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湖南各縣調查筆記》
不想做歷史題材的專題片，希望“女書”能夠活在今天
2005年，取材于湖南“女書”故事的長篇小說《雪花秘扇》面世，打開了馮都認識“女書”的第一扇門。馮都開始深入了解“女書”的歷史，感慨道：“原來我們國家還有這樣的傳統文化，很慚愧的是我之前根本不知道。”
20世紀50年代，“女書”發掘于湖南永州市江永縣，稱“江永女書”。2002年，“女書”被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2006年，“江永女書”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書”是一種只在女性之間使用的特殊文字，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體態秀麗、修長，形如柳葉。
除了“女書”的字體之外，由“女書”產生的文化更讓馮都感慨萬千。“使我觸動非常大的是，它不僅僅是當時的女性在很困難的生存狀態下創造了一種文字，而且她們圍繞文字還建立了一系列組織嚴密的文化結構。一個女性從出生長成小女孩兒，要結交‘老同’，也就是結拜姐妹，一直到最后去世，她們的一生身邊都有結拜姐妹的陪伴，她們可以互相安慰，給予支持，一起走完一輩子。她們的先人如此有智慧，讓這個地區的女性首先能夠活下來，而且不光活下來，她們還能夠一起發光發熱，在彼此身上尋找能量。”
在領略了“女書”的魅力之后，馮都還曾想過買下《雪花秘扇》的改編版權，將其拍成電影，讓更多的人知道“女書”的文化。只不過，馮都稍晚了一步，與《雪花秘扇》失之交臂。之后，馮都一直投入紀錄片的工作，在幕后擔任制片人。“我合作的導演都是國內的年輕女性導演。我認為女性在觀察社會和世界時，她們有獨到的視角，講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希望用我的力量可以支持她們。”
直到2017年，馮都再次想起了“女書”。因為她剛生下女兒，突然陷入了一種以前從未想到過的多重身份和處境。“作為一個女性需要在很多角色里去尋求平衡，我覺得這真是太難了，于是我想到了當時使用‘女書’的女性在比我們難十萬倍的情況下，她們選擇了一條智慧之路，去創作自己的交流平臺，給自己力量。”因此，馮都不想做一部科普類的專題紀錄片，而是想把“女書”和現代女性故事結合在一起，希望“女書”能夠活在今天，活在當下。“我想在當代女性的故事里，來尋找我們共同的答案。”馮都講道。
影片還沒有做完時，就已經影響了一個人
有了想法，馮都立刻動身，前往湖南永州市江永縣調研。半年的時間，她和團隊確定了拍攝的人物，一位是江永最年輕的“女書”傳承人胡欣，另一位是經由胡欣介紹認識的女孩思慕。盡管兩位女性都與“女書”有著密切關聯，但是馮都更加聚焦的是她們當下生活中的困惑。影片中，胡欣在經歷一段婚姻的結束之后，常在傳統與現代的女性身份中掙扎；而在上海的都市女性思慕，自學成為一名“女書”藝術家，她正在愛情與現實生活之間作出選擇，如何堅守自己熱愛的藝術，成為她要面對的問題。
“我很明確地要找兩個不同的當代女性。她們所處的環境不一樣，對女性的性別認知也不同，面臨的困境也不同。我先跟胡欣說我們想要再拍一位都市女性，所以她想到了思慕，因為思慕在胡欣這里學過‘女書’。我們可以看出來，思慕總是身穿傳統風格的衣服，學的音樂和樂器也是偏傳統的。一開始，我們以為她會是和胡欣相似性格的女性，后來才發現她的內在和外在的反差是很大的。雖然思慕的外表看上去是溫柔的、言聽計從的，但是她其實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馮都解釋道。
在三年的拍攝過程中，馮都越來越明白“對話的重要性”。
在最初組建團隊時，馮都希望制作團隊是“全員女性”的陣容。“很少有一部電影是由全員女性的團隊制作的，因為電影里反映的是表達層面的東西，而男性和女性對彼此性別價值的刻板預期的差距是較大的。所以我想把這一差距呈現出來，從而看到我們發起對話的重要性。如果團隊都是女性，我會覺得我并未讓男女之間在創作過程中達成一種交流。”
之后，馮都合作了兩位男性攝影師。其中一位攝影師，是第一次與馮都合作。馮都回憶，這位攝影師有一個職業習慣，每天不論多晚，他都要回到賓館把拍完的素材一點一點地看完，再對素材進行解讀，表達出他作為一位男性的看法，再傾聽馮都的看法。“我們每天都在交流和分享，思考接下來的東西要怎么拍。這個過程對我來說特別重要。”
當拍攝結束后，影片的剪輯工作花費了一年的時間。其間，這位攝影師第一次成為父親，他的女兒出生了。當時，他看到女兒的時候，給馮都發的第一條信息是：“謝謝你讓我參與了這部片子的制作，在怎么樣當一個好父親和怎么樣去教育女兒這件事上，我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馮都至今都保留著這條信息，“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雖然片子還沒有做完，但我已經影響了一個人。”
馮都再次解釋了“對話”的意義：“我要說的就是對話的重要性。正因為有了對話，我們才可以更好地看見彼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當我們拋棄掉一些刻板預期，就會真正地把彼此當做一個鮮活的、特殊的人來看待和尊重。這也是我希望這部片子能夠帶給觀眾的結果。”
“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就是這樣簡單
《密語者》除了拍攝了胡欣和思慕的個人故事，還展現了胡欣與江永最后的“女書”自然傳承人何艷新老人的忘年交。對于胡欣的生活和遭遇，何艷新成了胡欣強有力的支持者與陪伴者。
影片中，當胡欣到北京作交流時，她站在街上，想起了何艷新，便輕輕哼唱著何艷新教給她的歌謠，僅僅唱了兩句，胡欣便落淚，感嘆著何艷新曾經的不容易。盡管影片中沒有著重講述何艷新老人曾經的往事，但馮都在拍攝過程中近距離接觸了何艷新，體會到了何艷新身上的某種不屈服的性格。
在本次采訪中，馮都介紹了現今84歲的何艷新老人的人生經歷。
何艷新的父親很早便離世了，她的母親因此改嫁，卻沒有把何艷新帶走，于是何艷新的外婆和外公將她撫養長大。她的外婆會“女書”，是當地有名望且受人尊重的女性。何艷新告訴馮都，她的外婆教女人寫“女書”時，不論貧富，不看出身，面對所有女性都是平等的，何艷新的外婆都會去教。“何艷新從小就在她的外婆的手心上開始一筆一畫地學‘女書’。對何艷新來說，她一輩子得到的最深的愛就是來自于她的外婆。所以，當她的外婆去世的時候，何艷新絕口不提自己會‘女書’，而且她把外婆寫下的‘女書’的所有東西，全部燒掉了。”
在何艷新年輕時，曾有一個喜歡的男生，但是兩人不在同一個村，她的母親不同意，并給她安排了另一樁婚事。但在結婚前，何艷新跟她的未婚夫寫信讓他不要參加婚禮，她自己也不會去的。所以，他們婚禮時，兩人都沒有出現。然而，這樁婚姻在當時仍然被承認了，何艷新堅決三年不同房，甚至提出離婚。直至后來，她的老公不想離婚，并表示自己喜歡何艷新。于是，他們才開始真正地生活在一起，生下了五個孩子。之后，她的丈夫離世，她獨自一人養育著孩子。“我覺得她的倔強和不屈服，真的是因為她被外婆愛過。所以，如果別人欺負她，她會反抗，她其實很有女性意識。她從不依靠別人，一直扛到現在。所以，胡欣說何艷新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但可惜的是夕陽要落山了。”
1990年之后，中國臺灣學者劉斐玟走訪湖南，開始對“女書”做田野調查。當時，她住在何艷新家里，一住數月，兩人結交了“老同”，但是何艷新告訴劉斐玟，小時候學過“女書”，但是早已忘光。而后來何艷新承認會“女書”是因為一個“老同”。何艷新告訴馮都，那位“老同”家里太窮，聽說寫“女書”可以賺錢，想認識一位懂“女書”的人，幫自己賺錢。這時，何艷新才告訴大家自己會“女書”。當劉斐玟聽說“湖南又發現了一位自然傳人名叫何艷新”時，她無法置信。直呼“為什么不告訴我，我當時在求很多人幫忙校對”，但是何艷新認為，她的外婆已經過世，不想回想傷心事。在何艷新看來，“女書”就是“訴可憐”，她認為：“‘女書’是閨房里的苦情書，現在的女書成了公開的。無論怎樣發展，都已經跟我們那個時候沒什么關系了。”
“我認為她的這種驕傲和無畏，實在難得。何艷新身上充滿著現代女性所需要的精神，還把胡欣從人生的至暗時刻里給救出來，教她‘女書’，成為忘年之交。她在那個年代經歷了那么多的事情，反而能這么無畏，這是我在拍攝之前從未預料到的，這也是給我了一種反差。”馮都感慨道。
馮都從她們的忘年之交，真正地感受到了“女書”里的姐妹情是何種樣子。她認為真正的姐妹情體現在“她不會因為我覺醒得不到位或是不夠強的原因而看輕我，而是當她看見我的難處，無論什么原因，她仍舊會擁抱我，承認我，接受我”。馮都進一步地解釋：“在胡欣和何艷新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她們排解掉了那些世俗的原因，甚至可以把‘女書’中的恩恩怨怨都排解掉。只是單純的‘我看到你，你看到我’這樣簡單。”
“身為女子心相通”，它像一盞燈在我們的內心發光
馮都講述故事的方式是用鏡頭語言暗示結果和態度，對于影片中人物的故事發展，她選擇草蛇灰線，而非事無巨細地交代前因后果。因為她不想給出一份具體的解讀和唯一的答案，而是更想讓觀眾自己體悟。
在思慕的故事中，她原本以為遇到了既浪漫又懂得彼此的男人，誰知在拜訪未婚夫的家時強烈的不適和控制感，讓她常常無言以對，時不時地看向鏡頭露出糾結的表情。許多觀眾在看到這里時，發出了笑聲。對于如此的剪輯形式，馮都解釋道：“一方面是保護拍攝對象，另一方面是我認為沒有必要那么實在地呈現出來。當觀眾看到思慕的眼神和整體的氛圍，會明白事情的緣由的。而且，在兩人的感情故事中，有很多個人的因素，并非一定有是非對錯，這樣放在個體的案例之中討論，但這不是我想要關注的事情，所以我沒有把感情故事說透，我認為這樣才更有張力。”
在《密語者》的后半段中，不知不覺間思慕已經分手，仍然從事著自己熱愛的“女書”和藝術。在讀到千百年前“做官做府無資格，學堂之內無女人”的“女書”詩句時，思慕用“女書”寫了一封跨越時空的回信：“細讀女書情意真，身為女子心相通，女書先人受盡苦，如今女子新氣象，婚配與否由自己，自強自立得自在。”
思慕在北京首映禮上提及這封“女書的時空信”時，感嘆道：“其實，時空信是我經歷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戀愛之后，心境發生了變化才寫出來的。我想把這封信寫給以前的‘女書’人，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的。我想告訴以前的她們，現在我們的女性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也在提醒著我，一定要做精神獨立的人，時時刻刻都不要迷失自我。其實‘女書’是女性歷史的一個印記，它就像一盞警醒的燈，不斷地提醒著我們，要往前走。”
此外，在首映禮上，對于“女書”的精神和其傳承的意義，胡欣用“從容”一詞詮釋：“面對任何事情用一種從容淡定的心態去面對，這就是強大；我作為‘女書’的傳承人，經過我的努力，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女書’、知道‘女書’，‘女書’強大了，我也就強大了。”
曾有觀眾好奇“國外觀眾如何評價《密語者》”時，馮都導演解答道：“很有趣的是我們在不同的國家放映，即使是在北歐，每次放映完女觀眾都會跑過來跟我說，您覺得在這邊我們的情況會不一樣嗎？其實大家的糾結和困惑都是一樣的。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女書’在當下所存在的意義。像思慕所說，它像一盞燈在我們的內心發光。它照亮了我們，不僅僅是在中國。”
手記
采訪那日，北京大雨。撐傘出門，心里想的全是紀錄電影《密語者》。當我抬頭看雨，才發覺密密麻麻的雨滴像極了《密語者》中講述的“女書”一樣細長。
7月28日，首部“女書”題材紀錄電影《密語者》在北京舉辦首映禮，于8月31日正式上映。影片并未采用科普類紀錄片的常規操作去講述“女書”的歷史，而是聚焦兩位與“女書”密切相關的當代中國女性，她們通過“女書”的啟示，在各自人生的重要關口，努力成長為更好的自己。
在首映禮上，一位男性觀眾正準備提問時，導演馮都先問道：“您覺得會被這部電影冒犯嗎？”男性觀眾則真誠地回道：“這部電影讓我反思作為男性的固有思維方式，我覺得是一部特別好的電影。”馮都解釋道：“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就是想要搭建一個交流的平臺，當我們借由‘女書’，讓男女之間產生溝通，才能更好地看見彼此，理解彼此。”
翌日采訪，還未坐定，馮都先問我，是北京青年報社的記者嗎？之后，我才知道《北京青年報》是她在復旦大學讀新聞專業時最喜歡的一份報紙。由此話題，我們開啟了對談。我們的對話著重于拍攝主題、創作想法與人物故事等。言語之間，我明白了“女書”的發展與傳承并不是她想要表達的最重要的主旨。馮都認為，紀錄片的魅力在于找到獨屬性和普世性，她希望這個故事能夠映照著我們自己，同時在男女交流的過程中，在尊重對方的語境下，大家可以一步步探討具體的差異。
我想，我作為一名男性采訪馮都，同樣吻合了她的“男女對話”的創作初衷。
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湖南各縣調查筆記》
不想做歷史題材的專題片，希望“女書”能夠活在今天
2005年，取材于湖南“女書”故事的長篇小說《雪花秘扇》面世，打開了馮都認識“女書”的第一扇門。馮都開始深入了解“女書”的歷史，感慨道：“原來我們國家還有這樣的傳統文化，很慚愧的是我之前根本不知道。”
20世紀50年代，“女書”發掘于湖南永州市江永縣，稱“江永女書”。2002年，“女書”被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2006年，“江永女書”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書”是一種只在女性之間使用的特殊文字，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體態秀麗、修長，形如柳葉。
除了“女書”的字體之外，由“女書”產生的文化更讓馮都感慨萬千。“使我觸動非常大的是，它不僅僅是當時的女性在很困難的生存狀態下創造了一種文字，而且她們圍繞文字還建立了一系列組織嚴密的文化結構。一個女性從出生長成小女孩兒，要結交‘老同’，也就是結拜姐妹，一直到最后去世，她們的一生身邊都有結拜姐妹的陪伴，她們可以互相安慰，給予支持，一起走完一輩子。她們的先人如此有智慧，讓這個地區的女性首先能夠活下來，而且不光活下來，她們還能夠一起發光發熱，在彼此身上尋找能量。”
在領略了“女書”的魅力之后，馮都還曾想過買下《雪花秘扇》的改編版權，將其拍成電影，讓更多的人知道“女書”的文化。只不過，馮都稍晚了一步，與《雪花秘扇》失之交臂。之后，馮都一直投入紀錄片的工作，在幕后擔任制片人。“我合作的導演都是國內的年輕女性導演。我認為女性在觀察社會和世界時，她們有獨到的視角，講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希望用我的力量可以支持她們。”
直到2017年，馮都再次想起了“女書”。因為她剛生下女兒，突然陷入了一種以前從未想到過的多重身份和處境。“作為一個女性需要在很多角色里去尋求平衡，我覺得這真是太難了，于是我想到了當時使用‘女書’的女性在比我們難十萬倍的情況下，她們選擇了一條智慧之路，去創作自己的交流平臺，給自己力量。”因此，馮都不想做一部科普類的專題紀錄片，而是想把“女書”和現代女性故事結合在一起，希望“女書”能夠活在今天，活在當下。“我想在當代女性的故事里，來尋找我們共同的答案。”馮都講道。
影片還沒有做完時，就已經影響了一個人
有了想法，馮都立刻動身，前往湖南永州市江永縣調研。半年的時間，她和團隊確定了拍攝的人物，一位是江永最年輕的“女書”傳承人胡欣，另一位是經由胡欣介紹認識的女孩思慕。盡管兩位女性都與“女書”有著密切關聯，但是馮都更加聚焦的是她們當下生活中的困惑。影片中，胡欣在經歷一段婚姻的結束之后，常在傳統與現代的女性身份中掙扎；而在上海的都市女性思慕，自學成為一名“女書”藝術家，她正在愛情與現實生活之間作出選擇，如何堅守自己熱愛的藝術，成為她要面對的問題。
“我很明確地要找兩個不同的當代女性。她們所處的環境不一樣，對女性的性別認知也不同，面臨的困境也不同。我先跟胡欣說我們想要再拍一位都市女性，所以她想到了思慕，因為思慕在胡欣這里學過‘女書’。我們可以看出來，思慕總是身穿傳統風格的衣服，學的音樂和樂器也是偏傳統的。一開始，我們以為她會是和胡欣相似性格的女性，后來才發現她的內在和外在的反差是很大的。雖然思慕的外表看上去是溫柔的、言聽計從的，但是她其實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馮都解釋道。
在三年的拍攝過程中，馮都越來越明白“對話的重要性”。
在最初組建團隊時，馮都希望制作團隊是“全員女性”的陣容。“很少有一部電影是由全員女性的團隊制作的，因為電影里反映的是表達層面的東西，而男性和女性對彼此性別價值的刻板預期的差距是較大的。所以我想把這一差距呈現出來，從而看到我們發起對話的重要性。如果團隊都是女性，我會覺得我并未讓男女之間在創作過程中達成一種交流。”
之后，馮都合作了兩位男性攝影師。其中一位攝影師，是第一次與馮都合作。馮都回憶，這位攝影師有一個職業習慣，每天不論多晚，他都要回到賓館把拍完的素材一點一點地看完，再對素材進行解讀，表達出他作為一位男性的看法，再傾聽馮都的看法。“我們每天都在交流和分享，思考接下來的東西要怎么拍。這個過程對我來說特別重要。”
當拍攝結束后，影片的剪輯工作花費了一年的時間。其間，這位攝影師第一次成為父親，他的女兒出生了。當時，他看到女兒的時候，給馮都發的第一條信息是：“謝謝你讓我參與了這部片子的制作，在怎么樣當一個好父親和怎么樣去教育女兒這件事上，我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馮都至今都保留著這條信息，“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雖然片子還沒有做完，但我已經影響了一個人。”
馮都再次解釋了“對話”的意義：“我要說的就是對話的重要性。正因為有了對話，我們才可以更好地看見彼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當我們拋棄掉一些刻板預期，就會真正地把彼此當做一個鮮活的、特殊的人來看待和尊重。這也是我希望這部片子能夠帶給觀眾的結果。”
“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就是這樣簡單
《密語者》除了拍攝了胡欣和思慕的個人故事，還展現了胡欣與江永最后的“女書”自然傳承人何艷新老人的忘年交。對于胡欣的生活和遭遇，何艷新成了胡欣強有力的支持者與陪伴者。
影片中，當胡欣到北京作交流時，她站在街上，想起了何艷新，便輕輕哼唱著何艷新教給她的歌謠，僅僅唱了兩句，胡欣便落淚，感嘆著何艷新曾經的不容易。盡管影片中沒有著重講述何艷新老人曾經的往事，但馮都在拍攝過程中近距離接觸了何艷新，體會到了何艷新身上的某種不屈服的性格。
在本次采訪中，馮都介紹了現今84歲的何艷新老人的人生經歷。
何艷新的父親很早便離世了，她的母親因此改嫁，卻沒有把何艷新帶走，于是何艷新的外婆和外公將她撫養長大。她的外婆會“女書”，是當地有名望且受人尊重的女性。何艷新告訴馮都，她的外婆教女人寫“女書”時，不論貧富，不看出身，面對所有女性都是平等的，何艷新的外婆都會去教。“何艷新從小就在她的外婆的手心上開始一筆一畫地學‘女書’。對何艷新來說，她一輩子得到的最深的愛就是來自于她的外婆。所以，當她的外婆去世的時候，何艷新絕口不提自己會‘女書’，而且她把外婆寫下的‘女書’的所有東西，全部燒掉了。”
在何艷新年輕時，曾有一個喜歡的男生，但是兩人不在同一個村，她的母親不同意，并給她安排了另一樁婚事。但在結婚前，何艷新跟她的未婚夫寫信讓他不要參加婚禮，她自己也不會去的。所以，他們婚禮時，兩人都沒有出現。然而，這樁婚姻在當時仍然被承認了，何艷新堅決三年不同房，甚至提出離婚。直至后來，她的老公不想離婚，并表示自己喜歡何艷新。于是，他們才開始真正地生活在一起，生下了五個孩子。之后，她的丈夫離世，她獨自一人養育著孩子。“我覺得她的倔強和不屈服，真的是因為她被外婆愛過。所以，如果別人欺負她，她會反抗，她其實很有女性意識。她從不依靠別人，一直扛到現在。所以，胡欣說何艷新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但可惜的是夕陽要落山了。”
1990年之后，中國臺灣學者劉斐玟走訪湖南，開始對“女書”做田野調查。當時，她住在何艷新家里，一住數月，兩人結交了“老同”，但是何艷新告訴劉斐玟，小時候學過“女書”，但是早已忘光。而后來何艷新承認會“女書”是因為一個“老同”。何艷新告訴馮都，那位“老同”家里太窮，聽說寫“女書”可以賺錢，想認識一位懂“女書”的人，幫自己賺錢。這時，何艷新才告訴大家自己會“女書”。當劉斐玟聽說“湖南又發現了一位自然傳人名叫何艷新”時，她無法置信。直呼“為什么不告訴我，我當時在求很多人幫忙校對”，但是何艷新認為，她的外婆已經過世，不想回想傷心事。在何艷新看來，“女書”就是“訴可憐”，她認為：“‘女書’是閨房里的苦情書，現在的女書成了公開的。無論怎樣發展，都已經跟我們那個時候沒什么關系了。”
“我認為她的這種驕傲和無畏，實在難得。何艷新身上充滿著現代女性所需要的精神，還把胡欣從人生的至暗時刻里給救出來，教她‘女書’，成為忘年之交。她在那個年代經歷了那么多的事情，反而能這么無畏，這是我在拍攝之前從未預料到的，這也是給我了一種反差。”馮都感慨道。
馮都從她們的忘年之交，真正地感受到了“女書”里的姐妹情是何種樣子。她認為真正的姐妹情體現在“她不會因為我覺醒得不到位或是不夠強的原因而看輕我，而是當她看見我的難處，無論什么原因，她仍舊會擁抱我，承認我，接受我”。馮都進一步地解釋：“在胡欣和何艷新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她們排解掉了那些世俗的原因，甚至可以把‘女書’中的恩恩怨怨都排解掉。只是單純的‘我看到你，你看到我’這樣簡單。”
“身為女子心相通”，它像一盞燈在我們的內心發光
馮都講述故事的方式是用鏡頭語言暗示結果和態度，對于影片中人物的故事發展，她選擇草蛇灰線，而非事無巨細地交代前因后果。因為她不想給出一份具體的解讀和唯一的答案，而是更想讓觀眾自己體悟。
在思慕的故事中，她原本以為遇到了既浪漫又懂得彼此的男人，誰知在拜訪未婚夫的家時強烈的不適和控制感，讓她常常無言以對，時不時地看向鏡頭露出糾結的表情。許多觀眾在看到這里時，發出了笑聲。對于如此的剪輯形式，馮都解釋道：“一方面是保護拍攝對象，另一方面是我認為沒有必要那么實在地呈現出來。當觀眾看到思慕的眼神和整體的氛圍，會明白事情的緣由的。而且，在兩人的感情故事中，有很多個人的因素，并非一定有是非對錯，這樣放在個體的案例之中討論，但這不是我想要關注的事情，所以我沒有把感情故事說透，我認為這樣才更有張力。”
在《密語者》的后半段中，不知不覺間思慕已經分手，仍然從事著自己熱愛的“女書”和藝術。在讀到千百年前“做官做府無資格，學堂之內無女人”的“女書”詩句時，思慕用“女書”寫了一封跨越時空的回信：“細讀女書情意真，身為女子心相通，女書先人受盡苦，如今女子新氣象，婚配與否由自己，自強自立得自在。”
思慕在北京首映禮上提及這封“女書的時空信”時，感嘆道：“其實，時空信是我經歷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戀愛之后，心境發生了變化才寫出來的。我想把這封信寫給以前的‘女書’人，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的。我想告訴以前的她們，現在我們的女性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也在提醒著我，一定要做精神獨立的人，時時刻刻都不要迷失自我。其實‘女書’是女性歷史的一個印記，它就像一盞警醒的燈，不斷地提醒著我們，要往前走。”
此外，在首映禮上，對于“女書”的精神和其傳承的意義，胡欣用“從容”一詞詮釋：“面對任何事情用一種從容淡定的心態去面對，這就是強大；我作為‘女書’的傳承人，經過我的努力，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女書’、知道‘女書’，‘女書’強大了，我也就強大了。”
曾有觀眾好奇“國外觀眾如何評價《密語者》”時，馮都導演解答道：“很有趣的是我們在不同的國家放映，即使是在北歐，每次放映完女觀眾都會跑過來跟我說，您覺得在這邊我們的情況會不一樣嗎？其實大家的糾結和困惑都是一樣的。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女書’在當下所存在的意義。像思慕所說，它像一盞燈在我們的內心發光。它照亮了我們，不僅僅是在中國。”
手記
采訪那日，北京大雨。撐傘出門，心里想的全是紀錄電影《密語者》。當我抬頭看雨，才發覺密密麻麻的雨滴像極了《密語者》中講述的“女書”一樣細長。
7月28日，首部“女書”題材紀錄電影《密語者》在北京舉辦首映禮，于8月31日正式上映。影片并未采用科普類紀錄片的常規操作去講述“女書”的歷史，而是聚焦兩位與“女書”密切相關的當代中國女性，她們通過“女書”的啟示，在各自人生的重要關口，努力成長為更好的自己。
在首映禮上，一位男性觀眾正準備提問時，導演馮都先問道：“您覺得會被這部電影冒犯嗎？”男性觀眾則真誠地回道：“這部電影讓我反思作為男性的固有思維方式，我覺得是一部特別好的電影。”馮都解釋道：“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就是想要搭建一個交流的平臺，當我們借由‘女書’，讓男女之間產生溝通，才能更好地看見彼此，理解彼此。”
翌日采訪，還未坐定，馮都先問我，是北京青年報社的記者嗎？之后，我才知道《北京青年報》是她在復旦大學讀新聞專業時最喜歡的一份報紙。由此話題，我們開啟了對談。我們的對話著重于拍攝主題、創作想法與人物故事等。言語之間，我明白了“女書”的發展與傳承并不是她想要表達的最重要的主旨。馮都認為，紀錄片的魅力在于找到獨屬性和普世性，她希望這個故事能夠映照著我們自己，同時在男女交流的過程中，在尊重對方的語境下，大家可以一步步探討具體的差異。
我想，我作為一名男性采訪馮都，同樣吻合了她的“男女對話”的創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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