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穡為何難忘大都

2024-08-22 08:41:32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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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天命奈吾何，回首燕都涕淚沲。蒿里風沙吹石馬，天街荊棘沒銅駝。”

這是高麗王朝名臣李穡在得知元朝滅亡后，寫下的詩，充滿依戀之情。李穡曾三度在元大都居住。高麗王朝（918年-1392年）前后10次、共派19人參加元朝科舉，其中9人成功（宋朝時8人科舉成功，但7人是留宋的學生），李穡和他的父親李榖成績最佳。

李穡說：“元興百余年，進士位宰相者甚鮮。高麗士科，一人累官至大夫者，惟樵隱先生（李仁復）與吾父子而已。”李榖的成績是二甲第八名（第一次沒考上），李穡的成績是二甲第二名。

因成績突出，李榖與李穡都曾在元大都任職，李穡還進了翰林院，辦公地就在今鐘樓后。李穡在詩中寫道：“干戈倒載三軍凱，玉帛來趨萬國同。編取中和樂職頌，小臣當使播無窮。”以身為元臣而自豪。可幾個月后，李穡便辭官回高麗了。李穡在朝鮮史中有名氣，但他只是當時在京的數千（甚至可能數萬）高麗人中的一個，追尋他們留下的痕跡，可知元大都海納百川、多元并存的氣度。

據學者舒健在《鑾坡春色：高麗人眼中的元大都》（鑾坡是翰林院的別稱）中鉤沉，明初時，李穡出使南京，朱元璋說：“汝在元朝為翰林，應解漢語。”李穡匆忙應對：“請親朝。”朱元璋不解：“說甚么？”李穡甚局促，明禮部官員只好解釋說，李穡久不入朝，漢語已生疏。朱元璋笑曰：“汝之漢語正似哈納出（元末大臣，木華黎之后）。”

元大都勝在三點

1294年，羅馬教皇欽使孟高維諾至元大都，驚訝地說：“世界王公地之廣，人口之庶，財賦之富，無有能與大汗陛下比擬者矣。”

馬可·波羅稱，大都十二座城門外（實為十一座），“所居者，有各地來往之外國人，或來入貢方物，或來售貨宮中，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在元大都的基督教徒、回教徒、契丹人中，占星者、巫師約五千人，衣食仰官賜，不為它業。

據王惲《烏臺筆補》，1252年時，大都在城回回戶達2953戶，“多系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其興販營運，百色侵奪民利，并無分毫差役”。

元大都還有很多高麗人。

高麗忠烈王曾說：“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事親之禮。”學者桂棲鵬在《高麗人入仕元朝考論》中鉤沉，元泰定（1324年-1328年）年間，高麗人曹頔、蔡河中等訴高麗忠肅王于元廷，居大都的2000多高麗人參與此事。1354年，高麗人印安回報：“（元朝）太師脫脫領兵八百萬攻高郵城，柳濯等赴征軍士及國人在燕京者，總二萬三千人以為前鋒。”數字雖夸張，亦可證元大都高麗人之多。

元大都勝在三點：

其一，宗教寬容。馬可·波羅記：“每逢基督教的主要節日，如復活節、圣誕節，他（忽必烈）都照例行事。而在薩拉森人、猶太人或偶像信徒的節日，他也舉行隆重的儀式。”

其二，重視商業。忽必烈曾下詔：“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其三，文化燦爛。高麗人慶復興曾稱：“本國父老弟子，或以功名，或以朝覲，用賓中國。”

成吉思汗推行重商主義

第一點不必論，第二點引人好奇。

13世紀波斯史學家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說：“他們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這些動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東西。他們的酒是馬奶，甜食是一種形狀似松的樹木所結的果實，他們稱之為忽速黑。在當地，除這種樹外，其他結果的樹不能生長……他們當中大異密（大將軍）的標志是他們的馬鐙是鐵制的；從而人們可以想象他們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樣了。”頗有偏見，但草原民族初期確以游牧經濟為主，商業不發達。

學者劉政在《斡脫商業與元代社會》中鉤沉：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1217年，便令他的兒子、那顏（貴族）、將官，各從部署中抽兩三人，分別給他們一個金巴里失（值當時波斯幣的2000第納爾）或銀巴里失（相當于200第納爾），作為本錢，讓他們去算端（古中亞對統治者或宗教領袖的尊稱，又譯蘇丹）的國土做生意，共招募450名商人。他們是最早的斡脫商人，成吉思汗開始推行重商主義。

蒙古大汗對斡脫商人極寬容。志費尼記，一名商人領了500巴里失，卻亂花了，后又領了500巴里失，還是亂花了，第三次來領，底下人不敢給他通報，窩闊臺（蒙元第二位大汗，成吉思汗與正妻生的第三子）卻說，他亂花了，這錢也被我的臣民賺走了，又給了他資本，只是囑咐別再揮霍。

斡脫商人依靠權力獲得資本，很像唐朝的“興胡”（亦稱興生胡）。當時各部門常將“公廨本錢”貸給“興胡”，按月取息，安祿山便鉆了這個空子，“招輯商胡，為店立肆”，為謀反積累了資金。

“到中國海只能乘中國船”

可能是防安祿山叛亂重演，蒙元集中管理斡脫商人。

拖雷（成吉思汗第四子，他的兒子蒙哥、忽必烈均稱帝，另一子旭烈兀是伊爾汗國開國者）死后，妻子唆尼和帖尼求撥給一名斡脫，遭拒。據后來伊爾汗國丞相拉施特的名著《史集》記：“（唆尼和帖尼）哭了起來，說‘我的心愛的（指拖雷）為誰作了犧牲，他為誰死了’，這話傳到合罕（即窩闊臺）耳朵里時，他說：‘她的話是對的。’于是他請求她原諒，并允準了她的要求。”

斡脫商人是雙刃劍。

從壞的方面說，一是易生腐敗，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權臣均有暗箱操作；二是在權力加持下，高利貸泛濫，百姓苦不堪言。

窩闊臺曾下令：“仍命凡假（意為借）貸銀歲久，惟子本相侔（意為等同）而止，著為令。”即長期欠債者還本即可，不必還利。同年耶律楚材建議用官銀代還高利貸，“汗庭出銀七萬六千錠”，卻只是權宜之計，直到元末，高利貸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從好的方面說，斡脫商人資本充足，有利商業升級。元朝中期起，斡脫商人轉投“官本船”，“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利潤官府取七成，貿易人得其三。

學者劉政鉤沉，元代泉州港與99國有貿易往來，廣州港與146國有貿易往來。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印度古里佛港（今加爾各答）同時看到13條中國商船，他聽說，到中國海只能乘中國船，可見斡脫商人們競爭力強。

喜歡與中國商人結伴

元大都商業繁榮。據郭超先生《元大都的規劃與復原》一書，主要有三大市場。

一是鐘樓市。郭超、王燦熾認為“明北京鐘樓是在元大都鐘樓的‘舊基’上重建”（此說有爭議），鐘樓市就在周邊，占地“百畝”（元畝約為今0.89畝），有緞子市、皮帽市、鵝鴨市、珠子市、沙剌（珠寶）市、窮漢市等。這里也是元大都的“國市”，接駁國際貿易，“東至于海，西逾于昆侖，南極交廣，北抵窮發，舟車所通，珍寶畢來”。

一是羊角市，在西四附近，面向民生，有羊市、牛市、馬市、駱駝市、窮漢市等。

一是東角市，在東四牌樓西南，亦面向民生，有菜市、燈市、花市、柴草市等。

元大都另有“大市街”，即11座城門大街和海子北岸斜街的兩側；每座城門的關廂還有城關市；加上“販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

元代商稅常制為“三十稅一”，“酒醋課”則“十取一”。據《元史》，天歷年間（1328-1330年），大都商稅10.3萬余錠，加轄地8000余錠，占全國商稅94萬錠的11.8%。

據學者張雪慧在《試論元代中國與高麗的貿易》中鉤沉，當時高麗漢語教材《老乞大》中，高麗商人李某到元大都販布和馬，稱“咱每（們）則投順承門關店里下去來”，就是奔羊角市。他對自己的經商知識很自負：“你謾（意為欺騙時，讀瞞）不得我，我又不是生達達、回回……你怎么謾得我高麗人。”

高麗商人喜與中國商人結伴，因“他是漢兒人，俺沿路來時好生多得他濟，路上吃的，馬匹草料，以至安下處，全是這哥哥生受”。

是大都人也是世界人

《老乞大》中，高麗商人從元大都買走很多書。一類是朱熹等理學家的著作，因高麗普通人家的兒童也學“漢兒文書”；一類是“平話”（小說），“悶時節好看”。說明文化也是元大都吸引力的一部分。

學者桂棲鵬鉤沉，僅史籍中載，仕元高麗人便達71人，且質量奇高，40人在三品以上，達56.3%，遠勝漢人和南人。

因高麗王長期派族子和“衣冠子弟十八人”入質，任宮廷戍衛，可參加“別里哥選”，即元帝直接任官，升遷極快。元朝武職可承襲，高級軍官子弟亦高級軍官。高麗士族女入元宮為妃嬪、皇后者多，親隨易得官。

元代靠科舉當官難，從吏員干起，逐級提拔，難至高品，靠“根腳”（出身）上位，直接獨當一面，易出成績。

本文開始提到的李穡便遭困境。他被分到翰林院，等了3個月才上崗，名義上是從五品，無實際工作，每天“市利朝名共一途，獨騎羸馬訪浮屠”。

21歲時，李穡曾在元大都國子監學習兩年，租住在崇德寺。26歲再來大都參加科舉，成功后“榮親”（回高麗探親），28歲時回大都任職。他不適應沙塵暴，語言不暢，“黃塵瞇目語音訛”，3個月就辭職了。

李穡晚年一直懷念大都，稱“回首燕都拱八埏，當時赫赫走群賢”，為未能為元廷效力而遺憾：“自恨半途還入谷，不教中國用曾青。”

最有趣的例子是剌馬丹，他是高麗人，籍貫“大都路宛平縣”，伊斯蘭教徒，被元廷派到廣西某縣當達魯花赤（督官），墓碑現藏于廣州博物館，上有阿拉伯文、波斯文、漢文。他是大都人，也是世界人。

“李穡們”身影何處尋

最重要的遺跡當然是會同館，本在金中都，1272年遷至新址，原金兀術官邸，今安德路南北濱河公園，東即翰林院（1331年遷至），西即會同館。

學者林梅村在《馬可·波羅在北京》中鉤沉，會同館負責招待各國使節。馬可·波羅稱：“此總管每夜應供給使臣及其隨從人員每人娼妓一人，夜夜更易，不取夜宿之資。”“即便是國王住在里面，也會感到非常舒適。”南宋亡后，幼主到大都，在此住20多天后去上都。文天祥被俘，會同館以“不受罪人”為名拒納，轉去北兵馬司監獄。

元亡后，徐達在鐘樓北筑城墻，會同館、翰林院被隔在城外，鐘樓市也被截斷，部分房屋被挑去屋頂，填土砌入城墻。城墻中另有大量元代磚瓦和木料，或是會同館殘骸。

大都有幾處高麗人聚居區：一是通州張家灣大高力莊，傳說唐代已有，在原張家灣小學校內，有元建高麗寺（明代改名廣福寺）；一是豐臺區花鄉高立莊村。

學者楊紹固、劉妙考證，元大都多高麗人修的寺廟，高麗僧義旋曾任“（大都）大天源延圣寺、大報恩光教寺兼高麗國瑩原寺住持”，此外宛平縣金孫彌陀寺、大都天臺法王寺等，均是高麗人捐建。

在房山區與門頭溝區交界的靈巖寺，有石經版5塊，元代高麗宦官高龍普（高龍卜）捐刻，他是奇皇后（元順帝第三位皇后，元亡后隨元順帝逃往大漠，不知所終）帶來的隨從之一，而主持靈巖寺維修的僧人慧月，也是高麗人。

靈巖寺一度是元大都的高麗佛學交流中心，明代則“野寺今無處”，它見證了曾經的多元文化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