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摩托的“老克勒”
讀馬尚龍的《上海分寸》，書中提及作家樹棻（原名孫樹棻）的《上海的最后舊夢》，并說：“我和孫樹棻曾經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忘年同事，我們以‘老孫’‘小馬’互稱。常常見他騎了205摩托進愛神花園，若他還健在，有關舊日上海，他有足夠的話語權。”
看到孫樹棻的名字，突然想起自己與他有一面之緣。也許是年齡漸長的緣故，自21世紀以來我對舊日上海的興趣愈發濃厚。于是找遍相關書籍閱讀，其中便有孫樹棻先生的文字。他筆下的舊日上海生活，絕非東抄西襲、拾人牙慧，而是他過往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涉筆成趣。譬如他對羅宋湯的描寫便極為生動：“羅宋大菜的內容是一湯、一菜、一杯清紅茶，面包不限量供應……濃郁的羅宋湯中有一塊厚實的牛肉，主菜也很厚實，一般是兩塊炸豬排或兩只牛肉餅或三只炸明蝦任選一樣，價格只和一碗花色澆頭面或一客兩菜一飯的中式客飯相仿，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工薪階層前來進餐。逢到假日，也許要連跑上幾家才能找到座位。”我曾在作協門口見過孫先生。他身著咖啡色短皮夾克，騎著一輛摩托車，飛馳駛進作協大院，一頭銀白色頭發在風中飄動，十足一副上海“老克勒”模樣。我記得那是一輛草綠色的“幸福牌”，開起來聲音很響，煞是威風。
孫樹棻早在1952年就買了一輛金黃色的哈雷摩托，在上海街頭橫沖直撞。后來那輛摩托被征購。20世紀70年代末，孫樹棻舊夢重溫，再次成為擁有私家摩托車的人。他不顧年事已高，時常騎著摩托車在上海街頭飛奔。據熟悉他的老上海人告知，孫先生出身于銀行世家，但到他父親那一輩早就家道中落。他父母離異后，母親帶著幾個姐姐前往香港，而他則與父親留守上海。由于父親雅好皮黃，與周信芳、梅蘭芳交往甚密，孫樹棻一度是周信芳的秘書，幫他處理與文字有關的事。周信芳先生對年輕的樹棻投以青眼，樹棻也曾與周信芳次女周采蕰情投意合，但終究勞燕分飛。
樹棻早年攻讀法律，大學畢業后，陰差陽錯地成為一名中學教師，直到不惑之年，方才提筆寫作，不想一炮而紅，其長篇小說《姑蘇春》暢銷，繼而又改編成電影《特高課在行動》，風靡一時。總之，他身上有著謎一樣的傳奇。故此，我曾請程乃珊予以引見。
沒想到，事有湊巧，沒過多久，我便在一家餐廳與樹棻先生不期而遇。那日，參加一位長輩生日宴，服務員突然送來一張便箋，上面簡簡單單寫著一行字：“可凡，我是樹棻，乃珊說，你想見我，聽說你也在此用餐，不知方便過來一敘？”我于是立即起身，跟隨服務員來到大廳一個偏僻的角落，站在不遠處望去，只見樹棻先生正與一位優雅的女性相對而坐，笑語盈盈。
看到我過來，樹棻先生熱情相迎，并介紹與其共進晚餐的那位女士。我剛想開口，猛然發現眼前的那位女士有點眼熟，轉念一想，這不是周信芳先生的女兒周采蕰嗎？周家的女兒個個美艷動人，周采蕰更一騎絕塵。周采芹曾在《上海的女兒》一書中專門提及二姐周采蕰的美貌：“她有一種古典美，一張瓜子臉，高額頭，大眼睛，像外婆一樣挺拔的鼻子和漂亮的雙唇。她隨便把頭發一挽，就顯得優雅無比，真讓我羨慕極了。她的個子比一般上海姑娘高，但又沒有高到讓小伙子望而卻步。她舉止端莊，緊身旗袍顯出苗條的身材，高領口襯托著優雅的脖子，簡直完美無瑕。她后來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被稱為‘石膏美人’。她的同伴們多年后回憶起她當年的美麗，仍贊嘆不已。”數十年風霜雨雪，似乎并沒有對這位當年的“石膏美人”有任何侵蝕，她依然氣度不凡。所以，我脫口而出：“如果沒有猜錯，您一定是周阿姨，‘石膏美人’的雅號名不虛傳。”見我認出了她，采蕰女士滿心歡喜，于是我們三人落座，隨意交談。我問樹棻先生如何看待如今的懷舊熱潮，不想，樹棻先生如此回答:“我并不覺得舊上海有什么好的。現在有些喜歡懷舊的上海作家，他們其實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那是什么樣的日子？日本憲兵、漢奸、國民黨特務、黑幫，一片腥風血雨，更不用說夾縫中討生活的貧民。即使像我家這種殷實之家也成天提心吊膽，毫無安全感可言。自打我懂事后，看到的上海是一個戰亂社會。幾家歡樂幾家愁，實在沒有什么‘舊’值得懷念。所以我不懷舊。”乍聽此言，頗感驚愕，直到后來我細讀樹棻先生的文字，才真正理解。他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移除濾鏡，用冷峻、客觀的眼光審視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
文壇“孟嘗君”
孫樹棻先生身高足有一米八，腰板筆挺，風流倜儻。相比之下，同樣出身于銀行世家的魏紹昌先生頂多一米六，常年身著深藏青中山裝，臉上皺紋密布，戴一副像啤酒瓶底那樣的深度近視眼鏡。觀其外表，沒有人會猜到他是有著一肚皮學問的文史專家。
魏先生對《紅樓夢》和鴛鴦蝴蝶派頗有研究，家中藏有多種民國出版物。作家蘇青去世前想再讀一遍自己的小說《結婚十年》，家中沒有，便向他借閱。后來，王家衛來滬收集海派文化資料，也專門向他請教。按老報人秦綠枝《師友追夢》中所講，魏先生的父親曾任上海中匯銀行副總經理，他后來也進入金融界，憑借“銀行小開”的雅號熱衷結交文人雅士。后來他進入文化界，有機會得以認識像葉以群那樣的進步作家。
記憶中我與魏先生的相識可以回溯至20世紀90年代。東方電視臺組織全國戲曲名家絕技絕活匯演，魏先生來商城劇院找我，并以《文心雕犬》和《戲文鑼鼓》兩冊隨筆集相贈。魏先生那時雖已年逾七旬，但“小開”本色不改，總愛隔三岔五邀請文化藝術界人士聚餐。承蒙魏先生厚愛，我也有幸參加過幾回。
魏先生組織飯局從不馬虎，人員組成都有講究。譬如1992年京津滬京劇名家匯演期間，他邀請李薔華、李麗芳、李慧芳、李炳淑、李長春以及李崇善等李姓京劇名家聚餐；為歡迎好萊塢明星盧燕來滬，他專門邀請名字中帶“燕”字的女演員共襄盛舉；還操辦過一次“六同”晚宴，參與者中有的與他同姓（出版家魏同賢），有的與他同名（翻譯家錢紹昌），有的與他同年（作曲家朱踐耳），有的與他同鄉（導演謝晉），有的則是與他同事（作家王小鷹），可謂煞費苦心。不過，規模最為盛大的一次活動，則是為畫壇“四老”謝稚柳、唐云、吳青霞、張樂平祝壽。
魏先生肖犬，故對肖犬的文化界人士格外關心。謝、唐、吳、張“四老”同庚，出生于1910年，均肖犬，而陪客也都是上海文化界一時俊彥，如王元化、張瑞芳、秦怡、白楊、蔣孔陽、濮之珍、劉旦宅、謝晉、白樺、梁谷音等。白樺先生以《蓋以犬為題》記錄了那次盛會。據該文記載，晚宴在和平飯店舉行，開席之前，四老合作一張丈二匹巨幅畫作。吳青霞最年長，率先開筆，揮筆畫了一叢牡丹；緊接著謝稚柳補一摞山石；唐云則繪就幾株墨蘭；張樂平因病手抖，但也努力在山石旁補了一枝靈芝草；劉旦宅錦上添花，在牡丹叢中又插了兩朵；張瑞芳的丈夫嚴勵添了兩只嗡嗡飛鳴的蜜蜂……
穿長衫的留美博士
在魏紹昌先生組織的文化界聚會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為雜文家何滿子先生所舉辦的壽宴。那日，我和袁鳴錄制完節目，匆匆趕往晚宴舉辦地揚州飯店。剛一踏進包房，只見一位白發長者起身拱手，連說“失敬，失敬”。他就是當日壽星何滿子先生。
我與何老的相識可說是“不打不相識”。起因是我在一檔采訪葛優的節目中談及作家王朔，并予以較高評價。沒想到，這激怒了何先生。沒過多久，他在一張大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給予批評。我當時剛過而立之年，從未見過如此陣仗，頓時慌了手腳，急忙向另一位雜文家鄭拾風先生求救。拾風先生善解人意，以平靜的口吻說：“滿子耿直，對事不對人，我會和他說的。”所以才會出現剛才那個場景。
待坐下后發現，座中除了張瑞芳老師，還有兩位長者我并不熟識。經魏先生介紹，這才知道，一位是文學評論家賈植芳教授，還有一位則是金融奇才朱博泉先生。朱先生一生橫跨三個世紀，命運多舛，卻能看淡一切波折與磨難。在他那清瘦的臉上，我看不到一絲風霜，有的只有靜穆和平和。老人家說話輕聲慢語，吃東西也細嚼慢咽。但手指依然靈活，可以用筷子將一顆花生穩穩拿捏住。從談話中得知，朱先生畢業于滬江大學，后赴美國深造，獲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后，即進入銀行業。年僅30歲就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稽核和業務局經理。后來從程乃珊的《大宅門里出來的銀行家》一文中得知，朱先生雅好文藝，與梅蘭芳、程硯秋等京劇大師頗為熟稔，還創辦過電影刊物，與胡蝶、陳燕燕、金焰等人往來密切。
那次聚會后不久，我特意去朱先生家拜訪。記得朱先生的家在天山四村，一幢略顯簡陋的老式工房。雖然房間逼仄，也幾乎沒有任何裝修，但朱先生很樂觀，說相比過去住了十數年的棚戶區，如今有煤氣和抽水馬桶，已經非常滿足。后來有關部門落實政策，又增配一間房給他。通常來講，人們習慣將兩間房布置成臥室與客廳，但朱先生決定將另一間房改建成洗手間，內設淋浴與浴缸，這樣便可以每日邊聽音樂邊洗浴，然后，裹上浴巾躺在一把藤椅上冥想或喝咖啡。
1997年香港回歸前，我又上門前去采訪朱先生，請他回憶他與香港友人的交往，他思維敏捷，表達清晰。2001年，朱博泉先生以104歲高齡，走完了漫長的人生之路……
No.1先生
和上述三位“上海先生”不同，張宗憲這位“上海先生”沒有顯赫的家世、亮麗的學歷。他出身于一個普通古董商人之家，但憑借著street smart（街頭智慧）在香港古董界闖出一番天地。張宗憲出生在上海，讀書時成績永遠在“可”與“中下”之間徘徊。
20世紀50年代，他懷揣24美元、一兩黃金以及一只鼻煙壺南下去香港討生活。憑借跟隨父親學得的古董生意經以及特有的聰明伶俐，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穩腳跟，不久還開設了屬于自己的古董鋪。到20世紀60年代末，他在倫敦首度見識了拍賣這樣一種古董交易平臺，便關閉了香港的古董鋪，轉身成為游走于世界古董拍賣行的Art Dealer（藝術經紀人），為古董收藏家尋覓寶貝。他為佳士得和蘇富比兩家拍賣公司入駐香港厥功至偉。待內地拍賣市場興起，他同樣鼎力支持。
張宗憲先生的英文名為Robert Chang，我們開玩笑稱他為“蘿卜張”。“蘿卜張”參加拍賣永遠持No.1，身著色彩鮮艷的條紋西裝，頭戴爵士帽。拍賣過程中，他有時將No.1牌高高舉著，有時只用一支派克金筆表達拍賣意愿，或者干脆微微抬一側眉毛，示意拍賣官。“1號先生”的美譽傳遍全球各大拍賣行。有人戲言，如果拍賣時“蘿卜張”遲到，拍賣官也會耐心等待，見到他出現，才啟動拍賣流程。
張先生的專長是鑒定瓷器，那些價格不菲的官窯瓷器，他只要看一眼，便知優劣。他曾為妹妹張永珍在蘇富比拍賣行以4150萬港元拍得一件絕世珍品，那就是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并和妹妹一起推動將此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我有幸應邀主持了這一捐贈儀式。
我和張先生相識是由程十髮先生引薦。張先生過去極少碰字畫，認為其中奧妙無窮，難以一窺真相。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突發奇想，殺入書畫領域，拍得大量近現代精品。得知我也喜歡收藏書畫，他跟我說收任何藏品必須要具備“真、精、心”三個標準，而且還要謹記十二字方針，即“看得懂，買得到，捂得牢，賣得掉”。他所藏字畫頗有意趣，其中，我最喜歡的是那張齊白石的《蠅》。此畫尺幅很小，齊白石用精微的筆墨繪就一只蒼蠅，旁邊尚有99字題跋，句子也寫得俏皮。譬如“此蠅比蒼蠅少（稍）大，善偷食，人至輒飛去，余好殺蒼蠅而不害此蠅，感其不搔（騷）擾人也。”
“蘿卜張”平常愛交朋友，一到上海便呼朋喚友，相聚神聊。他會講年輕時所做荒唐之事，也會聊自己情感上的波折。由于常年獨自生活，上海花園飯店底層咖啡廳便是他的會客廳，各方朋友都會不約而同來到這里。后來，他在蘇州購得一座清代園林，將其修葺一新，命名為“張園”。2004年，我去蘇州探班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牡丹亭》，曾請白先生往“張園”品嘗蘇州菜，令白先生喜不自禁。
當然，作為商人的張先生也有其精明之處。有一回，我太太看中香港某拍賣行的一件拍品，拜托張先生代拍，張先生慨然應允，并仔細詢問細節，譬如反復確認究竟哪一件拍品，可接受價格范圍是多少。拍賣當日即將入場時，他又從香港打來電話，再次確認。大概一周后，張先生將拍品帶來上海，親手交給我太太，但也不忘似真似假地說一句：“這次算是幫朋友忙，下次可是要收傭金的喲！”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他的表述，但我們都知道，他的身份是Art Dealer，傭金則是其勞動所得。其實，“蘿卜張”對古董和金錢的觀念是極其通透的。他去世前將自己收藏的55件銅胎掐絲琺瑯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看待生命，他也同樣通透。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人一定要永遠工作，一刻不能停歇。即使退，也不可休。每天早晨眼睛一睜，發現自己還活著，就要過好每一天，做一個對社會、對他人有用的人”。而如今，“蘿卜張”終于無法再次睜開眼睛，打量心愛的古董，以及這個美麗的世界。張先生彌留之際，有人去醫院看他，豎起大拇指，大聲在他耳邊說道：“你是永遠的No.1。”他笑了，喃喃自語：“No.1。”
有人說，上海這個地方可以產生一種“奇異的智慧”，我記憶中的每一位“上海先生”也都是智慧者，他們也許未必完美，卻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浮過生命的海，留下些許與眾不同的印跡。
騎摩托的“老克勒”
讀馬尚龍的《上海分寸》，書中提及作家樹棻（原名孫樹棻）的《上海的最后舊夢》，并說：“我和孫樹棻曾經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忘年同事，我們以‘老孫’‘小馬’互稱。常常見他騎了205摩托進愛神花園，若他還健在，有關舊日上海，他有足夠的話語權。”
看到孫樹棻的名字，突然想起自己與他有一面之緣。也許是年齡漸長的緣故，自21世紀以來我對舊日上海的興趣愈發濃厚。于是找遍相關書籍閱讀，其中便有孫樹棻先生的文字。他筆下的舊日上海生活，絕非東抄西襲、拾人牙慧，而是他過往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涉筆成趣。譬如他對羅宋湯的描寫便極為生動：“羅宋大菜的內容是一湯、一菜、一杯清紅茶，面包不限量供應……濃郁的羅宋湯中有一塊厚實的牛肉，主菜也很厚實，一般是兩塊炸豬排或兩只牛肉餅或三只炸明蝦任選一樣，價格只和一碗花色澆頭面或一客兩菜一飯的中式客飯相仿，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工薪階層前來進餐。逢到假日，也許要連跑上幾家才能找到座位。”我曾在作協門口見過孫先生。他身著咖啡色短皮夾克，騎著一輛摩托車，飛馳駛進作協大院，一頭銀白色頭發在風中飄動，十足一副上海“老克勒”模樣。我記得那是一輛草綠色的“幸福牌”，開起來聲音很響，煞是威風。
孫樹棻早在1952年就買了一輛金黃色的哈雷摩托，在上海街頭橫沖直撞。后來那輛摩托被征購。20世紀70年代末，孫樹棻舊夢重溫，再次成為擁有私家摩托車的人。他不顧年事已高，時常騎著摩托車在上海街頭飛奔。據熟悉他的老上海人告知，孫先生出身于銀行世家，但到他父親那一輩早就家道中落。他父母離異后，母親帶著幾個姐姐前往香港，而他則與父親留守上海。由于父親雅好皮黃，與周信芳、梅蘭芳交往甚密，孫樹棻一度是周信芳的秘書，幫他處理與文字有關的事。周信芳先生對年輕的樹棻投以青眼，樹棻也曾與周信芳次女周采蕰情投意合，但終究勞燕分飛。
樹棻早年攻讀法律，大學畢業后，陰差陽錯地成為一名中學教師，直到不惑之年，方才提筆寫作，不想一炮而紅，其長篇小說《姑蘇春》暢銷，繼而又改編成電影《特高課在行動》，風靡一時。總之，他身上有著謎一樣的傳奇。故此，我曾請程乃珊予以引見。
沒想到，事有湊巧，沒過多久，我便在一家餐廳與樹棻先生不期而遇。那日，參加一位長輩生日宴，服務員突然送來一張便箋，上面簡簡單單寫著一行字：“可凡，我是樹棻，乃珊說，你想見我，聽說你也在此用餐，不知方便過來一敘？”我于是立即起身，跟隨服務員來到大廳一個偏僻的角落，站在不遠處望去，只見樹棻先生正與一位優雅的女性相對而坐，笑語盈盈。
看到我過來，樹棻先生熱情相迎，并介紹與其共進晚餐的那位女士。我剛想開口，猛然發現眼前的那位女士有點眼熟，轉念一想，這不是周信芳先生的女兒周采蕰嗎？周家的女兒個個美艷動人，周采蕰更一騎絕塵。周采芹曾在《上海的女兒》一書中專門提及二姐周采蕰的美貌：“她有一種古典美，一張瓜子臉，高額頭，大眼睛，像外婆一樣挺拔的鼻子和漂亮的雙唇。她隨便把頭發一挽，就顯得優雅無比，真讓我羨慕極了。她的個子比一般上海姑娘高，但又沒有高到讓小伙子望而卻步。她舉止端莊，緊身旗袍顯出苗條的身材，高領口襯托著優雅的脖子，簡直完美無瑕。她后來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被稱為‘石膏美人’。她的同伴們多年后回憶起她當年的美麗，仍贊嘆不已。”數十年風霜雨雪，似乎并沒有對這位當年的“石膏美人”有任何侵蝕，她依然氣度不凡。所以，我脫口而出：“如果沒有猜錯，您一定是周阿姨，‘石膏美人’的雅號名不虛傳。”見我認出了她，采蕰女士滿心歡喜，于是我們三人落座，隨意交談。我問樹棻先生如何看待如今的懷舊熱潮，不想，樹棻先生如此回答:“我并不覺得舊上海有什么好的。現在有些喜歡懷舊的上海作家，他們其實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那是什么樣的日子？日本憲兵、漢奸、國民黨特務、黑幫，一片腥風血雨，更不用說夾縫中討生活的貧民。即使像我家這種殷實之家也成天提心吊膽，毫無安全感可言。自打我懂事后，看到的上海是一個戰亂社會。幾家歡樂幾家愁，實在沒有什么‘舊’值得懷念。所以我不懷舊。”乍聽此言，頗感驚愕，直到后來我細讀樹棻先生的文字，才真正理解。他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移除濾鏡，用冷峻、客觀的眼光審視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
文壇“孟嘗君”
孫樹棻先生身高足有一米八，腰板筆挺，風流倜儻。相比之下，同樣出身于銀行世家的魏紹昌先生頂多一米六，常年身著深藏青中山裝，臉上皺紋密布，戴一副像啤酒瓶底那樣的深度近視眼鏡。觀其外表，沒有人會猜到他是有著一肚皮學問的文史專家。
魏先生對《紅樓夢》和鴛鴦蝴蝶派頗有研究，家中藏有多種民國出版物。作家蘇青去世前想再讀一遍自己的小說《結婚十年》，家中沒有，便向他借閱。后來，王家衛來滬收集海派文化資料，也專門向他請教。按老報人秦綠枝《師友追夢》中所講，魏先生的父親曾任上海中匯銀行副總經理，他后來也進入金融界，憑借“銀行小開”的雅號熱衷結交文人雅士。后來他進入文化界，有機會得以認識像葉以群那樣的進步作家。
記憶中我與魏先生的相識可以回溯至20世紀90年代。東方電視臺組織全國戲曲名家絕技絕活匯演，魏先生來商城劇院找我，并以《文心雕犬》和《戲文鑼鼓》兩冊隨筆集相贈。魏先生那時雖已年逾七旬，但“小開”本色不改，總愛隔三岔五邀請文化藝術界人士聚餐。承蒙魏先生厚愛，我也有幸參加過幾回。
魏先生組織飯局從不馬虎，人員組成都有講究。譬如1992年京津滬京劇名家匯演期間，他邀請李薔華、李麗芳、李慧芳、李炳淑、李長春以及李崇善等李姓京劇名家聚餐；為歡迎好萊塢明星盧燕來滬，他專門邀請名字中帶“燕”字的女演員共襄盛舉；還操辦過一次“六同”晚宴，參與者中有的與他同姓（出版家魏同賢），有的與他同名（翻譯家錢紹昌），有的與他同年（作曲家朱踐耳），有的與他同鄉（導演謝晉），有的則是與他同事（作家王小鷹），可謂煞費苦心。不過，規模最為盛大的一次活動，則是為畫壇“四老”謝稚柳、唐云、吳青霞、張樂平祝壽。
魏先生肖犬，故對肖犬的文化界人士格外關心。謝、唐、吳、張“四老”同庚，出生于1910年，均肖犬，而陪客也都是上海文化界一時俊彥，如王元化、張瑞芳、秦怡、白楊、蔣孔陽、濮之珍、劉旦宅、謝晉、白樺、梁谷音等。白樺先生以《蓋以犬為題》記錄了那次盛會。據該文記載，晚宴在和平飯店舉行，開席之前，四老合作一張丈二匹巨幅畫作。吳青霞最年長，率先開筆，揮筆畫了一叢牡丹；緊接著謝稚柳補一摞山石；唐云則繪就幾株墨蘭；張樂平因病手抖，但也努力在山石旁補了一枝靈芝草；劉旦宅錦上添花，在牡丹叢中又插了兩朵；張瑞芳的丈夫嚴勵添了兩只嗡嗡飛鳴的蜜蜂……
穿長衫的留美博士
在魏紹昌先生組織的文化界聚會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為雜文家何滿子先生所舉辦的壽宴。那日，我和袁鳴錄制完節目，匆匆趕往晚宴舉辦地揚州飯店。剛一踏進包房，只見一位白發長者起身拱手，連說“失敬，失敬”。他就是當日壽星何滿子先生。
我與何老的相識可說是“不打不相識”。起因是我在一檔采訪葛優的節目中談及作家王朔，并予以較高評價。沒想到，這激怒了何先生。沒過多久，他在一張大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給予批評。我當時剛過而立之年，從未見過如此陣仗，頓時慌了手腳，急忙向另一位雜文家鄭拾風先生求救。拾風先生善解人意，以平靜的口吻說：“滿子耿直，對事不對人，我會和他說的。”所以才會出現剛才那個場景。
待坐下后發現，座中除了張瑞芳老師，還有兩位長者我并不熟識。經魏先生介紹，這才知道，一位是文學評論家賈植芳教授，還有一位則是金融奇才朱博泉先生。朱先生一生橫跨三個世紀，命運多舛，卻能看淡一切波折與磨難。在他那清瘦的臉上，我看不到一絲風霜，有的只有靜穆和平和。老人家說話輕聲慢語，吃東西也細嚼慢咽。但手指依然靈活，可以用筷子將一顆花生穩穩拿捏住。從談話中得知，朱先生畢業于滬江大學，后赴美國深造，獲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后，即進入銀行業。年僅30歲就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稽核和業務局經理。后來從程乃珊的《大宅門里出來的銀行家》一文中得知，朱先生雅好文藝，與梅蘭芳、程硯秋等京劇大師頗為熟稔，還創辦過電影刊物，與胡蝶、陳燕燕、金焰等人往來密切。
那次聚會后不久，我特意去朱先生家拜訪。記得朱先生的家在天山四村，一幢略顯簡陋的老式工房。雖然房間逼仄，也幾乎沒有任何裝修，但朱先生很樂觀，說相比過去住了十數年的棚戶區，如今有煤氣和抽水馬桶，已經非常滿足。后來有關部門落實政策，又增配一間房給他。通常來講，人們習慣將兩間房布置成臥室與客廳，但朱先生決定將另一間房改建成洗手間，內設淋浴與浴缸，這樣便可以每日邊聽音樂邊洗浴，然后，裹上浴巾躺在一把藤椅上冥想或喝咖啡。
1997年香港回歸前，我又上門前去采訪朱先生，請他回憶他與香港友人的交往，他思維敏捷，表達清晰。2001年，朱博泉先生以104歲高齡，走完了漫長的人生之路……
No.1先生
和上述三位“上海先生”不同，張宗憲這位“上海先生”沒有顯赫的家世、亮麗的學歷。他出身于一個普通古董商人之家，但憑借著street smart（街頭智慧）在香港古董界闖出一番天地。張宗憲出生在上海，讀書時成績永遠在“可”與“中下”之間徘徊。
20世紀50年代，他懷揣24美元、一兩黃金以及一只鼻煙壺南下去香港討生活。憑借跟隨父親學得的古董生意經以及特有的聰明伶俐，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穩腳跟，不久還開設了屬于自己的古董鋪。到20世紀60年代末，他在倫敦首度見識了拍賣這樣一種古董交易平臺，便關閉了香港的古董鋪，轉身成為游走于世界古董拍賣行的Art Dealer（藝術經紀人），為古董收藏家尋覓寶貝。他為佳士得和蘇富比兩家拍賣公司入駐香港厥功至偉。待內地拍賣市場興起，他同樣鼎力支持。
張宗憲先生的英文名為Robert Chang，我們開玩笑稱他為“蘿卜張”。“蘿卜張”參加拍賣永遠持No.1，身著色彩鮮艷的條紋西裝，頭戴爵士帽。拍賣過程中，他有時將No.1牌高高舉著，有時只用一支派克金筆表達拍賣意愿，或者干脆微微抬一側眉毛，示意拍賣官。“1號先生”的美譽傳遍全球各大拍賣行。有人戲言，如果拍賣時“蘿卜張”遲到，拍賣官也會耐心等待，見到他出現，才啟動拍賣流程。
張先生的專長是鑒定瓷器，那些價格不菲的官窯瓷器，他只要看一眼，便知優劣。他曾為妹妹張永珍在蘇富比拍賣行以4150萬港元拍得一件絕世珍品，那就是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并和妹妹一起推動將此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我有幸應邀主持了這一捐贈儀式。
我和張先生相識是由程十髮先生引薦。張先生過去極少碰字畫，認為其中奧妙無窮，難以一窺真相。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突發奇想，殺入書畫領域，拍得大量近現代精品。得知我也喜歡收藏書畫，他跟我說收任何藏品必須要具備“真、精、心”三個標準，而且還要謹記十二字方針，即“看得懂，買得到，捂得牢，賣得掉”。他所藏字畫頗有意趣，其中，我最喜歡的是那張齊白石的《蠅》。此畫尺幅很小，齊白石用精微的筆墨繪就一只蒼蠅，旁邊尚有99字題跋，句子也寫得俏皮。譬如“此蠅比蒼蠅少（稍）大，善偷食，人至輒飛去，余好殺蒼蠅而不害此蠅，感其不搔（騷）擾人也。”
“蘿卜張”平常愛交朋友，一到上海便呼朋喚友，相聚神聊。他會講年輕時所做荒唐之事，也會聊自己情感上的波折。由于常年獨自生活，上海花園飯店底層咖啡廳便是他的會客廳，各方朋友都會不約而同來到這里。后來，他在蘇州購得一座清代園林，將其修葺一新，命名為“張園”。2004年，我去蘇州探班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牡丹亭》，曾請白先生往“張園”品嘗蘇州菜，令白先生喜不自禁。
當然，作為商人的張先生也有其精明之處。有一回，我太太看中香港某拍賣行的一件拍品，拜托張先生代拍，張先生慨然應允，并仔細詢問細節，譬如反復確認究竟哪一件拍品，可接受價格范圍是多少。拍賣當日即將入場時，他又從香港打來電話，再次確認。大概一周后，張先生將拍品帶來上海，親手交給我太太，但也不忘似真似假地說一句：“這次算是幫朋友忙，下次可是要收傭金的喲！”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他的表述，但我們都知道，他的身份是Art Dealer，傭金則是其勞動所得。其實，“蘿卜張”對古董和金錢的觀念是極其通透的。他去世前將自己收藏的55件銅胎掐絲琺瑯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看待生命，他也同樣通透。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人一定要永遠工作，一刻不能停歇。即使退，也不可休。每天早晨眼睛一睜，發現自己還活著，就要過好每一天，做一個對社會、對他人有用的人”。而如今，“蘿卜張”終于無法再次睜開眼睛，打量心愛的古董，以及這個美麗的世界。張先生彌留之際，有人去醫院看他，豎起大拇指，大聲在他耳邊說道：“你是永遠的No.1。”他笑了，喃喃自語：“No.1。”
有人說，上海這個地方可以產生一種“奇異的智慧”，我記憶中的每一位“上海先生”也都是智慧者，他們也許未必完美，卻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浮過生命的海，留下些許與眾不同的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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