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某高校青年教師在媒體上以“青椒”自嘲，感慨工作、生活壓力之大。18年后，又一代高校青年教師在“雙一流”建設、“破五唯”改革、“非升即走”等背景下，迎來新一波壓力峰值。
壓力之下，誰在“內卷”，誰在“躺平”？如果將處于不同領域、 不同層次的高校教師所承受的壓力繪制成一張“壓力地圖”，我們會發現，這張“地圖”的壓力分層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樣，越好的大學教師壓力越大，而是壓力感受與高校“上進心”成正比。
事實上，最受煎熬的是力爭“躍層”的高校教師，其次才是穩定發展的高校教師，而失去競爭動力的高校教師已部分“躺平”。
在頂尖高校做一名“六邊形戰士”
在外人眼中，頂尖高校教師將主要精力用于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科研無可厚非，但身在北京某頂尖高校的青年教師陳嵐卻明顯感到“不是這樣”。
這是一所定位為沖擊世界一流的高校，在國內高校中地位穩定，其競技場也早已由國內轉至國際，能否在世界一流高校梯隊中再上一層樓是它關心的事。
該校的教師“預聘—長聘”制更多參考國外高校的教研序列。而且，該校的傳統是科研、教學“雙肩挑”，社會服務也不能少。閑聊時，教師們都戲稱自己為“六邊形戰士”。
學校對教研崗位的要求是4：4：2，即科研、教學占四成，社會服務（主要是校內行政工作和學術服務工作）占兩成。但實際上，陳嵐白天工作時的精力分配是2：5：3，科研占兩成、教學占五成，社會服務占三成。
明年是陳嵐“預聘-長聘”制的最后一年，但分配給與“非升即走”最相關的科研的精力卻最少。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為她能力超群或怠慢科研，而是其他工作時間緊、要求高、任務重。
“備課、授課、答疑、指導學生論文占了我一半時間。”她告訴《中國科學報》。
陳嵐有一門難度較大的秋季學期課程，“每年都會在備課上花費很多心思。”但比起春季學期，她在授課的同時還要操心學生的論文送審、畢業答辯……即使秋季學期堪稱“輕松”，她也明顯感到春季學期比秋季學期更容易動肝火。
“開始時，我讓學生自由選題，范圍只要在大領域內就可以。但我發現，辛辛苦苦指導學生完成論文后，學生進步很大，但我的科研卻沒有什么進展。”陳嵐說，這兩年她調整了策略，“我發現做得比較好的教師，是把學生論文與自身科研方向緊密結合。這樣，他們在指導學生的同時，自身科研水平也會有所提升”。
陳嵐還身兼學院學生管理的工作。于是，在她工作時，時不時就會有學生過來簽字，或電話通知她和學生談心，處理學生的心理危機。剛坐下來不久，又接到安排學生獎學金、助學金、貸款的評定任務；還有學生黨建、紀律處分等工作等著她，一疊疊文件袋摞滿了桌頭。“特別是疫情期間，更是沒日沒夜地投入到學生管理工作中。”
此前，她還加入了教學委員會，在學校職能部門掛過職。
“感覺自己的時間就像一塊布條，被零零散散的事情撕得粉碎，很難靜下心做一件事。”陳嵐說。
教研系列的教師為何要從事行政工作？也有教師不解，甚至公開質疑過學校的做法。但“學校一直將其視作一個培養青年教師的過程。鼓勵教師不只待在書齋，還要到社會上看一看。那么，學校首先就是一個小社會。”陳嵐換位思考。
只是自己的“晉升”大事，被迫排在了最后。
孩子出生前，她的科研基本被安排在晚上。有了孩子后，晚上時間不好安排，只好集中安排在某幾天。“我把會議集中安排在下午，上午空出來做科研”，但很多會議時間不是她說了算，只能被動接受安排。
于是，包括她在內，高校教師搞科研的時間越來越晚。時常在凌晨一兩點，她還揉著眼睛在臺燈下查資料、寫論文。
熬夜搞科研、周末搞科研，是不少高校教師的常態。
陳嵐的父親也是高校教師，他當年同樣如此，在全家人睡覺后才開始科研工作，且退休多年依然保持這個習慣。
熬夜傷身體，很多教師也為此擔心。陳嵐有部分同事習慣早上四五點爬起來搞科研。“感覺他們睡五六個小時就夠了，但我至少要7個小時才能睡飽。”上學期她嘗試每天睡五六個小時，但不時就會有困意襲來。“難怪校園里的咖啡越賣越好。” 她打趣道。
寒暑假是很好的補覺時間。但剛放假時，因為“習慣了工作時的生物鐘”，她還是會在一大早醒來，直到一周后，醒的時間才越來越晚。
想到“非升即走”，陳嵐還是一陣緊張。但比起一些高淘汰率的高校，她覺得還算幸運。“起碼學校不以淘汰為目的，我的努力會被大家看到，大家也在幫我想辦法，告訴我該往何處發力。”
出走，她成為不孤單的“孤勇者”
去年冬天，不少南方人選擇到東北當一次“南方小土豆”。但張敏卻逆向而行，離開了東北某“雙一流”高校，到廣東一所高校任教。
她離開的高校處在“雙一流”高校的中上游，近年來為了再躍一個臺階，可謂下了“血本”。
“長聘副教授的年薪45萬元，長聘教授的年薪60萬元。”當學校“預聘-長聘”制的“盲盒”被打開，幾乎所有教師都驚呆了。“穩定的窮”是事業編制教師的常態，15萬元、20萬元分別是副教授與教授年收入的標配。但以2020年入職為界，學校采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區別對待事業編制教師與“預聘-長聘”制教師。
這一下，教師群體騷動了。
“我可不可以轉到‘預聘-長聘’制，按‘非升即走’晉升？”和很多教師一樣，張敏咨詢過人事處，得到的答案是“不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某位新教師走的是“預聘-長聘”制，但他偏“佛系”，不喜競爭。“我能否走老體制，不要‘非升即走’？”人事處的回復同樣是“不行”。
雙方陷入了“圍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可是一條不太通“情理”的規定橫亙在他們中間。
“博士畢業要事業編，趕緊去新疆高校找工作，那里沒有‘非升即走’，還是一片‘凈土’。”張敏無奈地給學生支招。
如若不然，就要抱緊學術大咖的“大腿”。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李東風發現，不少優秀青年教師沒過幾年就會離開學校。“因為單打獨斗基本上沒有‘升’的可能，只有背靠‘大樹’，才能在國家課題、重點項目等競爭中分一杯羹。”
既然體制不可兼容，張敏只能硬著頭皮去晉升。此時，她發現在“非升即走”的助推下，一切都變了——前年，評教授的標準還是5年一項國家課題，去年便被調整為5年內兩項國家課題。而且，整個文科大類有且只有一個教授晉升名額。
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要用高強度的競爭激勵教師出成果。對此，張敏可以理解，但制定規則的領導們，當年可是以省級重點課題獲評教授的，以標準水漲船高、事業編制有限為理由，制定幾乎難以達到的標準，掩蓋的是事實上的不公平。須知，有的教師窮盡一生也拿不到一項國家級課題。
以國家社科基金為例，2022—2023年度，全國終審通過率只有13%左右。有教育學者做過估算，如果從學校初審開始計算，國家社科基金的申請淘汰率大于95%，部分學科申報立項比甚至連2%都不到。
果然，5年內兩項國家課題的標準一出，偌大的文科學院內，百十來號人都傻了眼——他們中竟沒有一人符合標準。
其他的晉升標準也水漲船高。此前，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可算積分，積分達10分以上可參評；如今，只有發在頂刊上的論文才算積分，發在SCI期刊、CSSCI期刊、核心期刊、普通期刊上的論文統統不作數。被砍掉的積分挪到了咨政建言等方面。
“‘破五唯’本沒有錯，只是進程無法更快，致使制度還沒有穩定下來又回到了起點，甚至變本加厲。”張敏說。
晉升無門、穩定的窮、事實上的不公……張敏感到一塊大石頭壓在胸口，憋悶不已。“學校發展想用增量代替存量，我們主動給他們騰位子。”言語之間，她滿是心酸。
決定“南下”后，張敏發現自己并不孤單。一年之內，該校離職的教授竟有百余名。但反過來看，作為人口流出地區，東北高校要在短期內招聘百余名優秀教師，顯然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
無論是離職教師還是新進教師，一夜之間仿佛都回到了原點。
由于晉升標準一致，面對這一幾乎無法達到的新標準，按“預聘-長聘”制進入學校的新教師同樣看不到希望。大家思忖著，大概率5年后還要重新找工作。
到新單位后，張敏如愿進入了“預聘-長聘”制，但身邊同事都特別優秀。成不了“卷王之王”，“5年后，‘走’的可能性遠比‘升’大”。
然而，張敏寧可被其他高校“割韭菜”也要跳出來，就像是一名悲壯的孤勇者。“我的學術出身還不錯，如果被淘汰了，最起碼人在大灣區，熟悉了當地的高等教育環境，日后可以選擇在一些地方院校任教。”
如果廣州、深圳實在留不下來，下一站張敏想去海南，“我希望所在城市處于高等教育躍遷式大發展階段。我必須找到這樣的城市，才能有更多發展機會”。
她的心中始終有一個教授夢，晚幾年實現也沒有關系。“最重要的是，所在高校要有組織地支持我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
他成了“被迫躺平”的教師
中部某地方院校教師周林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為“躺平式教師”。在他的心中，“躺平式教師”是那種一朝成為教授，便不再搞學術、不再寫書，平日只愿湊足工分，健身、遛鳥、假期帶著家人游山玩水的人。
“他們太疲憊了，一輩子都在為指標奮斗。”周林說，熱點在哪里，他們就撲到哪里；為拿課題而四處打點；平時還要和領導、學術期刊編輯搞好關系。總被退稿，總在PK。內心的煎熬如同高考完把書撕爛的考生；其瘋狂狀宛如現代版的“范進中舉”。
然而捫心自問：“自己的奮斗目標又是什么？似乎還是職稱。”周林也曾想有所作為，但無奈學校的科研水平總體不高，省級課題尚能夠著，教育部課題、國家級課題卻只是“奢望”。
回想十多年前，他在入職之初也曾積極參加教學競賽，并拿過市里的一等獎；風風火火地帶學生去外地參加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還當過班主任，像自己孩子一樣對待學生。他讓自己忙得像個陀螺，卻總是被同事笑作“傻”，因為“這些都是良心活兒，很少能給評職稱加分”。
年近四十，他依然是一名講師。那些“聰明人”則在標準尚未提升時，通過發論文、拿課題而成功“突圍”。
當學術進取的“潮水”退去，剩下的只有生活的一地雞毛。身邊，與自己同齡卻未“突圍”的教師，要么躺平了，要么另謀副業。
周林的一些女同事總是在曬娃，今天帶娃參加網球比賽，明天陪孩子參加電視臺舞蹈表演。她們已基本放棄晉升念頭，而是將重心轉向培養孩子，到點接送，晚間、周末輔導，送孩子參加比賽、游學，很少出現在加班人群中。
還有的教師心思活泛，有體育、音樂、書法等一技之長的兼職做起各類培訓，一年賺的外快比工資還高；有教師辦起了高考、公務員考試、資格證培訓班，課后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有些人還成了“網紅”教師。
周林的日常也變成了家、孩子學校與單位“三點一線”式機械擺動。“被迫躺平”讓他多次質疑工作的意義。想努力卻沒有方向，想換環境卻缺少離職勇氣，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令他懊惱不已。
“不知道每天都干了什么，仿佛只為了湊夠工分。即便是上課，教師們開課的目的也是為了湊工分，一門國學選修課，誰的工分不夠誰就上，講臺上的面孔猶如走馬燈一樣，新聞學、經濟學、藝術學、思政課等，幾乎全校教師都上過。教育學教師還開起了書法課。“搞得我們一點專業歸屬感都沒有。”
心心念念的職稱越發遙不可及。周林所在的學校屬于新建本科院校，職稱評定還在省里、未下放到高校，看的還是論文、項目。一年到頭，單是評副高的校內老師就有幾十號。
“遙遙無期更加速了教師們的‘躺平’。”溫州大學副教授王碩旺說，當躺平式教師越來越多，也就有了躺平式高校。
他指出，特別是1998年以后取得本科身份的新建本科院校，其發展動力不足，教師的科研、教學水平跟不上。大量中部、西部的地方院校，尤其是非省會的地方院校，也陷入“被迫躺平”的泥沼中，苦苦掙扎。
“被迫躺平”還有更大隱患——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周林有強烈的生源危機感，“沒準兒哪一天，教師就可能因為無學生可教而下崗”。
近年來，在“破五唯”的推動下，某些地方院校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比如周林同城的一所高校去年進行了改革，“年終考核工分認定的內容更加豐富”。一篇核心期刊論文加10分、一本專著加50分、作一場學術報告加2分、做一個培訓項目加2分、做一個100萬元的橫向課題加15分。制度的設定“鼓勵教師人盡其才，做什么都有回報”。
但他希望“改變的力度再大一點”，“先把職稱評定下放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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