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作曲家朱踐耳先生一百周年誕辰，鋼琴家謝亞雙子于2022年末錄制了朱先生出版的全部鋼琴作品。
前不久，這張《朱踐耳鋼琴作品集》在全球發行，廣受贊譽。
“用細針密線繡小花”
周末周刊：朱踐耳先生創作的《唱支山歌給黨聽》以及他的交響樂作品被許多人所熟知，鋼琴作品在他的音樂體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謝亞雙子：朱先生正式出版過的鋼琴作品并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作品是“用細針密線繡小花”。在我看來，他的一些鋼琴作品具有一定的實驗性，是他在音樂風格的中國化方面做的探索與嘗試。比如《思凡》里有很多樂隊思維，如果進一步配器或許可以發展成一部龐大的交響曲。
當然也有一些作品是非常鋼琴化的，比如《南國印象》。盡管鋼琴作品只占到朱先生所有創作的一小部分，但他對鋼琴有著很深入的研究，他作品中音與音的組織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周末周刊：你是什么時候認識朱踐耳先生的？
謝亞雙子：2006年我剛從德國留學回國，參加了上海音樂學院舉辦的紀念鄧爾敬先生的活動。鄧先生是作曲系的元老，我那天彈了幾首他的作品。臺下的聽眾中就坐著朱先生。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見過朱先生。他60歲后進入創作高峰期，為了完成他的交響夢，到新疆、貴州、云南、廣西、西藏等地采風。當時我父母在貴州從事音樂工作。我媽媽記得，那時候朱先生興致勃勃地下鄉參加苗族、侗族的節日慶祝活動，他很喜歡聽蘆笙。他興奮地說，蘆笙就是多調音樂，就是當代音樂。在我媽媽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又接地氣的藝術家。20世紀80年代，她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就帶著我拜訪過朱先生。
周末周刊：2006年的那次演奏，促成了你與朱先生的重逢，你們聊了些什么？
謝亞雙子：他告訴我，他1992年創作的鋼琴組曲《南國印象》還沒有被完整地公開演奏過，希望我能夠試一試。我有些意外，也很開心，那時候我對中國作品的了解非常少。
沒過多久，朱先生就給了我一份復印的譜子，封面上的字非常漂亮，里面有對他對作品的簡單介紹，他還把重點圈了出來。我學會之后，就約他到中山公園附近的一個小音樂廳請他指導，那短短的兩個小時，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那時候朱先生已經80多歲了，他帶來了《南國印象》的手稿，手稿寫得非常精致，他指出了之前給我的那本印刷稿中的個別錯誤，仔細講述了他創作這首作品的過程與想法。在那之前，我幾乎沒有研究過中國作品，《南國印象》為我打開了一扇窗。我第一次彈這首作品，就感覺它走進了我的心里。
古謠新韻，雅俗共賞
周末周刊：朱踐耳先生當時給了你哪些點撥與指導？
謝亞雙子：《南國印象》的第一首《花之舞》源于一首布依族民歌，我從小生活在貴州，對這個旋律非常熟悉。朱先生在其中加入了對鑼和銅鼓聲的模仿，打破了民歌原本的單一性。此外，他還用了卡農式的復調，使音樂立體化。我那時剛從德國回來，按照習慣，比較注重聲部的平衡，朱先生的指點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第四首《情歌》源自一首彝族山歌，朱先生由此寫出了一首詩情畫意的即興幻想曲。而用鋼琴去演奏原生態的山歌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因為山里人唱歌是很自然的，用鋼琴來表現的時候有很大的演繹空間。怎么拿捏音與音之間的關系？如何表現人聲的語氣？朱先生說要彈得“自由”。如何才能自由？這和我過去所學的西方音樂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說是進入一個新的美學體系。
周末周刊：盡管他作品中的民間音樂元素是你從小所熟悉的，但在演繹的過程中還是遇到了挑戰。
謝亞雙子：是的。中國音樂的美學表達是獨特的，它講究虛與實，情感上的濃烈并不一定都要轉化成音色上的濃烈，有時候對情感的表達甚至是幽微的，而這是我在此后很長時間里才慢慢體悟到的。
《南國印象》從練習、公演到錄音，朱先生前后聽過好幾次。有一次，在他的作品研討會后，他笑瞇瞇地對我說：“你已經把這首曲子變成你自己的了。”我想這是對我的一種肯定吧，我后來多次在國外演奏過這部作品，受到各國聽眾的喜愛。
周末周刊：《南國印象》為什么會成為朱踐耳最受人喜愛的鋼琴作品之一？
謝亞雙子：這是一首雅俗共賞的作品，也是朱先生鋼琴作品中的集大成者。他在每部作品中都會解決一個難題，進行新的探索，但同時又避免純技巧的炫弄。
他早在1962年就寫過《云南民歌五首》，30年后在創作《南國印象》的過程中，他對原生態的民歌在氣質、情趣、技法上都有了突破和拓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古謠新韻”。他從民間音樂的土壤里找到了某些現代作曲技法的根。在這組作品里既能聽到西方的復調、復節奏，也能聽到中國的文化與情感，兩者結合在一起，以一種自如張揚的姿態揮灑出來。30年來，它依然保持著新鮮的活力，能夠與今天的聽眾對話。
那份誠與真，彌足珍貴
周末周刊：你怎么理解朱踐耳作品中的中國化風格？
謝亞雙子：中國化不是一個刻意的概念，不是把中國音樂元素簡單移植到西洋樂器上就能稱之為中國化。
這張專輯里的鋼琴作品創作時間跨度達37年。朱先生所走的中國化的音樂道路是獨特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心為音之源，音為心之華”，他的音樂是從心里流淌出來的，是極具個性化的表達。他平時看上去有些文弱，情緒很少外露，但他的音樂常常充滿爆發力，和他的文字一樣凝練、精準，飽含情感。
周末周刊：除了《南國印象》《云南民歌五首》，還有哪些特別打動你的作品？
謝亞雙子：《思凡》是一首很難的作品，這是朱先生1958年在蘇聯留學的時候創作的。這首曲子大約有13分鐘，是一部大型的鋼琴敘事詩，取材于中國戲曲《思凡》，它的情感濃度很高、張力很強，在我看來就像是一部戲劇，因此我在彈奏的時候比較注重聲響的層次。他當年原本是為一部獨幕芭蕾舞而寫的，我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與舞蹈演員合作演繹這部作品。
此外，《主題與變奏曲》也很有挑戰性，一方面是技術上的挑戰，另一方面對演奏者的耐力也有要求。
周末周刊：朱踐耳先生可以說是見證了你的成長，他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謝亞雙子：遇見朱先生是我的幸運，從《南國印象》開始，我就有了錄制他出版的全部鋼琴作品的愿望。從完成錄制，到后期制作，最終全球出版發行，其間經過了數年，獲得了許多人的幫助。這些作品承載著朱先生的經歷與心血，我希望這些音符最終能抵達聽眾的心里。我覺得中國鋼琴音樂還有很大的未知在等待我，吸引我去探究，感謝朱先生為我打開了這扇窗。
朱先生在我印象里一直是那么謙和，笑瞇瞇的，話不多，但他的精神世界非常豐滿。他內心始終有一種信念，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為這份信念而寫——用音樂弘揚真善美。
我曾經反復閱讀他的樂譜以及他寫的創作回憶錄，我讀到了兩個字，就是“純粹”。他與賀綠汀、丁善德、桑桐等一批音樂家，都沒有把音樂僅僅當作一份工作，而是視之為生命。他的誠與真，也是那一代老先生的精神寫照，如今看來彌足珍貴。
謝亞雙子
先后就讀于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德國斯圖加特國立音樂和表演藝術學院、慕尼黑音樂和戲劇學院，獲德國演奏專業最高學位“大師級文憑”。
留德期間，她的音樂會足跡遍及歐洲各國，并在國際鋼琴比賽中贏得多個獎項。歸國后，她致力于研究、演奏中外當代鋼琴音樂及室內樂作品，并與國內外知名作曲家合作，如朱踐耳、古拜杜麗娜等。2009年至今，她在歐洲及中國多個城市成功舉辦多場中國當代作品系列音樂會。
為紀念作曲家朱踐耳先生一百周年誕辰，鋼琴家謝亞雙子于2022年末錄制了朱先生出版的全部鋼琴作品。
前不久，這張《朱踐耳鋼琴作品集》在全球發行，廣受贊譽。
“用細針密線繡小花”
周末周刊：朱踐耳先生創作的《唱支山歌給黨聽》以及他的交響樂作品被許多人所熟知，鋼琴作品在他的音樂體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謝亞雙子：朱先生正式出版過的鋼琴作品并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作品是“用細針密線繡小花”。在我看來，他的一些鋼琴作品具有一定的實驗性，是他在音樂風格的中國化方面做的探索與嘗試。比如《思凡》里有很多樂隊思維，如果進一步配器或許可以發展成一部龐大的交響曲。
當然也有一些作品是非常鋼琴化的，比如《南國印象》。盡管鋼琴作品只占到朱先生所有創作的一小部分，但他對鋼琴有著很深入的研究，他作品中音與音的組織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周末周刊：你是什么時候認識朱踐耳先生的？
謝亞雙子：2006年我剛從德國留學回國，參加了上海音樂學院舉辦的紀念鄧爾敬先生的活動。鄧先生是作曲系的元老，我那天彈了幾首他的作品。臺下的聽眾中就坐著朱先生。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見過朱先生。他60歲后進入創作高峰期，為了完成他的交響夢，到新疆、貴州、云南、廣西、西藏等地采風。當時我父母在貴州從事音樂工作。我媽媽記得，那時候朱先生興致勃勃地下鄉參加苗族、侗族的節日慶祝活動，他很喜歡聽蘆笙。他興奮地說，蘆笙就是多調音樂，就是當代音樂。在我媽媽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又接地氣的藝術家。20世紀80年代，她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就帶著我拜訪過朱先生。
周末周刊：2006年的那次演奏，促成了你與朱先生的重逢，你們聊了些什么？
謝亞雙子：他告訴我，他1992年創作的鋼琴組曲《南國印象》還沒有被完整地公開演奏過，希望我能夠試一試。我有些意外，也很開心，那時候我對中國作品的了解非常少。
沒過多久，朱先生就給了我一份復印的譜子，封面上的字非常漂亮，里面有對他對作品的簡單介紹，他還把重點圈了出來。我學會之后，就約他到中山公園附近的一個小音樂廳請他指導，那短短的兩個小時，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那時候朱先生已經80多歲了，他帶來了《南國印象》的手稿，手稿寫得非常精致，他指出了之前給我的那本印刷稿中的個別錯誤，仔細講述了他創作這首作品的過程與想法。在那之前，我幾乎沒有研究過中國作品，《南國印象》為我打開了一扇窗。我第一次彈這首作品，就感覺它走進了我的心里。
古謠新韻，雅俗共賞
周末周刊：朱踐耳先生當時給了你哪些點撥與指導？
謝亞雙子：《南國印象》的第一首《花之舞》源于一首布依族民歌，我從小生活在貴州，對這個旋律非常熟悉。朱先生在其中加入了對鑼和銅鼓聲的模仿，打破了民歌原本的單一性。此外，他還用了卡農式的復調，使音樂立體化。我那時剛從德國回來，按照習慣，比較注重聲部的平衡，朱先生的指點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第四首《情歌》源自一首彝族山歌，朱先生由此寫出了一首詩情畫意的即興幻想曲。而用鋼琴去演奏原生態的山歌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因為山里人唱歌是很自然的，用鋼琴來表現的時候有很大的演繹空間。怎么拿捏音與音之間的關系？如何表現人聲的語氣？朱先生說要彈得“自由”。如何才能自由？這和我過去所學的西方音樂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說是進入一個新的美學體系。
周末周刊：盡管他作品中的民間音樂元素是你從小所熟悉的，但在演繹的過程中還是遇到了挑戰。
謝亞雙子：是的。中國音樂的美學表達是獨特的，它講究虛與實，情感上的濃烈并不一定都要轉化成音色上的濃烈，有時候對情感的表達甚至是幽微的，而這是我在此后很長時間里才慢慢體悟到的。
《南國印象》從練習、公演到錄音，朱先生前后聽過好幾次。有一次，在他的作品研討會后，他笑瞇瞇地對我說：“你已經把這首曲子變成你自己的了。”我想這是對我的一種肯定吧，我后來多次在國外演奏過這部作品，受到各國聽眾的喜愛。
周末周刊：《南國印象》為什么會成為朱踐耳最受人喜愛的鋼琴作品之一？
謝亞雙子：這是一首雅俗共賞的作品，也是朱先生鋼琴作品中的集大成者。他在每部作品中都會解決一個難題，進行新的探索，但同時又避免純技巧的炫弄。
他早在1962年就寫過《云南民歌五首》，30年后在創作《南國印象》的過程中，他對原生態的民歌在氣質、情趣、技法上都有了突破和拓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古謠新韻”。他從民間音樂的土壤里找到了某些現代作曲技法的根。在這組作品里既能聽到西方的復調、復節奏，也能聽到中國的文化與情感，兩者結合在一起，以一種自如張揚的姿態揮灑出來。30年來，它依然保持著新鮮的活力，能夠與今天的聽眾對話。
那份誠與真，彌足珍貴
周末周刊：你怎么理解朱踐耳作品中的中國化風格？
謝亞雙子：中國化不是一個刻意的概念，不是把中國音樂元素簡單移植到西洋樂器上就能稱之為中國化。
這張專輯里的鋼琴作品創作時間跨度達37年。朱先生所走的中國化的音樂道路是獨特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心為音之源，音為心之華”，他的音樂是從心里流淌出來的，是極具個性化的表達。他平時看上去有些文弱，情緒很少外露，但他的音樂常常充滿爆發力，和他的文字一樣凝練、精準，飽含情感。
周末周刊：除了《南國印象》《云南民歌五首》，還有哪些特別打動你的作品？
謝亞雙子：《思凡》是一首很難的作品，這是朱先生1958年在蘇聯留學的時候創作的。這首曲子大約有13分鐘，是一部大型的鋼琴敘事詩，取材于中國戲曲《思凡》，它的情感濃度很高、張力很強，在我看來就像是一部戲劇，因此我在彈奏的時候比較注重聲響的層次。他當年原本是為一部獨幕芭蕾舞而寫的，我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與舞蹈演員合作演繹這部作品。
此外，《主題與變奏曲》也很有挑戰性，一方面是技術上的挑戰，另一方面對演奏者的耐力也有要求。
周末周刊：朱踐耳先生可以說是見證了你的成長，他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謝亞雙子：遇見朱先生是我的幸運，從《南國印象》開始，我就有了錄制他出版的全部鋼琴作品的愿望。從完成錄制，到后期制作，最終全球出版發行，其間經過了數年，獲得了許多人的幫助。這些作品承載著朱先生的經歷與心血，我希望這些音符最終能抵達聽眾的心里。我覺得中國鋼琴音樂還有很大的未知在等待我，吸引我去探究，感謝朱先生為我打開了這扇窗。
朱先生在我印象里一直是那么謙和，笑瞇瞇的，話不多，但他的精神世界非常豐滿。他內心始終有一種信念，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為這份信念而寫——用音樂弘揚真善美。
我曾經反復閱讀他的樂譜以及他寫的創作回憶錄，我讀到了兩個字，就是“純粹”。他與賀綠汀、丁善德、桑桐等一批音樂家，都沒有把音樂僅僅當作一份工作，而是視之為生命。他的誠與真，也是那一代老先生的精神寫照，如今看來彌足珍貴。
謝亞雙子
先后就讀于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德國斯圖加特國立音樂和表演藝術學院、慕尼黑音樂和戲劇學院，獲德國演奏專業最高學位“大師級文憑”。
留德期間，她的音樂會足跡遍及歐洲各國，并在國際鋼琴比賽中贏得多個獎項。歸國后，她致力于研究、演奏中外當代鋼琴音樂及室內樂作品，并與國內外知名作曲家合作，如朱踐耳、古拜杜麗娜等。2009年至今，她在歐洲及中國多個城市成功舉辦多場中國當代作品系列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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