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小居室的曲折輾轉,一個大家庭的悲歡愁喜。《小宅門》集中呈現了三代中國人和房子間的復雜抉擇、羈絆互塑、扶持接力,以溫暖明亮的基調,濃縮展現了三十年來中國百姓安居史”。
《小歡喜》《三十而已》總制片人徐曉鷗如此評價魯引弓新著《小宅門》。
作為全網累計百億熱播電視劇《小別離》《小歡喜》《小舍得》的原著作者,魯引弓一改之前17天完成《小別離》的神速,潛心三年,尋訪近50家中介公司,繼高考、小升初、低齡留學后,聚焦又一國民話題——買房。
一部《小宅門》,寫盡三十年我們與房子的牽絆,努力尋找一條回家的路。魯引弓又一次用自己的作品,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一張探討房產、倫理、職場、教育的公共圓桌。
當我把搜集整理的數萬字的魯引弓背景資料導入一款AI助手后,它為我自動歸納了魯引弓的創作特色:
溫暖的現實主義——他的作品以溫暖明亮的基調呈現,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并傳遞積極向上的力量;
信息量和當下感——他強調作品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感,通過采訪和調研獲取素材,以保證作品的真實性和吸引力;
共情能力——他認為文學作品應該能夠引發讀者的共鳴,通過作品傳遞溫暖和力量。
我把AI生成的這段文字發給魯引弓看。
第二天面對面采訪時,他告訴我:今天上午我去浙江圖書館,經過旁邊的浙江文學館,館里有一款AI設備,任何人對著麥克風問一個文學問題,就能獲得答案。我問,“魯引弓作品的文學風格是怎樣的”,出來的內容和你昨天發給我的非常接近。
腦補一個半老頭兒對著AI問自己的文學風格的場景,我啞然失笑,覺得有點搞笑,又透著點天真和可愛。接著,我懷疑,是不是我昨天的操作相當于投喂了數據,所以魯引弓得到了高度相似的結果。魯引弓對此表示贊同。但我們都不確定事實是不是就是這樣的。兩個文科生就此展開了一段云里霧里的討論。
討論沒有結果,只是證明了一點:我們都對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充滿好奇。
小宅門
《小宅門》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男生丁咚的出生,與房子有關。為趕20世紀90年代最后一批福利分房的末班車,丁咚父母認識兩周就火線結婚,又因性格不合匆匆離婚,留下了1歲的嬰兒丁咚,作為這場短命婚姻的遺產。
長大后的丁咚意外成為房產中介。一篇報道,五張訂單。丁咚自此卷入海歸女青年雷嵐百般騰挪、急于買房上車的跌宕歷程,以及尚城丁家“桃李迎春風”兄妹五人為各自子女買房的曲折故事中。他和那些涉世未深的中介小哥一樣,在深入某些房屋交易的過程中,一不小心,就直抵了他人生活中隱秘的深處——房子,房子。
買房,如同一場挾風帶電的奔跑。眾人屢陷困境,屢現轉機,又屢屢失控。
讀書周刊:您曾說過,“一個教育,一個房產,象征著當下生活中讓我們焦慮的兩頭”,《小宅門》的出版,是否意味著您在完成教育四部曲《小別離》《小舍得》《小歡喜》《小痛愛》之后,開始“轉戰”房產了?
魯引弓:是的。這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就像我并非天生關心教育,而是出于一個媒體人的選題意識一樣,寫完教育去寫房產,也是因為我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在聊房子。哪怕是晚上我在馬路上夜跑,身邊走過的散步的人,也在聊房子。到處是“買了嗎?賣了嗎?”的問答。你還會發現,不僅坐在單位工位上的每個人都在聊房子,而且,聊的結果會把人分成不同的圈層——有房的,沒房的;房大的,房小的;房遠的,房近的。本來你以為在同一個單位上班,坐在同一塊天花板下的同樣規格的工位里,大家都是一樣的,可房子讓大家變得不一樣了。當然,也有不參與這個話題的討論的,以年輕人居多,他們不參與討論的原因,又是各式各樣的。
總之,房子影響著大家;總之,當所有人在談論房子時,房子一定就是社會議題之一。我就想去寫它、觸碰它,就像當年寫教育一樣。
我手頭在寫《小飯碗》,關注就業問題,是另外一個重大的社會議題。正是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推動著我寫寫寫。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文學創作回應時代。
讀書周刊:《小宅門》不僅是一部關于買房的小說,它還深入探討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多個方面,包括家庭關系、婚戀觀念、個人價值觀等。例如,小說中提到的“新門當戶對”現象,反映了現代婚姻中房產問題的重要性。還涉及年輕人面臨的買房困境、單身女性的房產獨立意識等新興社會現象。不僅房子本身是社會議題,您借著房子,在大議題下還藏了很多小議題。
魯引弓:很高興大家都看出來了。其實,小宅門是大家庭,是大社會,是大課題。通過“小宅門”,我想揭示和反映當今社會的諸多熱點、難點,包括擇業、就業、創業,包括親情、愛情、友情,包括與防老、養老相關的家庭保障,等等。
你看作為女主角的“雷嵐”過山車般買房經歷的背后,是她與房子間跨越三代人的羈絆。因為多個家庭蝸居斗室,竟釀就了雷嵐父親和舅媽的不倫戀,導致兩個家庭破碎。后來母親為她留學賣房,而和年老的外公、生病的舅舅擠住在更狹促的房子里。這樣的成長經歷在她心中種下了買房的執念。
作為小說“穿針引線”者的中介小哥丁咚,他接到來自丁家大家庭“桃李迎春風”兄妹五人的五張訂單,更是勾勒出了中國家庭的買房眾生相。
讀書周刊:“為房子,中國人是真舍得感情”,我讀到這句話時,也十分感觸。
魯引弓:房子,意味著“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終身追求,是中國人對幸福的具體定義之一。每一個中國人,一生都無法逃離房子的羈絆,因為它與中國人的鄉土觀、財富觀、倫理觀、家庭觀、子孫觀息息相關,房子即是家。但是,如我在小說中所寫的,“房子大小可以跟人競賽,但過日子,如果這樣的心態,哪怕房子越住越大,心也越來越小”。這部小說,我寫的不是房價的起起落落,我希望的是引發大家討論房子和家的關系。
讀書周刊:小說中的“雨林小屋”仿佛是一處精神安放之所,每個走進“雨林小屋”的人,在此得到喘息,得到平靜,得到反思。
魯引弓:所有看了這部小說的朋友都反饋給我說,“雨林小屋”很溫暖。我起初給丁咚設置這么一個小小的空間,只是因為人物需要有安身之所。寫著寫著,就寫成了“雨林小屋”現在的樣子,它甚至最終促成了“老丁鐵”和“朱伊奶奶”的復合。它給我們示范了什么是家:我心安處即是家。
神算子
在《小宅門》中,魯引弓不僅精準捕捉了中國房產市場和房產政策變化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還精準預測了市場和政策的發展走向。在小說完成后的這4年多時間里,生活中的很多變化和政策變化,仿佛被小說劇情劇透了。
魯引弓“神算子”般的預測能力,還出現在《小舍得》里。這部完成于2017年的小說,寫到5個奧數杯賽被喊停3個,寫到課外培訓班被大力整頓,寫到減輕學生負擔的政策出臺……
讀書周刊:您為什么總能“預測”得這么準?
魯引弓:那是因為我做了大量的采訪,通過種種表象,找到了生活的底層邏輯。凡是不符合邏輯的,一定會被修正的。
《小宅門》是2020年6月寫完的,那時還在疫情期間,大家還在搶房子、搶大房子,有種瘋狂的感覺。瘋狂的東西是不可持續的。
我不是在寫市場規律,而是在寫人性規律。聚焦課外補習的《小舍得》也是一樣。《小舍得》是2016年寫的。那時候,你無論走到哪條街上,抬頭看到的高樓大廈的外面,掛的都是培訓機構的招牌,都形成一種樓宇經濟了。雙休日,孩子們輾轉于一個又一個培訓班,光一門奧數就可以報三個班;還在幼兒園的孩子,已經被媽媽帶來占坑了;中午時分,為了讓孩子稍稍休息一下,有家長在培訓班門口搭起了帳篷;四年級的小學生在做高中的數學卷;孩子在里面參加奧數競賽,媽媽在場外生二胎;一個原本佛系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媽媽,也像魔怔了似的開始逼孩子……這些小說情節都不是我編的,都來源于生活。生活之魔幻程度,超乎我們的想象。當這樣的情況不是個別的,而是社會普遍現象時,你說它合理嗎?我不知道好的教育是怎樣的,但我知道這樣的教育是不正常的。放眼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孩子是在題海里泡大而能把國家建設好的。
于是,我寫孩子們在奧數競賽中,掀翻課桌,沖了出去。這是真事,有一個孩子就這么干了,上了新聞。
我不是神算子,奧數班不是被我“寫死”的,是這些東西自身不符合邏輯、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成長規律。
讀書周刊:與其說您是神算子,不如說您領先在理念上。
魯引弓:這還真的是。《小歡喜》拍成電視劇后,偏重于親子關系,因為這樣好看。但我在小說里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教育公平問題,那時社會上還沒有關于寒門難出貴子的討論。
再往前,我的第一部小說不是《小別離》,而是《姐是大叔》。小說只有三四萬字,講的是“80后”職場美女王若蘭,不做爭著升職的“杜拉拉”,不愿以一個女孩的美好、善良、心性去換取利益,而是在一個急匆匆向前趕的生存環境中,以自成一體的“大叔”哲學,在職場和情感獲得磨礪,完成一個人的精神成長。當時《杜拉拉升職記》成為職場暢銷書,勵志成為職場文學的核心。我發現,單位里就有很多這樣的女孩,她們受過很好的教育,長得漂亮,素質高,工作也都很努力。可是,她們中的不少人彼此競爭得非常厲害,這個獲得了什么,那個就要來找我談,問我她哪里做得不夠。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單位里人人都想做杜拉拉,會怎么樣?想想就覺得那樣的生態是有點可怕的,那樣的生態不就是今天的“內卷”嗎?作為個體,在一片集體焦慮中,有不做“杜拉拉”的選擇嗎?順著這樣的想象,一個身高170厘米的漂亮女生王若蘭就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了。她原本也天天化著精致的妝容、踩著高跟鞋上班,各種搶、各種卷,可有一天,她對自己說,我不想跟別人爭奇斗艷了,我不想“卷”了。她就換上寬寬大大的汗衫,成了日劇里的“落拓大叔”。她給了自己一個深呼吸——當所有人都往前沖的時候,她退一步。退一步也是勵志啊。
實際上,我寫的是一個職場“道家女孩”。儒道是互補的——當所有人選擇入世這一條路的時候,必然有人以出世的方式和自己和解。
讀書周刊:“王若蘭”的影子好像在您此后的作品中一再出現:她是《小宅門》中“陶春”的師姐,放棄深圳一家大公司高管的職位,來到五指山種茶;她也是外科醫生“天帆”,當他和“雷嵐”合伙預先買了婚房后,他發現自己無法再安靜地做手術了,于是選擇退出;她甚至化身成為《小歡喜》中“潘帥”老師手里的那本書《過去與未來之間》。
魯引弓:雖然我當初寫《姐是大叔》有點鬧著玩的意思,但里面呈現的邏輯是對的,延續至今。我們總在講“劇場效應”,但講了又講之后,依然要求孩子考試、考試、考試,難道人生永遠就是考試嗎?
你提到的《小宅門》里的“師姐”,她不是我純想象的理想化人物,而是有原型的。原型是名校畢業生,她當年放棄大城市住房,劃竹筏進五指山荒野山間,帶著當地黎族婦女種茶,資助黎族子弟讀書。她如果當年不離開大城市,而是像有些人那樣倒騰房子,這數十年的投入產出比相對種茶可能躺贏,但她的自我選擇讓她實現了更獨特、有意義的人生價值。
我在小說里寫,師姐告訴“陶春”,茶葉就是要慢慢長的,要聽著早上的鳥叫、喝著露水長的。巧的是,在一次讀書分享會上,我生活中的一位師姐,帶著她自家陽臺上種的葫蘆來看我。她還沒讀過《小宅門》,但她說:你嘗嘗,我的葫蘆很香的,它是聽著鳥叫、喝著露水長的。
一顆糖
魯引弓曾任《錢江晚報》副總編輯,那會兒每天的愿望就是能從當天的選題中找到一個溫暖動人的好故事,把它放到頭版,讓每個讀者,在工作了一天之后,能讀到溫暖、讀到希望。
從媒體人到作家,身份變了,魯引弓的愿望沒變。在他心中,“小”系列作品是一顆給奔忙者的糖。
他說:
“社會節奏快,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有焦慮,我由衷地覺察到他們需要溫暖。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為一顆安慰人心的糖。創作的小說能給讀者帶去溫暖,也是我對文學功能的一種理解”;
“我希望我的這顆糖是一絲溫柔,讓我們通過閱讀和討論,獲得多一點善良,多一點努力,同時少一些失控”。
讀書周刊:《小宅門》里有個情節:一個女生委托丁咚賣房,原來,女生父母意外身亡,雪上加霜的是,女生這時才發現她家房子早先被爸爸幫做生意的戰友做了抵押貸款,本來是戰友在還貸,但戰友的生意不好做了,還不上貸款了。與其房子被拍賣,女生就想趕緊自己賣了,把貸款還上,余錢還能買套小的住。一個男生來看房,不僅看中了房,還和女生談戀愛了。這個情節過于美好,是真的嗎?
魯引弓:是真的。告訴我這個故事的中介小哥說,“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終于做了一件美好的事”。
為了寫這本書,我三年里走訪了近50家中介公司,還在一家大數據房產公司“臥底”工作了半年。中介大多是年輕人,知道我是來聽故事的,都很愿意和我聊。我采訪的第一個中介小哥,是才畢業的大學生,一張非常干凈單純的臉。我非常震撼,我就想,這樣一張臉,干房產中介,能干得下去嗎?現在離我采訪他已經過去五六年了,我看他的朋友圈,他還在賣房子。大多數中介小哥都像他一樣,沒有多少人生閱歷,就因為房子而一下子接觸到人生百態,甚至看到很多“狗血劇情”。有時我問小哥們,你們會一直干下去嗎?他們也表現得很迷茫。
讀書周刊:這個情節大概就是您說的“一顆糖”吧。
魯引弓:真實的生活是很痛的,痛才使一顆糖帶來的一點甜比黃金還稀缺。轉型時期社會發展太快了,當下很多問題沒那么容易解決。我借小說人物的糾結,帶著大家,跟著主人公,去反復解這道題。
讀書周刊:因此,也有聲音批評您的作品是在加重大家的焦慮。
魯引弓:寫與不寫,焦慮都在那里。相對于生活本身,沒有人會因為讀一本小說、看一部劇而產生焦慮,大家都是在讀小說、看劇的過程中,看見了自己的困境,并以作品中他人的智慧、解法來豐富自己的內心。這不叫引發焦慮,這叫產生共鳴。就焦慮而言,我覺得我的筆是寫不過現實的。正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焦慮已經有非常真切、深刻的感知了,所以,我的小說不是只講焦慮。
讀書周刊:是為大家提供不焦慮的解藥嗎?
魯引弓:也不是,我的小說無法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不一樣的視角,提供價值觀。
不一樣的視角怎么來的?也不是我直接提出的,而是通過小說人物或糾結或荒誕或一步步的成長,展開來給大家看。拿《小舍得》來說,什么是舍,什么是得,是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是我們跟隨南麗的腳步,一點點悟出來的。南麗一家四口旅行回來會怎樣?看似問題還在那里,但我們在讀小說的過程中,心里對“得”和“舍”可能會有一些思考,可能會有一絲轉念,可能會讓你在某些情境中多一點溫柔。比如在管孩子作業的時候,急性子的媽媽可能就不會那么失控。
總之,我希望借故事中的人物,讓大家觀照自己的生活。我們讀小說,為的就是通過文學的形式,代入他人的生活,以他人的經驗、智慧,豐富我們的內心,其實就是換位思考。比如讀《小宅門》,我們就在旁觀雷嵐怎么從一個理性、冷靜的獨立女性,一步步走向為房瘋狂,然后又是如何一點點自省反思,于混亂中理出頭緒,于懵懂中了解自己的。
讀書周刊:這要求小說人物形象具有極豐富的層次感。
魯引弓:是的。我的小說看起來都是家長里短,看起來寫的都是身邊的你我他,但這些人物代表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位置,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每一句對話都要寫得精準,要鉆到人物的心靈深處去寫。鉆得深了,就會看到人性某些黑暗的東西,會讓我覺得很累。
讀書周刊:然后還要在最黑暗處開出溫暖明亮的花來。
魯引弓:是的,文學需要有正面強攻的勇氣,也需要那點暖來提供情緒價值。
讀書周刊:您一直在正面強攻,之前的教育四部曲,今天的《小宅門》,下一部《小飯碗》,您如何保持直面當下的寫作狀態?
魯引弓:文學創作有個特點,寫著寫著,作家容易往內退,容易離生活遠了。我時刻提醒自己這一點——以前的作家閉關數年寫個長篇,沒問題,因為外面的世界變化沒那么快;今天不一樣,世界天天在變,不能離開生活太遠、太久。
我讀一些職場小說,翻開幾頁,讀不到“班味”的,整個是懸浮的,無論寫什么,都在用情感戲做填充。讀不下去。
很多人覺得,怎么敘事、怎么架構、怎么使用語言,這些是文學的要點,其實最核心的是對生活的獨特體驗和發現,是寫作者的判斷力精準問題。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卡夫卡等作家的偉大之處,是他們對時代的精準把握,而不僅是語言、敘事方式等。那些固然重要,但那些必須建立在寫作者對社會、對人性精準而獨特的認知上。沒有這些,無論寫過去還是寫現在,都缺少“當下感”,再華麗也是語言的“僵尸”。
“一間小居室的曲折輾轉,一個大家庭的悲歡愁喜。《小宅門》集中呈現了三代中國人和房子間的復雜抉擇、羈絆互塑、扶持接力,以溫暖明亮的基調,濃縮展現了三十年來中國百姓安居史”。
《小歡喜》《三十而已》總制片人徐曉鷗如此評價魯引弓新著《小宅門》。
作為全網累計百億熱播電視劇《小別離》《小歡喜》《小舍得》的原著作者,魯引弓一改之前17天完成《小別離》的神速,潛心三年,尋訪近50家中介公司,繼高考、小升初、低齡留學后,聚焦又一國民話題——買房。
一部《小宅門》,寫盡三十年我們與房子的牽絆,努力尋找一條回家的路。魯引弓又一次用自己的作品,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一張探討房產、倫理、職場、教育的公共圓桌。
當我把搜集整理的數萬字的魯引弓背景資料導入一款AI助手后,它為我自動歸納了魯引弓的創作特色:
溫暖的現實主義——他的作品以溫暖明亮的基調呈現,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并傳遞積極向上的力量;
信息量和當下感——他強調作品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感,通過采訪和調研獲取素材,以保證作品的真實性和吸引力;
共情能力——他認為文學作品應該能夠引發讀者的共鳴,通過作品傳遞溫暖和力量。
我把AI生成的這段文字發給魯引弓看。
第二天面對面采訪時,他告訴我:今天上午我去浙江圖書館,經過旁邊的浙江文學館,館里有一款AI設備,任何人對著麥克風問一個文學問題,就能獲得答案。我問,“魯引弓作品的文學風格是怎樣的”,出來的內容和你昨天發給我的非常接近。
腦補一個半老頭兒對著AI問自己的文學風格的場景,我啞然失笑,覺得有點搞笑,又透著點天真和可愛。接著,我懷疑,是不是我昨天的操作相當于投喂了數據,所以魯引弓得到了高度相似的結果。魯引弓對此表示贊同。但我們都不確定事實是不是就是這樣的。兩個文科生就此展開了一段云里霧里的討論。
討論沒有結果,只是證明了一點:我們都對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充滿好奇。
小宅門
《小宅門》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男生丁咚的出生,與房子有關。為趕20世紀90年代最后一批福利分房的末班車,丁咚父母認識兩周就火線結婚,又因性格不合匆匆離婚,留下了1歲的嬰兒丁咚,作為這場短命婚姻的遺產。
長大后的丁咚意外成為房產中介。一篇報道,五張訂單。丁咚自此卷入海歸女青年雷嵐百般騰挪、急于買房上車的跌宕歷程,以及尚城丁家“桃李迎春風”兄妹五人為各自子女買房的曲折故事中。他和那些涉世未深的中介小哥一樣,在深入某些房屋交易的過程中,一不小心,就直抵了他人生活中隱秘的深處——房子,房子。
買房,如同一場挾風帶電的奔跑。眾人屢陷困境,屢現轉機,又屢屢失控。
讀書周刊:您曾說過,“一個教育,一個房產,象征著當下生活中讓我們焦慮的兩頭”,《小宅門》的出版,是否意味著您在完成教育四部曲《小別離》《小舍得》《小歡喜》《小痛愛》之后,開始“轉戰”房產了?
魯引弓:是的。這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就像我并非天生關心教育,而是出于一個媒體人的選題意識一樣,寫完教育去寫房產,也是因為我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在聊房子。哪怕是晚上我在馬路上夜跑,身邊走過的散步的人,也在聊房子。到處是“買了嗎?賣了嗎?”的問答。你還會發現,不僅坐在單位工位上的每個人都在聊房子,而且,聊的結果會把人分成不同的圈層——有房的,沒房的;房大的,房小的;房遠的,房近的。本來你以為在同一個單位上班,坐在同一塊天花板下的同樣規格的工位里,大家都是一樣的,可房子讓大家變得不一樣了。當然,也有不參與這個話題的討論的,以年輕人居多,他們不參與討論的原因,又是各式各樣的。
總之,房子影響著大家;總之,當所有人在談論房子時,房子一定就是社會議題之一。我就想去寫它、觸碰它,就像當年寫教育一樣。
我手頭在寫《小飯碗》,關注就業問題,是另外一個重大的社會議題。正是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推動著我寫寫寫。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文學創作回應時代。
讀書周刊:《小宅門》不僅是一部關于買房的小說,它還深入探討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多個方面,包括家庭關系、婚戀觀念、個人價值觀等。例如,小說中提到的“新門當戶對”現象,反映了現代婚姻中房產問題的重要性。還涉及年輕人面臨的買房困境、單身女性的房產獨立意識等新興社會現象。不僅房子本身是社會議題,您借著房子,在大議題下還藏了很多小議題。
魯引弓:很高興大家都看出來了。其實,小宅門是大家庭,是大社會,是大課題。通過“小宅門”,我想揭示和反映當今社會的諸多熱點、難點,包括擇業、就業、創業,包括親情、愛情、友情,包括與防老、養老相關的家庭保障,等等。
你看作為女主角的“雷嵐”過山車般買房經歷的背后,是她與房子間跨越三代人的羈絆。因為多個家庭蝸居斗室,竟釀就了雷嵐父親和舅媽的不倫戀,導致兩個家庭破碎。后來母親為她留學賣房,而和年老的外公、生病的舅舅擠住在更狹促的房子里。這樣的成長經歷在她心中種下了買房的執念。
作為小說“穿針引線”者的中介小哥丁咚,他接到來自丁家大家庭“桃李迎春風”兄妹五人的五張訂單,更是勾勒出了中國家庭的買房眾生相。
讀書周刊:“為房子,中國人是真舍得感情”,我讀到這句話時,也十分感觸。
魯引弓:房子,意味著“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終身追求,是中國人對幸福的具體定義之一。每一個中國人,一生都無法逃離房子的羈絆,因為它與中國人的鄉土觀、財富觀、倫理觀、家庭觀、子孫觀息息相關,房子即是家。但是,如我在小說中所寫的,“房子大小可以跟人競賽,但過日子,如果這樣的心態,哪怕房子越住越大,心也越來越小”。這部小說,我寫的不是房價的起起落落,我希望的是引發大家討論房子和家的關系。
讀書周刊:小說中的“雨林小屋”仿佛是一處精神安放之所,每個走進“雨林小屋”的人,在此得到喘息,得到平靜,得到反思。
魯引弓:所有看了這部小說的朋友都反饋給我說,“雨林小屋”很溫暖。我起初給丁咚設置這么一個小小的空間,只是因為人物需要有安身之所。寫著寫著,就寫成了“雨林小屋”現在的樣子,它甚至最終促成了“老丁鐵”和“朱伊奶奶”的復合。它給我們示范了什么是家:我心安處即是家。
神算子
在《小宅門》中,魯引弓不僅精準捕捉了中國房產市場和房產政策變化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還精準預測了市場和政策的發展走向。在小說完成后的這4年多時間里,生活中的很多變化和政策變化,仿佛被小說劇情劇透了。
魯引弓“神算子”般的預測能力,還出現在《小舍得》里。這部完成于2017年的小說,寫到5個奧數杯賽被喊停3個,寫到課外培訓班被大力整頓,寫到減輕學生負擔的政策出臺……
讀書周刊:您為什么總能“預測”得這么準?
魯引弓:那是因為我做了大量的采訪,通過種種表象,找到了生活的底層邏輯。凡是不符合邏輯的,一定會被修正的。
《小宅門》是2020年6月寫完的,那時還在疫情期間,大家還在搶房子、搶大房子,有種瘋狂的感覺。瘋狂的東西是不可持續的。
我不是在寫市場規律,而是在寫人性規律。聚焦課外補習的《小舍得》也是一樣。《小舍得》是2016年寫的。那時候,你無論走到哪條街上,抬頭看到的高樓大廈的外面,掛的都是培訓機構的招牌,都形成一種樓宇經濟了。雙休日,孩子們輾轉于一個又一個培訓班,光一門奧數就可以報三個班;還在幼兒園的孩子,已經被媽媽帶來占坑了;中午時分,為了讓孩子稍稍休息一下,有家長在培訓班門口搭起了帳篷;四年級的小學生在做高中的數學卷;孩子在里面參加奧數競賽,媽媽在場外生二胎;一個原本佛系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媽媽,也像魔怔了似的開始逼孩子……這些小說情節都不是我編的,都來源于生活。生活之魔幻程度,超乎我們的想象。當這樣的情況不是個別的,而是社會普遍現象時,你說它合理嗎?我不知道好的教育是怎樣的,但我知道這樣的教育是不正常的。放眼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孩子是在題海里泡大而能把國家建設好的。
于是,我寫孩子們在奧數競賽中,掀翻課桌,沖了出去。這是真事,有一個孩子就這么干了,上了新聞。
我不是神算子,奧數班不是被我“寫死”的,是這些東西自身不符合邏輯、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成長規律。
讀書周刊:與其說您是神算子,不如說您領先在理念上。
魯引弓:這還真的是。《小歡喜》拍成電視劇后,偏重于親子關系,因為這樣好看。但我在小說里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教育公平問題,那時社會上還沒有關于寒門難出貴子的討論。
再往前,我的第一部小說不是《小別離》,而是《姐是大叔》。小說只有三四萬字,講的是“80后”職場美女王若蘭,不做爭著升職的“杜拉拉”,不愿以一個女孩的美好、善良、心性去換取利益,而是在一個急匆匆向前趕的生存環境中,以自成一體的“大叔”哲學,在職場和情感獲得磨礪,完成一個人的精神成長。當時《杜拉拉升職記》成為職場暢銷書,勵志成為職場文學的核心。我發現,單位里就有很多這樣的女孩,她們受過很好的教育,長得漂亮,素質高,工作也都很努力。可是,她們中的不少人彼此競爭得非常厲害,這個獲得了什么,那個就要來找我談,問我她哪里做得不夠。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單位里人人都想做杜拉拉,會怎么樣?想想就覺得那樣的生態是有點可怕的,那樣的生態不就是今天的“內卷”嗎?作為個體,在一片集體焦慮中,有不做“杜拉拉”的選擇嗎?順著這樣的想象,一個身高170厘米的漂亮女生王若蘭就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了。她原本也天天化著精致的妝容、踩著高跟鞋上班,各種搶、各種卷,可有一天,她對自己說,我不想跟別人爭奇斗艷了,我不想“卷”了。她就換上寬寬大大的汗衫,成了日劇里的“落拓大叔”。她給了自己一個深呼吸——當所有人都往前沖的時候,她退一步。退一步也是勵志啊。
實際上,我寫的是一個職場“道家女孩”。儒道是互補的——當所有人選擇入世這一條路的時候,必然有人以出世的方式和自己和解。
讀書周刊:“王若蘭”的影子好像在您此后的作品中一再出現:她是《小宅門》中“陶春”的師姐,放棄深圳一家大公司高管的職位,來到五指山種茶;她也是外科醫生“天帆”,當他和“雷嵐”合伙預先買了婚房后,他發現自己無法再安靜地做手術了,于是選擇退出;她甚至化身成為《小歡喜》中“潘帥”老師手里的那本書《過去與未來之間》。
魯引弓:雖然我當初寫《姐是大叔》有點鬧著玩的意思,但里面呈現的邏輯是對的,延續至今。我們總在講“劇場效應”,但講了又講之后,依然要求孩子考試、考試、考試,難道人生永遠就是考試嗎?
你提到的《小宅門》里的“師姐”,她不是我純想象的理想化人物,而是有原型的。原型是名校畢業生,她當年放棄大城市住房,劃竹筏進五指山荒野山間,帶著當地黎族婦女種茶,資助黎族子弟讀書。她如果當年不離開大城市,而是像有些人那樣倒騰房子,這數十年的投入產出比相對種茶可能躺贏,但她的自我選擇讓她實現了更獨特、有意義的人生價值。
我在小說里寫,師姐告訴“陶春”,茶葉就是要慢慢長的,要聽著早上的鳥叫、喝著露水長的。巧的是,在一次讀書分享會上,我生活中的一位師姐,帶著她自家陽臺上種的葫蘆來看我。她還沒讀過《小宅門》,但她說:你嘗嘗,我的葫蘆很香的,它是聽著鳥叫、喝著露水長的。
一顆糖
魯引弓曾任《錢江晚報》副總編輯,那會兒每天的愿望就是能從當天的選題中找到一個溫暖動人的好故事,把它放到頭版,讓每個讀者,在工作了一天之后,能讀到溫暖、讀到希望。
從媒體人到作家,身份變了,魯引弓的愿望沒變。在他心中,“小”系列作品是一顆給奔忙者的糖。
他說:
“社會節奏快,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有焦慮,我由衷地覺察到他們需要溫暖。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為一顆安慰人心的糖。創作的小說能給讀者帶去溫暖,也是我對文學功能的一種理解”;
“我希望我的這顆糖是一絲溫柔,讓我們通過閱讀和討論,獲得多一點善良,多一點努力,同時少一些失控”。
讀書周刊:《小宅門》里有個情節:一個女生委托丁咚賣房,原來,女生父母意外身亡,雪上加霜的是,女生這時才發現她家房子早先被爸爸幫做生意的戰友做了抵押貸款,本來是戰友在還貸,但戰友的生意不好做了,還不上貸款了。與其房子被拍賣,女生就想趕緊自己賣了,把貸款還上,余錢還能買套小的住。一個男生來看房,不僅看中了房,還和女生談戀愛了。這個情節過于美好,是真的嗎?
魯引弓:是真的。告訴我這個故事的中介小哥說,“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終于做了一件美好的事”。
為了寫這本書,我三年里走訪了近50家中介公司,還在一家大數據房產公司“臥底”工作了半年。中介大多是年輕人,知道我是來聽故事的,都很愿意和我聊。我采訪的第一個中介小哥,是才畢業的大學生,一張非常干凈單純的臉。我非常震撼,我就想,這樣一張臉,干房產中介,能干得下去嗎?現在離我采訪他已經過去五六年了,我看他的朋友圈,他還在賣房子。大多數中介小哥都像他一樣,沒有多少人生閱歷,就因為房子而一下子接觸到人生百態,甚至看到很多“狗血劇情”。有時我問小哥們,你們會一直干下去嗎?他們也表現得很迷茫。
讀書周刊:這個情節大概就是您說的“一顆糖”吧。
魯引弓:真實的生活是很痛的,痛才使一顆糖帶來的一點甜比黃金還稀缺。轉型時期社會發展太快了,當下很多問題沒那么容易解決。我借小說人物的糾結,帶著大家,跟著主人公,去反復解這道題。
讀書周刊:因此,也有聲音批評您的作品是在加重大家的焦慮。
魯引弓:寫與不寫,焦慮都在那里。相對于生活本身,沒有人會因為讀一本小說、看一部劇而產生焦慮,大家都是在讀小說、看劇的過程中,看見了自己的困境,并以作品中他人的智慧、解法來豐富自己的內心。這不叫引發焦慮,這叫產生共鳴。就焦慮而言,我覺得我的筆是寫不過現實的。正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焦慮已經有非常真切、深刻的感知了,所以,我的小說不是只講焦慮。
讀書周刊:是為大家提供不焦慮的解藥嗎?
魯引弓:也不是,我的小說無法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不一樣的視角,提供價值觀。
不一樣的視角怎么來的?也不是我直接提出的,而是通過小說人物或糾結或荒誕或一步步的成長,展開來給大家看。拿《小舍得》來說,什么是舍,什么是得,是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是我們跟隨南麗的腳步,一點點悟出來的。南麗一家四口旅行回來會怎樣?看似問題還在那里,但我們在讀小說的過程中,心里對“得”和“舍”可能會有一些思考,可能會有一絲轉念,可能會讓你在某些情境中多一點溫柔。比如在管孩子作業的時候,急性子的媽媽可能就不會那么失控。
總之,我希望借故事中的人物,讓大家觀照自己的生活。我們讀小說,為的就是通過文學的形式,代入他人的生活,以他人的經驗、智慧,豐富我們的內心,其實就是換位思考。比如讀《小宅門》,我們就在旁觀雷嵐怎么從一個理性、冷靜的獨立女性,一步步走向為房瘋狂,然后又是如何一點點自省反思,于混亂中理出頭緒,于懵懂中了解自己的。
讀書周刊:這要求小說人物形象具有極豐富的層次感。
魯引弓:是的。我的小說看起來都是家長里短,看起來寫的都是身邊的你我他,但這些人物代表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位置,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每一句對話都要寫得精準,要鉆到人物的心靈深處去寫。鉆得深了,就會看到人性某些黑暗的東西,會讓我覺得很累。
讀書周刊:然后還要在最黑暗處開出溫暖明亮的花來。
魯引弓:是的,文學需要有正面強攻的勇氣,也需要那點暖來提供情緒價值。
讀書周刊:您一直在正面強攻,之前的教育四部曲,今天的《小宅門》,下一部《小飯碗》,您如何保持直面當下的寫作狀態?
魯引弓:文學創作有個特點,寫著寫著,作家容易往內退,容易離生活遠了。我時刻提醒自己這一點——以前的作家閉關數年寫個長篇,沒問題,因為外面的世界變化沒那么快;今天不一樣,世界天天在變,不能離開生活太遠、太久。
我讀一些職場小說,翻開幾頁,讀不到“班味”的,整個是懸浮的,無論寫什么,都在用情感戲做填充。讀不下去。
很多人覺得,怎么敘事、怎么架構、怎么使用語言,這些是文學的要點,其實最核心的是對生活的獨特體驗和發現,是寫作者的判斷力精準問題。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卡夫卡等作家的偉大之處,是他們對時代的精準把握,而不僅是語言、敘事方式等。那些固然重要,但那些必須建立在寫作者對社會、對人性精準而獨特的認知上。沒有這些,無論寫過去還是寫現在,都缺少“當下感”,再華麗也是語言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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