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檔戀愛綜藝《我家那閨女2024》中，坐鎮各大綜藝曾經也頗受歡迎的情感專家黃菡阿姨，被眾多年輕人貼上了古板守舊、“清朝人”的標簽。引發爭議的是黃菡針對“入住養老院”的一番言論，她先是表達了自己作為老年人不愿選擇入住養老院的感受，又試圖“推己及人”將這種態度普遍化，認為“選擇養老院”是一種“無奈”。此番發言直接引發了年輕群體的叛逆情緒。
“老年”在文學和哲學作品中，常常暗含著深刻的悲劇性。然而，在當今社會，“老年人”要么被理想化為智慧的象征或苦難的幸存，要么被邊緣化為理性衰退、毫無貢獻的“可憐蟲”，或者被貶低和污名化為缺乏素質、守舊固執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既沒有主動表達，我們也未曾真正關注。實際上，“衰老”貫穿我們的一生，與“死亡”一樣，它是一個需要被終生思考的哲學主題。對“老年”脆弱性的反思，挑戰了我們的良知——那些不再創造價值的人生是否仍然值得過？同時，這種反思也打破了自主與健康的“神話”——或許無助和依賴才是真正的人類常態。
沒人有資格以道德高點自居要求年輕人無條件尊老，社會中諸多“倚老賣老”或“為老不尊”的現象也不應當被原諒。老年群體無法被某一類人所代表，盡管他們可能面臨著某些相似的問題，但內部仍存在巨大的差異。
我們只是試圖避免一種惋惜。當一向盛氣凌人的長輩佝僂著腰，無奈地低頭承認“世界是你們的”時；當被父親愈發笨拙的轉身和母親越來越遲緩的反應刺痛時；當在地鐵站里、公交車上看到因不會使用電子設備而無措的奶奶爺爺時，我們會理解這種惋惜。惋惜在于，代際的視角錯位，導致經驗和關懷無法順利傳達。當對立加深，我們更傾向于封閉自己，任由偏見滋長，怒火蔓延，而忽視了心靈的敏感與同情，也忘記了自己也會面對人生終極的脆弱。
信息時代，老年人成為邊緣
在一部分抵觸婚育的年輕人眼中，黃菡成為難以接受新鮮事物、充滿刻板印象的、過時的“老年人”代表。這種抵觸展現出了時代的進步，反映了年輕人對自身感受的重視，并能心態開放地面對倫理關系的變化。但是，與此同時，對老年人而言，當他們表達訴求時，作為年輕一代的“我們”所展現出的尖銳態度意味著什么？在年輕人眼中，老年人是不是已經“沒有價值”了？
我們之所以能夠在網絡上這樣看似“淡漠輕松”、毫無情緒起伏地談論一個群體，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群體在賽博空間內缺少“話語權”。這并不意味著年輕人對老年人有主觀惡意，這一現象展現了一種事實：被評論的對象可能是這個社會中絕對的“邊緣”。他們在兩種意義上被“靜音”了：一是他們的表達方式過時，且難以快速學會使用新的媒介和工具；二是當他們試圖表達時，很容易遭遇鋪天蓋地的誤解和嘲諷。黃菡跟不上時代的、立場模糊的遲鈍，或許恰恰代表了一種老派卻善意的溝通方式，遇到沖突時，父母輩總是試圖委婉調和。但這種話說三分留七分的表達方式，與年輕人期待的先鋒與辛辣相去甚遠。
并非沒有那些時髦智慧、能夠緊跟時代的老人，他們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為稀少，但他們顯然不能被當作老年人的普遍代表。蘇珊·桑塔格在《衰老的雙重標準》中指出，在工業化的世俗社會中，青春被視為幸福的象征。而所謂“優雅老去”的標準，或許正是消費社會中資本邏輯對人的異化。消費主義將某些外在特征和行為方式定義為“年輕的”，并將其作為一種榮譽賦予老年人。
這種機制不僅影響我們對待老人的態度，也影響我們對自身衰老的看法。學者張容南在其系統梳理中西方老年哲學的著作《不懼老去》中提到：“我們總是旁觀他人變老和死亡，并試圖將自己從生與死的進程中剝離出去，但終究沒有人可以逃脫老去和死亡的宿命。”隨處可見的容貌焦慮和醫美盛行，或許正是展現了我們對衰老的恐懼。
張容南敏銳地指出，當前社會對“老年”和“衰老”的態度是功利主義化的。當人際關系被功利的比較和計算所主導時，關于良好生活的內在視角就被忽視，如此一來，老年幾乎完全被視為負面的存在。另一方面，老年階段特有的脆弱性，或許能讓我們重新審視倫理的基礎——在強調自主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人類在不同生命階段始終處于依賴與脆弱的狀態。沒有彼此的照顧，任何人都難以獨自生存。
電影《喜喪》恰好反映了功利的現實和關懷的理想這兩個面向。影片講述了一位青年喪夫、獨自撫養四個兒女的女人在晚年的生活。奶奶的四個兒女出于各自的原因，都盼著她去世，她明白這點。或許正因如此，她才患上了無法控制的發笑癥——笑是自尊與關懷的雙重失落后，能夠被展現的自主性，雖然也不再受控制。然而，即使在如此脆弱的境地，當外孫離世時，奶奶囑咐孫媳婦再嫁，日子太長。年輕時，她因理解孩子的脆弱而選擇獨自承受艱辛，老年時，處境脆弱的她依然優先體諒子輩的脆弱。
子女們的功利態度展現了在現實壓力面前的人情淡漠，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奶奶的關懷。盡管晚年受病痛折磨，被嫌棄，她依然展現出對他人幸福的關懷。只有經歷脆弱者才能真正理解脆弱嗎？當我們對老年人感到厭煩或對自身衰老感到恐懼時，或許應該換一種提問方式：衰老真的只是純粹的失去嗎？我們或許應當從美德倫理和關懷倫理的視角重新進行思考。
衰老是一種純粹的失去嗎？
當代人對衰老的恐懼，與兩千年前相比存在相似之處。在古羅馬著名哲學家西塞羅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衰老使人欲望消減，限制行動能力，因為身體正逐漸走向不可逆轉的衰退，它的終點是死亡。總的來說，老年被視為一個無奈且可怕的人生階段。
對此，西塞羅秉持著斯多亞主義，認為人應當順應自然，理性接受年老。他在《論老年》中指出，衰老并非死亡的必經之路，那些未老先衰、迷茫恐懼之人比修煉出優秀德性并保持理智的老人更為可悲。同時，他認為身體活躍程度的下降實際上無傷大雅，因為大部分老年人的大腦依舊活躍，他們最適宜的工作是分享其思想和洞見。此外，倘若保養得當，體力也并不會嚴重衰退。最后，欲望消減所帶走的僅僅是感官享樂，而真正的幸福萌發于人們擺脫肉體欲望后對德性的持續修煉。
總的來說，面對衰老問題，西塞羅提倡一種絕對的理智態度。他認為，人只要擁有并持續地追求德性就能“優雅地老去”。然而，這種過分理智中心的立場遮蔽了“衰老”的核心矛盾：身體所承受的不可逆的衰敗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現實。當我們承認并感受到自己作為動物的身體時，暮年的處境更像是欲望之潮退去之后礁石叢生的海床。在沉沉命運之海上，一只靈巧的海鷗也沒有。
血肉之軀會最直觀地展現衰老的過程，但身體不應被還原為純粹生物性的對象，它同樣是每個人社會身份的凝結。老年身體的不被提及，正是社會將老年視為恥辱的體現。正如波伏娃在《論老年》中所描繪的那樣，功利主義社會將老年視為一個羞于啟齒的秘密。然而，在他人那里只作為觀察和研究的對象的老年，對每一個當下的親歷者而言，卻是全部的現實。這些主觀經驗必然會受到社會對待老年人的態度以及相應行動的影響。
在當代社會，許多人心照不宣卻又羞于承認這樣一個觀點：老人被視為無用之人。他們領著退休金卻不再創造經濟價值。因此，在當下這個以互利為導向的社會中，老人被簡化為“被供養者”。老人這種與其他人不對等的義務關系動搖了他們在社會中的平等地位。盡管兒童同樣不事生產，但他們會因其未來的無限可能而被豁免，享受“投資”，而老人卻被視為“被判緩刑的死者”，因此在根本上淪為了累贅和負擔。許多普通家庭的老人甚至已經內化了這種觀念，他們對待從治病到購買新衣的“消費”都表現出一種“難堪的抗拒”，為自己花錢會感到虧欠，只有在拒絕孩子為自己花錢時，才表現得理直氣壯。
然而，衰老真的只意味著一種絕對的失去嗎？性別化的身體是個體生存的基本處境的重要部分，深嵌入身體的衰老體驗同樣存在性別差異。當一個成年男性變老，喪失了社會層面的勞動力和生育能力，他似乎立即淪為最無用的存在。從“作為他者”的角度進行比較，“女人”和“老人”分屬于兩種不同的他者，“女人”無論是作為男性的邊界，還是在社會生產中都是必要的，而“老人”似乎在本質上就毫無用處，結果就是老人成為比女人更純粹的他者。但是，身處這種處境中的老年男性，或許擁有了對生命中不可避免之脆弱性進行真誠思考的契機。
對女性而言，老去則與自由相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敏銳地提出：“父權制給予一切女人的職能受奴役的面貌，女人只有在失去一切有效性時才擺脫奴役地位。”衰老讓女性失去了性和生育價值，她不再有成為“性客體”或繁衍的資格，這一事實也徹底將女性拋入不再被關注的孤獨處境中。然而，在獨自衰敗的過程中，她們解脫于“女性氣質的神話”，真正純粹地擁有了自己的身體，同時也擁有了自由。這讓人想起《倫敦生活》中經典的一幕：成功女商人貝林達滿懷欣喜地對幾度自暴自棄的女主角說：“更年期來了…...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你自己感覺光彩照人，但沒人在意了，然后你就自由了，不再是個奴隸，或生育機器。”這種對老年的描述成為女主角重燃生活希望的契機。
從體驗的角度看，衰老并不能抹平一切價值。對于習慣了特權的群體而言，衰老或許是一次突破視角盲區的機會，通過它，他們可能在人生最根本的脆弱性中變得深刻；對邊緣群體而言，衰老則制造了一種新的邊緣，在邊緣相遇時，新的邊緣取消了曾經的重負。然而，這些“收獲”只是個體在現實困境中無奈的“苦中作樂”，我們可以構想一個更理想的世界，其中，“衰老”和“失去”的方式需要被重新定義。
不必然被超越的“脆弱性”
我們似乎在回避一個根本的問題：無論如何強調“老年”的積極意義，它仍然是生命力逐漸消逝的過程，這是一種深植于生命本質的悲劇。生命活力的喪失首先表現為“自主性”的減弱。高齡老人展現出孩童般的依賴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依賴性只會加劇。因此，衰老真正的可怕在于，它剝奪了一個生命會“變得更好”的希望。
在電影《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中，女兒安妮與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父親安東尼之間的照護關系，集中展現了“關懷永遠得不到回報”的荒涼。在安妮一次次盡心竭力地照護父親，卻不斷遭遇他的“無理取鬧”時，這種關懷與愛的付出始終無法觸及父親的內心，安妮的黯然神傷和父親的恐慌無依無限輪回，交織成一種空茫的無力感。然而，這種否定性或許才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結構，失敗、痛苦、邪惡的可能性本就優先于幸福、快樂、美德。生命最終展現為一種充滿不確定的模糊性。
正如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所闡述的那樣，人類所面臨的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失敗，還有必然的終結——死亡。張容南進一步解釋道，衰老作為死亡的前奏更加劇了這種存在的否定性，并給出了關于衰老體驗的主客體分析模型。在通常意義上，我們一方面通過自我視角直接感知生活并賦予意義，另一方面通過他人的眼光不斷理解和重塑自身，二者不可分離。衰老也是不同狀況間的過渡：當他人認為我老去時，即使我的衰老體驗并非如此，我也常屈從于外界的評價；或者，我將自己的理解反作用于外界，否認他人對我衰老的判斷。
這種生命最根本的模糊性呼應了“脆弱性”，后者與人類尊嚴密切相關，卻很少在我們的文化中得到正面承認。在2016年以前，人教版小學語文第八冊課本上曾收錄過一篇名為《尊嚴》的課文，講述了一個逃難的年輕人，雖然面黃肌瘦，但仍通過勞動換取食物，最終因堅守尊嚴而改變命運。這篇課文強調的是康德式的尊嚴，即基于“自主性”之上，排除偏好的影響，按照自我確立的普遍原則行事。在這一框架下，肉身的依賴、虛弱與能力的喪失，尤其在高齡老人身上，往往被等同于尊嚴的喪失。
然而，尊嚴并非只與自主性相關，它同樣存在于人的肉身性和脆弱性之中。作為人類，我們是有限的，肉體受到自然法則的制約，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也可能相互傷害。正是基于這種共性，我們才能夠也應該理解他人的脆弱并善待他人，從而維護彼此的尊嚴。那么，老年人能否被尊重，實際上取決于外部社會條件和內在的自我認知的共同作用。
從外部來看，人的身體在生物、社會和體驗層面都具有脆弱性。因此，從脆弱性出發的關懷倫理，比起習以為常的功利主義或契約論，更能有效維護人的尊嚴，因為前者充分關心弱者的尊嚴。最直觀的是，對于失去自主能力的老年人而言，疾病風險的增加和社會陪伴的減少，都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孤獨感。想想《喜喪》中奶奶的處境，贍養問題被子女們踢皮球、被趕去住牛棚、被盼著死去，老無所養的故事總是滲出冷漠的寒光。
從內部來看，老年階段往往伴隨著自我價值感的喪失和存在焦慮的加重。此時，老年人適應日益脆弱的身體和社會處境并非易事。曾經健步如飛，如今卻需依賴輪椅行走，這種變化常讓他們“不服老”，即拒絕承認身體和社會條件的改變，執著于過往的習慣。于是，有些人沉浸在回憶中，與外界隔絕，選擇堅守孤獨；有些人通過堅持對身體有害的習慣，如吸煙或嗜甜，來減輕焦慮，試圖證明自身的自主性；另一些人則被這些挑戰激發了斗志，積極學習新技能。實際上，大多數老年人都會在這幾種狀態間搖擺。
在美劇《奧利芙·基特里奇》中，主人公奧利芙是一個復雜的角色，她的老去是“野蠻”的，但在這一過程中，她逐漸理解和接受了人的脆弱。她脾氣暴躁，常以自己的意愿野蠻地對待身邊的人，包括善良的丈夫，讀不懂空氣的兒子，抑郁的學生及其家長，甚至婚禮上的小花童。她也被世界野蠻對待過，比如經歷了情人的意外死亡，兒子的疏遠，丈夫的中風。同時，她也野蠻地拯救了溺水的女孩，決定自殺的學生，照料中風后的丈夫。最終，奧利芙在粗暴的傷害與野蠻的拯救之間，“看見”他人的脆弱，并逐漸接受自身的脆弱，轉而生出悲憫。她是一個不懂得如何愛的人，但努力嘗試給予愛，而這本身就是一種愛；也是一個缺乏美德的人，但努力去做有益他人的事，這本身也在塑造美德。
沒有一蹴而就的愛和美德，正如不存在瞬間發生的衰老。我們對自己人生的理解，是通過不斷調整和完善的自傳式敘述來實現的。只要活著，脆弱就會顯現，老年尤其如此，而我們的故事因此得以延續和豐富。這種自我敘事，是老年人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意義感的重要方式，它要求我們承認人類共有的脆弱。在死亡之前，敘事沒有終點，正如脆弱無法被超越。
本文參考資料：
[1] 柳飄飄，頂流綜藝一姐，一夜被罵臭，柳飄飄了嗎，2024年08月27日。
[2] 張容南：《不懼老去——哲學倫理學視角下的老年關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33-34頁。
[3] 西蒙·德·波伏瓦：《論老年》第一部（臺版），邱瑞鑾譯，漫游者文化，2020年，第14頁。
[4] 同上書，第289頁。
[5]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770頁。
[6] 張容南：《不懼老去——哲學倫理學視角下的老年關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135-138頁。
最近，在一檔戀愛綜藝《我家那閨女2024》中，坐鎮各大綜藝曾經也頗受歡迎的情感專家黃菡阿姨，被眾多年輕人貼上了古板守舊、“清朝人”的標簽。引發爭議的是黃菡針對“入住養老院”的一番言論，她先是表達了自己作為老年人不愿選擇入住養老院的感受，又試圖“推己及人”將這種態度普遍化，認為“選擇養老院”是一種“無奈”。此番發言直接引發了年輕群體的叛逆情緒。
“老年”在文學和哲學作品中，常常暗含著深刻的悲劇性。然而，在當今社會，“老年人”要么被理想化為智慧的象征或苦難的幸存，要么被邊緣化為理性衰退、毫無貢獻的“可憐蟲”，或者被貶低和污名化為缺乏素質、守舊固執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既沒有主動表達，我們也未曾真正關注。實際上，“衰老”貫穿我們的一生，與“死亡”一樣，它是一個需要被終生思考的哲學主題。對“老年”脆弱性的反思，挑戰了我們的良知——那些不再創造價值的人生是否仍然值得過？同時，這種反思也打破了自主與健康的“神話”——或許無助和依賴才是真正的人類常態。
沒人有資格以道德高點自居要求年輕人無條件尊老，社會中諸多“倚老賣老”或“為老不尊”的現象也不應當被原諒。老年群體無法被某一類人所代表，盡管他們可能面臨著某些相似的問題，但內部仍存在巨大的差異。
我們只是試圖避免一種惋惜。當一向盛氣凌人的長輩佝僂著腰，無奈地低頭承認“世界是你們的”時；當被父親愈發笨拙的轉身和母親越來越遲緩的反應刺痛時；當在地鐵站里、公交車上看到因不會使用電子設備而無措的奶奶爺爺時，我們會理解這種惋惜。惋惜在于，代際的視角錯位，導致經驗和關懷無法順利傳達。當對立加深，我們更傾向于封閉自己，任由偏見滋長，怒火蔓延，而忽視了心靈的敏感與同情，也忘記了自己也會面對人生終極的脆弱。
信息時代，老年人成為邊緣
在一部分抵觸婚育的年輕人眼中，黃菡成為難以接受新鮮事物、充滿刻板印象的、過時的“老年人”代表。這種抵觸展現出了時代的進步，反映了年輕人對自身感受的重視，并能心態開放地面對倫理關系的變化。但是，與此同時，對老年人而言，當他們表達訴求時，作為年輕一代的“我們”所展現出的尖銳態度意味著什么？在年輕人眼中，老年人是不是已經“沒有價值”了？
我們之所以能夠在網絡上這樣看似“淡漠輕松”、毫無情緒起伏地談論一個群體，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群體在賽博空間內缺少“話語權”。這并不意味著年輕人對老年人有主觀惡意，這一現象展現了一種事實：被評論的對象可能是這個社會中絕對的“邊緣”。他們在兩種意義上被“靜音”了：一是他們的表達方式過時，且難以快速學會使用新的媒介和工具；二是當他們試圖表達時，很容易遭遇鋪天蓋地的誤解和嘲諷。黃菡跟不上時代的、立場模糊的遲鈍，或許恰恰代表了一種老派卻善意的溝通方式，遇到沖突時，父母輩總是試圖委婉調和。但這種話說三分留七分的表達方式，與年輕人期待的先鋒與辛辣相去甚遠。
并非沒有那些時髦智慧、能夠緊跟時代的老人，他們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為稀少，但他們顯然不能被當作老年人的普遍代表。蘇珊·桑塔格在《衰老的雙重標準》中指出，在工業化的世俗社會中，青春被視為幸福的象征。而所謂“優雅老去”的標準，或許正是消費社會中資本邏輯對人的異化。消費主義將某些外在特征和行為方式定義為“年輕的”，并將其作為一種榮譽賦予老年人。
這種機制不僅影響我們對待老人的態度，也影響我們對自身衰老的看法。學者張容南在其系統梳理中西方老年哲學的著作《不懼老去》中提到：“我們總是旁觀他人變老和死亡，并試圖將自己從生與死的進程中剝離出去，但終究沒有人可以逃脫老去和死亡的宿命。”隨處可見的容貌焦慮和醫美盛行，或許正是展現了我們對衰老的恐懼。
張容南敏銳地指出，當前社會對“老年”和“衰老”的態度是功利主義化的。當人際關系被功利的比較和計算所主導時，關于良好生活的內在視角就被忽視，如此一來，老年幾乎完全被視為負面的存在。另一方面，老年階段特有的脆弱性，或許能讓我們重新審視倫理的基礎——在強調自主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人類在不同生命階段始終處于依賴與脆弱的狀態。沒有彼此的照顧，任何人都難以獨自生存。
電影《喜喪》恰好反映了功利的現實和關懷的理想這兩個面向。影片講述了一位青年喪夫、獨自撫養四個兒女的女人在晚年的生活。奶奶的四個兒女出于各自的原因，都盼著她去世，她明白這點。或許正因如此，她才患上了無法控制的發笑癥——笑是自尊與關懷的雙重失落后，能夠被展現的自主性，雖然也不再受控制。然而，即使在如此脆弱的境地，當外孫離世時，奶奶囑咐孫媳婦再嫁，日子太長。年輕時，她因理解孩子的脆弱而選擇獨自承受艱辛，老年時，處境脆弱的她依然優先體諒子輩的脆弱。
子女們的功利態度展現了在現實壓力面前的人情淡漠，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奶奶的關懷。盡管晚年受病痛折磨，被嫌棄，她依然展現出對他人幸福的關懷。只有經歷脆弱者才能真正理解脆弱嗎？當我們對老年人感到厭煩或對自身衰老感到恐懼時，或許應該換一種提問方式：衰老真的只是純粹的失去嗎？我們或許應當從美德倫理和關懷倫理的視角重新進行思考。
衰老是一種純粹的失去嗎？
當代人對衰老的恐懼，與兩千年前相比存在相似之處。在古羅馬著名哲學家西塞羅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衰老使人欲望消減，限制行動能力，因為身體正逐漸走向不可逆轉的衰退，它的終點是死亡。總的來說，老年被視為一個無奈且可怕的人生階段。
對此，西塞羅秉持著斯多亞主義，認為人應當順應自然，理性接受年老。他在《論老年》中指出，衰老并非死亡的必經之路，那些未老先衰、迷茫恐懼之人比修煉出優秀德性并保持理智的老人更為可悲。同時，他認為身體活躍程度的下降實際上無傷大雅，因為大部分老年人的大腦依舊活躍，他們最適宜的工作是分享其思想和洞見。此外，倘若保養得當，體力也并不會嚴重衰退。最后，欲望消減所帶走的僅僅是感官享樂，而真正的幸福萌發于人們擺脫肉體欲望后對德性的持續修煉。
總的來說，面對衰老問題，西塞羅提倡一種絕對的理智態度。他認為，人只要擁有并持續地追求德性就能“優雅地老去”。然而，這種過分理智中心的立場遮蔽了“衰老”的核心矛盾：身體所承受的不可逆的衰敗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現實。當我們承認并感受到自己作為動物的身體時，暮年的處境更像是欲望之潮退去之后礁石叢生的海床。在沉沉命運之海上，一只靈巧的海鷗也沒有。
血肉之軀會最直觀地展現衰老的過程，但身體不應被還原為純粹生物性的對象，它同樣是每個人社會身份的凝結。老年身體的不被提及，正是社會將老年視為恥辱的體現。正如波伏娃在《論老年》中所描繪的那樣，功利主義社會將老年視為一個羞于啟齒的秘密。然而，在他人那里只作為觀察和研究的對象的老年，對每一個當下的親歷者而言，卻是全部的現實。這些主觀經驗必然會受到社會對待老年人的態度以及相應行動的影響。
在當代社會，許多人心照不宣卻又羞于承認這樣一個觀點：老人被視為無用之人。他們領著退休金卻不再創造經濟價值。因此，在當下這個以互利為導向的社會中，老人被簡化為“被供養者”。老人這種與其他人不對等的義務關系動搖了他們在社會中的平等地位。盡管兒童同樣不事生產，但他們會因其未來的無限可能而被豁免，享受“投資”，而老人卻被視為“被判緩刑的死者”，因此在根本上淪為了累贅和負擔。許多普通家庭的老人甚至已經內化了這種觀念，他們對待從治病到購買新衣的“消費”都表現出一種“難堪的抗拒”，為自己花錢會感到虧欠，只有在拒絕孩子為自己花錢時，才表現得理直氣壯。
然而，衰老真的只意味著一種絕對的失去嗎？性別化的身體是個體生存的基本處境的重要部分，深嵌入身體的衰老體驗同樣存在性別差異。當一個成年男性變老，喪失了社會層面的勞動力和生育能力，他似乎立即淪為最無用的存在。從“作為他者”的角度進行比較，“女人”和“老人”分屬于兩種不同的他者，“女人”無論是作為男性的邊界，還是在社會生產中都是必要的，而“老人”似乎在本質上就毫無用處，結果就是老人成為比女人更純粹的他者。但是，身處這種處境中的老年男性，或許擁有了對生命中不可避免之脆弱性進行真誠思考的契機。
對女性而言，老去則與自由相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敏銳地提出：“父權制給予一切女人的職能受奴役的面貌，女人只有在失去一切有效性時才擺脫奴役地位。”衰老讓女性失去了性和生育價值，她不再有成為“性客體”或繁衍的資格，這一事實也徹底將女性拋入不再被關注的孤獨處境中。然而，在獨自衰敗的過程中，她們解脫于“女性氣質的神話”，真正純粹地擁有了自己的身體，同時也擁有了自由。這讓人想起《倫敦生活》中經典的一幕：成功女商人貝林達滿懷欣喜地對幾度自暴自棄的女主角說：“更年期來了…...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你自己感覺光彩照人，但沒人在意了，然后你就自由了，不再是個奴隸，或生育機器。”這種對老年的描述成為女主角重燃生活希望的契機。
從體驗的角度看，衰老并不能抹平一切價值。對于習慣了特權的群體而言，衰老或許是一次突破視角盲區的機會，通過它，他們可能在人生最根本的脆弱性中變得深刻；對邊緣群體而言，衰老則制造了一種新的邊緣，在邊緣相遇時，新的邊緣取消了曾經的重負。然而，這些“收獲”只是個體在現實困境中無奈的“苦中作樂”，我們可以構想一個更理想的世界，其中，“衰老”和“失去”的方式需要被重新定義。
不必然被超越的“脆弱性”
我們似乎在回避一個根本的問題：無論如何強調“老年”的積極意義，它仍然是生命力逐漸消逝的過程，這是一種深植于生命本質的悲劇。生命活力的喪失首先表現為“自主性”的減弱。高齡老人展現出孩童般的依賴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依賴性只會加劇。因此，衰老真正的可怕在于，它剝奪了一個生命會“變得更好”的希望。
在電影《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中，女兒安妮與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父親安東尼之間的照護關系，集中展現了“關懷永遠得不到回報”的荒涼。在安妮一次次盡心竭力地照護父親，卻不斷遭遇他的“無理取鬧”時，這種關懷與愛的付出始終無法觸及父親的內心，安妮的黯然神傷和父親的恐慌無依無限輪回，交織成一種空茫的無力感。然而，這種否定性或許才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結構，失敗、痛苦、邪惡的可能性本就優先于幸福、快樂、美德。生命最終展現為一種充滿不確定的模糊性。
正如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所闡述的那樣，人類所面臨的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失敗，還有必然的終結——死亡。張容南進一步解釋道，衰老作為死亡的前奏更加劇了這種存在的否定性，并給出了關于衰老體驗的主客體分析模型。在通常意義上，我們一方面通過自我視角直接感知生活并賦予意義，另一方面通過他人的眼光不斷理解和重塑自身，二者不可分離。衰老也是不同狀況間的過渡：當他人認為我老去時，即使我的衰老體驗并非如此，我也常屈從于外界的評價；或者，我將自己的理解反作用于外界，否認他人對我衰老的判斷。
這種生命最根本的模糊性呼應了“脆弱性”，后者與人類尊嚴密切相關，卻很少在我們的文化中得到正面承認。在2016年以前，人教版小學語文第八冊課本上曾收錄過一篇名為《尊嚴》的課文，講述了一個逃難的年輕人，雖然面黃肌瘦，但仍通過勞動換取食物，最終因堅守尊嚴而改變命運。這篇課文強調的是康德式的尊嚴，即基于“自主性”之上，排除偏好的影響，按照自我確立的普遍原則行事。在這一框架下，肉身的依賴、虛弱與能力的喪失，尤其在高齡老人身上，往往被等同于尊嚴的喪失。
然而，尊嚴并非只與自主性相關，它同樣存在于人的肉身性和脆弱性之中。作為人類，我們是有限的，肉體受到自然法則的制約，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也可能相互傷害。正是基于這種共性，我們才能夠也應該理解他人的脆弱并善待他人，從而維護彼此的尊嚴。那么，老年人能否被尊重，實際上取決于外部社會條件和內在的自我認知的共同作用。
從外部來看，人的身體在生物、社會和體驗層面都具有脆弱性。因此，從脆弱性出發的關懷倫理，比起習以為常的功利主義或契約論，更能有效維護人的尊嚴，因為前者充分關心弱者的尊嚴。最直觀的是，對于失去自主能力的老年人而言，疾病風險的增加和社會陪伴的減少，都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孤獨感。想想《喜喪》中奶奶的處境，贍養問題被子女們踢皮球、被趕去住牛棚、被盼著死去，老無所養的故事總是滲出冷漠的寒光。
從內部來看，老年階段往往伴隨著自我價值感的喪失和存在焦慮的加重。此時，老年人適應日益脆弱的身體和社會處境并非易事。曾經健步如飛，如今卻需依賴輪椅行走，這種變化常讓他們“不服老”，即拒絕承認身體和社會條件的改變，執著于過往的習慣。于是，有些人沉浸在回憶中，與外界隔絕，選擇堅守孤獨；有些人通過堅持對身體有害的習慣，如吸煙或嗜甜，來減輕焦慮，試圖證明自身的自主性；另一些人則被這些挑戰激發了斗志，積極學習新技能。實際上，大多數老年人都會在這幾種狀態間搖擺。
在美劇《奧利芙·基特里奇》中，主人公奧利芙是一個復雜的角色，她的老去是“野蠻”的，但在這一過程中，她逐漸理解和接受了人的脆弱。她脾氣暴躁，常以自己的意愿野蠻地對待身邊的人，包括善良的丈夫，讀不懂空氣的兒子，抑郁的學生及其家長，甚至婚禮上的小花童。她也被世界野蠻對待過，比如經歷了情人的意外死亡，兒子的疏遠，丈夫的中風。同時，她也野蠻地拯救了溺水的女孩，決定自殺的學生，照料中風后的丈夫。最終，奧利芙在粗暴的傷害與野蠻的拯救之間，“看見”他人的脆弱，并逐漸接受自身的脆弱，轉而生出悲憫。她是一個不懂得如何愛的人，但努力嘗試給予愛，而這本身就是一種愛；也是一個缺乏美德的人，但努力去做有益他人的事，這本身也在塑造美德。
沒有一蹴而就的愛和美德，正如不存在瞬間發生的衰老。我們對自己人生的理解，是通過不斷調整和完善的自傳式敘述來實現的。只要活著，脆弱就會顯現，老年尤其如此，而我們的故事因此得以延續和豐富。這種自我敘事，是老年人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意義感的重要方式，它要求我們承認人類共有的脆弱。在死亡之前，敘事沒有終點，正如脆弱無法被超越。
本文參考資料：
[1] 柳飄飄，頂流綜藝一姐，一夜被罵臭，柳飄飄了嗎，2024年08月27日。
[2] 張容南：《不懼老去——哲學倫理學視角下的老年關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33-34頁。
[3] 西蒙·德·波伏瓦：《論老年》第一部（臺版），邱瑞鑾譯，漫游者文化，2020年，第14頁。
[4] 同上書，第289頁。
[5]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770頁。
[6] 張容南：《不懼老去——哲學倫理學視角下的老年關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135-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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