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意大利文壇最著名、最活躍的女作家之一，達契亞·瑪拉依尼著作頗豐，自1962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假期》以來，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小說、戲劇和詩歌，斬獲了意大利幾乎所有的文學獎項，其中，《惶惑的年代》獲福門托文學獎；《伊索麗娜》獲弗雷杰內文學獎；《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獲坎皮耶羅文學獎及該年度意大利暢銷書獎；《聲音》獲那不勒斯文學獎和西比拉·阿萊拉莫文學獎；《黑暗》獲斯特雷加文學獎……
其作品聚焦婦女問題，主題包含：女性的個體自由；權力的濫用及其對女性的影響；女性打破傳統性別角色，擺脫被視為性的客體，以及對于性的探索；女性如何參與社會活動；女性在社會中的失語；女性因尋求獨立和自由而被孤立和隔離；母職對女性的束縛；女性遭受的暴力。2012年后，她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如今，年近九十歲的達契亞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
童年往事
達契亞·瑪拉依尼1936年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佛羅倫薩的菲耶索萊，她的母親托帕齊亞·阿利亞塔·迪·薩拉帕魯塔是西西里公主，也是一位畫家和藝術品經銷商；她的父親福斯科·瑪拉依尼擁有意大利、英國和波蘭血統，是一位人類學家。
1938年，福斯科獲得前往日本進行民族學研究的機會（研究對象為日本北方的一個原住民族群阿伊努人），于是攜妻子和兩歲的達契亞搬到日本，開始了在日本的學術生涯。他先在北海道帝國大學（現北海道大學）學習，后于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教授意大利語。在日本期間，瑪拉依尼夫婦陸續生下兩個女兒，二女兒1939年出生于札幌，三女兒1941年出生于東京。
1943年，瑪拉依尼夫婦拒絕按照日本當局的要求宣誓效忠薩羅共和國（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權），他們全家遂被關押在名古屋的一個集中營里。這是他們一生中最艱難的歲月，長期處于饑餓、恐懼和騷亂中。達契亞后來在她的詩集《吞噬我》和回憶錄《去神戶的船》中，描繪了戰爭和監禁帶來的創傷。
達契亞曾說：“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八月是在戰爭結束時的日本。一天早上，我們在遍布跳蚤、充滿炎熱的集中營里醒來，發現周圍沒有看守。我們派最小的犯人去問發生了什么事，然后看見他像袋鼠一樣跳著回來。他喊著‘戰爭結束了，結束了’。”
“二戰”結束后，達契亞一家于1946年回到意大利，居住在西西里巴蓋里亞母親家的祖宅中。幾年后，父母分居，達契亞與母親住在巴勒莫。十八歲時，她搬到羅馬與父親一起生活，開始為文學雜志撰寫文章，也開始了文學創作。達契亞的很多作品都受到父母以及他們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影響：父親熱愛冒險，母親總是負擔沉重。在《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和《聲音》這兩部小說中，瑪麗安娜和米凱拉都表現出了對“父親”的依戀。
生活與創作
達契亞曾與米蘭畫家盧喬·波齊有一段四年的婚姻，盧喬離開她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而那個男嬰七個月時胎死腹中。五十多年后，她出版了《歡喜》，在書中，她稱那個孩子為“阿失”，“失去”的“失”，她不斷與他交談，陪伴他長大，設想他在成長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并向他講述文化和傳統如何規訓女性，以及各種厭女現象。
20世紀60年代初，當她把第一部小說交給出版商時，對方說：“如果你想讓我出版它，得找一個有名望的作家寫序。”某天，她被介紹給了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她問他是否愿意看看自己的手稿，他答應了。接著，他們的故事開始了，自1962年到1983年期間他們生活在一起。
莫拉維亞去世前一天，去找過達契亞，讓她陪自己去薩包迪亞取鞋。當達契亞第二天早上聽到莫拉維亞去世的消息時，她幾乎不敢相信。
達契亞還是一位劇作家，1966年與莫拉維亞、恩佐·西西利亞諾共同創立了一家戲劇公司，其使命是制作新的意大利戲劇；還于1973年幫助創建了僅由女性經營的瑪德萊娜劇院。
除了創作戲劇，她還撰寫了許多電影劇本，這使得她的小說具有較強的畫面感和場景感，其多部小說也都曾被改編成電影。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達契亞活躍于政治領域，致力于倡導婦女權利。
2013年，意大利導演艾里什·布拉斯基執導的紀錄片《我生來就是旅人》講述了達契亞的生活。影片聚焦其被囚禁在日本集中營的經歷，以及她與伴侶莫拉維亞、密友帕索里尼和瑪麗亞·卡拉斯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跨越了這位20世紀見證者的不同生命階段。這是一段獨特的情感之旅，她對過去的回憶與現實交織在一起。
2016年11月，達契亞過自己的八十歲生日時，作家米凱拉·穆爾賈采訪了她。她講了許多逸事，年輕時她遇到了像莫拉維亞、帕索里尼、埃托爾·斯科拉等知識分子，并與他們成為好友，但如今他們都不在了。
“我經常面對記憶。”她說。
一位聾啞女性的自救
達契亞·瑪拉依尼的作品關注女性處境，并與現實有諸多呼應，例如《聲音》呈現出的現代城市里一系列針對女性的暴力案件；《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則是一部歷史小說，講述兩百多年前一位聾啞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的遭遇，以及她如何打破桎梏，覺醒自我。
住在巴蓋里亞時，達契亞見到了一位先祖的畫像。這位聾啞先祖瑪麗安娜·阿利亞塔·瓦爾瓜內拉的故事令達契亞著迷，她覺得有必要尋覓先祖的歷史，同時發掘自己的過去，《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的創作靈感便源于此。
這部小說自1990年面世以來，被陸續引進到數十個國家，成為達契亞最廣為人知的作品。
瑪麗安娜十三歲時，父母將她嫁給了她舅舅皮耶羅公爵。她不解、質疑，但她的抗議毫無作用。她那時還不知道，這個憂郁、古怪的舅舅正是那天夜里的施暴者，作為貴族，皮耶羅擁有眾多頭銜——坎波·斯帕尼奧洛公爵、斯卡納圖拉男爵、薩拉·迪·帕魯塔伯爵、索拉齊侯爵，但“強奸犯”的稱呼更適合他；而她深愛、眷戀的父親是這樁罪行的掩蓋者。
瑪麗安娜是父權制和社會傳統的受害者，代表著所有遭受暴力并以巨大的生命力和毅力生存下來的女性。書中展現了當時西西里貴族女性的處境：她們接受教育和新思想的機會非常有限，她們的作用是與其他家族聯姻來積累財富和維持家族名望。漂亮的女孩十二三歲就要嫁給比自己年長很多的男性，不斷地承受生育之苦；不漂亮的女孩則要去修道院，盡管她們并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瑪麗安娜的婚姻由父母安排，她的生育由丈夫掌控，她的生活遵循當時的傳統。家里的圖書室是一方清靜之地，她沉浸在閱讀中，并按照自己的喜好購置了各種類別的書籍。
她在書中遇到了哲學家大衛·休謨。以前的思想家教導說，激情是非理性的，是獸性的，會壓倒理性的自我。相反，休謨認為激情是人性中重要、合法的部分。“理性應該是激情的奴隸。”
通過自我教育，瑪麗安娜在社會和私人問題上獲得了一種自由主義的觀點。丈夫死后，她擁有了財產，對自己的人生擁有了更多的決定權。她開始參與管理家族的封地和莊園，對下層階級示以尊重，并對女兒的情感需求表示理解。不管是與男仆的肌膚之親，還是與大法官的精神交流，瑪麗安娜沒有被任何一段關系所束縛。小說展現了瑪麗安娜從被規訓到找回主體性的過程。
她的種種行為在當時的社會中顯得極為出格，兄長給她寫字條，說一般的貴婦，在她這個年紀，已經開始為進入另一個世界做準備了，而不是建立新的關系；兒子也因她的服喪期（幾乎是一輩子）不足傳統規定的期限而指責她，說母親的行為會毀掉家族名譽。
隨著時間的流逝，瑪麗安娜走出殘損的陰影，品嘗到了自由的味道。她還不顧兒子的勸阻，與女仆完成了一次旅行。
青年時期，達契亞讀過一些探險和旅行作品，這些作品的主角無一例外都是男性，她曾因“任何一場偉大的旅程都不會由一個女人來完成”而感到沮喪。
在小說尾聲，瑪麗安娜凝望著臺伯河，開啟一場新旅程的想法愈加強烈。她要去往何方，她的余生要如何度過，她的故事將在每個讀者的腦海中繼續發生，而那必定十分精彩。
作為意大利文壇最著名、最活躍的女作家之一，達契亞·瑪拉依尼著作頗豐，自1962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假期》以來，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小說、戲劇和詩歌，斬獲了意大利幾乎所有的文學獎項，其中，《惶惑的年代》獲福門托文學獎；《伊索麗娜》獲弗雷杰內文學獎；《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獲坎皮耶羅文學獎及該年度意大利暢銷書獎；《聲音》獲那不勒斯文學獎和西比拉·阿萊拉莫文學獎；《黑暗》獲斯特雷加文學獎……
其作品聚焦婦女問題，主題包含：女性的個體自由；權力的濫用及其對女性的影響；女性打破傳統性別角色，擺脫被視為性的客體，以及對于性的探索；女性如何參與社會活動；女性在社會中的失語；女性因尋求獨立和自由而被孤立和隔離；母職對女性的束縛；女性遭受的暴力。2012年后，她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如今，年近九十歲的達契亞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
童年往事
達契亞·瑪拉依尼1936年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佛羅倫薩的菲耶索萊，她的母親托帕齊亞·阿利亞塔·迪·薩拉帕魯塔是西西里公主，也是一位畫家和藝術品經銷商；她的父親福斯科·瑪拉依尼擁有意大利、英國和波蘭血統，是一位人類學家。
1938年，福斯科獲得前往日本進行民族學研究的機會（研究對象為日本北方的一個原住民族群阿伊努人），于是攜妻子和兩歲的達契亞搬到日本，開始了在日本的學術生涯。他先在北海道帝國大學（現北海道大學）學習，后于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教授意大利語。在日本期間，瑪拉依尼夫婦陸續生下兩個女兒，二女兒1939年出生于札幌，三女兒1941年出生于東京。
1943年，瑪拉依尼夫婦拒絕按照日本當局的要求宣誓效忠薩羅共和國（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權），他們全家遂被關押在名古屋的一個集中營里。這是他們一生中最艱難的歲月，長期處于饑餓、恐懼和騷亂中。達契亞后來在她的詩集《吞噬我》和回憶錄《去神戶的船》中，描繪了戰爭和監禁帶來的創傷。
達契亞曾說：“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八月是在戰爭結束時的日本。一天早上，我們在遍布跳蚤、充滿炎熱的集中營里醒來，發現周圍沒有看守。我們派最小的犯人去問發生了什么事，然后看見他像袋鼠一樣跳著回來。他喊著‘戰爭結束了，結束了’。”
“二戰”結束后，達契亞一家于1946年回到意大利，居住在西西里巴蓋里亞母親家的祖宅中。幾年后，父母分居，達契亞與母親住在巴勒莫。十八歲時，她搬到羅馬與父親一起生活，開始為文學雜志撰寫文章，也開始了文學創作。達契亞的很多作品都受到父母以及他們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影響：父親熱愛冒險，母親總是負擔沉重。在《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和《聲音》這兩部小說中，瑪麗安娜和米凱拉都表現出了對“父親”的依戀。
生活與創作
達契亞曾與米蘭畫家盧喬·波齊有一段四年的婚姻，盧喬離開她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而那個男嬰七個月時胎死腹中。五十多年后，她出版了《歡喜》，在書中，她稱那個孩子為“阿失”，“失去”的“失”，她不斷與他交談，陪伴他長大，設想他在成長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并向他講述文化和傳統如何規訓女性，以及各種厭女現象。
20世紀60年代初，當她把第一部小說交給出版商時，對方說：“如果你想讓我出版它，得找一個有名望的作家寫序。”某天，她被介紹給了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她問他是否愿意看看自己的手稿，他答應了。接著，他們的故事開始了，自1962年到1983年期間他們生活在一起。
莫拉維亞去世前一天，去找過達契亞，讓她陪自己去薩包迪亞取鞋。當達契亞第二天早上聽到莫拉維亞去世的消息時，她幾乎不敢相信。
達契亞還是一位劇作家，1966年與莫拉維亞、恩佐·西西利亞諾共同創立了一家戲劇公司，其使命是制作新的意大利戲劇；還于1973年幫助創建了僅由女性經營的瑪德萊娜劇院。
除了創作戲劇，她還撰寫了許多電影劇本，這使得她的小說具有較強的畫面感和場景感，其多部小說也都曾被改編成電影。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達契亞活躍于政治領域，致力于倡導婦女權利。
2013年，意大利導演艾里什·布拉斯基執導的紀錄片《我生來就是旅人》講述了達契亞的生活。影片聚焦其被囚禁在日本集中營的經歷，以及她與伴侶莫拉維亞、密友帕索里尼和瑪麗亞·卡拉斯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跨越了這位20世紀見證者的不同生命階段。這是一段獨特的情感之旅，她對過去的回憶與現實交織在一起。
2016年11月，達契亞過自己的八十歲生日時，作家米凱拉·穆爾賈采訪了她。她講了許多逸事，年輕時她遇到了像莫拉維亞、帕索里尼、埃托爾·斯科拉等知識分子，并與他們成為好友，但如今他們都不在了。
“我經常面對記憶。”她說。
一位聾啞女性的自救
達契亞·瑪拉依尼的作品關注女性處境，并與現實有諸多呼應，例如《聲音》呈現出的現代城市里一系列針對女性的暴力案件；《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則是一部歷史小說，講述兩百多年前一位聾啞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的遭遇，以及她如何打破桎梏，覺醒自我。
住在巴蓋里亞時，達契亞見到了一位先祖的畫像。這位聾啞先祖瑪麗安娜·阿利亞塔·瓦爾瓜內拉的故事令達契亞著迷，她覺得有必要尋覓先祖的歷史，同時發掘自己的過去，《瑪麗安娜的漫長人生》的創作靈感便源于此。
這部小說自1990年面世以來，被陸續引進到數十個國家，成為達契亞最廣為人知的作品。
瑪麗安娜十三歲時，父母將她嫁給了她舅舅皮耶羅公爵。她不解、質疑，但她的抗議毫無作用。她那時還不知道，這個憂郁、古怪的舅舅正是那天夜里的施暴者，作為貴族，皮耶羅擁有眾多頭銜——坎波·斯帕尼奧洛公爵、斯卡納圖拉男爵、薩拉·迪·帕魯塔伯爵、索拉齊侯爵，但“強奸犯”的稱呼更適合他；而她深愛、眷戀的父親是這樁罪行的掩蓋者。
瑪麗安娜是父權制和社會傳統的受害者，代表著所有遭受暴力并以巨大的生命力和毅力生存下來的女性。書中展現了當時西西里貴族女性的處境：她們接受教育和新思想的機會非常有限，她們的作用是與其他家族聯姻來積累財富和維持家族名望。漂亮的女孩十二三歲就要嫁給比自己年長很多的男性，不斷地承受生育之苦；不漂亮的女孩則要去修道院，盡管她們并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瑪麗安娜的婚姻由父母安排，她的生育由丈夫掌控，她的生活遵循當時的傳統。家里的圖書室是一方清靜之地，她沉浸在閱讀中，并按照自己的喜好購置了各種類別的書籍。
她在書中遇到了哲學家大衛·休謨。以前的思想家教導說，激情是非理性的，是獸性的，會壓倒理性的自我。相反，休謨認為激情是人性中重要、合法的部分。“理性應該是激情的奴隸。”
通過自我教育，瑪麗安娜在社會和私人問題上獲得了一種自由主義的觀點。丈夫死后，她擁有了財產，對自己的人生擁有了更多的決定權。她開始參與管理家族的封地和莊園，對下層階級示以尊重，并對女兒的情感需求表示理解。不管是與男仆的肌膚之親，還是與大法官的精神交流，瑪麗安娜沒有被任何一段關系所束縛。小說展現了瑪麗安娜從被規訓到找回主體性的過程。
她的種種行為在當時的社會中顯得極為出格，兄長給她寫字條，說一般的貴婦，在她這個年紀，已經開始為進入另一個世界做準備了，而不是建立新的關系；兒子也因她的服喪期（幾乎是一輩子）不足傳統規定的期限而指責她，說母親的行為會毀掉家族名譽。
隨著時間的流逝，瑪麗安娜走出殘損的陰影，品嘗到了自由的味道。她還不顧兒子的勸阻，與女仆完成了一次旅行。
青年時期，達契亞讀過一些探險和旅行作品，這些作品的主角無一例外都是男性，她曾因“任何一場偉大的旅程都不會由一個女人來完成”而感到沮喪。
在小說尾聲，瑪麗安娜凝望著臺伯河，開啟一場新旅程的想法愈加強烈。她要去往何方，她的余生要如何度過，她的故事將在每個讀者的腦海中繼續發生，而那必定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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