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說起七夕，我們就會想到古老的傳說。鵲鳥搭橋，夫妻相會。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在七夕節晚上，凡間的女子向天上的織女乞求智慧和持家的技藝，也向她求賜美滿姻緣，所以，七夕節也被稱為“乞巧節”或“女兒節”。
七夕節是怎樣形成的？牛郎織女的故事、乞巧的風俗，是否就包涵了七夕節的所有文化底蘊呢？如果不是，那么七夕節還意味著什么？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樣茫然：七夕節，不就是這樣的嗎？一個傳說而已，它還能有多少“講究”不成？
很多傳統文化沿襲了幾千年，發展到現在，可能添加、修改了很多東西，變得豐富或蕪雜起來；也有一些，可能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逐漸被淘洗、磨損，以至于只剩下微渺的一點傳聞。七夕節就屬于后者。直到讀了劉宗迪的《七夕：星空、神話與異域風俗》，我才發現自己原先對于七夕的認識有多么淺薄，而在重新認識七夕的過程中，再度燃起了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與由衷的自豪。
牛郎偷看織女洗澡，藏起她的仙衣，逼迫她嫁給他。這樣的故事，在今天看來有很多糟粕。可試想一下，如果織女真不想嫁給牛郎，作為天女的她，就真的沒有辦法嗎？這個傳說之所以能代代相傳，或許，就像劉宗迪所說的：“就這樣從牛郎織女的故事中，從銀河邊脈脈相望的兩顆明星間，初次領略了愛情的珍貴和離散的憂傷。”這是傳說動人心弦之處，是它被世代傳誦的原因所在。
牛郎織女的故事在魏晉時期始見記載，但它必定有一個悠長的口頭流傳歷史。那么，這個歷史的源頭在哪里呢？
劉宗迪大學時就讀于南京大學氣象系，后又就讀于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這些年來，他致力于民俗學、神話學、口述文學的研究。劉宗迪指出，牛郎織女的故事，在民間有很多異本，但不管故事怎么變化，核心都不變，即牛郎織女七夕會天河，是永遠不會變的。因為這些傳說原本就旨在解釋七夕節的來歷，這在民俗學中被稱為釋源故事。牛郎織女的故事，其實是為了解釋天上兩顆星星的由來，所以，也應該從這兩顆星星入手，探究牛女故事和七夕風俗的來歷。
劉宗迪展示了自己氣象學出身的學識素養，圍繞著織女星和牽牛星的星象，簡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時屬孟秋，暑熱減退，秋氣乍起，女人們要紡紗織布，準備寒衣了。在她們的頭上，有一顆星星總是在黃昏時分高懸夜空，被古人作為七月到來的標志，而七月正是紡織娘開始晝夜勞績的月份，所以這顆星星就被華夏先民命名為織女。這樣的命名，飽含著人間氣息和世俗情懷，也是對世間勞苦女子的一絲憐愛。順著織女星的位置看過去，在它的東南方不遠處，還有另一顆明亮的星星，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中國古人將之冠名為牽牛星，讓牽牛和織女化作天上的一對俊男靚女，演繹出一場場悲歡離合的故事。
從傳說切入，劉宗迪講述了古人觀象授時的學問。28星宿如何成為中國傳統天文學的恒星坐標系統？牽牛星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牽牛，又名河鼓？原來，星星被命名為“牽牛”，是因為牽牛象征著犧牲，春夏秋冬，四時輪轉，每一次重大祭祀，都要牽牛去祭告天地。牽牛化身河鼓，就成了天上的一員大將，把守著天上的津渡，也等于守衛著人間的風調雨順，守衛著季節的秩序。
我們現在都說七夕節，但其實，“七月七日”這個說法，在早期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的先民在起初都是采用天干地支的紀年法，歷法是到后來才被發明的。傳世文獻中，最早確鑿無疑地出現“七月七日”這個日期的，當屬東漢學者崔寔的《四民月令》，其中記載了七月七日的諸多事務，包括現在還流傳著的曝曬經書和衣裳以防霉爛生蟲，正是合乎時宜之舉。這些傳說中還包括了魏晉文人郝隆和阮咸的放誕行為、道教麻姑獻壽的故事、歷代宮廷歲時活動等。在古代，家家乞巧望秋月，七夕節是一個繁盛熱鬧的節日，文人墨客調風月，留下了無數的詩篇短章。
七夕節的盛況，在宋代到達了巔峰。這與宋代市民文化的流行大有關聯。宋代都城打破了唐代都城封閉的坊市，廢除了夜禁，城市生活在空間和時間上都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宋代城市這種前所未有的的繁榮景象，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所描繪的汴梁的七月七夕盛況中一覽無遺。而劉宗迪論述的精微之處，在于他抓住了宋代七夕諸般新生事物中的一樣——泥孩兒摩睺羅。這種用土、木、蠟制成的嬰孩形泥塑，這種來歷不明的外來之物，它為什么不僅在市井間受到熱捧，而且竟然還在宋代祖宗的廟堂中登堂入室呢？
劉宗迪追溯此物的來歷，從其本身的名字及其所帶的異域風味，顯然不是傳統七夕風俗所固有之物。胡適曾提出，摩睺羅即佛經中的摩睺迦羅，也有學者指稱其為佛經中的另一個人物摩睺羅迦，另外還有一些其他說法，總之都與外來文化的輸入有關。劉宗迪尋找曲徑通幽的線索，發現宋代的摩睺羅與西亞的塔穆茲之間的“遙遠的回響”，他還將之與弗雷澤的名作《金枝》作比較，探討廣泛存在于亞歐老大陸各民族中的、與自然時序密不可分的、旨在祈求和促進農作物豐收的增殖巫術及其神話。他在比較中發現不同文化的相似性，發現祆教、波斯雨神節等儀式中的文化因素對中國的影響，它們漸漸融入了中國民俗，成為了華夏本土節日風俗中的一部分。東京汴梁的七夕風俗之所以獨具異彩，呈現出濃厚的胡風，正是因為與汴梁的祆教遺風有關。
波斯文化對于宋代七夕風俗的影響，不僅見于北方的汴梁，也見于東南沿海的粵、閩、浙等地，這是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而發生的。至今，比如廣府的七夕擺七娘、祭康王，閩臺兒郎拜魁星等風俗，都是證明。同時，這也印證了北宋以降，東南文運昌盛、人才輩出的現象。宋代是中國天文學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魁星主文運，這在中國傳統的星官觀念中，是一個發明。七月七日拜魁星的風俗，是從海上而來，源于西亞、北非地區崇拜天狼星的風俗，在我國轉化，入鄉隨俗，落地生根。
七夕風俗在經歷了宋代一番驚采絕艷的繁華之后，在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再也沒有翻出新的花樣。其歷史進程，與中國經濟、文化興衰沉浮的軌跡，非常吻合。在人們的心目中，七夕的節日情境漸趨于消沉，到如今，往往也只是掛著“中國情人節”的名頭，被作為消費主義的噱頭。可是，當七夕乞巧的傳統風俗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基本消歇之后，諸如廣東的擺七娘、閩臺的拜魁星以及隴南的迎巧娘等吸收了外來文化的風俗反而依然存活，這恰恰又提供了一種見證：一種文化，如果歷經世變而得以延續，其必定是有著內在的恒久的力量，并且是能夠因勢利導、因時而動的。
這就是我們重新解讀七夕的意義之所在吧。七夕，并不只是我們的傳統節日之一，它所代表的，也是我們傳統文化衍變歷程的一個觀察切片。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說起七夕，我們就會想到古老的傳說。鵲鳥搭橋，夫妻相會。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在七夕節晚上，凡間的女子向天上的織女乞求智慧和持家的技藝，也向她求賜美滿姻緣，所以，七夕節也被稱為“乞巧節”或“女兒節”。
七夕節是怎樣形成的？牛郎織女的故事、乞巧的風俗，是否就包涵了七夕節的所有文化底蘊呢？如果不是，那么七夕節還意味著什么？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樣茫然：七夕節，不就是這樣的嗎？一個傳說而已，它還能有多少“講究”不成？
很多傳統文化沿襲了幾千年，發展到現在，可能添加、修改了很多東西，變得豐富或蕪雜起來；也有一些，可能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逐漸被淘洗、磨損，以至于只剩下微渺的一點傳聞。七夕節就屬于后者。直到讀了劉宗迪的《七夕：星空、神話與異域風俗》，我才發現自己原先對于七夕的認識有多么淺薄，而在重新認識七夕的過程中，再度燃起了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與由衷的自豪。
牛郎偷看織女洗澡，藏起她的仙衣，逼迫她嫁給他。這樣的故事，在今天看來有很多糟粕。可試想一下，如果織女真不想嫁給牛郎，作為天女的她，就真的沒有辦法嗎？這個傳說之所以能代代相傳，或許，就像劉宗迪所說的：“就這樣從牛郎織女的故事中，從銀河邊脈脈相望的兩顆明星間，初次領略了愛情的珍貴和離散的憂傷。”這是傳說動人心弦之處，是它被世代傳誦的原因所在。
牛郎織女的故事在魏晉時期始見記載，但它必定有一個悠長的口頭流傳歷史。那么，這個歷史的源頭在哪里呢？
劉宗迪大學時就讀于南京大學氣象系，后又就讀于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這些年來，他致力于民俗學、神話學、口述文學的研究。劉宗迪指出，牛郎織女的故事，在民間有很多異本，但不管故事怎么變化，核心都不變，即牛郎織女七夕會天河，是永遠不會變的。因為這些傳說原本就旨在解釋七夕節的來歷，這在民俗學中被稱為釋源故事。牛郎織女的故事，其實是為了解釋天上兩顆星星的由來，所以，也應該從這兩顆星星入手，探究牛女故事和七夕風俗的來歷。
劉宗迪展示了自己氣象學出身的學識素養，圍繞著織女星和牽牛星的星象，簡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時屬孟秋，暑熱減退，秋氣乍起，女人們要紡紗織布，準備寒衣了。在她們的頭上，有一顆星星總是在黃昏時分高懸夜空，被古人作為七月到來的標志，而七月正是紡織娘開始晝夜勞績的月份，所以這顆星星就被華夏先民命名為織女。這樣的命名，飽含著人間氣息和世俗情懷，也是對世間勞苦女子的一絲憐愛。順著織女星的位置看過去，在它的東南方不遠處，還有另一顆明亮的星星，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中國古人將之冠名為牽牛星，讓牽牛和織女化作天上的一對俊男靚女，演繹出一場場悲歡離合的故事。
從傳說切入，劉宗迪講述了古人觀象授時的學問。28星宿如何成為中國傳統天文學的恒星坐標系統？牽牛星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牽牛，又名河鼓？原來，星星被命名為“牽牛”，是因為牽牛象征著犧牲，春夏秋冬，四時輪轉，每一次重大祭祀，都要牽牛去祭告天地。牽牛化身河鼓，就成了天上的一員大將，把守著天上的津渡，也等于守衛著人間的風調雨順，守衛著季節的秩序。
我們現在都說七夕節，但其實，“七月七日”這個說法，在早期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的先民在起初都是采用天干地支的紀年法，歷法是到后來才被發明的。傳世文獻中，最早確鑿無疑地出現“七月七日”這個日期的，當屬東漢學者崔寔的《四民月令》，其中記載了七月七日的諸多事務，包括現在還流傳著的曝曬經書和衣裳以防霉爛生蟲，正是合乎時宜之舉。這些傳說中還包括了魏晉文人郝隆和阮咸的放誕行為、道教麻姑獻壽的故事、歷代宮廷歲時活動等。在古代，家家乞巧望秋月，七夕節是一個繁盛熱鬧的節日，文人墨客調風月，留下了無數的詩篇短章。
七夕節的盛況，在宋代到達了巔峰。這與宋代市民文化的流行大有關聯。宋代都城打破了唐代都城封閉的坊市，廢除了夜禁，城市生活在空間和時間上都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宋代城市這種前所未有的的繁榮景象，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所描繪的汴梁的七月七夕盛況中一覽無遺。而劉宗迪論述的精微之處，在于他抓住了宋代七夕諸般新生事物中的一樣——泥孩兒摩睺羅。這種用土、木、蠟制成的嬰孩形泥塑，這種來歷不明的外來之物，它為什么不僅在市井間受到熱捧，而且竟然還在宋代祖宗的廟堂中登堂入室呢？
劉宗迪追溯此物的來歷，從其本身的名字及其所帶的異域風味，顯然不是傳統七夕風俗所固有之物。胡適曾提出，摩睺羅即佛經中的摩睺迦羅，也有學者指稱其為佛經中的另一個人物摩睺羅迦，另外還有一些其他說法，總之都與外來文化的輸入有關。劉宗迪尋找曲徑通幽的線索，發現宋代的摩睺羅與西亞的塔穆茲之間的“遙遠的回響”，他還將之與弗雷澤的名作《金枝》作比較，探討廣泛存在于亞歐老大陸各民族中的、與自然時序密不可分的、旨在祈求和促進農作物豐收的增殖巫術及其神話。他在比較中發現不同文化的相似性，發現祆教、波斯雨神節等儀式中的文化因素對中國的影響，它們漸漸融入了中國民俗，成為了華夏本土節日風俗中的一部分。東京汴梁的七夕風俗之所以獨具異彩，呈現出濃厚的胡風，正是因為與汴梁的祆教遺風有關。
波斯文化對于宋代七夕風俗的影響，不僅見于北方的汴梁，也見于東南沿海的粵、閩、浙等地，這是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而發生的。至今，比如廣府的七夕擺七娘、祭康王，閩臺兒郎拜魁星等風俗，都是證明。同時，這也印證了北宋以降，東南文運昌盛、人才輩出的現象。宋代是中國天文學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魁星主文運，這在中國傳統的星官觀念中，是一個發明。七月七日拜魁星的風俗，是從海上而來，源于西亞、北非地區崇拜天狼星的風俗，在我國轉化，入鄉隨俗，落地生根。
七夕風俗在經歷了宋代一番驚采絕艷的繁華之后，在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再也沒有翻出新的花樣。其歷史進程，與中國經濟、文化興衰沉浮的軌跡，非常吻合。在人們的心目中，七夕的節日情境漸趨于消沉，到如今，往往也只是掛著“中國情人節”的名頭，被作為消費主義的噱頭。可是，當七夕乞巧的傳統風俗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基本消歇之后，諸如廣東的擺七娘、閩臺的拜魁星以及隴南的迎巧娘等吸收了外來文化的風俗反而依然存活，這恰恰又提供了一種見證：一種文化，如果歷經世變而得以延續，其必定是有著內在的恒久的力量，并且是能夠因勢利導、因時而動的。
這就是我們重新解讀七夕的意義之所在吧。七夕，并不只是我們的傳統節日之一，它所代表的，也是我們傳統文化衍變歷程的一個觀察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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