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物質性與歷史書寫：科學史的新機遇》（以下簡稱《物質性》）一書是兩位知名科學史家柯安哲和薛鳳2023年在浙江大學為“梁啟超紀念講座”所授8次課程的講稿合集。按照設計者浙江大學教授劉東的想法，這門課程要從國際科學史的旁觀視角，回應百年前中國“科玄論戰”中未能解決的問題。
《物質、物質性與歷史書寫：科學史的新機遇》，[德]薛鳳、[美]柯安哲主講，吳秀杰、王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定價：59元。出版社供圖。
對于中國讀者而言，科學史恐怕算是一門熟悉的陌生學問。早在1908年，魯迅先生就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提綱挈領地勾勒了古希臘至18世紀后期歐洲科學發展的歷程。可以說，“賽先生”原本就是同其歷史一道進入中國的。
但是，近年來的調查表明，全國僅有100余所院校開設科學史類課程，四成以上教師和超過一半的學生對科學史不甚了解。因此，當筆者試圖介紹這本以“科學史的新機遇”為副標題的作品時，恐怕還需回顧科學史的舊傳統，方能理解“物質性”為何成為科學史書寫的新機遇。
科學史的舊傳統
科學史的前身可追溯至古典時期學術作品開頭部分的歷史章節。這一傳統延續至今，科學家撰寫論文、教科書或個人傳記時，總會回顧某學科領域發展的歷史。這類“科學家的科學史”，往往服務于科學研究，回顧歷史是為了總結前人工作的經驗，填補當下研究的空白，描繪未來發展的前景。
啟蒙運動則為科學史增加了更多哲學意義。啟蒙思想將科學視為理性進步與社會發展的最高典范，因此系統撰寫科學史，具有揭示人類理性本質的哲學含義。英國學者休厄爾、奧地利物理學家馬赫以及被尊奉為“科學史之父”的美國學者薩頓等人以實證主義的方法，為該哲學綱領填充了豐富的歷史細節。這種科學史往往按時間順序回溯現代科學理論和方法，它排除被視為錯誤或無關的因素，描繪科學不斷進步的圖景。作為獨立學科的科學史，正是于20世紀早期在這樣的傳統中誕生的。
上述兩種科學史具有明顯的“輝格史”色彩，即以現今的價值觀去評判歷史，否定其他價值的可能性。20世紀上半葉興起的科學思想史試圖擺脫這一傾向，其先驅是一些深受新康德主義影響的學者。他們一方面有著良好的哲學功底，能敏銳地在科學發展脈絡中把握哲學觀念的變遷；另一方面，他們不再追尋絕對先驗的理性范疇，而是將其下沉到歷史過程中。因此，科學思想史家強調要從思想家的語境而非當下視角理解歷史思想的真實含義，從而更準確地理解科學發展的本質。
法國科學史家柯瓦雷依照這一編史綱領，對伽利略和牛頓等進行了研究，這為日漸陷入浩瀚史料而無力編纂的實證主義編史傳統帶來了新希望。這一帶有強烈觀念論傾向的編史綱領，總是將科學發展的本質視為觀念內在的自我推演，而將非精神性要素（如經濟考量、技術實踐、社會體制、政治決策等）的作用貶至最低。基于此，科學思想史在二戰后的英美科學史界迅速成為經典綱領。
直到1968年，美國科學史家庫恩為《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科學史”條目時，他對這門學科的界定仍是科學思想史本位的。但這時的庫恩已經意識到，外部因素對理解科學同樣重要，因而他將溝通內部和外部視角視為科學史未來發展的主要任務。但他依然頗為樂觀地認為，這種溝通可以通過思想史綱領向外擴張領域，并補充適當的外部史視角，從而“雙向奔赴”地完成。
令庫恩始料未及的是，思想史綱領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漸式微，外部史綱領流行一時。而在許多年輕一代的科學史家看來，開創這一新局面的正是庫恩本人。
科學史的新機遇
何為“物質性”？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中歷來就存在“形式/物質”這一對立范疇。“形式”作為主動性因素對解釋實體的形成具有主導性作用。“物質”固然也是實體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有待于被“形式”拯救，是被動承受以及不完善的存在。因而“形式”被視為事物的本性，而“物質”則是對本性實現的拖累。
在以康德為先導的近代認識論哲學中，發揮著規范作用的“形式”從事物本體被轉移到人類的認知結構中，“物質”則被理解成作為認識之原材料的感性印象。我們在深受新康德主義影響的科學思想史綱領中觀察到的，重視內在思想推演而輕視外部因素的科學觀，正是這種形而上學區分的體現。
當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科學史學者重提“物質性”的重要意義時，也就隱含著對這種形而上學區分的顛覆。那些變動不居、偶然涌現甚至頑固抵抗著形式之改造的物質性要素，在新的眼光之下不再是惱人拖累，它們恰恰決定著事物形成的樣態。
以這樣的哲學理解為基礎，我們便更能理解當代科學史的“物質轉向”。
柯安哲和薛鳳是當下國際科學史界風頭正勁的翹楚。柯安哲執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曾任美國科學史學會主席。薛鳳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所長。無疑，兩位作者代表并引領著國際科學史研究的最新潮流。
本書第一講的標題與書同名，可視為確立全書主旨的導言。從中可以看到兩位作者對科學史學科發展譜系的理解，其中，“物質性”的新潮流即被認為發端于庫恩。
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認為，科學進步并非連續累積，而是取決于科學共同體信念的變更，這種變更類似宗教改宗行為，具有非理性特質。這種觀點深刻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該流派不再把科學共同體視為純粹的觀念群體，而是將它深刻嵌入了社會經濟利益中。
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科學史研究進一步從寬泛的社會階級利益轉向特定而具體的文化空間、實驗機構乃至科學儀器。法國科學哲學家拉圖爾和英國社會學家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美國科學史學家夏平和英國科學史學家謝弗的《利維坦與空氣泵》等著作的大獲成功，標志著實驗、儀器、物質這些要素重新獲得了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重要性。
在過去，它們固然也算科學知識生產的參與者，但往往被視為某些偉大頭腦產生的聰明想法的被動執行者和承受者，理論、觀念、意識這些想法層面的要素，才是科學知識進步的真正主角。而現在，為了真正理解知識是如何被創造的，學者們必須重視物質性的意義了。
柯安哲和薛鳳將這一潮流的直接源頭定位于拉圖爾社會學和物質文化研究的合流。20世紀90年代后，拉圖爾的社會學越發強調物質是重新校準我們理解社會性的基礎，人不再是唯一的主體。無視那些非意向性物質所扮演的角色，便會錯失一些重要的行為。而物質文化研究則將拉圖爾強烈的哲學化傾向下拉至具體而豐富的歷史事例，從而為寬泛、多層面的歷史闡釋提供了可能。
基于這樣的理解，兩位作者列舉了2009年以來新出現的“物質轉向”研究著作，并從中歸納出對當下科學史研究尤為重要的三條線索，以界定“物質性”的含義：
第一，作為歷史本體論的物質。物質不再是人的意向性附屬，而是歷史演變的行動者，它支撐文化模式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第二，擴展研究對象。“物質性”不僅僅體現在字面意義的物品/物件上，寬泛地說，一切在過往被視為被動的因素都能納入“物質性”概念。
第三，整合地方性與空間性等文化社會屬性。通過“物質性”，“中國的”“西方的”等文化概念得以重新理解，邊緣文化不再被視為被動接受，而是積極參與全球網絡的動態流轉和適應過程。
上述三條線索始終貫穿于全書，通過豐富的事例展示了當代科學史寫作的深刻轉型。
科學史在中國的使命
在“物質性”的分析視角下，科學不再是在理性主體主導下認識和改造被動自然的線性進步事業，而是主體與客體、觀念與物質、社會文化與知識實踐交織互動的過程。知識的生成也不再只是人類理性的展開，還是由思想、行動、器物、制度與環境等共同塑造的復雜歷史演化。
科學史的新視野為我們帶來了這樣一種科學新形象，這當然是“科玄論戰”結束百年以來未有的局面，但它究竟意味著什么——劉東試圖在本書最后的評議中回應這一問題。
當科學被置于各種社會文化與物質語境中考察，它似乎失去了內在的純潔性與超越性。科學是否淪為了沒有原則的話語角力場？
劉東認為，科學總是脫生于特定語境，這既可能構成障礙，也可能形成動力，往往兼而有之。既如此，我們便不再按照先驗內在的理想預先謀劃科學的發展路徑。相反，這種科學觀更需“相機行事”的行為原則：利用當下的環境，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并在機會出現時機敏把握住并采取行動。
可這不是“機會主義”式的投機嗎？劉東進一步解釋，無論置身于怎樣的特殊語境，科學仍屬于對“普遍性”的企望，總向往朝著“規律性”發展。就此而言，科學家除了“對于潛伏于自己身下的具體語境，要時刻保持清醒、敏銳而準確的認知”，還擔負著另一方面的要求，即“對于高懸在自己頭頂的那種超然理想，也總是懷有真摯、善良而貫一的熱情”。
在高度強調“物質性”之后，某種超越性理想仍被暗中保留下來，并被推給科學家個人的道德選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立場的回退。或許這也意味著，《物質性》一書固然極大豐富了我們對科學形象的理解，但它提供的資源依然難以切近地回答百年前中國先輩關于科學與人生觀之關系的原初疑問。
正如科學不再是理性的內在展開，人生觀也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命題，它同樣植根于特定文化與歷史語境。因此，這里的人生觀首先便是中國人的人生觀，它包含了中華文明的一切歷史和現實，自然也包含它既沒有誕生現代科學也沒有誕生科學史的歷史。如此，科學與人生觀之關系，便是科學與中華文明的關系。
通過回顧西方科學史的演化路徑，可以看到“物質轉向”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西方試圖掙脫其理性中心主義傳統所作出的回應。那么，這種有其自身歷史語境的科學史新機遇對于中國科學史和中國人理解科學意味著什么，便不言自明。換言之，本書很好地演示了西方科學史界近年來理解科學方式的變遷，但對該問題的回答，無法假手于人，只能是中國科學史學人的自身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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