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加入浙江大學，歷任訪問學者、社會學系學科建設首席專家、社會學系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等多個職務后，不久前，趙鼎新離開了浙大社會學系系主任的崗位。此后，趙鼎新寫了一封辭職信，辭去所有和浙大社會學系有關的職務。這封辭職信在網絡上被廣為傳播，引發了學界的普遍關注。
在加盟浙大前，趙鼎新長期在世界社會學研究的頂尖學府——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對國內的學術研究現狀尚無深刻了解。海歸10年的經歷給了他一個新的觀察窗口。對于目前的國內學術生態，他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領域，我們國內的學術研究依然缺乏一種專業感。”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趙鼎新說。
最大的遺憾：太累了
《中國科學報》：在浙江大學主持社會學學科重建工作的這些年，你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趙鼎新：這些年我的收獲還是很多的。
相較于其他學科，社會學在國內起步并不算晚，民國時期就有很大的發展，但社會學的學科復建卻是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的。受高等教育整體發展趨勢影響，改革開放后的社會學發展往往更注重“工具”屬性，在研究方法上也偏“工科化”。
這一點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比如，更側重研究發生在中國內地的具體社會問題，在方法上更側重定量，特別是以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為基礎的研究等。但事實上，不管是剛剛興起之時還是當下，社會學更大的價值其實是給其他學科提供一種“母語法”。
比如，新聞傳媒學、管理學、商學等學科，其早期的許多經典理論都源于社會學家發展出來的各種分析視角和敘事語法，并且至今仍不斷從社會學汲取理論滋養。從這個角度說，社會學承擔的是整個社會科學的“母學”角色，它具有很大的基礎學科屬性。
這也是我在浙大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拓展社會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的作用，彌補浙大基礎學科較差這一薄弱環節。
另外，雖然中國先哲思想中不乏社會學思維，但是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卻源于西方。這使得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學研究無論是在研究課題還是在分析語法層面，都大量模仿西方，缺乏自身特色，在研究視野上也是更多集中于我國內地，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國外的社會學研究相對不足。對此，我希望將社會學的研究視野拓寬至邊疆和海外，進而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乃至話語體系。
應該說，多年來，上述工作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如今，雖然還沒有完全達成我的設想，但已經取得很多成績。
比如，目前浙大社會學系師生的研究視野不但深入到我國邊疆地區，而且拓寬到美國、俄羅斯以及中亞、南亞和非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很多年輕學者的論文和著作已經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重視，浙大社會學系也在國際上有了相當的知名度，這是很值得驕傲的。
《中國科學報》：除成績外，你有哪些遺憾？
趙鼎新：最大的遺憾就是太累了。畢竟我們所做的事具有一定的開拓性，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與某些既定制度和規則產生摩擦，從而在客觀上大大增加我們的探索成本。
比如，為了避免學生和導師建立各種依附關系，我們在人才培養的探索中，規定博士生不是由某個單獨的導師指導，而是由導師團集體指導。這項改革雖然得到了校方的同意和支持，但在執行層面卻遇到了很大的麻煩——按照博士生培養“誰是導師誰出錢”的傳統制度，導師團中該由誰出錢成了繞不過去的問題。這致使博士生乃至碩士生的大量培養經費最終不得不由系里承擔。
再比如，我們有些老師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時很難申請到國家層面的課題。為了支持這些研究工作，我們不強行要求青年教師在預聘期內申報課題，但是這類“不合時宜”的規定，其阻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
這些年，類似的問題在我們的工作中并不少見。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并不難，那就是不要將教師的升遷與課題的“層次”和數量簡單掛鉤。事實上，這也是國際頂尖大學通行的做法。
學術界缺乏“專業感”
《中國科學報》：你在中西方均工作了多年，對比彼此的學術生態，你認為有哪些不同點？
趙鼎新：近些年，我國在學術研究領域取得的進步有目共睹。但必須承認，相較于那些學術氛圍和學術積淀更加深厚的國家，我們在很多領域依然缺乏一種“專業感”。
以社會學為例，“專業感”的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理解。比如，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必須懂得，雖然社會非常需要社會學思維，但社會不一定需要社會學以“社會學系”的方式存在。因此，為了保持社會學專業的生命力，我們必須非常珍惜自己的學術榮譽和學術責任。
我曾在芝加哥大學工作了20多年，其間被不斷灌輸一種觀點，即芝加哥大學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的誕生地，這份“產業”和榮譽不能毀在我們手里，所以學者們對于學術研究非常認真，并且始終有某種危機感。
這種“認真”體現在很多層面。簡單舉例，在芝加哥大學，教師不管是給本科生、研究生寫推薦信，還是給年輕教師寫長聘推薦信，都會親力親為，認真負責，有時一封信甚至要花費幾天時間反復修改。反觀國內，這樣的現象卻并不多見。在我看來，其根源在于很多學者不能從一個“專業”角度看待自己的學術工作，對其也缺乏足夠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這一點還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國內有大量學術文章即便最終成功發表，其學術價值也不是很高。這是由于很多學者雖然把文獻梳理和“講故事”做得面面俱到，但視角和觀點卻不鮮明，并且缺乏一種“為什么這種敘事方式比其他方式要好”的反思，而這種反思是一名學者首先應當建立起來的。
這一點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須知，人文社會科學雖然帶有“科學”的標簽，也會運用大量科學方法，但其最重要的價值卻在于視角、觀點和分析手法。一項研究如果缺乏視角、觀點，并且分析手法老舊，就肯定不會有太大的價值。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應該如何提升學術隊伍的這種“專業感”？
趙鼎新：在全國層面，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很難一概而論，但從我們的工作出發，有三點經驗可以借鑒。
一是在青年教師的論文發表上，要看重質量和學術個性發展，而非數量；二是主要請來自外校、人品和學問俱佳的學術委員會成員進行學術把關；三是不將課題和任何名號作為學術考核的標準。舉一個極端例子，即使某位青年教師拿到了多個國家級學術稱號，這些稱號也不會成為其在我們系晉升的重要指標。
要先獲得內心的自由
《中國科學報》：你曾提到，希望用自己的后半生為年輕人營造一個相對自由的研究環境，你所指的自由環境是什么樣的？
趙鼎新：在我的理解中，所謂自由環境首先在于內心，或者說學者的心中有沒有“自由”。說得更通俗一些，目前很多學者考慮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學術志趣，而是什么樣的研究課題更容易發表文章和申請項目、哪本期刊的標準更松、文章寫成什么樣式更能打動編輯、哪類學問更能名利雙收……當這些功利性的想法主導其研究時，學者便將自己束縛住了，導致其在學術研究上畏手畏腳、瞻前顧后，最終難成大事。
工作中，我非常支持周圍的年輕學者擺脫內心的這些束縛，同時，我們也招收了不少研究“冷門”議題的學者。這些學者往往并不是文章發表的“大戶”，但我們愿意為其提供相對寬松的空間。
此外，我國幾千年的傳統教育一直強調尊師重道、提倡長幼有序，這當然是一種優秀的傳統文化，但并不意味著對此應刻板地遵守。
比如，在很多高校的院系中，青年老師“怕”大牌教授，不敢與他們接觸，甚至在他們面前唯唯諾諾的現象并不鮮見，對此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引導，并營造一種平等、輕松的氛圍。
我擔任浙大社會學系系主任期間，年輕教師背后稱呼我為“老趙”的大有人在。對此，我非但不生氣，反而會在他們未能及時“改口”時，與其開玩笑：“既然背后都叫了，便當面接著叫唄。”
再比如，我們搬入新辦公樓房時，按規定我可以使用75平方米的辦公室，但我堅持包括我在內的每位教師都使用相同大小的辦公室。結果是除了極個別老教授外，系內教師的辦公室均為15平方米。此舉同樣是為了營造一個平等的小環境。
《中國科學報》：你剛才提到的問題與當下的人才評價標準是否有關？
趙鼎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做一下中西對比。
歐洲情況我沒有全面了解。據我觀察，美國高校并不存在統一的教師考核評價標準。一般來說，越不在“領航道”上的高校，其對教師的考核標準越多、越“硬性”；那些頂尖美國高校則幾乎沒有什么硬性的考核標準，只要院系內的同事公認某位教師的水平高，即便是該教師并未發表多少論文或著作，依然會得到升遷。
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學工作期間，從長聘副教授一路升至正教授，再到講席教授。其間，我在出版英文版《儒法國家》一書前，并未發表很多文章，更多憑借的是與同事日常交流時所贏得的學術口碑。
從這個角度說，學術評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似千頭萬緒、五花八門，但最關鍵的標準反而是每個人心中的那桿“秤”。
反觀大部分國內高校，其教師評價依靠的依然是各種“硬指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屬于“無奈之舉”，畢竟如果不靠指標，學術團隊中的“學術守門人”必須足夠權威且公正。但目前，我們缺乏這樣的“守門人”以及相關環境。
《中國科學報》：在你看來，這是否是目前“破五唯”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題？
趙鼎新：事實上，在國內學術界，我們對于本領域內同行的學術水平都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比如，浙大社會學系便請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組成了學術委員會。他們的資歷、視野和操守都足以勝任“學術守門人”的角色。當然，他們能發揮多大作用仍然是個現實性問題。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國內學術界，打招呼、托人情的現象并沒有絕跡，甚至可以說屢見不鮮，這一點毋庸諱言。這種現象會極大影響同行間的學術評價；此外，目前國內很多高校都在推行“代表作”制度，這當然也是為了擺脫各種“硬指標”，但“代表作”的認定仍然需要一位高質量的“學術守門人”作為前提。
注重質量評價是一條正路，但這項制度有效實施的一個重要基礎，在于要有一個公正、合理、有效的學術評價體系。
在這方面，我們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具體而言，就是要將權力下放，讓專業人員“守門”，不搞各種與利益掛靠很近的高位引導。否則，勢必會產生學者間的無序競爭，引發學術腐敗，甚至把青年教師和學生引入歧途。
我們需要一支最“土”的研究隊伍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一支理想的學術研究隊伍應該是怎樣的？
趙鼎新：這個問題并不好回答，因為人才隊伍的組成沒有一定之規，需要視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的具體情況而定，但我認為至少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還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共同點。
比如，我國正致力于在國際上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把中國的聲音傳出去。這無疑是必要的，否則便很容易在國際社會中陷入用人家的語言說自己的事情，或者“自說自話”的尷尬境地。
這給相關領域的學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其研究成果要能出現在國際權威的期刊雜志上，或者由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出版社出版，同時也要在相關研究領域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上都有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在以西方為主導的話語體系中占據一席之地。
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們需要一支最“土”的研究隊伍——他們要能夠真正深耕我國的國情，同時又能針對自身研究領域，在本體論、認識論和問題意識層面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進而將其研究成果用洪亮的聲音傳播到國際空間，掌握在相關領域的話語權。
《中國科學報》：在你看來，一個年輕學者的學術成長路徑應該是怎樣的？
趙鼎新：我覺得一個人的學術成長要分若干步驟。年輕時，硬的要學基本功，軟的要學視野和學術人格。
所謂基本功，就是包括數學、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統計學、大數據等在內的各個學科和方法，年輕人需要廣泛涉獵，什么都要學，要博覽群書。年輕人的學術“野心”越大，其基本功的涉獵范圍也應該越大。
以我本人為例，我曾在年輕時大量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理科知識，這使我對17世紀后世界范圍內的科學史有較深的了解。如此一來，我能夠較為明確地錨定自己所作某項研究的意義。
除基本功外，年輕人更要拓寬自己的視野。從事學術研究，只有“野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很多學術研究領域，相較于“事實”，學者的眼界和視野是更重要的。很多學術做得很好的人最終之所以沒有成為“大家”，就在于他的眼界狹窄，缺乏反思，從而受到性格的局限。
曾有位我非常尊重的歷史學者在與青年教師交流時，將歷史學領域的基本功訓練比作鍛煉手臂力量——當一塊毛巾別人擰不出水，而你通過拼命擰又擰出一些水來，你就比別人厲害。
這個比喻非常生動，但我覺得還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如果我們可以在廣泛涉獵各種知識的基礎上改變自身視角，便有能力將放在烤箱中烘干的一塊毛巾擰出東海水。當你的視角改變、視野拓寬時，會對曾經熟悉的材料產生全新的理解。這是一種從“理學”到“心學”的轉型，而支持這種轉型的便是自己的學術人格。
一位學者的學術人格必須以唯物為基礎，而它的另一面則是學者的反思能力，或者說是“唯心”的一面。如果一位學者只有學術基本功而不具反思能力，便會是一個很“迂”的人；反之，如果只有反思能力而沒有學術基本功，便成了“野狐禪”。一句話，你的學術人格到哪一步，學問就到哪一步。
本文鏈接：趙鼎新：學術評價最大標準是“心中那桿秤”http://m.sq15.cn/show-11-4805-0.html
聲明：本網站為非營利性網站，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上一篇： 培養高中生學術志趣，復旦大學這么做
下一篇： 研究生就業已呈個性化與多元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