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記者 孟凌霄 孫滔
當追問二年級研究生如何分辨家蠅雌雄的時候，33歲的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武寧寧似乎才是求知的學生。她的好奇心是與生俱來的。
今年1月，武寧寧正式入職中國農業大學剛好3個月，她的研究方向是昆蟲抗藥性進化。
回憶起科研成長道路，武寧寧慶幸自己的幸運：本科畢業于一所地方普通“雙非”高校，在國內研究所和頂尖高校完成了博士和博后階段的科研工作，沒有任何海外留學、博士后經歷，順利入職“985”高校成為一名副教授。
武寧寧告訴《中國科學報》，“雙非”“土博”并非求職者的劣勢，自己唯一的秘訣是樂觀的心態和不懈的努力。當然，入職并不意味著暫時的放松，而是新的起點。
武寧寧在北京大學標本館
100%成功率：只面試一所高校
2022年11月，中國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發布了一則招聘通知。
這是武寧寧一直心儀的就業高校，其中高層次學術崗中的“優秀人才”正是她的求職目標。早在博士剛畢業時，她就經常對照自己與該校招聘細則的差距。
看到這則招聘通知時，武寧寧正在北京大學張蔚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她已經發表了3篇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張蔚的鼓勵下，武寧寧開啟了找教職之路。
與許多求職者“海投”的策略不同，武寧寧借鑒了論文投稿的方式，計劃先從最想去的中國農業大學開始申請，如果被拒絕，再考慮投遞第二家、第三家。
乍看之下，這種“投論文”式找工作法不合常理，也不如“海投”高效。但在武寧寧看來，海投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且嘗試的不一定是與自己專業方向匹配的高校；如果頻繁收到拒信，也會打擊求職者的自信心。
在許多求職者看來，武寧寧的履歷有兩個“致命傷”：一是本科畢業于“雙非”高校，二是她沒有任何海外留學經歷。
對比武寧寧讀博時期的兩位室友，她們分別去了美國哈佛醫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深造。武寧寧并未因此心態失衡，在與室友和國外科學家交流時，她從未感到落差與隔閡。
在她看來，出國不是目的，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可以快速成長的科研平臺才是最重要的。綜合考慮下來，武寧寧選擇了北京大學張蔚課題組。
博士后期間，武寧寧與美國波多黎各大學教授Riccardo Papa和比利時魯汶大學教授Steven van Belleghem保持長期密切合作。由于長期的合作產生了深厚的信任，武寧寧因此受邀為波多黎各大學的學生進行遠程線上授課。
“我并不覺得‘土博’是一個缺陷，相反，只要保持開放交流的態度，在世界各地做科研都能獲得成果。”在武寧寧看來，只要自身成長到了一定階段，是否有海外留學經歷并不重要。
武寧寧的自信是對的。在中國農業大學的面試中，武寧寧并未被問及第一學歷和海外經歷的話題。學校需要有進化背景和昆蟲適應性研究經歷的博士，武寧寧正是那個天選之人。
中國農業大學的學術崗位評議是在2023年3月進行的，當年4月12日，學校人事處就公布了通過人員名單。這是她短暫的求職季中，唯一面試的高校。
尖峰嶺捕蝴蝶
適應“市場需求”
回顧求職之路，武寧寧總結了一條秘籍：符合就業市場需求。
她介紹，中國農業大學是許多求職者的“夢校”，競爭往往異常激烈。在同一崗位的面試候選人中，有許多手握多篇論文的競爭者，但面試官關心的問題是，你以后的科研計劃是怎樣的、如何做好從模式昆蟲到非模式昆蟲的切換、是否能夠獨立開展教學工作，以及對農業昆蟲研究有沒有自己獨到的想法或理解。
武寧寧脫穎而出的一大原因是，她的研究方向與學院的學科發展方向契合，她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的銜接潛質更是一大優勢。
本科時，武寧寧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研究方向，只是報考了自己心中“做科研最好的地方”：中國科學院。在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分子植物卓越創新中心），武寧寧成為剛剛回國的研究員詹帥的“開山弟子”。在詹帥的指導下，武寧寧正式開啟了昆蟲適應性進化研究。
武寧寧介紹，博士時期她的研究對象是外來入侵生物美國白蛾，而博士后時期在北京大學張蔚實驗室研究蝴蝶擬態機制。
在北大做博士后期間，武寧寧參與了多次野外工作，包括西藏墨脫、海南五指山和尖峰嶺等地區，她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好聽的別稱：“燕園1號蝴蝶獵人”。
野外科學考察和采集是一種能夠全面鍛煉能力的活動，尤其是野外觀察能力、團隊協作能力、解決問題能力都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這些都是從博士后向獨立科研工作者轉變的關鍵。
武寧寧（左一）在西藏墨脫野外考察
北大的科研環境一直以來都以自由、開放和包容著稱，共享交流的科研氛圍、大家一起交流申請基金的經驗、有很多參加國內外會議的機會，等等。武寧寧緊緊抓住每一次交流的機會，積極申請各種校內外的基金項目，努力展示和鍛煉自己，這些經歷都為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今，入職中國農業大學后，武寧寧已經習慣了和農業昆蟲打交道。她的日常工作不僅包括在實驗室飼養昆蟲、進行分子實驗、分析組學數據，還需要下田采集昆蟲、調研農蟲危害現狀。過去的研究對基礎研究的價值更多，而現在研究小菜蛾、小麥蚜蟲等，對農業生產有更多指導和應用價值。研究對象雖有差異，但好奇與熱情一如既往。
“一個最典型的變化，就是過年回家怎么跟親戚朋友解釋我的研究。”武寧寧笑道，“以前解釋了半天理論、機制，家里人還不太懂我在做什么；現在只要說我干的是防治害蟲，家里人就明白這是很重要的事。”
去年12月，武寧寧在新加坡參加第三屆AsiaEvo學術會議時，恰好遇見博士時期的導師詹帥。武寧寧向導師介紹，自己到了新環境，也在努力適應新的研究方向。
“我們可以向昆蟲‘取經’。”導師詹帥告訴武寧寧，“昆蟲個體小，不起眼兒，但在地球上生存卻很成功。看上去它們總是能很快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其實這是和新環境適配的種群保留了下來，不適應的被淘汰了。”
武寧寧博士畢業，左一為詹帥
非升即走？不如把握當下
對于像武寧寧這樣的“青椒”來說，入職并不意味著暫時的放松，而是新的起點。
不少高校有“非升即走”的要求，對新入職教師設立5年考核期，對青年教師聘期內教學任務、主持的科研項目、申報的人才項目、發表署名單位論文、申請的發明專利等有嚴格要求。
武寧寧坦言，其實自己身邊也有為考核要求、為科研成果睡不著覺的朋友。
也許是跟觸手可及的土地、動植物打交道的緣故，中國農業大學的同事們普遍沒那么焦慮，他們每天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其他一切都順其自然。
“對于我個人而言，我希望這幾年先努力做好自己，再考慮能否完成指標。”在她看來，“青椒”最想促成的其實是一種良性循環：如果工作做得好，能夠發表文章，可能申請基金就會更容易；有了基金經費的支持，也能更好地開展科研工作，培養更多學生。
在講述這些行業規則時，武寧寧臉上只有恬靜的微笑，這種沉靜讓人心安。這種不焦慮的心態，在當下科研群體中尤顯珍貴。
“今天就有那么多值得探索的問題，哪里有時間焦慮明天？”武寧寧說，這種心態來自對當下具體事件的把握，科研生活確實是艱苦的，所依靠的往往不是物質激勵，而是由內而外的驅動力。
在生活中，武寧寧是一個物質欲望不高的人。她自嘲在科研以外，自己是一個很無趣的人。她不明白現下時興的“知識分子穿搭”和“格雷系”，在需要社交的場合總扮演“資深i人”，但在談論到實驗室那些可愛的小生命時，武寧寧的眼里有抑制不住的神采。
科研閑暇，她最愛逛的地方是博物館、動物園和標本館，而這些場館大多免費。在北大做博士后工作時，她最常去的是北大標本館，雖然面積不大，但從生科樓散步就可到達，這里擁有近5萬份生物標本，其中不乏珍稀物種。
“一只小小的昆蟲標本，藏著無數神奇的生命機制。“武寧寧興奮地說，觀察這些標本時，她總會想象標本曾經面臨的自然環境、繁衍生息的進程，以及這一物種在進化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為適應環境作出的改變。在她看來，這些記錄著小生命進化史的場館，簡直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
這些探索的快樂，背后是無止境的科研付出。
“熬夜工作大概是每一個科研工作者的必經之路”，武寧寧也常常因為做實驗、寫論文、寫基金而熬夜。多數時候，每天要在實驗室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有時還得睡在辦公室，只為半夜起來開國際會議。
科研的付出是否值得呢？
武寧寧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她只講了一個故事。
兩年前，武寧寧在北京大學做博士后工作時，正值疫情封閉式管理。她和導師張蔚選擇留在學校做實驗，因此同住在學校賓館。白天做實驗時，兩人都是“只卷自己，不卷別人”的科研伙伴；夜間，武寧寧卻發現導師溫柔的另一面。
北京大學張蔚（左五）團隊
那時，武寧寧看到張蔚每晚下班后，都要和女兒視頻，了解每天幼兒園發生的趣事、老師布置的作業。在小小的屏幕面前，張蔚向女兒展示親手制作的昆蟲標本，并耐心地告訴女兒，“等我出去就能帶給你啦”。
那段隔離的日子里，武寧寧真正意識到，對于女性而言，全情投入科研往往倍加艱辛，但支撐著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前行的，是一種純粹的、無關物質回報的熱愛。
“科學探索沒有捷徑，得是怎樣的熱愛，才能讓人心甘情愿這樣付出？”武寧寧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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