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溫州，很多人首先就會想到繁榮的小商品經濟、繁忙的對外貿易……總之，溫州似乎只與“錢”有關，而與“科”少緣。
但事實并非如此。
比如2024年底，在溫州市舉行的世界青年科學家峰會大健康論壇上，溫州正式啟動建設“生長因子（FGF）之城”，計劃打造我國乃至全球生長因子研究和產業化的高地。
所謂“生長因子”，簡單而言便是一種促進細胞生長的物質。溫州之所以將其確定為自身科研發展的重要方向，與溫州醫科大學這所省屬“雙非”高校密切相關，更與學校的“掌門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溫州醫科大學校長李校堃密切相關。
李校堃 。溫州醫科大學供圖
2005年，李校堃來到溫州。此后20年間，他率領科研團隊落地溫州，將不被外界看好的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做出了名堂。其研發的生長因子藥物如今已在近萬家醫院使用，累計治療患者一億多人次。
在他的帶動下，溫州醫科大學在國際“生長因子”創新藥物研發領域已占據領先優勢，科研實力比肩部分“雙一流”院校。學校的“中國基因藥谷”和“中國眼谷”兩個產業轉化平臺，成功孵化超過30家醫療器械企業，吸引了200多家企業入駐，甚至把溫州這座城市打造成為全國“生長因子”研發和產業的高地。
“一名教授如果對企業沒有影響力，一所學校如果對行業沒有影響力，便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在李校堃看來，一所大學和一座城市是互動的，一批人能拉動一座城市、一所大學能潤養一座城市，必須打破學校的圍墻，讓教育更加開放、擁抱社會。
30多年投身一件事
《中國科學報》：30多年前，生長因子研究在醫學領域屬于小眾學科，你為什么會投身這個領域？
李校堃：我的一生都與生長因子結緣。我研究生長因子30多年，深知它的潛力和價值。
1992年的一個深夜，還在暨南大學讀博的我騎車時不慎摔進一個深溝，導致臉部多處穿透傷，要縫30多針。我很擔心會因此“毀容”。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實驗室的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彼時，國際上對生長因子的應用還存在一些質疑，擔心它可能會失控導致異常生長，但我還是決定嘗試一下，心想如果運氣不好，至少也算是為科學做了一次試驗。
于是，我朝臉上噴了些動物實驗階段的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噴劑。沒想到第二天，我的傷口就開始結痂，3周后痊愈，沒有留下一點疤痕。這次經歷讓我堅信這種藥物在臨床應用上有廣闊前景。
《中國科學報》：研發新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面對質疑和不解，你為何會堅持下來？
李校堃：我也有孤獨、無助、彷徨的時刻，但從未想過放棄。我心里時不時會冒出一個念頭——外國人不做，中國人就不做了嗎？中國的科研不能跟著別人走。我們通過近30年的持續研究和大量臨床試驗，用國際認可的方式向世界證明中國研制的“生長因子類”藥物是安全、有效的。
1998年，我們團隊研發的重組牛bFGF（貝復濟）獲一類新藥證書并上市，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首個將“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家族開發為臨床藥物的國家，上市時間比日本早4年、比美國早6年。2002年，重組人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hFGF（扶濟復）獲一類新藥證書并上市。2006年，重組人酸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haFGF（艾夫吉夫）獲一類新藥證書并上市。
同時，生長因子適應證從過去單一針對燒燙傷，延伸到糖尿病、潰瘍等難愈性創面，以及角膜潰瘍、宮頸糜爛、脊髓損傷、整形修復等更廣泛的再生醫學領域。
2021年3月，我突發腦溢血。醒來后，我手寫了一句“把生長因子打到我身上”。但這個要求過于大膽，并沒有成功。我又提出定期抽血，觀察生長因子在腦部疾病和神經康復方面有什么作用。
我們的研究發現，生長因子與大腦功能密切相關。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它可能與腦癡呆、抑郁癥和癲癇等疾病有密切關系，對此我們仍在深入研究。同時，我們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對這些因子與神經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的關系進行運算和分析，希望能設計出更優化的實驗方案和策略。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生物醫藥領域的應用前景？
李校堃：人工智能確實給各領域帶來了全新革命，尤其在健康領域。我認為這是一場意義深遠的變革，我們應積極迎接時代挑戰，在人工智能與醫藥健康的交叉領域大膽探索。
傳統藥物研發過程漫長且復雜，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我們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在藥物研發的各環節都能實現突破。比如，細胞生長因子在生命體內維持著生命的調控和正常運行。過去，我們對其平衡規律的研究需要很長時間，現在借助人工智能的算力，我們可以快速了解其在人體內的變化規律，精準補充或抑制相關細胞因子，從而更有效地治療疾病。
《中國科學報》：為了科研，你有“以身試藥”的勇氣。在當今“內卷”、焦慮的時代背景下，你對年輕人從事科研有什么建議？
李校堃：對科研的探索需要發自內心的熱愛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盯住一件事，把它做深、做透、做細，甚至在遭受質疑和否定時也要堅持下去。當我們真正熱愛某項事業時，就會全身心投入其中，甚至達到忘我的境界。這種忘我精神正是科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
為提取生長因子，我曾在實驗室住了兩個多月。有一次停電，冰箱里流出的冰水將我從睡夢中驚醒。
我希望年輕人能真正熱愛科研，不僅僅是為了發表論文或獲取學位，還要為了解開生命奧秘，為人類健康找到新方法。在科研過程中，失敗是常有的事，但只要堅持不懈，不斷嘗試，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我認為，一個人對科學的濃厚興趣、對事業的追求、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其未來成為科學家的重要潛質和基礎。急功近利的心態很難成就真正的科學家。科研需要耐心、毅力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只有那些真正熱愛科學并愿意為之付出一切的人，才能在科學道路上走得更遠。
促成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雙贏”
《中國科學報》：多年前，你為何選擇到溫州醫科大學這樣一所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學校？
李校堃：2004年，我在暨南大學教育部基因組藥物工程研究中心擔任主任。時任溫州醫學院（溫州醫科大學前身）院長瞿佳找到我，想“挖”我到他的學校擔任藥學院院長。他的一句話說到了我心坎上：“我們溫州就是要你做的這種東西，別人不想做的，我們就把它做到極致。”
溫州盛產的打火機、紐扣、拉鏈等小玩意兒，就是把“別人不想做的事情做到了極致”。當時，生長因子一直不被外界看好，我被這句話打動了，決心來溫州把生長因子研究搞好。
《中國科學報》：20余年過去了，你的團隊的科研成果對溫州醫科大學而言有何意義？
李校堃：我剛來溫州醫科大學大學城校區時，那里還是一片荒地，路邊開著些小作坊，幾幢住宅樓挨著垃圾場。如今，學校發展起來，到處生機勃勃。我們在“生長因子”領域的研究既推動了溫州醫科大學整體學科的發展，也培養了一個優秀的科研團隊。
這些年，我們先后發現了22個生長因子家族成員，對多種疾病都有顯著效果，研發的新型藥劑制品已在國內外皮膚、骨骼、黏膜等創傷治療中廣泛應用。
《中國科學報》：在你和團隊的努力下，生長因子研究推動了地方發展。你認為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如何有機結合？
李校堃：我常在講課時說，美國紐黑文市的精髓就在耶魯大學，波士頓的發展離不開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我們在眼科和細胞生長因子領域已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因此我們將生物制藥專業、國家實驗室、醫院和企業緊密結合，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謀劃建設了“中國基因藥谷”和“中國眼谷”。學校以“小因子”“小眼球”撬動“大健康”發展，探索出一條具有溫醫大特色的新質生產力發展之路。
“中國基因藥谷”圍繞生長因子研究，先后落地細胞生長因子藥物和蛋白制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大分子藥物與規模化制備全國重點實驗室、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等三大國家級平臺；“中國眼谷”構建了一個全新的生態體系，將教育、科技、產業和政府資源整合在一起。在這一生態體系中，各方相互交融，共同發揮新質生產力作用，形成獨特的創新動力。
為了進一步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溫州醫科大學每兩年組織一次高峰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共同探討生長因子領域的前沿問題。通過這些舉措，學校不僅在學術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也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實現了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的“雙贏”。
《中國科學報》：“中國基因藥谷”和“中國眼谷”取得了哪些成效，為學校培養人才積累了哪些經驗？
李校堃：對企業而言，他們獲得了大量有用的人才。這些人才不僅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還能迅速適應企業的實際需求，為其發展提供強大的人力支持。
地方政府也非常滿意，因為“中國基因藥谷”和“中國眼谷”培育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項目不僅帶動了地方經濟發展，還為當地創造了更多就業崗位，提高了區域的整體發展水平。
醫院也從中受益匪淺。“中國基因藥谷”和“中國眼谷”為醫院帶來了大量科研項目。生物醫藥的發現、實驗和市場應用都在醫院進行，這不僅提升了醫院的科研能力，還讓醫院在社會中找到更多價值。醫院不再僅僅是看病的地方，更是一個科研和創新平臺，能為社會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服務。
大學也感受到人才培養的積極變化。通過與企業緊密結合，大學的人才培養更貼近市場需求，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大學的人才出口越來越大，畢業生越來越受到社會歡迎，這進一步提高了大學的社會聲譽和教育質量。
《中國科學報》：2026年將是第三輪“雙一流”評選啟動的年份，溫州醫科大學有哪些“沖刺”發力的舉措？
李校堃：高水平大學建設不是“百米沖刺”，而是“接力賽”。近年來，學校緊緊圍繞“雙一流”戰略目標，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明確學科發展重點，以藥學和眼視光醫學為主攻方向，以高峰學科帶動醫學技術、生物醫學工程、基礎醫學、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護理學等學科協同發展。
當前，學校正處于沖擊“雙一流”的關鍵時期，我們積極構建了以登峰學科建設為龍頭、以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改革為牽引、以資源高效匯聚與配置為支撐的發展體系，實現一流的人才培養、一流的師資隊伍建設、一流的科研創新產出。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聚焦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積極探索卓越醫師人才“5+3+X”本碩博貫通培養模式，優化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銜接機制。建設醫工交叉課程群，推進“醫學＋X”多學科背景的復合型創新人才培養。二是聚焦人才生態優化，積極發揮“以才引才”“以才聚才”渠道作用，靶向引才，全球攬智，完善人才特區政策，加大拔尖人才引進力度。三是聚焦發展新質生產力，實施科技創新攻關行動，以登峰學科（藥學）為引領，打造覆蓋校本部、直屬和非直屬附屬醫院協同發展的完整學科體系，并深化與甌江實驗室、“中國眼谷”、“中國基因藥谷”等高能級科創平臺融合發展，爭取更多的標志性成果轉化。
產教融合打破壁壘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地方高校應構建怎樣的大學教育模式？
李校堃：什么樣的大學教育才是最理想的？我認為，當前非常重要的方向是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這不僅僅是將人才培養與科研結合起來，更是要培養能與現代科學接軌的人才。
我們培養人才的最終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讓他們拿到一紙文憑，更重要的是讓他們能真正學到有用的技能，畢業后在社會上做出有意義的事情。
教育不能過于封閉和孤立，不能局限于校園圍墻之內。作為校長，我要求老師在授課時不能僅僅為了考試而教學，還要讓學生真正掌握知識。不能當外界已經發展到電動汽車時代時，我們還在課堂上講授柴油機原理，雖然講得很有味道，但最終會固化學生的思維，讓他們與現實脫節。
因此，我們需要打破高校圍墻，讓教育擁抱社會。我的理念是——如果一名教授對企業沒有影響力，如果一所學院對行業沒有影響力，其便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地方高校更是如此。
《中國科學報》：溫州醫科大學是一所應用型大學，在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過程中，你覺得最難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李校堃：在從0到1的突破以及從10到100的深化階段，最難的還是高校與企業、社會之間的協同合作。如何打破傳統的體制機制束縛，建立更靈活、有效的合作模式是我們一直探索的問題。這些困難主要集中在校企間的關系處理、人才管理與認定以及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
首先，校企之間的關系需要精心協調。比如，如何界定哪些老師屬于學校、哪些屬于企業，他們的職稱晉升和編制問題如何解決？此外，科學家的專利轉讓也存在一些限制，直接轉讓可能無法獲得股份，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其次，新興技術進入課堂時，傳統的教程和課程體系也需要突破。過去，人才的認定相對簡單，主要看文章發表數量。而如今卻更多涉及產業化難題，如臨床配件、二類器件的放大生產等，這些都需要重新評估和認定。
《中國科學報》：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溫州醫科大學做了哪些探索和優化？
李校堃：我們設立了產教融合學院，這是一個與傳統學校、學院有很大不同的創新機構。產教融合學院的核心目標是打破校企間的壁壘，實現產教的深度融合，培養適應市場需求的高素質人才，專門解決企業專家的聘任、高校教授到企業兼職等問題，為人才培養和科研成果轉化提供新路徑。
教師聘任制度方面，與傳統學院不同，產教融合學院的教師不僅包括高校教授，還包括企業專家和工程師。后者被聘為兼職教授，參與學院的教學和科研，他們的聘任標準不僅看學術背景，更需注重實際工作經驗和行業影響力。
薪酬制度方面，為了吸引和留住企業專家，產教融合學院采用靈活的薪酬制度。企業專家的薪酬不僅包括基本工資，還包括項目績效和成果轉化收益。這種薪酬制度充分考慮了企業專家的實際貢獻，激勵他們積極參與學院工作。
我們鼓勵校內教授到企業掛職鍛煉，參與企業的實際項目。在此過程中，我們制定了明確規則，確保教授在企業的工作能得到合理認定和評估。例如，教授的企業工作經歷可作為職稱晉升的重要參考，在企業取得的成果也可以納入學校的科研成果體系。
我們在實踐中積累的這些經驗，不僅適用于自身，也能為其他兄弟高校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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