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廟歷史悠久，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的上海鎮學。13世紀中葉，鎮人唐時措購買房屋，改建成梓潼祠，掛孔子遺像于其中，并于祠旁建古修堂，供諸生讀書。于是上海始有鎮學，具備文廟的雛形。1292年上海建縣以后，文廟被建在縣衙門的東邊，位于今四牌樓路和學院路一帶。現在坐落于文廟路215號的上海文廟是1855年遷到這里重建的，只有將近一百七十年的歷史。
據上海地方志記載，上海文廟于1294年正式創建后，至元順帝年間已經廟制完善，規模宏大，里面建造了天光云影池，池中有芹洲，洲上有止庵，還有杏壇、盟鷗渚、舞雩橋、洗心亭、酸窩、古井、蕉石，并種植古松梧竹無數。經明清兩朝的不斷擴建修繕，到清嘉慶時期文廟建筑布局嚴謹，規模更加恢宏，體制更加完備：占地21畝多，居中為五進間的大成殿，殿前為月臺、丹墀、張公井，左右兩邊分別為東廡、西廡，各9間，再前為戟門，三進間。門外左右兩邊分別是名宦、鄉賢祠，各3間。又往前是泮池，池上有圜橋3座。池前是欞星門，門外為宮墻璧水，東西兩邊為興賢、育才兩坊。大成殿后是崇圣祠，三進間。大成殿左邊為明倫堂，堂北面為軒，又北面是尊經閣，閣后為敬一亭。明倫堂前是東西兩廊，分別有儀門、儒學門。明倫堂東南為魁星閣，閣后是官廳。由此可見，嘉慶時期的上海文廟以大成殿為主體，有兩條縱軸線貫穿其中，一條是孔廟祭祀線，從宮墻璧水、欞星門、戟門到大成殿、崇圣殿；另一條是學宮線，從儒學門、儀門到明倫堂、尊經閣。
這么一座長期修繕保護、文化底蘊深厚、規制嚴明齊整的建筑為什么會遷到現址重建？這與上海小刀會起義有關。1853年9月7日凌晨，借文廟秋日丁祭之機，劉麗川發動小刀會起義。當時祭典正要舉行，與祭者紛紛逃命，起義軍迅速占領上海縣城，并以文廟為大本營，明倫堂為指揮所。1855年2月17日，清軍攻入上海縣城，小刀會起義失敗。此時的文廟大部分建筑被毀，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又遭遇火災，“尊彝鼎豆一器無存”。而3月21日，又正值文廟春日丁祭之期，上海地方官議定略微整修書院，勉力辦理奉祀事，一方面是完成兩年前將行未行的秋祭，洗刷倉皇逃廟之恥，另一方面則為收拾人心，昭蘇民氣，恢復統治秩序。禮成宴飲，親歷此過程的曹晟賦詩一首，記述其事曰：“依然冠佩奉彝樽，今日方知我道尊。秦火曾經何爝火？圣人是法即王人。璧因堅白敦盤薦，芹為芬芳俎豆陳。更愿同袍齋沐侶，時時永守敬齊身。”（《紅亂紀事草》）
略微整修畢竟非長久之計，于是在原址重建上海文廟提上日程。然而不幸又降臨了，動工興建后，再次發生火災，民間有“觸犯火神”之議。于是，劉樞、李鐘瀚等設計圖紙，并提議移建至縣城西門內南邊右營署廢基，此地為原明代海防道署舊址，得到上海地方官上海道、上海知縣等的允準，從善后局支撥沙船巨商郁松年捐獻的款項作為興建費用。新文廟用地除營基17畝外，又添買民地12畝，共計29畝。從1855年8月開工，到次年8月竣工，上海新文廟歷時一年建成，并保存至今。
新建成的文廟據《同治上海縣志》：
前為欞星門，進為大成門，又進為大成殿，后為崇圣祠。大成門左右為名宦祠、鄉賢祠，欞星門左右為興賢坊、育才坊。南為宮墻璧水。學門在其左，學門之內為儀門，儀門之內為明倫堂，堂后為尊經閣，堂東隔河為儒學、署學、土地祠、灑掃局，庖湢咸具。儀門之左為忠義、孝悌祠，右為齋房，四周繚以垣，共一百四十六丈。
據此看來，與舊文廟相比，它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除了保留舊文廟建筑數百年積淀的精髓和樣式，又增加新的配套設施等，空間利用和布局更加合理便利、人性化。上海道藍蔚雯對此十分滿意。他應邀作《移建上海縣學記》，首先指出文廟的移建是應該的，因為舊文廟已失去潔清之義。其一是被小刀會起義軍占領，“宮廬嘗被不潔”。其二是生態環境惡劣，地處城區中心，人煙稠密，污染嚴重，塵溷穢積，溝渠湮塞，致使泮水黝黑，不可看，不可聞，“固已失潔清之義”。他認為新文廟的選址有水脈貫注，城堞環拱，且地處僻靜，遠離喧囂，遠勝舊址。其三，在他看來，新文廟門觀顯嚴，殿閣崇邃，神位清密，祭用畢修，莊嚴肅穆，符合規制，“其尚有當”，因此不禁濃墨重彩，描摩一番。
新文廟建筑被人喜歡和認可，而更重要的，是文廟的移建導致上海老城廂的城市格局發生變化。據學者研究，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促使老城廂空間結構的調整，引起城市布局和功能的一些變遷，二是推動老城廂西南文化區域的形成，產生了文化宗教功能的集聚效應。就此可以說，上海小刀會起義軍與清軍的激戰盡管給老城廂帶來了嚴重破壞，但也給城市病積重難返的老城廂提供療治的機遇，使其能夠做出一些調整變化，改善和提升城市的功能結構。1855年上海文廟的移建顯然是一種被動的行為，并沒有從城市發展戰略著眼的意識，但其出于延續上海文化和歷史文脈的考慮，無意間突出了內涵發展，不僅解決了老城廂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某些弊病，帶來較為明顯的變化，而且也開發了老城廂的西南區域，將之打造為一個新的人文景觀和公共空間。
1877年有個外國人前來游覽文廟，他認為建筑非常有特色，對中國人來說也非常重要，根據中國法律規定，每個府州縣都必須有這樣一個廟宇，用于供奉和祭拜孔子。由于上海文廟地處老城廂的西南角，大多數外國人可能既沒有興趣也沒有機會來這里游玩，他認為很有必要從攝影的角度來為他們全方位描述和介紹這座廟宇，遂在英文雜志《遠東》上發表《文廟》一文，按照其行進的路線，逐一講解所見景物。縱觀全文，是根據祭祀線、學宮線兩條縱軸線分別進行介紹，說明他非常內行，行走路線正確。從他的敘述來看，此時的文廟與1855年建造時基本一致，仍保持原貌。
20世紀30年代，上海文廟本擬改建為文廟公園，因資金不足而被改造為民眾教育館，但人們仍習慣性地稱其為文廟公園，視之為風景區。文廟給市民帶來樂趣，留下深刻印象。當時的報刊上刊登了不少文廟的風景照，如“文廟大成殿前之泮池及石橋”“溪邊之文廟”“上海文廟公園雪景”等；還刊發一些游記，作者雪芩寫道：“文廟就是孔廟。在一般人的腦海里，一定是個幽僻荒涼而帶著古色古香的處所，也許蒼苔滿布階前，蝙蝠盤踞屋角，只能使人憑吊，而不能使人欣賞。然而現在上海的文廟，卻不同了。它充滿這生動活潑的精神，清秀美麗的景色，什么地方都是整整齊齊，干干凈凈。那種蓬勃的朝氣，好像陽光普照著大地，人們都在歡欣鼓舞的樣子。”另一個叫尼生的說：“南市居民，在他們業余的時間里換換新鮮空氣的話，唯一的恩地就是文廟，里面有圖書館、運動場、花園、民眾教育館等，在這里可以怡心暢懷，更可在無形之中，增加不少的智識。進去又沒有什么限制，不像租界的各公園一定要長期券，或者出二毛錢，買了票才得進去，真是一個最好休憩地點。”
正因為文廟風景優美，又是免費的，所以吸引很多上海市民前往游逛，文廟路上每天摩肩接踵，尤其星期日，更是人潮涌動，應接不暇。不僅如此，連上海周邊的居民也慕名前來。1932年，一個名叫吳志棻的小朋友寫了篇《游上海文廟公園記》，文章開門見山地說：“十一月十三日，恰是星期日，吾父叫我到上海文廟公園去游玩，我們就一同搭車赴申。”搭車赴申，說明這個小朋友家住上海郊區甚至是市外，他們專程前來休閑旅游，是上海文廟聞名遐邇，有影響力、輻射力的體現。凡此種種，表明文廟變遷所帶來的文化集聚效應不僅立竿見影，而且垂之久遠。
作者：李志茗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上海文廟歷史悠久，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的上海鎮學。13世紀中葉，鎮人唐時措購買房屋，改建成梓潼祠，掛孔子遺像于其中，并于祠旁建古修堂，供諸生讀書。于是上海始有鎮學，具備文廟的雛形。1292年上海建縣以后，文廟被建在縣衙門的東邊，位于今四牌樓路和學院路一帶。現在坐落于文廟路215號的上海文廟是1855年遷到這里重建的，只有將近一百七十年的歷史。
據上海地方志記載，上海文廟于1294年正式創建后，至元順帝年間已經廟制完善，規模宏大，里面建造了天光云影池，池中有芹洲，洲上有止庵，還有杏壇、盟鷗渚、舞雩橋、洗心亭、酸窩、古井、蕉石，并種植古松梧竹無數。經明清兩朝的不斷擴建修繕，到清嘉慶時期文廟建筑布局嚴謹，規模更加恢宏，體制更加完備：占地21畝多，居中為五進間的大成殿，殿前為月臺、丹墀、張公井，左右兩邊分別為東廡、西廡，各9間，再前為戟門，三進間。門外左右兩邊分別是名宦、鄉賢祠，各3間。又往前是泮池，池上有圜橋3座。池前是欞星門，門外為宮墻璧水，東西兩邊為興賢、育才兩坊。大成殿后是崇圣祠，三進間。大成殿左邊為明倫堂，堂北面為軒，又北面是尊經閣，閣后為敬一亭。明倫堂前是東西兩廊，分別有儀門、儒學門。明倫堂東南為魁星閣，閣后是官廳。由此可見，嘉慶時期的上海文廟以大成殿為主體，有兩條縱軸線貫穿其中，一條是孔廟祭祀線，從宮墻璧水、欞星門、戟門到大成殿、崇圣殿；另一條是學宮線，從儒學門、儀門到明倫堂、尊經閣。
這么一座長期修繕保護、文化底蘊深厚、規制嚴明齊整的建筑為什么會遷到現址重建？這與上海小刀會起義有關。1853年9月7日凌晨，借文廟秋日丁祭之機，劉麗川發動小刀會起義。當時祭典正要舉行，與祭者紛紛逃命，起義軍迅速占領上海縣城，并以文廟為大本營，明倫堂為指揮所。1855年2月17日，清軍攻入上海縣城，小刀會起義失敗。此時的文廟大部分建筑被毀，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又遭遇火災，“尊彝鼎豆一器無存”。而3月21日，又正值文廟春日丁祭之期，上海地方官議定略微整修書院，勉力辦理奉祀事，一方面是完成兩年前將行未行的秋祭，洗刷倉皇逃廟之恥，另一方面則為收拾人心，昭蘇民氣，恢復統治秩序。禮成宴飲，親歷此過程的曹晟賦詩一首，記述其事曰：“依然冠佩奉彝樽，今日方知我道尊。秦火曾經何爝火？圣人是法即王人。璧因堅白敦盤薦，芹為芬芳俎豆陳。更愿同袍齋沐侶，時時永守敬齊身。”（《紅亂紀事草》）
略微整修畢竟非長久之計，于是在原址重建上海文廟提上日程。然而不幸又降臨了，動工興建后，再次發生火災，民間有“觸犯火神”之議。于是，劉樞、李鐘瀚等設計圖紙，并提議移建至縣城西門內南邊右營署廢基，此地為原明代海防道署舊址，得到上海地方官上海道、上海知縣等的允準，從善后局支撥沙船巨商郁松年捐獻的款項作為興建費用。新文廟用地除營基17畝外，又添買民地12畝，共計29畝。從1855年8月開工，到次年8月竣工，上海新文廟歷時一年建成，并保存至今。
新建成的文廟據《同治上海縣志》：
前為欞星門，進為大成門，又進為大成殿，后為崇圣祠。大成門左右為名宦祠、鄉賢祠，欞星門左右為興賢坊、育才坊。南為宮墻璧水。學門在其左，學門之內為儀門，儀門之內為明倫堂，堂后為尊經閣，堂東隔河為儒學、署學、土地祠、灑掃局，庖湢咸具。儀門之左為忠義、孝悌祠，右為齋房，四周繚以垣，共一百四十六丈。
據此看來，與舊文廟相比，它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除了保留舊文廟建筑數百年積淀的精髓和樣式，又增加新的配套設施等，空間利用和布局更加合理便利、人性化。上海道藍蔚雯對此十分滿意。他應邀作《移建上海縣學記》，首先指出文廟的移建是應該的，因為舊文廟已失去潔清之義。其一是被小刀會起義軍占領，“宮廬嘗被不潔”。其二是生態環境惡劣，地處城區中心，人煙稠密，污染嚴重，塵溷穢積，溝渠湮塞，致使泮水黝黑，不可看，不可聞，“固已失潔清之義”。他認為新文廟的選址有水脈貫注，城堞環拱，且地處僻靜，遠離喧囂，遠勝舊址。其三，在他看來，新文廟門觀顯嚴，殿閣崇邃，神位清密，祭用畢修，莊嚴肅穆，符合規制，“其尚有當”，因此不禁濃墨重彩，描摩一番。
新文廟建筑被人喜歡和認可，而更重要的，是文廟的移建導致上海老城廂的城市格局發生變化。據學者研究，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促使老城廂空間結構的調整，引起城市布局和功能的一些變遷，二是推動老城廂西南文化區域的形成，產生了文化宗教功能的集聚效應。就此可以說，上海小刀會起義軍與清軍的激戰盡管給老城廂帶來了嚴重破壞，但也給城市病積重難返的老城廂提供療治的機遇，使其能夠做出一些調整變化，改善和提升城市的功能結構。1855年上海文廟的移建顯然是一種被動的行為，并沒有從城市發展戰略著眼的意識，但其出于延續上海文化和歷史文脈的考慮，無意間突出了內涵發展，不僅解決了老城廂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某些弊病，帶來較為明顯的變化，而且也開發了老城廂的西南區域，將之打造為一個新的人文景觀和公共空間。
1877年有個外國人前來游覽文廟，他認為建筑非常有特色，對中國人來說也非常重要，根據中國法律規定，每個府州縣都必須有這樣一個廟宇，用于供奉和祭拜孔子。由于上海文廟地處老城廂的西南角，大多數外國人可能既沒有興趣也沒有機會來這里游玩，他認為很有必要從攝影的角度來為他們全方位描述和介紹這座廟宇，遂在英文雜志《遠東》上發表《文廟》一文，按照其行進的路線，逐一講解所見景物。縱觀全文，是根據祭祀線、學宮線兩條縱軸線分別進行介紹，說明他非常內行，行走路線正確。從他的敘述來看，此時的文廟與1855年建造時基本一致，仍保持原貌。
20世紀30年代，上海文廟本擬改建為文廟公園，因資金不足而被改造為民眾教育館，但人們仍習慣性地稱其為文廟公園，視之為風景區。文廟給市民帶來樂趣，留下深刻印象。當時的報刊上刊登了不少文廟的風景照，如“文廟大成殿前之泮池及石橋”“溪邊之文廟”“上海文廟公園雪景”等；還刊發一些游記，作者雪芩寫道：“文廟就是孔廟。在一般人的腦海里，一定是個幽僻荒涼而帶著古色古香的處所，也許蒼苔滿布階前，蝙蝠盤踞屋角，只能使人憑吊，而不能使人欣賞。然而現在上海的文廟，卻不同了。它充滿這生動活潑的精神，清秀美麗的景色，什么地方都是整整齊齊，干干凈凈。那種蓬勃的朝氣，好像陽光普照著大地，人們都在歡欣鼓舞的樣子。”另一個叫尼生的說：“南市居民，在他們業余的時間里換換新鮮空氣的話，唯一的恩地就是文廟，里面有圖書館、運動場、花園、民眾教育館等，在這里可以怡心暢懷，更可在無形之中，增加不少的智識。進去又沒有什么限制，不像租界的各公園一定要長期券，或者出二毛錢，買了票才得進去，真是一個最好休憩地點。”
正因為文廟風景優美，又是免費的，所以吸引很多上海市民前往游逛，文廟路上每天摩肩接踵，尤其星期日，更是人潮涌動，應接不暇。不僅如此，連上海周邊的居民也慕名前來。1932年，一個名叫吳志棻的小朋友寫了篇《游上海文廟公園記》，文章開門見山地說：“十一月十三日，恰是星期日，吾父叫我到上海文廟公園去游玩，我們就一同搭車赴申。”搭車赴申，說明這個小朋友家住上海郊區甚至是市外，他們專程前來休閑旅游，是上海文廟聞名遐邇，有影響力、輻射力的體現。凡此種種，表明文廟變遷所帶來的文化集聚效應不僅立竿見影，而且垂之久遠。
作者：李志茗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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