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記者徐可瑩
從徐了一臉上很難捕捉到明顯的情緒起伏，這位來自浙江、1996年出生的博士生性格很平靜。如果給他加上一個學術人設，那一定是面對任何事情都波瀾不驚的“卡皮巴拉”。
近日，正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讀博三的他，迎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Science論文——他花一年多時間，首次揭示了人類骨盆結構與功能、運動及分娩結果之間的遺傳聯系。這一發現為解答人類如何進化以平衡兩足行走和生育的競爭需求提供了新見解。
這篇充滿創新意義的論文是徐了一讀博期間的第一項研究成果，稱得上“一氣呵成”。
在被問及有什么發文訣竅時，徐了一卻愣了神：
“好像沒有，我只是比較享受這個過程。每得到一些想要的結果，就會對我產生一個正反饋，然后就會更加賣力。”
徐了一
困擾學界65年的悖論
在古人類從四足爬行向兩足行走過渡的過程中，骨盆形態的變化相比其他骨骼最為顯著。“就是從一個扁平形態變成了一個立體形態。”徐了一解釋說。
為了使古人類更好地保持直立姿勢和有效運動，骨盆必須變得更窄。然而，這種變化卻為分娩帶來了挑戰——如果孕婦的產道變窄了，頭圍較大的胎兒將很難通過，而這會導致難產率的上升。
這種直立行走與分娩之間的進化矛盾被稱為“產科困境”假說，由美國著名體質人類學家Sherwood Larned Washburn于1960年首次提出。65年來，該假說持續引發爭論。
有學者認為，這種困境可能通過進化得到緩解——人類生下發育較差的“早產兒”，使他們更容易通過產道。然而，該觀點受到近年來一些研究的挑戰。這些研究表明，人類的妊娠期和新生兒大小與其他類似體形的靈長類動物相當，并不存在“早產”之說。
盡管不同學者都從基因表達功能、基因組研究等角度為骨盆發育提供了見解，但人類骨盆形態的遺傳基礎仍未得到清晰解答。
2023年，徐了一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交叉生物學系讀博一。一次，導師Vagheesh Narasimhan教授在組內分享了一篇《紐約時報》關于“產科困境”假說的科普文章，并和學生們討論了當時最新發表的一些立場相反的研究成果。徐了一對此很感興趣，導師便將這個選題交給他來做。
徐了一和導師仔細分析了過往的相關研究，發現它們之所以都未能得出具有說服力的結論，主要因為實驗數據不足。“他們的數據樣本量都很少，都是在學校里找一些學生來測，大概只有十幾二十個數據點。這樣的樣本量很容易測出相反的結果。”
于是，在導師的幫助下，徐了一聯系了英國生物銀行（UK Biobank），拿到了42284人的全身雙能X射線吸收儀（DXA）圖像和遺傳數據。
數據庫有了，接下來就是工程量巨大的數據分析了。徐了一等人通過對39469張高質量DXA圖像進行深度學習，得出了一套全面、清晰的人類骨盆7種骨骼測量數據，并對此進行了全基因組相關性分析。最終，他們從浩如煙海的數據中確定了與骨盆比例變化相關的遺傳位點。
這個過程持續了8個多月。為了盡快確定遺傳位點，排除“錯誤選項”，徐了一度過了一段“997”的孤獨時光，早出晚歸，周末無休。
拿到有效數據后，徐了一又犯難了。他剛開始讀博，不知道如何將這些數據串聯起來，形成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故事”。為此，導師Narasimhan給予了他很多靈感。師徒二人經常開會討論實驗結果及論文架構，Narasimhan還找來了自己的兩位好友——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Marianne F. Brasil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Tarjinder Singh，請他們分別從考古學和人類遺傳學角度對徐了一進行指導。
2024年5月，徐了一和導師將論文投稿至Science。大約8個月后，他們收到了接收確認信。這也是Narasimhan實驗室成立5年來的第二篇Science論文。
“一條路走到黑”
很難想象，發頂刊如此“絲滑”的徐了一還有一段逆襲史。高考時，原本對計算機感興趣的他被陰差陽錯地調劑至西南民族大學生物學專業。但徐了一并不難受，用現在流行的話講，他是一個非常“chill”的人，擁有超絕“松弛感”。
“我當時也沒想太多，既然入了生物學的坑，不妨就一條路走到黑。”徐了一笑著說。只是在專業學習之余，他還自學了編程。
因從小就對浙江大學心生向往，徐了一很早便確立了考浙大研究生的目標。所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2018年，徐了一考研順利上岸，被浙大動物科學專業錄取。在那里，徐了一遇到了一位對他影響很大的導師。
徐了一的碩導是當時學院里資歷較深的一位老教授，他待人親和，對學生呵護有加。“當時我無論想做什么，導師都很支持。”每次開完組會，導師都會請全組的同學吃飯，偶爾也會組織學生一起出游，課題組氣氛非常融洽。
碩導的生活及工作狀態讓徐了一心生向往。“他的人生模板就是我想要的。”于是，碩士畢業后，徐了一選擇前往美國讀博深造，向著職業學者的目標繼續努力。
“我承認自己比較幸運”
不僅是碩導，徐了一的博士生導師Narasimhan教授對學生的支持力度也很大。Narasimhan僅比徐了一年長10歲左右，目前還是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名助理教授，處在職業上升期。“他自己也有發論文、評職稱的壓力，所以全力支持學生的工作，也是一種雙贏。”徐了一笑道。
對于這項成果，Narasimhan算得上“鼎力相助”。他既幫學生聯系了最權威、最完整的數據庫，還找來自己的同行朋友，請他們在其他相關領域做指導。“我每次給他發消息，一般三分鐘之內就能回復，好像他一直在工作。”
徐了一認為，自己在科研之路上是很幸運的。他遇到了兩個非常好的導師，工作過的實驗室氛圍也都友好融洽，這使得他在科研上的正向反饋較多。對比很多同齡人，徐了一在研究過程中鮮有痛苦的感覺，也很少感到迷茫或自我懷疑。他擁有很強的安全感，習慣按部就班、踏踏實實地去做科研。這或許是他博士階段很快出成果的原因之一。
“我非常理解那些覺得做科研很‘suffer’的同學。他們之所以痛苦，原因不在于學生本人的興趣愛好，而在于所處的環境。”徐了一說。
徐了一（右）在2024年SMBE會議上做講解
科研之余，徐了一喜歡打羽毛球或乒乓球，但大多數時候，他更喜歡“宅”在家里。他對很多事情都沒有“執念”。比如被問及近幾年最火的“MBTI”人格時，徐了一憨笑道：“不知道。之前測過，但它顯示結果的時候讓我交錢，我就沒有看。”
接下來，徐了一將會在這篇Science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探索人類骨盆的進化方向，為破解“產科困境”提供有力證據。
相關論文鏈接：
DOI：10.1126/science.adq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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