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情況下，小說的開頭會為整個閱讀體驗定下總基調，就像萍水相逢的兩個人初次見面時的握手，從力道和觸感便能大致判斷，是敷衍的客套、還是真誠的友好，是恰到好處的點到為止、還是太過緊張而用力過猛。
但也有例外。
《信任》的開頭就是這樣：“本杰明·拉斯克具備幾乎所有與生俱來的優勢，卻也因此被剝奪了一項特權：他沒有一種英雄般崛起的經歷。他的成長故事中缺乏砥礪和不屈不撓，也沒有依靠堅不可摧的意志從近乎廢墟之上為自己打造一個黃金鋪路的命運。”
它帶給我的感覺是復雜的，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感，也有故弄玄虛的挑逗意味，更直接擊中了我多年從事美國文學研究的職業神經，讓我一下子興奮起來。“美國夢”、白手起家、個人主義精神，是我對它產生的條件反射，我不禁有點“一眼看穿”的自鳴得意。
然而，剛讀到一百頁出頭，故事戛然而止，我頓時意識到起先的“專業”判斷還是“草率了”。接下來，我決定遵從納博科夫“用脊背閱讀”的建議：“渾身放松，讓脊梁骨來指揮”，盡可能抑制住“職業病”的頭腦，用“兩塊肩胛骨之間的部位真正領略藝術帶來的欣悅”。
事實也證明，這種閱讀方式格外適合這本小說。我的確不止一次感受到了納博科夫所言的“背脊的微微震顫”。但有趣的是，這多半源于自視“專業讀者”的我不斷被小說作者埃爾南·迪亞斯“誘騙”的快感。事實上，從那個短篇故事集一般的目錄開始，我便一步步進入他精心設計的虛構迷宮。看似獨立的四種敘事聲音，實則有所重疊的“主人公們”，以及他們相互交織的故事完全捕獲了我。我明知他們不可信，卻依然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跟隨不同敘事者的腳步。每當我幾乎完全沉浸于故事，猝不及防的敘事切換又強行地把我拉了出來。一通讀下來，簡直就像坐過山車一般：有屏住呼吸的小心翼翼，也有一口氣完成的酣暢痛快，是明明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出其不意的反轉依然會讓我驚呼感嘆，是過程中急切地想抵達終點，卻在真正抵達時意猶未盡而不愿離開。
不久前，作者迪亞斯來到上海。當我們談起“信任”在這本小說的多重含義時（信任的英文trust既可當名詞、也可當動詞，亦可用作金融術語“信托”和商業術語“托拉斯”），迪亞斯解釋了以它為題的初衷。除了作為金融和商業用語與小說主題和人物身份形成意義雙關之外，他更希望通過題目與整部小說之間的反諷張力讓人們看到“信任”的風險，讓讀者產生“為何會相信某個故事、某種聲音”的自我質疑、以至于患上一種“快樂的妄想和多疑癥”。而當我向他描述我的閱讀體驗，他笑著說：“沒錯，很多讀者也是這種感覺。這其實是另一種‘信任’，存在于讀者與作者之間——我相信讀者的理解力，他們比我聰明得多；讀者也愿意相信我，相信我不會愚弄他們。因為在我看來，尊重讀者是虛構寫作的基本倫理準則。”
在迪亞斯為自己建構的職業道德體系中，“尊重人物”是另一基本原則。他跟我描述道：“每當我讀到有些小說創造一個人物，就是為了玩弄他取笑他、或是為了證明某種道德觀故意設陷阱懲罰他，我都感到非常生氣和沮喪。”《信任》中，迪亞斯的確展現出他對人物的極大尊重。主人公貝維爾沒有被刻畫成身穿條紋西裝、頭戴高頂禮帽的資本家小丑，也不是口叼雪茄、大腹便便的油膩大亨，而是一個擁有復雜矛盾人格、霸道虛偽卻也流露出脆弱和真情的人。盡管貝維爾不討人喜歡，但迪亞斯給了他起碼的為人的尊嚴，盡管他的世界觀令人無法認同甚至令人憎惡，但他并不冷血，并非麻木的空心人。
“小說是虛構的，但不是虛假的，虛構并不意味著可以撒謊或者欺騙”，迪亞斯如是說。
《信任》用故事嵌套故事的方式展現了何為敘事，用后一個敘事解構前一個敘事的方式展現了何為虛構、何為謊言。小說中，貝維爾的自傳顛覆了以他和妻子為原型的暢銷小說，而他的秘書又以回憶錄的形式披露了貝維爾所謂自傳的真實誕生過程，并通過貝維爾妻子臨終前的日記進一步揭穿了那部暢銷小說作者和貝維爾各自的謊言。從小說到自傳，再到回憶錄和日記，《信任》的四個故事采用了“真實性”依次增強的四種體裁，讓我們感到正在一步步走近真相。但很難說，我們最終獲得了真相。畢竟，無論是貝維爾秘書的回憶錄、還是貝維爾妻子的日記，終究是另一種形式的敘事：同樣是“有限”的視角，同樣帶有書寫者的主觀色彩。
合上書，我猛然清醒，這一切難道不也是迪亞斯的虛構嗎？他是在用虛構拆解虛構的過程，比起故事的真相，迪亞斯似乎更希望幫我們認清敘事的真相。它被權力操控、壓制甚至篡改——正如貝維爾的妻子，那個成就貝維爾發家神話的幕后金融天才，卻被“一家之主”的丈夫描述為嬌弱的“金絲雀”，被暢銷小說家為了更加博人眼球而捏造為身患精神分裂癥的瘋子；它也被權力利用、幫助權力鞏固自身的合法性——正如貝維爾在“自我敘事”中不斷強調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捍衛國家利益，從而為自己見不得光的財富積累給予神圣化的正名。
“某種意義上，我們就生活在一個敘事的空間，我們的所見、所聞、所言說本質上都是一種敘事，其背后有權力的運作，其本身也帶有視角的主觀性甚至偏頗。”談到這里，我不免有些悲觀。“我們還有可能獲得真相嗎？特別是在如今這個被稱為‘后真相’的時代。”我問迪亞斯。
“‘后真相’，一個多么愚蠢、令人生厭的詞！”迪亞斯略顯激動地回應。“不過，那里的真相是社會學家和政治評論家更關心的事，而我作為小說家，更感興趣的是虛構中的真實，當然，它不一定、也不需要對應真實的現實。在我看來，虛構是一種特別的‘技術’，通過獨特而有意義的形式、具有視覺和聽覺美感的語言，還有或奔涌或涓涓的情感，虛構讓真實成為一種‘在場’，供人們去感受、去體驗，盡管是在想象的空間。”
“這正是虛構的魔力”，我說。迪亞斯卻糾正我：“我更想稱它為虛構的美。因為魔力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超乎我們控制、甚至超乎宇宙的神秘力量，但虛構之美卻是切實可見、有跡可循的。”
他說的沒錯。世界是復雜的，世界的面相是無限的，而好的小說能夠憑借自由的想象和虛構的特權，為讀者打開一扇新的通往世界的窗戶。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能看到窗外的景象，還能看到窗戶本身，亦能認識到窗戶是如何被打開的。
《信任》做到了。
迪亞斯對虛構之美的忠誠和捍衛，還源于他是一個“感官主義者”。他在意排版的空行和空頁創造出的視覺效果，在意詞句音韻產生的聽覺美感，而創作小說為他帶來了多重的感官享受。迪亞斯告訴我，他之所以至今依然堅持用鋼筆在筆記本上寫小說的第一稿，因為他喜歡看著墨水一點一點從筆端流淌，聽著筆尖與紙張摩擦而發出的聲響，感受意義和語言的交融，體會一個單詞、一個句子、一段話與皮膚觸碰時激發的情緒、從身體穿過時激起的情感。
說這些話時，迪亞斯顯得嚴肅而真誠。我突然明白了他為何格外強調“尊重”：尊重讀者、尊重人物、尊重真實，那是他對虛構、對文學的尊重。他清楚地知道敘事的權力意味著什么，但他更珍惜與文字的每一場翩然起舞。
作者：孫璐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大多數情況下，小說的開頭會為整個閱讀體驗定下總基調，就像萍水相逢的兩個人初次見面時的握手，從力道和觸感便能大致判斷，是敷衍的客套、還是真誠的友好，是恰到好處的點到為止、還是太過緊張而用力過猛。
但也有例外。
《信任》的開頭就是這樣：“本杰明·拉斯克具備幾乎所有與生俱來的優勢，卻也因此被剝奪了一項特權：他沒有一種英雄般崛起的經歷。他的成長故事中缺乏砥礪和不屈不撓，也沒有依靠堅不可摧的意志從近乎廢墟之上為自己打造一個黃金鋪路的命運。”
它帶給我的感覺是復雜的，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感，也有故弄玄虛的挑逗意味，更直接擊中了我多年從事美國文學研究的職業神經，讓我一下子興奮起來。“美國夢”、白手起家、個人主義精神，是我對它產生的條件反射，我不禁有點“一眼看穿”的自鳴得意。
然而，剛讀到一百頁出頭，故事戛然而止，我頓時意識到起先的“專業”判斷還是“草率了”。接下來，我決定遵從納博科夫“用脊背閱讀”的建議：“渾身放松，讓脊梁骨來指揮”，盡可能抑制住“職業病”的頭腦，用“兩塊肩胛骨之間的部位真正領略藝術帶來的欣悅”。
事實也證明，這種閱讀方式格外適合這本小說。我的確不止一次感受到了納博科夫所言的“背脊的微微震顫”。但有趣的是，這多半源于自視“專業讀者”的我不斷被小說作者埃爾南·迪亞斯“誘騙”的快感。事實上，從那個短篇故事集一般的目錄開始，我便一步步進入他精心設計的虛構迷宮。看似獨立的四種敘事聲音，實則有所重疊的“主人公們”，以及他們相互交織的故事完全捕獲了我。我明知他們不可信，卻依然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跟隨不同敘事者的腳步。每當我幾乎完全沉浸于故事，猝不及防的敘事切換又強行地把我拉了出來。一通讀下來，簡直就像坐過山車一般：有屏住呼吸的小心翼翼，也有一口氣完成的酣暢痛快，是明明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出其不意的反轉依然會讓我驚呼感嘆，是過程中急切地想抵達終點，卻在真正抵達時意猶未盡而不愿離開。
不久前，作者迪亞斯來到上海。當我們談起“信任”在這本小說的多重含義時（信任的英文trust既可當名詞、也可當動詞，亦可用作金融術語“信托”和商業術語“托拉斯”），迪亞斯解釋了以它為題的初衷。除了作為金融和商業用語與小說主題和人物身份形成意義雙關之外，他更希望通過題目與整部小說之間的反諷張力讓人們看到“信任”的風險，讓讀者產生“為何會相信某個故事、某種聲音”的自我質疑、以至于患上一種“快樂的妄想和多疑癥”。而當我向他描述我的閱讀體驗，他笑著說：“沒錯，很多讀者也是這種感覺。這其實是另一種‘信任’，存在于讀者與作者之間——我相信讀者的理解力，他們比我聰明得多；讀者也愿意相信我，相信我不會愚弄他們。因為在我看來，尊重讀者是虛構寫作的基本倫理準則。”
在迪亞斯為自己建構的職業道德體系中，“尊重人物”是另一基本原則。他跟我描述道：“每當我讀到有些小說創造一個人物，就是為了玩弄他取笑他、或是為了證明某種道德觀故意設陷阱懲罰他，我都感到非常生氣和沮喪。”《信任》中，迪亞斯的確展現出他對人物的極大尊重。主人公貝維爾沒有被刻畫成身穿條紋西裝、頭戴高頂禮帽的資本家小丑，也不是口叼雪茄、大腹便便的油膩大亨，而是一個擁有復雜矛盾人格、霸道虛偽卻也流露出脆弱和真情的人。盡管貝維爾不討人喜歡，但迪亞斯給了他起碼的為人的尊嚴，盡管他的世界觀令人無法認同甚至令人憎惡，但他并不冷血，并非麻木的空心人。
“小說是虛構的，但不是虛假的，虛構并不意味著可以撒謊或者欺騙”，迪亞斯如是說。
《信任》用故事嵌套故事的方式展現了何為敘事，用后一個敘事解構前一個敘事的方式展現了何為虛構、何為謊言。小說中，貝維爾的自傳顛覆了以他和妻子為原型的暢銷小說，而他的秘書又以回憶錄的形式披露了貝維爾所謂自傳的真實誕生過程，并通過貝維爾妻子臨終前的日記進一步揭穿了那部暢銷小說作者和貝維爾各自的謊言。從小說到自傳，再到回憶錄和日記，《信任》的四個故事采用了“真實性”依次增強的四種體裁，讓我們感到正在一步步走近真相。但很難說，我們最終獲得了真相。畢竟，無論是貝維爾秘書的回憶錄、還是貝維爾妻子的日記，終究是另一種形式的敘事：同樣是“有限”的視角，同樣帶有書寫者的主觀色彩。
合上書，我猛然清醒，這一切難道不也是迪亞斯的虛構嗎？他是在用虛構拆解虛構的過程，比起故事的真相，迪亞斯似乎更希望幫我們認清敘事的真相。它被權力操控、壓制甚至篡改——正如貝維爾的妻子，那個成就貝維爾發家神話的幕后金融天才，卻被“一家之主”的丈夫描述為嬌弱的“金絲雀”，被暢銷小說家為了更加博人眼球而捏造為身患精神分裂癥的瘋子；它也被權力利用、幫助權力鞏固自身的合法性——正如貝維爾在“自我敘事”中不斷強調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捍衛國家利益，從而為自己見不得光的財富積累給予神圣化的正名。
“某種意義上，我們就生活在一個敘事的空間，我們的所見、所聞、所言說本質上都是一種敘事，其背后有權力的運作，其本身也帶有視角的主觀性甚至偏頗。”談到這里，我不免有些悲觀。“我們還有可能獲得真相嗎？特別是在如今這個被稱為‘后真相’的時代。”我問迪亞斯。
“‘后真相’，一個多么愚蠢、令人生厭的詞！”迪亞斯略顯激動地回應。“不過，那里的真相是社會學家和政治評論家更關心的事，而我作為小說家，更感興趣的是虛構中的真實，當然，它不一定、也不需要對應真實的現實。在我看來，虛構是一種特別的‘技術’，通過獨特而有意義的形式、具有視覺和聽覺美感的語言，還有或奔涌或涓涓的情感，虛構讓真實成為一種‘在場’，供人們去感受、去體驗，盡管是在想象的空間。”
“這正是虛構的魔力”，我說。迪亞斯卻糾正我：“我更想稱它為虛構的美。因為魔力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超乎我們控制、甚至超乎宇宙的神秘力量，但虛構之美卻是切實可見、有跡可循的。”
他說的沒錯。世界是復雜的，世界的面相是無限的，而好的小說能夠憑借自由的想象和虛構的特權，為讀者打開一扇新的通往世界的窗戶。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能看到窗外的景象，還能看到窗戶本身，亦能認識到窗戶是如何被打開的。
《信任》做到了。
迪亞斯對虛構之美的忠誠和捍衛，還源于他是一個“感官主義者”。他在意排版的空行和空頁創造出的視覺效果，在意詞句音韻產生的聽覺美感，而創作小說為他帶來了多重的感官享受。迪亞斯告訴我，他之所以至今依然堅持用鋼筆在筆記本上寫小說的第一稿，因為他喜歡看著墨水一點一點從筆端流淌，聽著筆尖與紙張摩擦而發出的聲響，感受意義和語言的交融，體會一個單詞、一個句子、一段話與皮膚觸碰時激發的情緒、從身體穿過時激起的情感。
說這些話時，迪亞斯顯得嚴肅而真誠。我突然明白了他為何格外強調“尊重”：尊重讀者、尊重人物、尊重真實，那是他對虛構、對文學的尊重。他清楚地知道敘事的權力意味著什么，但他更珍惜與文字的每一場翩然起舞。
作者：孫璐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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