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象過這樣一種生活？
用一萬五買下一套四十平的房子，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居住。2019年，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東北小城鶴崗一夕間成為許多人的向往。不少曾在北上廣一線城市漂泊的年輕人帶著家當來到鶴崗，看房、裝修、養貓、獨居，不再談論過去。他們說自己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沒有同事，在下午三點就天黑的那些冬日里，主動走向了一種近乎穴居的生活。
“鶴崗熱”迅速在互聯網上引起關注。當時進入新聞行業工作不久的記者李穎迪也注意到了相關熱點。
沒想到不久之后，她也成了這波“逃走的人”中的一員。2019年，她曾抱著對新聞行業的熱情進入一家雜志社工作，仍然相信新聞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至少，影響這個世界一點。她也曾寫過不少當時“10萬+”的深度報道，可那段時間，她總覺得不快樂。后來因為一些變動，她辭去工作，對與人打交道感到疲憊，想盡力切斷與外界的聯系。
直到疫情出現，她不得不將自己真正封在家里，生活滑入了越來越深的不確定。那時她一度想不通：“我們這些人，明明處在——用更年長的一些人的說法——人生中最好的階段。但為什么我們感受到的是如此強烈的疲憊，以至于試圖逃避，逃離，或者干脆躲起來？”2022年冬天，她動身去了鶴崗。
她在鶴崗度過了那一整個冬天。和所有逃去鶴崗的人一樣，租房，生活，加入彼此以網名稱呼的群聊。隨著在這里的生活時間的拉長，她的困惑逐漸轉向：“選擇”之后，人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他們如今生活的方式里或許就藏著當年做選擇前的答案。
這些經歷最終匯成了《逃走的人》。直到離開鶴崗，李穎迪說她依然不清楚，逃離是否真的能幫助人們擺脫重復與倦怠。但在那里，她感受過人們交談時的猶豫與沉默、面對經濟壓力時的回避，以及談到未來時的顧左右而言他。“當對時間的感知僅限于期待一個無法控制的未來時，勇氣就會消失。”
兩年后的這個秋天，我們在北京見到了從鶴崗回來的她。她又重新回到了過去的軌道，工作、寫作、生活。我們聊起鶴崗的那個冬天，又談到那個冬天的前后。面前的她頻繁提到很多困惑，關于敘述，關于記錄的倫理，當然也關于“新聞”本身。
她坦言，自己這些年最大的變化是那份心底的熱情逐漸從新聞轉向了寫作。這份轉變的好與壞無從談起，但慶幸的是，它正通向一種更為踏實的平和，至少于她而言更有價值的寫作。
在鶴崗買房，安“一個人”的家
“用一萬五千元買下一套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她把整間房漆成白色，衛生間裝全透明玻璃門，不考慮磨砂，也不做干濕分離。畢竟，獨居。”
動過“去鶴崗買房”念頭的人，幾乎都曾看到過這條消息。
2022年左右，這個故事曾在各大社交媒體廣泛傳播過。新聞中匿名的26歲女生成了當時移居鶴崗的標志性人物，她從南京來到鶴崗，一萬五全款買房，工作在線上進行，一個人生活，還有五只貓。
看到這個故事后，李穎迪第一次有了去鶴崗買房的沖動。她輾轉聯系到新聞中的這個女生，見面的邀約遭到拒絕，不過對方表示，可以聊聊，但只能電話。女生在電話另一端講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大部分時間待在家里畫畫，賺錢，不太出門”。“我沒有朋友，沒有家人，沒有親戚，沒有同事，沒有老板。”聲音穿過電話線緩緩傳來，李穎迪記得她當時無法判斷這些話的真實性，只是有些懷疑——一個人真能完全脫離人群嗎？
在鶴崗，這就是大部分移居者的生活狀態。早在2019年，鶴崗就曾因購房“白菜價”頻繁上過熱搜，也傳出過外省年輕人去當地買房安家。但這些新聞當時并沒有引起李穎迪太多關注，“他們到當地后還是和外界社會‘正常’地發生聯系。這套‘買房’敘事本質上和大城市沒什么區別，只不過鶴崗的房子更便宜些而已。”
直到兩年后，鶴崗出現了一種類似“蟄居”的生活狀態。在去鶴崗之前，李穎迪還去過很多類似的城市。“晚上坐車，路過城區大片的住宅樓，漆黑中只有零零星星三四戶人家亮著燈。”房源空置導致當地的房價遠低于市場均值，容納了當今不少想去“隱居”的年輕人。
社交媒體上的這股移居潮火熱地像極了一場高燒，持觀望態度的人大多在屏幕前窺伺，揣測著這場高燒什么時候退熱。李穎迪笑稱，去鶴崗的第一周她主要是在“見同行”。鶴崗的火熱吸引了各地媒體紛至，大部分接受采訪的都是當地的房產中介，或者那些試圖通過擴大影響力賣更多房子的人。很多外地購房者是不愿意接受采訪的。“我認識一個搬到鶴崗的人，后來他的社交媒體賬號直接改成了‘不接受采訪’。”
但對那些參與其中的人而言，這并不只是一次沖動的逃離。在同類隱居地中，鶴崗仍然保有一種“城市感”。“市區的很多基礎設施比較完善。便宜的房子很均勻地分布在城區各處。鶴崗離伊春等地也很近，大家可能會在夏天結伴去露營，冬天里去冰雪大世界。它的生活，沒有那么無聊。”這也是為什么在眾多涌現的移居選擇中，鶴崗會受到相對更多的關注。
李穎迪觀察發現，相比去云南大理休息、或去巴厘島等地當數字游民，選擇去鶴崗“安家”的人也有著不同的寄托。對于幾乎每一個去鶴崗的人而言，“房子”仍然是最主要的考慮。他們想要“安家”，獲得某種秩序和掌控，只不過在鶴崗，安的是“一個人的家”。
什么是“一個人的家”？
李穎迪描述說，去鶴崗的這群人大多都是按照“獨居”在裝修自己的房子。“林雯的房子花了六萬塊，一室一廳。她精心布置每個角落：客廳中間，淺棕色木質島臺放著一盤上個月烤的曲奇餅干；投影儀和屏幕——夏天，她開著投影儀看電影喝啤酒；插著紅色火棘枝的玻璃瓶；兩把高腳木質長凳；藏青色羊毛地毯；沙發下正在散發熱氣的電熱毯；掛在墻上的環形暖色臺燈——鶴崗冬天嚴寒，漫長，她覺得暖色的光能讓人好受一點。房子里還堆著箱裝礦泉水，盒裝雞蛋，新鮮芥藍，透明罐裝的辣椒粉、黑芝麻、腌雞粉。靠墻放著一個四開門金屬冰柜。厚厚一層碎冰包裹著批發的雞叉骨，方便面，雞排，半年前的凍米飯，還沒發黑的土豆片，‘安井牌’魚丸。”
在鶴崗，李穎迪去過很多人的家。每個人家里的風格都不同，幾乎一眼就能從裝修中窺見居住者的性格。“房子，完全成了自我的一種延伸。”她多次問過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會不會在鶴崗待下去。”得到的回復幾乎都是：“我沒有別的選擇了。”
這次見到李穎迪時，距離她離開鶴崗已經過去了一年多。即便到現在，每當提到鶴崗，她還是會想起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在她去的那個冬天，下午三點，太陽就會落下，整個城市陷入沉寂。天黑以后，城市就沒有什么生活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著，等待天亮。“這里似乎天然適合過上穴居的生活。”
那段時間，她記得自己有陣子也過得很恍惚。晚上時常失眠到很晚，第二天醒來就快中午了，沒過多久，三點到了，天又黑了……
“有時覺得，一天好像只有三個小時。”
關系的解縛：逃離之后，會更自由？
“就像我從臥室走向客廳的腳步，走了很多年，我可以隨便在客廳待多久了。”
失眠，并不是到了鶴崗之后才開始的。
李穎迪回憶說，在真正下決心去鶴崗前的那個夏天，她就開始有焦慮癥的癥狀出現。“最初時常會心悸，后來嚴重時，整夜睡不著。”那是2022年，大環境和周遭的小環境都在經歷劇烈的動蕩。上半年她經歷了幾次“居家隔離”。她記得那段時間她在讀關于蘇聯的一部小說《排隊》。俄裔美國作家奧爾加·格魯辛在書中描述了蘇聯一次長達一年的排隊事件，“人們每天都在排隊，買一件永遠也買不到的東西。”
失控感如影隨形。在居家的日子里，工作也處于不確定中。“當時編輯部瀕臨解散，大家散落在不同地方，不知道接下來會怎么樣。”說到這里，她停頓了一會兒。如今回想，她形容當時的自己整個處于一種“很混沌”的狀態，“身體本能地想離開這個地方”。
談起這些，她都說得很抽象，沒有太多展開。此時的她，也像極了她在書中寫到的那群移居鶴崗的人，“人們不想談論過去”。李穎迪說，后來去到鶴崗之后，她才更深地理解：“其實人在理性和邏輯上沒有想清楚很多事的時候，你的身體已經代替你的大腦做出反應了。”
在最初關注這群人時，她曾和編輯都困惑于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集體性的“社會情緒”。去鶴崗之前，她曾在河南鶴壁見到一個“隱居”的男生，聊天中男生確實會頻繁提到“社會化不順利”，會一遍遍追問：“難道是我不努力嗎？”在搬到鶴壁前，他做過很多工作，曾把自己所有的非睡眠時間奉獻出去，換來一個月七千的收入。“但談到家庭、親密關系時，你能明顯感覺到他是回避的。”到鶴崗之后，這樣的回避更加明顯。
“去概括他們的共性是很難的，做出這個選擇的每個人都太不一樣了。”那段時間，李穎迪逐漸開始懷疑，當談到外部因素對人的影響時，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是決定性的？“人的很多經驗會不會是偶然的、隨機的？”
如今流行的一種社會學式的非虛構寫作傾向于從個體經歷出發，凝練出一種群體性特征、結構性原因，然而，這些總結在返回來理解個體境遇時，往往解釋力是有限的，甚至有可能導向對個體的暴力。這也是李穎迪最終想用一本書的體量去講述的原因，這之間還存在被忽略的張力。而這種張力，不是社會學能解決的。“這似乎是更偏文學的問題，而不是社會學的問題。”李穎迪說。
在鶴崗遇見的人當中，林雯是為數不多向她袒露過一部分過去的人。2021年10月，林雯從江蘇常州搬來鶴崗，買下一間屋子改造成了外賣炸串店。在搬到鶴崗一年半后，林雯第一次回常州。而在她那次回家的第五天，李穎迪去常州和她會合，在她家里短暫住過幾天。這些天中，李穎迪看到了鶴崗之外的另一個林雯。“這個家庭界限分明，彼此都當對方不存在。客廳是爸爸的，林雯在一個房間，媽媽在另一個房間。”同一個屋檐下，三個人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少有交集，就這么持續了很多年。
林雯的母親曾經受不了躲回娘家，最終被娘家勸回來，“女人嫁出去就沒有家了”。自那之后，母親再沒有過離婚的念頭，“萬事忍著”，盡量自己過活。林雯回家那幾天，母親裝作不經意給她發去一張相親對象的照片。在此之前，林雯陸續被安排過二十多次相親，大多時候，男方一上來就要談生孩子。家里有些壓抑，走出家門也并沒有好太多。那幾天，李穎迪跟著林雯去看了她曾經做客服的園區。哪怕過去很久，林雯依然記得面前倒計時牌的壓迫感——每個問題都要在十秒內回復，每個月都要拉考核表評比。
“從常州到鶴崗，林雯走出這一步要擺脫的是多么強韌的舊秩序：那座工業園區，那些敲打鍵盤的聲音，那個沒有聲音的家庭，那張客廳里的沙發，那個沉默寡言的父親，那些交易一般的相親和婚姻。她要走出的是整個舊秩序對她的判定和期望。”李穎迪覺得，林雯的逃離更多是一種對“自我”的追問。
在鶴崗這波移居潮中，女性占到了相當大的比重。李穎迪從最初加入群聊時就注意到，群里女生的數量比預想中要更多，就連中介都曾表示這些年到鶴崗買房的一半以上都是女生。搬去鶴崗的男性大多會提到自己是“社會秩序”中的失敗者，講到自己沒有辦法結婚生孩子、沒有女性看得上他們、賺不到錢、混不成人樣。但女性不會講到這些，她們只想來這里自己待著。李穎迪還發現，很多搬去鶴崗的男性不太會花心思裝修自己的房子，而女性和房子的關系似乎也更特別。
逃離之后，會更自由嗎？李穎迪說她到現在都沒想清楚這個問題。她觀察到大多去鶴崗的人的確主動放棄、或者說降低了對建立關系的期待，人們彼此稱呼網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很低。
“那里的小聚給人的感覺，很臨時，就像在旅行中遇到的朋友。可能也有人聊得來，也會交付真心，但你明確知道，交付的真心很有限。每個人都隨時可以收回。”但逃離這個動作，仍然在很多時刻里給人以喘息的空間。李穎迪記得，林雯在讀完她的書后曾說：“就像我從臥室走向客廳的腳步，走了很多年，（現在）我可以隨便在客廳待多久了。”
敘述的不可靠與非虛構的倫理
“我開始格外懷疑敘述本身的真實性。但人們講述的方式，已經代表了某種現實。”
鶴崗的經歷也讓李穎迪對敘述本身產生過懷疑。
“之前的采訪中，我也遇到過一些表演型人格，一般能夠在對話的當下就覺察到這些敘述可能是或真或假的。”李穎迪回想起：“當時，我在鶴崗碰到了一個女孩，關系很親近。當我離開鶴崗后，她失蹤了，經過幾個月的尋找，最后在她的屋子里發現了她。后來我去找她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她的死因，這時發現很多事實和她原來的敘述對不上。”如今回想，李穎迪覺得相比于講了什么而言，對方怎么講的更加重要。而人們講述的方式，已經代表了某種現實。
這本書出版后，李穎迪也和不同人再度聊起“關系”。盡管“積極建立關系”仍然以某種隱形的“政治正確”存在，但李穎迪說她內心深處還是覺得，這其實很難。“到鶴崗的人們可能就是沒有獲得好的關系的機會。如果只是單純地倡導我們需要關系，這有些無視了現實的困難。”至于人與人之間有沒有真正的關心，她依然對此抱持懷疑。
這件事隨之撼動的還有她長久以來對非虛構寫作的理解。在傳統的新聞采寫中，敘述一直是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以至于人們越來越習慣將敘述當成事實本身。這些年，自述體逐漸成為非虛構寫作流行的敘述方式，當事人直抵內心的自我暴露無限拉近著讀者與事件本身的距離，而敘述本身的真實性退至幕后。自述中的主觀感受給讀者提供了情緒價值，獲得的共鳴越廣泛傳播效果越好。至于當事人是否有代表性，事件中有哪些因素被選擇性淡化了，越來越不被注意。一個精彩的、觸動人心的故事更重要。
正如關于那個女孩的故事，與之相關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講述。李穎迪在書中選擇將這些來自不同人的描述單獨列出，用雙引號明確提示：這只是他們的講述。對于敘述本身，李穎迪稱她如今有了一些更多元的思考：“除非是我能核實的東西，我會相信這個是真的，會當作背景事實來寫。但如果只是敘述，那么它需要脫離文本單獨出現，不能和我的敘述混為一談。”
除了敘述的真實性問題，更加困擾李穎迪的是“寫作的價值”本身。她仍然不確定，是否應該把那個女孩的故事記錄下來。說到這里時，聊天的節奏不知不覺在放緩，沉默的時刻也逐漸超過被聲音填充的時段。那時我意識到，我們都沒有答案。
“我最近也在思考非虛構的倫理問題，畢竟我們始終在寫的，是他人的生命經驗。”這種無形的倫理負擔在李穎迪寫作這本書期間，如影隨形。她說后來她處理的辦法是，加入了自己的存在。“我寫到我自己的感受，我如何和他人建立關系，我與他人發生了怎樣的對話……當從我出發時，這里我沒有什么負擔。至于寫到他人具體的生活，那就逐個征得他們的同意。”
但那個女孩不同。“雖然生前她同意我寫，我也給她看過，但在她去世后，我沒有那么確定她還是否愿意被講述。”李穎迪在這本書的后記里寫道，關于死亡，敘述的權力始終在生者身上。那些真正穿過死亡的人，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想法了。
歸根結底，在李穎迪看來，這關乎我們究竟如何看待“寫作的價值”。“如果我們相信寫作的價值，相信寫作是呈現事實，那么這個女生的遭遇，甚至她去世后如何被對待，被忽視，無論是社會環境、公權力機構、家庭，例如，一個人失蹤了，身邊的人想找她，卻只有直系親屬才能去立案。這些都是事實的一部分，那的確應該被寫下來。在當下的社會，有人是這樣孤獨的死去，這樣孤獨的存在，這是被主流無視的暗面。”
“但如果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斯人已逝，我們永遠無法得知逝者的真實想法，更無從評判相關敘述是否準確。”曾幾何時，“新聞的公共性可以壓倒個人性”曾幾乎是業內的共識，但這些年，隨著新聞事件中公共性的減弱，大部分時候報道講述的就是每一個具體的普通人。那么在個體具體的感受面前，我們又該怎么理解所謂的抽象的“公共性”？李穎迪說，這些困惑直到現在都沒有得到解決，也許只能交給時間。
書中的受訪者之一申牧后來去豆瓣留言，稱自己已經結束了這種蟄居的狀態，但如今回看還有些恍惚——“過去幾年的經驗變成了某種琥珀一樣的東西，被凝固在那個地方。”看到留言后，李穎迪覺得有些被寬慰，“也許這就是非虛構寫作的價值所在——把人在某個階段的狀態凝固下來。寫這本書，就是凝固一段經驗，僅此而已。”
離開鶴崗之后：從面向外部到面向自己寫作
“后來慢慢地，我的熱情就從對新聞轉向了對寫作本身。”
這些困惑，李穎迪說她在當初剛“入行”的時候都沒有。
2019年，李穎迪結束新聞專業學習，剛畢業就進入當時一家以特稿出名的團隊。那時的新聞專業還不像今天這樣被唱衰，“新聞理想”也不是什么說不出口的名詞。她曾自費去了北京、廣州、上海等地，面訪了曾在《南方周末》工作過的三十位媒體人。一篇《此間的南周》一萬七千字，講述1984年至2013年間《南方周末》的實習生群像。寫作這篇文章時，她讀大二，在象牙塔里隔空碰杯了圍墻之上的“南周精神”。
畢業之后，她如愿做了她曾經很向往的工作，寫了很多當年“10萬+”的文章。可是那段時間，她總覺得不快樂。2018年，她實習的編輯部在北大開了場分享會。分享會上，她回憶自己去采訪的幾次經歷，選題會上的受挫，以及如何調試所謂的“落差”，如何一點點去“夠”那個無形的標準。那次分享會的實錄中，除了她之外，還有兩位剛出校園的記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恍惚”。其中一位談到，“這確實是挫折式成長”。
時隔幾年重新提起當年的這段回憶時，李穎迪說這留給她的更多是反思。“當時的那種氛圍其實是很浮躁的。很多人都寄希望于通過某篇稿子成名。尤其后來我發現，很多人也的的確確把這件事當跳板。人們也談新聞理想，但其實真正在意的是通過新聞獲取聲名。當有一個現實層面更大的誘惑出現，或者說所謂更好的選擇時，有人毫不猶豫就投向了那些東西。” 李穎迪說，初入媒體時，她對這些并沒有預期。
這種“浮躁”也滲透在那些年的特稿創作中。“那幾年，行業內部主流的風潮是把特稿當作產品。各家希望找到一個‘最重要’的題，投入大量精力在一篇稿子上，平均要改七八遍。但其中當然可能會有公共性的一面，但主觀動機也不可忽視。”李穎迪說：“當時在很多公司看來，記者就是為產品服務的，整個團隊的氛圍是更想打造一個好的產品，不太考慮寫作者的感受。這種方式其實很損耗人對寫作本身的熱情。”
其中的模糊之處還在于，沒有人公開說這是“產品”。它依然包裹在理想的外殼之下。“其實現在回想，這種創作模式和互聯網公司的產品邏輯沒什么區別。其中的不同只是，互聯網員工知道這件事，但那時剛入行的寫作者不知道這件事。”李穎迪覺得，作為寫作者的主體性的真正確立，并不是在那個時候完成的。
同樣被過濾的，還有事件當事人的感受。當時的寫作看重挖掘個體的復雜性，而當復雜性被持續放大時，其實缺少對這種復雜性的警惕和反思。“如果只寫復雜性，而不去看背后的更深的原因，這樣的復雜性其實是很淺薄的。以及當我們拿這樣的復雜性去審視生活中的所有細節時，不論是你還是我，我們的生活都經不起這樣的審視。”
李穎迪覺得，如果是現在的她再去采訪一個人，發現了這個人的一些暗面，她可能不會寫在稿子里，“那可能會傷害他（她）”。“如果這件事真的讓我有那么強的共振，讓我有那么強的欲望去理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話，我更愿意放在虛構中寫。”畢竟非虛構，始終面對的是一個人。
在李穎迪看來，以新聞寫作為代表的非虛構寫作是包含在寫作之中的。“新聞本身有一個報道的框架，即便有某種復雜性，但仍然會有一個主線，要提煉某種意義。而現在我越發覺得，這些對我來說不那么足夠了。當我們對一個人的人生、他所經歷的事情給出詮釋時，這種詮釋本身不一定是絕對的。”談到這種轉變，李穎迪說：“我如今更愿意只是呈現他經歷過什么。這是我更想實現的東西。”
從非虛構到虛構的轉向，不只是寫作形式上的變化。對于李穎迪而言，這更像是她與寫作關系的一次調整。她坦言這些年她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她的熱情慢慢從新聞轉向了寫作本身。“當我意識到我在寫一個東西，我甚至不在意到底有沒有人看，或者說不管有沒有人看，我都要寫的時候，這樣的寫作對我而言是更有價值的。”
從鶴崗回來之后，李穎迪逐漸發現，通過寫作可以緩解很多痛苦。寫作像是“去鶴崗”一樣，都成了精神上托住她的東西。她最近讀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的《寫作是一把刀》，在書中，埃爾諾談到，“保全在一個社會里、在特定時間我曾參與、承載和見證的人與物，讓它們不被遺忘，是的，我感覺這是推動我寫作的最大動力。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寫作是一種也能保全我自己的存在的方式。”
也許，在當下，寫作是個體保全自我的一種方式。
僅此而已。
但也足夠了。
你是否想象過這樣一種生活？
用一萬五買下一套四十平的房子，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居住。2019年，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東北小城鶴崗一夕間成為許多人的向往。不少曾在北上廣一線城市漂泊的年輕人帶著家當來到鶴崗，看房、裝修、養貓、獨居，不再談論過去。他們說自己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沒有同事，在下午三點就天黑的那些冬日里，主動走向了一種近乎穴居的生活。
“鶴崗熱”迅速在互聯網上引起關注。當時進入新聞行業工作不久的記者李穎迪也注意到了相關熱點。
沒想到不久之后，她也成了這波“逃走的人”中的一員。2019年，她曾抱著對新聞行業的熱情進入一家雜志社工作，仍然相信新聞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至少，影響這個世界一點。她也曾寫過不少當時“10萬+”的深度報道，可那段時間，她總覺得不快樂。后來因為一些變動，她辭去工作，對與人打交道感到疲憊，想盡力切斷與外界的聯系。
直到疫情出現，她不得不將自己真正封在家里，生活滑入了越來越深的不確定。那時她一度想不通：“我們這些人，明明處在——用更年長的一些人的說法——人生中最好的階段。但為什么我們感受到的是如此強烈的疲憊，以至于試圖逃避，逃離，或者干脆躲起來？”2022年冬天，她動身去了鶴崗。
她在鶴崗度過了那一整個冬天。和所有逃去鶴崗的人一樣，租房，生活，加入彼此以網名稱呼的群聊。隨著在這里的生活時間的拉長，她的困惑逐漸轉向：“選擇”之后，人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他們如今生活的方式里或許就藏著當年做選擇前的答案。
這些經歷最終匯成了《逃走的人》。直到離開鶴崗，李穎迪說她依然不清楚，逃離是否真的能幫助人們擺脫重復與倦怠。但在那里，她感受過人們交談時的猶豫與沉默、面對經濟壓力時的回避，以及談到未來時的顧左右而言他。“當對時間的感知僅限于期待一個無法控制的未來時，勇氣就會消失。”
兩年后的這個秋天，我們在北京見到了從鶴崗回來的她。她又重新回到了過去的軌道，工作、寫作、生活。我們聊起鶴崗的那個冬天，又談到那個冬天的前后。面前的她頻繁提到很多困惑，關于敘述，關于記錄的倫理，當然也關于“新聞”本身。
她坦言，自己這些年最大的變化是那份心底的熱情逐漸從新聞轉向了寫作。這份轉變的好與壞無從談起，但慶幸的是，它正通向一種更為踏實的平和，至少于她而言更有價值的寫作。
在鶴崗買房，安“一個人”的家
“用一萬五千元買下一套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她把整間房漆成白色，衛生間裝全透明玻璃門，不考慮磨砂，也不做干濕分離。畢竟，獨居。”
動過“去鶴崗買房”念頭的人，幾乎都曾看到過這條消息。
2022年左右，這個故事曾在各大社交媒體廣泛傳播過。新聞中匿名的26歲女生成了當時移居鶴崗的標志性人物，她從南京來到鶴崗，一萬五全款買房，工作在線上進行，一個人生活，還有五只貓。
看到這個故事后，李穎迪第一次有了去鶴崗買房的沖動。她輾轉聯系到新聞中的這個女生，見面的邀約遭到拒絕，不過對方表示，可以聊聊，但只能電話。女生在電話另一端講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大部分時間待在家里畫畫，賺錢，不太出門”。“我沒有朋友，沒有家人，沒有親戚，沒有同事，沒有老板。”聲音穿過電話線緩緩傳來，李穎迪記得她當時無法判斷這些話的真實性，只是有些懷疑——一個人真能完全脫離人群嗎？
在鶴崗，這就是大部分移居者的生活狀態。早在2019年，鶴崗就曾因購房“白菜價”頻繁上過熱搜，也傳出過外省年輕人去當地買房安家。但這些新聞當時并沒有引起李穎迪太多關注，“他們到當地后還是和外界社會‘正常’地發生聯系。這套‘買房’敘事本質上和大城市沒什么區別，只不過鶴崗的房子更便宜些而已。”
直到兩年后，鶴崗出現了一種類似“蟄居”的生活狀態。在去鶴崗之前，李穎迪還去過很多類似的城市。“晚上坐車，路過城區大片的住宅樓，漆黑中只有零零星星三四戶人家亮著燈。”房源空置導致當地的房價遠低于市場均值，容納了當今不少想去“隱居”的年輕人。
社交媒體上的這股移居潮火熱地像極了一場高燒，持觀望態度的人大多在屏幕前窺伺，揣測著這場高燒什么時候退熱。李穎迪笑稱，去鶴崗的第一周她主要是在“見同行”。鶴崗的火熱吸引了各地媒體紛至，大部分接受采訪的都是當地的房產中介，或者那些試圖通過擴大影響力賣更多房子的人。很多外地購房者是不愿意接受采訪的。“我認識一個搬到鶴崗的人，后來他的社交媒體賬號直接改成了‘不接受采訪’。”
但對那些參與其中的人而言，這并不只是一次沖動的逃離。在同類隱居地中，鶴崗仍然保有一種“城市感”。“市區的很多基礎設施比較完善。便宜的房子很均勻地分布在城區各處。鶴崗離伊春等地也很近，大家可能會在夏天結伴去露營，冬天里去冰雪大世界。它的生活，沒有那么無聊。”這也是為什么在眾多涌現的移居選擇中，鶴崗會受到相對更多的關注。
李穎迪觀察發現，相比去云南大理休息、或去巴厘島等地當數字游民，選擇去鶴崗“安家”的人也有著不同的寄托。對于幾乎每一個去鶴崗的人而言，“房子”仍然是最主要的考慮。他們想要“安家”，獲得某種秩序和掌控，只不過在鶴崗，安的是“一個人的家”。
什么是“一個人的家”？
李穎迪描述說，去鶴崗的這群人大多都是按照“獨居”在裝修自己的房子。“林雯的房子花了六萬塊，一室一廳。她精心布置每個角落：客廳中間，淺棕色木質島臺放著一盤上個月烤的曲奇餅干；投影儀和屏幕——夏天，她開著投影儀看電影喝啤酒；插著紅色火棘枝的玻璃瓶；兩把高腳木質長凳；藏青色羊毛地毯；沙發下正在散發熱氣的電熱毯；掛在墻上的環形暖色臺燈——鶴崗冬天嚴寒，漫長，她覺得暖色的光能讓人好受一點。房子里還堆著箱裝礦泉水，盒裝雞蛋，新鮮芥藍，透明罐裝的辣椒粉、黑芝麻、腌雞粉。靠墻放著一個四開門金屬冰柜。厚厚一層碎冰包裹著批發的雞叉骨，方便面，雞排，半年前的凍米飯，還沒發黑的土豆片，‘安井牌’魚丸。”
在鶴崗，李穎迪去過很多人的家。每個人家里的風格都不同，幾乎一眼就能從裝修中窺見居住者的性格。“房子，完全成了自我的一種延伸。”她多次問過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會不會在鶴崗待下去。”得到的回復幾乎都是：“我沒有別的選擇了。”
這次見到李穎迪時，距離她離開鶴崗已經過去了一年多。即便到現在，每當提到鶴崗，她還是會想起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在她去的那個冬天，下午三點，太陽就會落下，整個城市陷入沉寂。天黑以后，城市就沒有什么生活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著，等待天亮。“這里似乎天然適合過上穴居的生活。”
那段時間，她記得自己有陣子也過得很恍惚。晚上時常失眠到很晚，第二天醒來就快中午了，沒過多久，三點到了，天又黑了……
“有時覺得，一天好像只有三個小時。”
關系的解縛：逃離之后，會更自由？
“就像我從臥室走向客廳的腳步，走了很多年，我可以隨便在客廳待多久了。”
失眠，并不是到了鶴崗之后才開始的。
李穎迪回憶說，在真正下決心去鶴崗前的那個夏天，她就開始有焦慮癥的癥狀出現。“最初時常會心悸，后來嚴重時，整夜睡不著。”那是2022年，大環境和周遭的小環境都在經歷劇烈的動蕩。上半年她經歷了幾次“居家隔離”。她記得那段時間她在讀關于蘇聯的一部小說《排隊》。俄裔美國作家奧爾加·格魯辛在書中描述了蘇聯一次長達一年的排隊事件，“人們每天都在排隊，買一件永遠也買不到的東西。”
失控感如影隨形。在居家的日子里，工作也處于不確定中。“當時編輯部瀕臨解散，大家散落在不同地方，不知道接下來會怎么樣。”說到這里，她停頓了一會兒。如今回想，她形容當時的自己整個處于一種“很混沌”的狀態，“身體本能地想離開這個地方”。
談起這些，她都說得很抽象，沒有太多展開。此時的她，也像極了她在書中寫到的那群移居鶴崗的人，“人們不想談論過去”。李穎迪說，后來去到鶴崗之后，她才更深地理解：“其實人在理性和邏輯上沒有想清楚很多事的時候，你的身體已經代替你的大腦做出反應了。”
在最初關注這群人時，她曾和編輯都困惑于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集體性的“社會情緒”。去鶴崗之前，她曾在河南鶴壁見到一個“隱居”的男生，聊天中男生確實會頻繁提到“社會化不順利”，會一遍遍追問：“難道是我不努力嗎？”在搬到鶴壁前，他做過很多工作，曾把自己所有的非睡眠時間奉獻出去，換來一個月七千的收入。“但談到家庭、親密關系時，你能明顯感覺到他是回避的。”到鶴崗之后，這樣的回避更加明顯。
“去概括他們的共性是很難的，做出這個選擇的每個人都太不一樣了。”那段時間，李穎迪逐漸開始懷疑，當談到外部因素對人的影響時，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是決定性的？“人的很多經驗會不會是偶然的、隨機的？”
如今流行的一種社會學式的非虛構寫作傾向于從個體經歷出發，凝練出一種群體性特征、結構性原因，然而，這些總結在返回來理解個體境遇時，往往解釋力是有限的，甚至有可能導向對個體的暴力。這也是李穎迪最終想用一本書的體量去講述的原因，這之間還存在被忽略的張力。而這種張力，不是社會學能解決的。“這似乎是更偏文學的問題，而不是社會學的問題。”李穎迪說。
在鶴崗遇見的人當中，林雯是為數不多向她袒露過一部分過去的人。2021年10月，林雯從江蘇常州搬來鶴崗，買下一間屋子改造成了外賣炸串店。在搬到鶴崗一年半后，林雯第一次回常州。而在她那次回家的第五天，李穎迪去常州和她會合，在她家里短暫住過幾天。這些天中，李穎迪看到了鶴崗之外的另一個林雯。“這個家庭界限分明，彼此都當對方不存在。客廳是爸爸的，林雯在一個房間，媽媽在另一個房間。”同一個屋檐下，三個人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少有交集，就這么持續了很多年。
林雯的母親曾經受不了躲回娘家，最終被娘家勸回來，“女人嫁出去就沒有家了”。自那之后，母親再沒有過離婚的念頭，“萬事忍著”，盡量自己過活。林雯回家那幾天，母親裝作不經意給她發去一張相親對象的照片。在此之前，林雯陸續被安排過二十多次相親，大多時候，男方一上來就要談生孩子。家里有些壓抑，走出家門也并沒有好太多。那幾天，李穎迪跟著林雯去看了她曾經做客服的園區。哪怕過去很久，林雯依然記得面前倒計時牌的壓迫感——每個問題都要在十秒內回復，每個月都要拉考核表評比。
“從常州到鶴崗，林雯走出這一步要擺脫的是多么強韌的舊秩序：那座工業園區，那些敲打鍵盤的聲音，那個沒有聲音的家庭，那張客廳里的沙發，那個沉默寡言的父親，那些交易一般的相親和婚姻。她要走出的是整個舊秩序對她的判定和期望。”李穎迪覺得，林雯的逃離更多是一種對“自我”的追問。
在鶴崗這波移居潮中，女性占到了相當大的比重。李穎迪從最初加入群聊時就注意到，群里女生的數量比預想中要更多，就連中介都曾表示這些年到鶴崗買房的一半以上都是女生。搬去鶴崗的男性大多會提到自己是“社會秩序”中的失敗者，講到自己沒有辦法結婚生孩子、沒有女性看得上他們、賺不到錢、混不成人樣。但女性不會講到這些，她們只想來這里自己待著。李穎迪還發現，很多搬去鶴崗的男性不太會花心思裝修自己的房子，而女性和房子的關系似乎也更特別。
逃離之后，會更自由嗎？李穎迪說她到現在都沒想清楚這個問題。她觀察到大多去鶴崗的人的確主動放棄、或者說降低了對建立關系的期待，人們彼此稱呼網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很低。
“那里的小聚給人的感覺，很臨時，就像在旅行中遇到的朋友。可能也有人聊得來，也會交付真心，但你明確知道，交付的真心很有限。每個人都隨時可以收回。”但逃離這個動作，仍然在很多時刻里給人以喘息的空間。李穎迪記得，林雯在讀完她的書后曾說：“就像我從臥室走向客廳的腳步，走了很多年，（現在）我可以隨便在客廳待多久了。”
敘述的不可靠與非虛構的倫理
“我開始格外懷疑敘述本身的真實性。但人們講述的方式，已經代表了某種現實。”
鶴崗的經歷也讓李穎迪對敘述本身產生過懷疑。
“之前的采訪中，我也遇到過一些表演型人格，一般能夠在對話的當下就覺察到這些敘述可能是或真或假的。”李穎迪回想起：“當時，我在鶴崗碰到了一個女孩，關系很親近。當我離開鶴崗后，她失蹤了，經過幾個月的尋找，最后在她的屋子里發現了她。后來我去找她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她的死因，這時發現很多事實和她原來的敘述對不上。”如今回想，李穎迪覺得相比于講了什么而言，對方怎么講的更加重要。而人們講述的方式，已經代表了某種現實。
這本書出版后，李穎迪也和不同人再度聊起“關系”。盡管“積極建立關系”仍然以某種隱形的“政治正確”存在，但李穎迪說她內心深處還是覺得，這其實很難。“到鶴崗的人們可能就是沒有獲得好的關系的機會。如果只是單純地倡導我們需要關系，這有些無視了現實的困難。”至于人與人之間有沒有真正的關心，她依然對此抱持懷疑。
這件事隨之撼動的還有她長久以來對非虛構寫作的理解。在傳統的新聞采寫中，敘述一直是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以至于人們越來越習慣將敘述當成事實本身。這些年，自述體逐漸成為非虛構寫作流行的敘述方式，當事人直抵內心的自我暴露無限拉近著讀者與事件本身的距離，而敘述本身的真實性退至幕后。自述中的主觀感受給讀者提供了情緒價值，獲得的共鳴越廣泛傳播效果越好。至于當事人是否有代表性，事件中有哪些因素被選擇性淡化了，越來越不被注意。一個精彩的、觸動人心的故事更重要。
正如關于那個女孩的故事，與之相關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講述。李穎迪在書中選擇將這些來自不同人的描述單獨列出，用雙引號明確提示：這只是他們的講述。對于敘述本身，李穎迪稱她如今有了一些更多元的思考：“除非是我能核實的東西，我會相信這個是真的，會當作背景事實來寫。但如果只是敘述，那么它需要脫離文本單獨出現，不能和我的敘述混為一談。”
除了敘述的真實性問題，更加困擾李穎迪的是“寫作的價值”本身。她仍然不確定，是否應該把那個女孩的故事記錄下來。說到這里時，聊天的節奏不知不覺在放緩，沉默的時刻也逐漸超過被聲音填充的時段。那時我意識到，我們都沒有答案。
“我最近也在思考非虛構的倫理問題，畢竟我們始終在寫的，是他人的生命經驗。”這種無形的倫理負擔在李穎迪寫作這本書期間，如影隨形。她說后來她處理的辦法是，加入了自己的存在。“我寫到我自己的感受，我如何和他人建立關系，我與他人發生了怎樣的對話……當從我出發時，這里我沒有什么負擔。至于寫到他人具體的生活，那就逐個征得他們的同意。”
但那個女孩不同。“雖然生前她同意我寫，我也給她看過，但在她去世后，我沒有那么確定她還是否愿意被講述。”李穎迪在這本書的后記里寫道，關于死亡，敘述的權力始終在生者身上。那些真正穿過死亡的人，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想法了。
歸根結底，在李穎迪看來，這關乎我們究竟如何看待“寫作的價值”。“如果我們相信寫作的價值，相信寫作是呈現事實，那么這個女生的遭遇，甚至她去世后如何被對待，被忽視，無論是社會環境、公權力機構、家庭，例如，一個人失蹤了，身邊的人想找她，卻只有直系親屬才能去立案。這些都是事實的一部分，那的確應該被寫下來。在當下的社會，有人是這樣孤獨的死去，這樣孤獨的存在，這是被主流無視的暗面。”
“但如果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斯人已逝，我們永遠無法得知逝者的真實想法，更無從評判相關敘述是否準確。”曾幾何時，“新聞的公共性可以壓倒個人性”曾幾乎是業內的共識，但這些年，隨著新聞事件中公共性的減弱，大部分時候報道講述的就是每一個具體的普通人。那么在個體具體的感受面前，我們又該怎么理解所謂的抽象的“公共性”？李穎迪說，這些困惑直到現在都沒有得到解決，也許只能交給時間。
書中的受訪者之一申牧后來去豆瓣留言，稱自己已經結束了這種蟄居的狀態，但如今回看還有些恍惚——“過去幾年的經驗變成了某種琥珀一樣的東西，被凝固在那個地方。”看到留言后，李穎迪覺得有些被寬慰，“也許這就是非虛構寫作的價值所在——把人在某個階段的狀態凝固下來。寫這本書，就是凝固一段經驗，僅此而已。”
離開鶴崗之后：從面向外部到面向自己寫作
“后來慢慢地，我的熱情就從對新聞轉向了對寫作本身。”
這些困惑，李穎迪說她在當初剛“入行”的時候都沒有。
2019年，李穎迪結束新聞專業學習，剛畢業就進入當時一家以特稿出名的團隊。那時的新聞專業還不像今天這樣被唱衰，“新聞理想”也不是什么說不出口的名詞。她曾自費去了北京、廣州、上海等地，面訪了曾在《南方周末》工作過的三十位媒體人。一篇《此間的南周》一萬七千字，講述1984年至2013年間《南方周末》的實習生群像。寫作這篇文章時，她讀大二，在象牙塔里隔空碰杯了圍墻之上的“南周精神”。
畢業之后，她如愿做了她曾經很向往的工作，寫了很多當年“10萬+”的文章。可是那段時間，她總覺得不快樂。2018年，她實習的編輯部在北大開了場分享會。分享會上，她回憶自己去采訪的幾次經歷，選題會上的受挫，以及如何調試所謂的“落差”，如何一點點去“夠”那個無形的標準。那次分享會的實錄中，除了她之外，還有兩位剛出校園的記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恍惚”。其中一位談到，“這確實是挫折式成長”。
時隔幾年重新提起當年的這段回憶時，李穎迪說這留給她的更多是反思。“當時的那種氛圍其實是很浮躁的。很多人都寄希望于通過某篇稿子成名。尤其后來我發現，很多人也的的確確把這件事當跳板。人們也談新聞理想，但其實真正在意的是通過新聞獲取聲名。當有一個現實層面更大的誘惑出現，或者說所謂更好的選擇時，有人毫不猶豫就投向了那些東西。” 李穎迪說，初入媒體時，她對這些并沒有預期。
這種“浮躁”也滲透在那些年的特稿創作中。“那幾年，行業內部主流的風潮是把特稿當作產品。各家希望找到一個‘最重要’的題，投入大量精力在一篇稿子上，平均要改七八遍。但其中當然可能會有公共性的一面，但主觀動機也不可忽視。”李穎迪說：“當時在很多公司看來，記者就是為產品服務的，整個團隊的氛圍是更想打造一個好的產品，不太考慮寫作者的感受。這種方式其實很損耗人對寫作本身的熱情。”
其中的模糊之處還在于，沒有人公開說這是“產品”。它依然包裹在理想的外殼之下。“其實現在回想，這種創作模式和互聯網公司的產品邏輯沒什么區別。其中的不同只是，互聯網員工知道這件事，但那時剛入行的寫作者不知道這件事。”李穎迪覺得，作為寫作者的主體性的真正確立，并不是在那個時候完成的。
同樣被過濾的，還有事件當事人的感受。當時的寫作看重挖掘個體的復雜性，而當復雜性被持續放大時，其實缺少對這種復雜性的警惕和反思。“如果只寫復雜性，而不去看背后的更深的原因，這樣的復雜性其實是很淺薄的。以及當我們拿這樣的復雜性去審視生活中的所有細節時，不論是你還是我，我們的生活都經不起這樣的審視。”
李穎迪覺得，如果是現在的她再去采訪一個人，發現了這個人的一些暗面，她可能不會寫在稿子里，“那可能會傷害他（她）”。“如果這件事真的讓我有那么強的共振，讓我有那么強的欲望去理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話，我更愿意放在虛構中寫。”畢竟非虛構，始終面對的是一個人。
在李穎迪看來，以新聞寫作為代表的非虛構寫作是包含在寫作之中的。“新聞本身有一個報道的框架，即便有某種復雜性，但仍然會有一個主線，要提煉某種意義。而現在我越發覺得，這些對我來說不那么足夠了。當我們對一個人的人生、他所經歷的事情給出詮釋時，這種詮釋本身不一定是絕對的。”談到這種轉變，李穎迪說：“我如今更愿意只是呈現他經歷過什么。這是我更想實現的東西。”
從非虛構到虛構的轉向，不只是寫作形式上的變化。對于李穎迪而言，這更像是她與寫作關系的一次調整。她坦言這些年她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她的熱情慢慢從新聞轉向了寫作本身。“當我意識到我在寫一個東西，我甚至不在意到底有沒有人看，或者說不管有沒有人看，我都要寫的時候，這樣的寫作對我而言是更有價值的。”
從鶴崗回來之后，李穎迪逐漸發現，通過寫作可以緩解很多痛苦。寫作像是“去鶴崗”一樣，都成了精神上托住她的東西。她最近讀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的《寫作是一把刀》，在書中，埃爾諾談到，“保全在一個社會里、在特定時間我曾參與、承載和見證的人與物，讓它們不被遺忘，是的，我感覺這是推動我寫作的最大動力。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寫作是一種也能保全我自己的存在的方式。”
也許，在當下，寫作是個體保全自我的一種方式。
僅此而已。
但也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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