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科學家精神”如同一顆熠熠生輝的星辰，它在民族命運的跌宕起伏中孕育、在科學實踐的沃土中生長。如何理解這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從何處發源，又在怎樣的歷史浪潮中塑形與壯大？
在近日舉辦的中國科學家精神宣講團年度系列活動企業行活動上，中國科學家精神宣講團成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公以科學史的視野，進行了一次系統梳理。
王公作報告。主辦方供圖
王公指出，科學家精神的主體包括著名科學家、廣大科技工作者和管理人員在內的全體科技事業奮斗者。“長期的科學實踐”是科學家精神形成的關鍵。
“這個‘長期’不是幾十年，而是跨越了三個歷史階段。”王公解釋道，第一個階段是中國五千年來的科技傳統；第二個階段是近代以來的科技救國實踐；第三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科技自立自強，“這三個階段層層遞進，共同孕育了科學家精神。”正是靠著科學家精神，中國才能在科技領域不斷實現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跨越。
科學家精神的萌芽，在救亡圖存中破土
追溯科學家精神的根基，王公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我們用‘兩個高潮，一個高峰’概括五千年的科技脈絡。”他介紹，春秋戰國時期是第一個發展高潮，諸子百家的學術爭鳴推動了天文、數學、技術的進步；隋唐時期是第二個高潮，東西的絲綢之路和南北的京杭大運河讓科技知識得以快速傳播；宋元時期則達到歷史高峰，活字印刷、指南針等技術走向成熟。
“《本草綱目》有190萬字，《天工開物》記載了123種工藝，這些典籍不僅是技術總結，更藏著求實創新的基因。”王公表示，這些輝煌成就為科學家精神提供了悠久的傳統。
然而，明末清初，當西方經歷科學范式的革命性變革時，中國相對落后了。這種巨大的差距，讓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引進西方科學的緊迫性。
他梳理了近代中國引進西方科學的幾個階段：從知識層面的“西學東漸”，到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再到制度層面的“維新變法”。他特別強調，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中高舉起“賽先生”（科學）的旗幟，是將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引入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標志性事件。
王公認為，從“科學精神”到“科學家精神”，關鍵一步在于“人格化”，而這一轉變是在最艱苦的抗戰歲月中完成的。他舉了多個“把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科學家們為支援長城抗戰，用隨處可見的核桃殼替代椰子殼研制防毒面具；在物資匱乏中，用腌菜缸“土法”制造炸藥原料硫酸；地質學家突破“陸相無油論”的束縛，在玉門找到了油田。
王公解讀道：“正是在這些面向國家最緊迫需求的實踐中，科學精神完成了它的時代化、中國化和人格化，科學家精神由此在中國破土萌芽。”
朱德同志1941年在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上講，“要把自然科學的學識和祖國的土壤結合起來”，王公表示，這句話正是當時科學家精神的核心，只有將科學與國家的土壤和需求結合，科學才能繁榮滋長。
科學家精神的生長，在自立自強中塑形
新中國成立后，科學家精神進入“生長”期。面對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和西方的封鎖禁運，中國科技工作者開始了自立自強的征程。
王公講述，1949年到1955年，有1536名高級知識分子從西方國家歸國，其中三分之二來自美國，很多人放棄了優厚的待遇。錢學森被美國“軟禁”了5年，直到1955年才通過一封寫在煙盒紙上的信，輾轉聯系上祖國；楊承宗是小居里夫婦的學生，法國給他開出55萬法郎的年薪，而中國科學院給他的工資，折算下來只有1000斤小米，“差距差不多有500倍，但他毫不猶豫地回來了，還帶了14箱科研資料，奠定了中國放射化學的基礎”。王公說。
在王公看來，“兩彈一星”事業是科學家精神生長的核心熔爐。鄧稼先等科學家隱姓埋名，在戈壁荒漠里奮斗了十幾年。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的背后，是無數科學家“無私奉獻、協同攻堅”的精神。
“老科學家們特別反對‘之父’的說法，鄧稼先曾說核武器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我只是做了一小部分。”王公強調，這種集體主義情懷，正是科學家精神的鮮明特色。而由此凝練的“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與科學家精神高度契合，并極大地促進了科學家精神的發展。
科學家精神的壯大，在邁向科技強國中傳承
進入新時代，科學家精神的內涵在重大科技工程中不斷“壯大”，形成了探月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等新的精神形態。王公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在一次小學講座中，他本以為孩子們不知道嫦娥五號、六號的具體采樣克數，卻有一個小朋友準確報出了“1731克”和“1935.5克”。
“這說明，科學家精神已經開始影響下一代了”。王公欣慰地說。他表示，探月精神的“追逐夢想、勇于探索、協同攻堅、合作共贏”，與科學家精神的核心內涵一脈相承。
“比如協同攻堅，探月工程涉及上千個單位、十幾萬科研人員，沒有團結協作，根本不可能‘六戰六捷’。”而北斗系統的建設，同樣體現了這種精神：從2000年北斗一號服務中國，到2012年北斗二號覆蓋亞太，再到2020年北斗三號全球組網，26年里，科研人員攻克了無數技術難題。這些新時代的精神形態，是科學家精神的“新鮮血液”。
在精神傳承方面，王公認為老中青三代的接力尤為關鍵。“于敏院士隱姓埋名28年，研究氫彈理論；屠呦呦先生90多歲還在關注青蒿素的應用；袁隆平院士一輩子扎根稻田，研究雜交水稻。”他表示，這些老科學家是精神的“燈塔”，而南仁東、黃大年等人是新時代科學家的代表。
在建成科技強國的道路上，離不開科學家精神的引領。王公認為，新時代弘揚科學家精神，要抓住三個核心：一是堅守愛國奉獻的底色，像錢學森、楊承宗那樣，把祖國需要放在第一位；二是秉持求實創新的內核，搞科學不能弄虛作假，要像王選先生那樣，用數據說話，不斷突破技術瓶頸；三是踐行協同育人的特色，“錢學森培養了王永志，王永志又帶領團隊推進載人航天事業，這種‘傳幫帶’的傳統，要一直傳下去”。
“一代又一代科學家，用智慧和汗水鑄就了這份精神財富。”王公在講述最后強調，從古代的四大發明到今天的探月工程，從近代的科技救國到新時代的科技自強，科學家精神始終是支撐中國科技發展的靈魂，“未來，我們要讓這種精神繼續傳承下去，激勵更多人投身科技事業，為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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