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阿來憑《塵埃落定》等長篇小說被人熟知，他善于將民間敘事、超現實主義與家族、史詩、自然元素融合。在新作《大河源》中，阿來從處在扎陵、鄂陵、卓讓三湖之間的措日尕則山寫起，用450頁篇幅描述了他尋訪黃河上游的歷程。
一個植物愛好者的閑筆
這本書可以歸類為旅行文學和生態文學，跟傳統的旅行寫作相比，它增加了生態和環保層面的思考。阿來奔赴上瑪多、同德、共和盆地、貴德、河湟、若爾蓋、果洛、麻多鄉，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深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保之間尋覓平衡，無論是對黃河上游，還是對我們自己的生活，都已經迫在眉睫。
《大河源》的寫作緣起是一個名叫“三江源傳”的寫作計劃。2022年，阿來應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請，去走三江源區，要為黃河源、長江源、瀾滄江源合寫一本書。但在執行過程中，阿來發現將三江源合在一本書并不合適。他在后記中寫道：“地理上并寫困難，是差異太小。而在人文方面，卻又是因為差異太大。如果三江并寫，便會輕重繁簡很不均衡。”于是，阿來先為黃河源單寫一本書，其余兩源留作后看。
2022年7月，阿來初次尋訪黃河源，為期半個多月，行程因疫情暫停。8月再去，他先走通天河，去瀾滄江，再上黃河源，兩段合起來，便走完了黃河上游李家峽以上段。書中河湟地區部分，阿來在此前二三十年間便已多次走過。
此書筆調輕松，現實中穿插歷史，可以當作一部印在紙上的公路紀錄片。旅行的樂趣，就是發現查資料和光憑想象無法精確描摹的細節。跟劉子超書寫巴爾干半島的非虛構著作《血與蜜之地》相比，阿來在進行黃河上游寫作時，除了和劉子超一樣穿插當地歷史、寫當地人故事，他還寫了很多自己尋找、辨認植物的經歷。
植物的部分是我讀《大河源》時最喜歡看的。在唐蕃古道的高寒草甸上，阿來看到了萼筒中有蜜糖味、白色花瓣在稀薄的陽光中微微閃光的白花枝子花；在巴顏喀拉山山口兩邊的流石灘上，有一種美麗的植物名叫多刺綠絨蒿，它們的莖端擁有碩大的、藍如夢幻的花朵，五片黃色花瓣中突出一簇金黃的雄蕊，這種花朵也分布在四川西北的橫斷山脈，被英國植物專家威爾遜稱作“喜馬拉雅藍罌粟”。在嚴重退化、象征著草原生態惡化的黑土灘上，還有棱子芹頑強生長。這種植物莖稈粗壯、花呈傘狀，每一朵碩大的傘形花一般由百十朵小花攢聚而成。
在祁連山中的青稞地，阿來看到了角盤蘭，這種蘭花長相奇特，葉是綠的，莖與盤在莖上的花也是綠的，只是這綠色相比葉子要淺一些，仿佛綠中調和了一點兒黃。在這片看似一片濃綠的青稞地上，仔細觀察，還能看到天仙子、繁縷、狼毒、茴香等花草。對喜歡看“文以載道”的讀者而言，這樣的閑筆也許沒什么意思，但對喜歡自然趣味，對萬物生靈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樣的閑筆才是更有意思的。
把書往后看，你會發現阿來是一個植物愛好者。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寫寫自己在路上看到的植物，若是具有藥用價值的，他還會對此進行科普。例如第262、263頁寫到五脈綠絨蒿，阿來引述《中華藏本草》等資料介紹：五脈綠絨蒿生長于海拔2300—4600米的陰坡灌叢或高山草地，它“清熱利尿，治赤巴病、肝熱、咽喉灼痛、淋病”，這里的赤巴是藏語說法，譯成漢語是火或膽。藏醫認為，其功能是產生熱能并維持體溫，增強胃功能使食物消化。
具有生態關懷的尋根之旅
《大河源》也是阿來的尋根之旅。阿來的祖先是羌族中的一支，稱為嘉良羌，他們曾生活在靠近黃河九曲的橫斷山中，先后被唐朝和吐蕃統治。這片土地長期遭遇拉鋸戰式的爭奪，杜甫在詩歌《黃河》中對當時的交戰情形描繪道：“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群。”
在書中第204、205頁，阿來道出了尋根的動機。其一，從個人維度，一個人“知所從來”，為的是“之所從去”，只有更加清晰地認識祖輩遷徙的歷史，一個人才能了解自我和社會的關系，更加明確其未來想要探索的道路。其二，從社會維度來說，溯源黃河，也是一次對文明多樣性的認知之旅，它有助于個體走出單一民族、主流敘事的中心思維，看到不同文明在沖突與融合里留下的歷史遺產。
當全球變暖成為時代議題，極端天氣頻頻發生，阿來在精神與文化的溯源之旅中，也書寫著黃河上游近一個世紀以來面臨的生態危機和有識之士的解決對策。
在“黑土灘”一節，他提到：20世紀中葉以來，黃河上源地區的降水量普遍較少，氣溫明顯增高，不但造成地表土壤含水量降低，更可怕的是凍土層的溶解。“更高海拔地帶，地下凍土的溶解，應該引起更多關注。”
漫游至共和盆地時，阿來也寫到了降雨增多對于黃河上游谷地的影響。首當其沖的便是泥石流的增多。一個名叫桑當的村子，被泥石流毀掉了幾百畝良田和寶貴的防風防沙林帶。這條流經桑當的河有一個古怪的名字，叫做大河壩，原本大河壩流域內土地肥沃，農產品豐富，但在暴雨、泥石流增多后，這里變得越來越不適宜居住，至少有800戶農民就此離開了家園。
黃河上游的生態困境觸目驚心，早在1950年代，以共和縣沙珠玉鄉為代表，就已經著手展開了治理工作。沙珠玉鄉的居民長期被冰雹、干旱、風沙所襲擾，這里全年水源缺乏，沙化、水土流失現象嚴重。1950年代起，當地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來治理環境。從引進治沙植物檸條，到建立治沙林場、治沙試驗站，再到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對“山水林田湖草沙”進行綜合治理，沙珠玉鄉付出了半個世紀的努力，才讓昔日的荒漠變成如今連綿成林的景象。
另一個治理的例子是共和縣塔拉灘。這里曾是風沙肆虐之地，但如今，大片大片光伏板覆蓋了地表，植被種植在光伏板和公路之間，青楊、新疆楊、青海云衫、刺柏等層層挺拔。塔拉灘擁有占地54平方公里、數量多達700萬塊的太陽能光伏板，這里年日照超1800小時，風速每秒十幾米。非常適合建造光伏園區。到2022年，這里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光伏園區，建設有我國面積最大的光伏發電站。
原來，塔拉灘治理風沙的秘訣，就在這太陽能光伏板上。其一，這些成陣成列的光伏板和支撐板材的金屬架發揮阻攔效應，有效降低了風速；其二，太陽能板的覆蓋遮住了過去直射地面的陽光，降低了水分蒸發，對植被起到了庇護作用。數據顯示：“曾經的塔拉灘荒漠化以每年1.8萬畝的速度在增加，草場沙化面積達101.11萬畝，到了2023年，光伏園區內各類苗木成活率達90%以上，塔拉灘生態治理面積達到31.1萬畝，原生植物覆蓋面積從治理前15%達到65%。”
園區青草叢生，反而成了員工幸福的煩惱，因為太多太高的草會遮蔽太陽能板吸收陽光，影響光伏發電效果。電力公司因地制宜，想到引進當地牧戶的羊群這個土辦法，如此一來，羊群成為園區內的“除草機”，羊糞又成為肥料，土壤肥力能得到改善，這些羊也就成為大家口中的“光伏羊”。
走出自我的狹隘
好的旅行寫作、自然寫作能讓人走出自我的狹隘，跳出二元對立的敘事去看待他者。在讀《大河源》時，讀者能夠察覺出阿來潛在的問題意識，他是帶著問題去上路，比方說：黃河的地理源頭和文化源頭是否一樣？在數千年前，黃河上游的文明程度是怎樣的？在數千年的淘洗中，有哪些被忽略的黃河上游文明值得被看見？再比如寫到環保議題時，阿來關心的是，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二元對立的事情嗎？當牧民利益和生態保護出現沖突，如何求得平衡？
有一個細節就呈現出生態保護在實踐中的復雜性。一個牧民向阿來反映：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建立后，牧民被要求減少牲畜數量，退牧還草，甚至放棄牧場，移民別處。結果呢，野驢、野羊的恢復比草場的恢復還快。特別是藏野驢，食草量比牛還大，人不放牧牛羊了，但草還是沒長起來，都被這些野物吃光了。
在生態議題的思考之外，阿來著重書寫的另一個維度，是對于黃河上游古文明的探究。他結合所見所聞和最新的考古發掘成果介紹道，黃河上游在兩三千年前，甚至更早以前，擁有過較為豐富的文明，而非人們刻板印象中的荒蕪之地。早在5300年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古人類在黃河上游使用陶器，考古人員將這片文明遺址命名為宗日遺址，他們在這里發現了石器、玉器和骨器，還有祭祀遺跡。經過進一步發掘，宗日遺址出土了大量彩陶、磨制穿孔石刀、雙刃骨梗刀、綠松石飾物等，證明早在商朝之前，黃河上游就已經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文明。
身為藏族作家，出生于四川省馬爾康縣，從小跟少數民族社群打交道，讓阿來意識到發展對于山地和草原社會的重要性。他反對以毀滅生態系統為代價的激進發展，但也批判原教旨式的地方保護主義，即以保護地方原始風貌為名，拒絕一系列經濟發展行為。這種觀念存在于一些對邊疆地區具有濾鏡化想象的城市知識分子腦內，他們美化一個淳樸而善良的遠方少數民族社會，漠視大部分當地居民面臨的實際困境，他們空洞地提倡保護環境，實則對牧民與所處自然生態的復雜關系一無所知。
在書中144頁，阿來批評了秉持這種觀念的知識分子，他認為，以單一族群的眼光打量一切，或者一刀切地拒絕現代生活生產方式，都容易陷入文化觀上的狹隘。
可惜的是，阿來沒有就此繼續援引案例深入討論。這也是本書的一大問題，阿來拋出過很多觀點，但沒有深入討論下去。瑕不掩瑜，《大河源》在我看來仍是一本好書，一為科普層面，一為此書的寫作方法和問題意識。阿來的確認真、詳實地處理了這個寫作主題，對于有心去了解黃河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適合在路上閱讀的佳作。
藏族作家阿來憑《塵埃落定》等長篇小說被人熟知，他善于將民間敘事、超現實主義與家族、史詩、自然元素融合。在新作《大河源》中，阿來從處在扎陵、鄂陵、卓讓三湖之間的措日尕則山寫起，用450頁篇幅描述了他尋訪黃河上游的歷程。
一個植物愛好者的閑筆
這本書可以歸類為旅行文學和生態文學，跟傳統的旅行寫作相比，它增加了生態和環保層面的思考。阿來奔赴上瑪多、同德、共和盆地、貴德、河湟、若爾蓋、果洛、麻多鄉，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深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保之間尋覓平衡，無論是對黃河上游，還是對我們自己的生活，都已經迫在眉睫。
《大河源》的寫作緣起是一個名叫“三江源傳”的寫作計劃。2022年，阿來應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請，去走三江源區，要為黃河源、長江源、瀾滄江源合寫一本書。但在執行過程中，阿來發現將三江源合在一本書并不合適。他在后記中寫道：“地理上并寫困難，是差異太小。而在人文方面，卻又是因為差異太大。如果三江并寫，便會輕重繁簡很不均衡。”于是，阿來先為黃河源單寫一本書，其余兩源留作后看。
2022年7月，阿來初次尋訪黃河源，為期半個多月，行程因疫情暫停。8月再去，他先走通天河，去瀾滄江，再上黃河源，兩段合起來，便走完了黃河上游李家峽以上段。書中河湟地區部分，阿來在此前二三十年間便已多次走過。
此書筆調輕松，現實中穿插歷史，可以當作一部印在紙上的公路紀錄片。旅行的樂趣，就是發現查資料和光憑想象無法精確描摹的細節。跟劉子超書寫巴爾干半島的非虛構著作《血與蜜之地》相比，阿來在進行黃河上游寫作時，除了和劉子超一樣穿插當地歷史、寫當地人故事，他還寫了很多自己尋找、辨認植物的經歷。
植物的部分是我讀《大河源》時最喜歡看的。在唐蕃古道的高寒草甸上，阿來看到了萼筒中有蜜糖味、白色花瓣在稀薄的陽光中微微閃光的白花枝子花；在巴顏喀拉山山口兩邊的流石灘上，有一種美麗的植物名叫多刺綠絨蒿，它們的莖端擁有碩大的、藍如夢幻的花朵，五片黃色花瓣中突出一簇金黃的雄蕊，這種花朵也分布在四川西北的橫斷山脈，被英國植物專家威爾遜稱作“喜馬拉雅藍罌粟”。在嚴重退化、象征著草原生態惡化的黑土灘上，還有棱子芹頑強生長。這種植物莖稈粗壯、花呈傘狀，每一朵碩大的傘形花一般由百十朵小花攢聚而成。
在祁連山中的青稞地，阿來看到了角盤蘭，這種蘭花長相奇特，葉是綠的，莖與盤在莖上的花也是綠的，只是這綠色相比葉子要淺一些，仿佛綠中調和了一點兒黃。在這片看似一片濃綠的青稞地上，仔細觀察，還能看到天仙子、繁縷、狼毒、茴香等花草。對喜歡看“文以載道”的讀者而言，這樣的閑筆也許沒什么意思，但對喜歡自然趣味，對萬物生靈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樣的閑筆才是更有意思的。
把書往后看，你會發現阿來是一個植物愛好者。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寫寫自己在路上看到的植物，若是具有藥用價值的，他還會對此進行科普。例如第262、263頁寫到五脈綠絨蒿，阿來引述《中華藏本草》等資料介紹：五脈綠絨蒿生長于海拔2300—4600米的陰坡灌叢或高山草地，它“清熱利尿，治赤巴病、肝熱、咽喉灼痛、淋病”，這里的赤巴是藏語說法，譯成漢語是火或膽。藏醫認為，其功能是產生熱能并維持體溫，增強胃功能使食物消化。
具有生態關懷的尋根之旅
《大河源》也是阿來的尋根之旅。阿來的祖先是羌族中的一支，稱為嘉良羌，他們曾生活在靠近黃河九曲的橫斷山中，先后被唐朝和吐蕃統治。這片土地長期遭遇拉鋸戰式的爭奪，杜甫在詩歌《黃河》中對當時的交戰情形描繪道：“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群。”
在書中第204、205頁，阿來道出了尋根的動機。其一，從個人維度，一個人“知所從來”，為的是“之所從去”，只有更加清晰地認識祖輩遷徙的歷史，一個人才能了解自我和社會的關系，更加明確其未來想要探索的道路。其二，從社會維度來說，溯源黃河，也是一次對文明多樣性的認知之旅，它有助于個體走出單一民族、主流敘事的中心思維，看到不同文明在沖突與融合里留下的歷史遺產。
當全球變暖成為時代議題，極端天氣頻頻發生，阿來在精神與文化的溯源之旅中，也書寫著黃河上游近一個世紀以來面臨的生態危機和有識之士的解決對策。
在“黑土灘”一節，他提到：20世紀中葉以來，黃河上源地區的降水量普遍較少，氣溫明顯增高，不但造成地表土壤含水量降低，更可怕的是凍土層的溶解。“更高海拔地帶，地下凍土的溶解，應該引起更多關注。”
漫游至共和盆地時，阿來也寫到了降雨增多對于黃河上游谷地的影響。首當其沖的便是泥石流的增多。一個名叫桑當的村子，被泥石流毀掉了幾百畝良田和寶貴的防風防沙林帶。這條流經桑當的河有一個古怪的名字，叫做大河壩，原本大河壩流域內土地肥沃，農產品豐富，但在暴雨、泥石流增多后，這里變得越來越不適宜居住，至少有800戶農民就此離開了家園。
黃河上游的生態困境觸目驚心，早在1950年代，以共和縣沙珠玉鄉為代表，就已經著手展開了治理工作。沙珠玉鄉的居民長期被冰雹、干旱、風沙所襲擾，這里全年水源缺乏，沙化、水土流失現象嚴重。1950年代起，當地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來治理環境。從引進治沙植物檸條，到建立治沙林場、治沙試驗站，再到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對“山水林田湖草沙”進行綜合治理，沙珠玉鄉付出了半個世紀的努力，才讓昔日的荒漠變成如今連綿成林的景象。
另一個治理的例子是共和縣塔拉灘。這里曾是風沙肆虐之地，但如今，大片大片光伏板覆蓋了地表，植被種植在光伏板和公路之間，青楊、新疆楊、青海云衫、刺柏等層層挺拔。塔拉灘擁有占地54平方公里、數量多達700萬塊的太陽能光伏板，這里年日照超1800小時，風速每秒十幾米。非常適合建造光伏園區。到2022年，這里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光伏園區，建設有我國面積最大的光伏發電站。
原來，塔拉灘治理風沙的秘訣，就在這太陽能光伏板上。其一，這些成陣成列的光伏板和支撐板材的金屬架發揮阻攔效應，有效降低了風速；其二，太陽能板的覆蓋遮住了過去直射地面的陽光，降低了水分蒸發，對植被起到了庇護作用。數據顯示：“曾經的塔拉灘荒漠化以每年1.8萬畝的速度在增加，草場沙化面積達101.11萬畝，到了2023年，光伏園區內各類苗木成活率達90%以上，塔拉灘生態治理面積達到31.1萬畝，原生植物覆蓋面積從治理前15%達到65%。”
園區青草叢生，反而成了員工幸福的煩惱，因為太多太高的草會遮蔽太陽能板吸收陽光，影響光伏發電效果。電力公司因地制宜，想到引進當地牧戶的羊群這個土辦法，如此一來，羊群成為園區內的“除草機”，羊糞又成為肥料，土壤肥力能得到改善，這些羊也就成為大家口中的“光伏羊”。
走出自我的狹隘
好的旅行寫作、自然寫作能讓人走出自我的狹隘，跳出二元對立的敘事去看待他者。在讀《大河源》時，讀者能夠察覺出阿來潛在的問題意識，他是帶著問題去上路，比方說：黃河的地理源頭和文化源頭是否一樣？在數千年前，黃河上游的文明程度是怎樣的？在數千年的淘洗中，有哪些被忽略的黃河上游文明值得被看見？再比如寫到環保議題時，阿來關心的是，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二元對立的事情嗎？當牧民利益和生態保護出現沖突，如何求得平衡？
有一個細節就呈現出生態保護在實踐中的復雜性。一個牧民向阿來反映：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建立后，牧民被要求減少牲畜數量，退牧還草，甚至放棄牧場，移民別處。結果呢，野驢、野羊的恢復比草場的恢復還快。特別是藏野驢，食草量比牛還大，人不放牧牛羊了，但草還是沒長起來，都被這些野物吃光了。
在生態議題的思考之外，阿來著重書寫的另一個維度，是對于黃河上游古文明的探究。他結合所見所聞和最新的考古發掘成果介紹道，黃河上游在兩三千年前，甚至更早以前，擁有過較為豐富的文明，而非人們刻板印象中的荒蕪之地。早在5300年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古人類在黃河上游使用陶器，考古人員將這片文明遺址命名為宗日遺址，他們在這里發現了石器、玉器和骨器，還有祭祀遺跡。經過進一步發掘，宗日遺址出土了大量彩陶、磨制穿孔石刀、雙刃骨梗刀、綠松石飾物等，證明早在商朝之前，黃河上游就已經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文明。
身為藏族作家，出生于四川省馬爾康縣，從小跟少數民族社群打交道，讓阿來意識到發展對于山地和草原社會的重要性。他反對以毀滅生態系統為代價的激進發展，但也批判原教旨式的地方保護主義，即以保護地方原始風貌為名，拒絕一系列經濟發展行為。這種觀念存在于一些對邊疆地區具有濾鏡化想象的城市知識分子腦內，他們美化一個淳樸而善良的遠方少數民族社會，漠視大部分當地居民面臨的實際困境，他們空洞地提倡保護環境，實則對牧民與所處自然生態的復雜關系一無所知。
在書中144頁，阿來批評了秉持這種觀念的知識分子，他認為，以單一族群的眼光打量一切，或者一刀切地拒絕現代生活生產方式，都容易陷入文化觀上的狹隘。
可惜的是，阿來沒有就此繼續援引案例深入討論。這也是本書的一大問題，阿來拋出過很多觀點，但沒有深入討論下去。瑕不掩瑜，《大河源》在我看來仍是一本好書，一為科普層面，一為此書的寫作方法和問題意識。阿來的確認真、詳實地處理了這個寫作主題，對于有心去了解黃河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適合在路上閱讀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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