月二十前后皇帝封印那天，由內閣大臣奏請，兩名近臣到乾清門迎接玉璽，洗刷干凈，交給太監收藏起來。
跟皇帝封印相比，官員封印更加熱鬧。齊如山先生《北平懷舊》和張次溪先生《北平歲時志》都寫過北京官員的封印儀式，大致過程如下：凌晨時分，衙門里的全體官員都要到場，其中一名官員負責清洗官印，用黃布包袱包裹，放到印盒里，供到公案上；衙門長官帶頭，率領大家到公案前行禮，三跪九叩首；與此同時，衙役們要在公堂外邊燃放鞭炮；放過鞭炮，磕過頭，衙門長官給印匣蓋上蓋子，系上包袱皮，貼上一張封條，或者在左右兩側貼兩幅春聯，一幅寫“封印大吉”，一幅寫“祿位高升”；印匣被送進倉庫，最后可能還有一場封印的宴席，合衙官員一起慶祝，喝得醉醺醺的，從此進入過年模式。
鴉片戰爭后，美國傳教士盧公明到福州生活，著有《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士的晚晴福州見聞錄》一書。這本書描寫了某年福州官員封印的壯觀景象：按照行政級別，各級衙門逐次封印，每當上級衙門封印時，下級衙門的官員都要到場，火炮聲、鞭炮聲、喧嘩聲響成一片，道臺衙門凌晨封印，州官衙門上午封印，輪到縣衙封印時，時間已經到了黃昏。
因為要放炮，要擺酒，所以封印得花錢。乾隆年間《漢陽府志》記載了漢陽府衙和漢陽縣衙的封印費用，其中府衙封印花八兩銀子，縣衙封印花四兩銀子。在乾隆年間《全州志》里，封印開銷是“四兩九錢八分”，將近五兩銀子。同樣是乾隆年間，《順天府志》里的封印開銷要多得多，順天府衙門封印一次要花費一百多兩銀子，按購買力折合人民幣在兩萬元左右，這大概是因為順天府管著北京城，財大氣粗的緣故。
放假期間不用處理公務 但卻不能離開崗位
官員們封印以后都干什么呢？往往不是返鄉探親，而是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燕京歲時記》說：“每當封印已畢，萬騎齊發，前門一帶擁擠非常，園館居樓均無隙地矣。”每年舉行完封印儀式，大小官員騎著馬去聚餐，前門一帶變得非常擁擠，所有飯館酒樓都被坐滿。
如前所述，清朝官員擁有二十天甚至一個月的春節假期，放假期間不用處理公務，但卻不能離開崗位。按《大清律例》規定：“凡官吏無故擅離職役者，笞四十。”官吏無故離開崗位，要抽四十鞭。春節期間，衙役、小吏、幕僚可以休假回家，但作為一把手的知縣、知州、知府們卻必須繼續待在自己的轄區里，如果膽敢離開轄區，私自回鄉探親，輕則挨鞭，重則丟官。
其實也不僅僅是清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都有類似的規定，這是因為古代交通落后，絕大多數官員又都是異地任職，假如北京人在江南做官，從江南回北京一趟就得半個月，回任又得半個月，所有假期都得花在路上，根本沒有跟親屬團聚的時間。所以，歷朝歷代的地方長官都喜歡帶親屬上任，把老婆孩子養在衙門里，過年一起過，卸任一起走。如果沒有把妻兒帶到任上呢？那就只能等到三年任滿以后才能團聚了。
為了“與民休息” 再大的案子也得開印后再辦
清朝還有規定，禁止官員在封印期間審理案件。如果有緊急軍情，官員可以奏報；如果有緊急災情，官員可以賑災；但是碰上案子，官員最多只能先把嫌疑人抓起來，不能像往常一樣登堂審理，再大的刑事案件也得放到開印以后才能辦理。為什么這樣規定呢？《清史稿·刑法志》解釋了緣由：與民休息。
清朝皇帝認為，官員審案時一定會盡可能地把相關百姓都關起來，想方設法索要賄賂（這是實情），如果官員一年到頭都在審案，那么老百姓一年到頭都要受牽連。例如乾隆年間，順天府永清縣（今河北省永清縣）封印以后，縣令仍舊讓衙役照常辦案，結果衙役們為了“自籌過年費”，有的上門抓賭，有的攔截單身旅客，把人鎖到旅店里，讓家屬拿錢贖人，還有的去商鋪索要“工食銀”，每家店鋪必須繳納幾兩銀子，搞得民不聊生。乾隆得知此事，大為震怒，要求全國州縣“封印時將票暫行繳銷，俟開印，差拘另行給票，違者將州縣官分別議處”（乾隆二十八年律令），意思是封印期間撤銷州縣官員的辦案權。從這個角度說，清朝長達個把月的封印倒不是為了讓官員休息，而是為了讓百姓能喘口氣。
可問題是，官員不再審案，治安就會變差。為此，乾隆在北京城內增設治安兵丁：“年節封印后，于城上設堆撥六處，各門各旗設堆撥一，每處設官二名，兵二十名，各委官校與步軍營堆撥相間看守。”（《大清會典事例》卷171）春節封印期間，城墻上加設六個堆撥，各城門設置一個堆撥，每個堆撥派駐兩名官員和二十名士兵。堆撥是滿語，意思是駐兵場所，清朝后期俗稱“堆子”，功能近似于現在的治安警亭。
這樣做有用嗎？也許有用，也許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因為清朝官員薪水極低，士兵薪水更低，衙役們則完全沒有薪水，那些在堆撥里值班的官吏為了籌措過年費，是有可能參與搶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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