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哈頓說，“這座多山的城市是漫游者的天堂”。我在里斯本高高低低的街巷行走，在白天和日暮降臨的街角歇息停留，看老人們靜坐閑聊，孩子們圍繞著雕塑跑來跑去大聲尖叫，看夜晚昏黃的路燈把光投到斑駁的墻面和碎石路上，感受到它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獨有的特點，但卻不能理解形成城市變化的原因和歷程。半年多后，閱讀《海洋女王：里斯本的歷史》，是在文字空間中的行走，是重新認識這座充滿魅力之城的旅行。
從“雜貨之城”到“廢墟之城”
里斯本和其他歐洲城市有什么不同？故事的敘述開始于古羅馬人、摩爾人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先后占領，堆疊的歷史在這座城市體上書寫，抹除又復寫，刻上深淺不一的痕跡。但這不是作者講述的重點。里斯本繁榮的歷史開始于15世紀末開啟的大航海時代，作者哈頓說，是里斯本帶著歐洲出走地中海。
因為地緣優勢、勇氣、野心和航海技能，里斯本在16、17世紀匯聚無情掠奪來的財富、貨品、商人和奴隸，給它帶來十分不同于歐洲其他城市的獨特景觀，這座城市成了“雜貨之城”——當時的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戲稱葡萄牙的曼努埃爾一世是“雜貨之王”。但是，彼時的里斯本雖然無比繁華，但只有發達的貴族和低賤的農民，“幾乎沒有中間階層”，“里斯本仍然是一個臟兮兮的城市；雄偉的宮殿和優雅的教堂與苦難和骯臟并存”，同時，嚴酷無情的宗教裁判所為它投下深重的陰暗面，這座城市既虔誠，卻又險惡和殘酷。
由掠奪、財富和空間擴展帶來的“雜貨之城”里斯本在1755年的大地震中變成了“廢墟之城”。接連而來的地震、海嘯和大火無情摧毀了里斯本，“城市陷入廢墟，人群陷入宗教狂熱”，一座富有的、人口眾多的城市轉眼之間變成一片廢墟，到處是恐怖和荒涼景象。這座宗教虔誠的城市為什么會受到如此巨大的、冷酷的懲罰？怎么解釋這個大災難成了一個問題，是上帝的懲罰還是科學的解釋成為激烈辯論焦點——這一時期正處在歐洲的理性啟蒙階段，康德、盧梭、伏爾泰都加入了辯論。
經歷前所未有的大災難、面對遍地的城市廢墟，幸存者說，“你試圖在里斯本尋找里斯本，但發現它并不存在”。
“如此深切和悲傷的失望”
相比較17、18世紀的繁榮，19世紀的里斯本艱難灰暗。1807年冬，拿破侖軍隊向里斯本發起進攻，葡萄牙的皇族和高官倉皇出逃遙遠的巴西里約熱內盧。很難想象當時的情景，哈頓說，像是葡萄牙人在法國人到來之前，先自己洗劫了這座城市，要把里斯本連根拔起。雖然法國人的占領是暫時的，卻“為一個悲慘的時代定下了基調”，永不停止的動亂是它的世紀宿命。
1821年，逃亡的皇室從里約熱內盧返回。葡萄牙·巴西·阿爾加維聯合王國國王若奧六世在當年簽署了葡萄牙憲法，“剝奪國王的絕對權力并任命了制憲議會，但國王仍可享有豐厚的特權”。這是葡萄牙現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震蕩，引發保皇派和君主立憲派的反復爭斗，“里斯本又將經歷另一場混亂和流血的痙攣”。
19世紀上半葉歐洲其他國家和城市工業革命如火如荼，里斯本卻深陷政變、叛亂和無可救藥的危機，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動蕩不安，“各派人士的不滿為里斯本街頭的叛亂和流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葡萄牙著名詩人加雷特寫道：“我從未感到如此深切和悲傷的失望”。
歷史的轉折往往需要幾代人的苦難和付出。里斯本的自由黨逐漸在斗爭中掌控政權，19世紀30年代后，宗教機構的資產逐漸國有化，宗教建筑被改造為國家需要的學校、法院、醫院、郵局等，“這座從13世紀起就充斥著宗教建筑的城市特征被改變了”。也就是說，雖然建筑外觀還是那樣，但內容卻完全不同了。不同體制的國家和城市要求新的樣貌，但這個新樣貌是在舊形體上的再生。拆除、占用、改造和新建是它可見的步驟，不可見的是隱藏在表象下的結構性調整。然而激進拆除往往是歷史轉折處的特點。1837年加雷特說：“我們毀滅事物，因為毀滅就是那個時代的任性”。
19世紀下半葉，里斯本終于進入相對平穩的階段。在當時的許多歐洲人看來，里斯本骯臟、貧窮和混亂。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態，里斯本的規劃和建設模仿奧斯曼的巴黎、塞爾達的巴塞羅那，出現公園、花園、林地、大道以及一些新公共建筑。通過在國外旅行和學習，許多葡萄牙人反過來看到里斯本“多年來的混亂在這片破碎的土地上刻下了傷痕”。他們反思和討論里斯本人民頹廢的原因，探討為何葡萄牙成為歐洲的落后者等，很快被政府嚴厲禁止，但卻埋下下一個世紀革命的種子。19世紀下半葉，在國家和城市基礎設施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葡萄牙掏空國庫，在1890年宣布破產，為下一個世紀的艱難境況埋下另外的種子，而里斯本的發展停滯了。
像薄玻璃一樣碎了
19世紀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制的轉換，使得里斯本陷入長達幾十年的動亂。20世紀開始，卻又面對君主立憲向民主共和制的轉變。在經歷了各種謀殺和內亂后，1911年葡萄牙第一任總統誕生。然而民主共和制雖然形式上出現，而舊有的勢力并未消亡，葡萄牙及里斯本陷入一個動蕩的年代。20世紀初的十幾年間，出現了45屆政府和各種持續不斷的內戰。如同上一個世紀的各種軍事叛亂，20世紀初的混亂內戰是政體轉換的直接表征，結束這樣四分五裂的情形需要強硬力量。
費爾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著名的詩人（哈頓說他之于里斯本就如喬伊斯之于都柏林，卡夫卡之于布拉格），面對20多年的內亂，佩索阿認為葡萄牙需要建立溫和的獨裁統治，“在今天既合情合理又尤其必要”。
薩拉查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上臺，在接下來的四十來年里“掌控這個國家的一切”。薩拉查的“新國家體制”在兩個相互作用的層面上運作：一是用鐵腕手段嚴厲管控社會，通過審查制度、秘密警察和“奧威爾式的宣傳扼住人們的脖頸”；一方面加速發展經濟，啟動龐大的公共工程計劃，修建港口、高速公路和機場、改善城市衛生、建設廉租房和建造標志性建筑。歐洲最大的懸索橋——薩拉查大橋就是其中之一。建設廉租房并不是出于“新國家體制”的仁慈，而是“旨在幫助遏制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思想或行動……防止國家雇員骨干——實際上是政府的執法者——被激進思想所誘惑”。哈頓說，“在準極權主義的政權手中建造的這些標志性建筑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實用的、粗俗的、缺少優雅或精致。這種建筑風格缺乏溫情，建筑線條就像與獨裁者如出一轍的僵硬”。
經歷四十年的快速建設，盡管GDP保持有6%的年增長率，“新國家體制”卻面臨著嚴峻民主化的挑戰。如佩索阿認為，它在結束四分五裂的社會時是一種必要，但隨著社會的變化，它陷入了困境，同時殖民地治理耗費了大量財政和帶來各種難纏問題。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是一個國家突然的崩裂，“此刻竟像薄玻璃一樣，一記輕敲便碎了”。里斯本第二次“大地震”了。政治強人薩拉查很快被民眾拋棄，“薩拉查大橋”被改名為“4月25日大橋”是意味深長的轉變，民眾并不感恩薩拉查帶來的曾經的秩序和高速經濟發展，他們只關心當下的生活。
在這段歷史中，還需要插入一個特殊時期的城市狀態。二戰中葡萄牙是中立國，里斯本成了戰爭雙方間諜密布、各種要逃離歐洲的人群魚龍混雜的地方，書寫著電影《卡薩布蘭卡》里的故事。它是歐洲人前往美國的“候車室”、是“歐洲的碼頭”，是各種人群“大雜燴”構成的城市——似乎歷史重演了，“雜貨之城”在新的時期重新上演。但它也有另外的意味。在5個世紀前，從里斯本出發，跨越海洋是去征服新大陸，而現在的新大陸卻成了逃離戰爭和存活的希望，這樣的行程，仿佛重復著19世紀初葡萄牙皇族倉皇撤離的一幕。對于經歷曲折和艱險抵達里斯本的歐洲人而言，他們獲得了安全感和解脫感，因為將要踏上前往美洲的郵輪；而對于當地人而言，他們生活就在此地也難以離開，他們有著不語的“憂郁的情緒”。
優雅與苦難和骯臟并存
革命之后的社會面臨著艱難挑戰，這一個進程對于大部分人而言是生命的磨難。“新國家體制”推翻后，“人們對建立一個嶄新的、更加公平的社會抱有極大的期望”，它引起許多人的熱情和興趣，包括薩特、波伏娃、馬爾克斯以及齊奧塞斯庫都曾經到里斯本來觀察。
然而強權政體解體后，各種政黨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成為激烈對手，“在革命的狂熱中，葡萄牙幾近解體”、被“推向了內戰的邊緣”。一種狀況是，里斯本“街頭的墻壁成為承載大型政治壁畫的陣地”，書寫著各種各樣激進的口號，構成特殊時期的城市景觀。
1985年葡萄牙加入歐共體，與外部緊密的政治、經濟連接改變著內部的結構和形態，里斯本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外來的資本和力量改造著這個“擁有一種破舊的美麗、引人傾倒”城市的面貌，權力和資源都集中到里斯本，一個新時期的現代大都市逐漸形成。但是哈頓接著說，對于許多人而言，他們并沒有享受到集中在里斯本的經濟繁榮和福利，過度中心化的城市病是新時期面臨的嚴峻問題，里斯本“優雅與苦難和骯臟并存”。
巴里·哈頓說，“這座多山的城市是漫游者的天堂”。我在里斯本高高低低的街巷行走，在白天和日暮降臨的街角歇息停留，看老人們靜坐閑聊，孩子們圍繞著雕塑跑來跑去大聲尖叫，看夜晚昏黃的路燈把光投到斑駁的墻面和碎石路上，感受到它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獨有的特點，但卻不能理解形成城市變化的原因和歷程。半年多后，閱讀《海洋女王：里斯本的歷史》，是在文字空間中的行走，是重新認識這座充滿魅力之城的旅行。
從“雜貨之城”到“廢墟之城”
里斯本和其他歐洲城市有什么不同？故事的敘述開始于古羅馬人、摩爾人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先后占領，堆疊的歷史在這座城市體上書寫，抹除又復寫，刻上深淺不一的痕跡。但這不是作者講述的重點。里斯本繁榮的歷史開始于15世紀末開啟的大航海時代，作者哈頓說，是里斯本帶著歐洲出走地中海。
因為地緣優勢、勇氣、野心和航海技能，里斯本在16、17世紀匯聚無情掠奪來的財富、貨品、商人和奴隸，給它帶來十分不同于歐洲其他城市的獨特景觀，這座城市成了“雜貨之城”——當時的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戲稱葡萄牙的曼努埃爾一世是“雜貨之王”。但是，彼時的里斯本雖然無比繁華，但只有發達的貴族和低賤的農民，“幾乎沒有中間階層”，“里斯本仍然是一個臟兮兮的城市；雄偉的宮殿和優雅的教堂與苦難和骯臟并存”，同時，嚴酷無情的宗教裁判所為它投下深重的陰暗面，這座城市既虔誠，卻又險惡和殘酷。
由掠奪、財富和空間擴展帶來的“雜貨之城”里斯本在1755年的大地震中變成了“廢墟之城”。接連而來的地震、海嘯和大火無情摧毀了里斯本，“城市陷入廢墟，人群陷入宗教狂熱”，一座富有的、人口眾多的城市轉眼之間變成一片廢墟，到處是恐怖和荒涼景象。這座宗教虔誠的城市為什么會受到如此巨大的、冷酷的懲罰？怎么解釋這個大災難成了一個問題，是上帝的懲罰還是科學的解釋成為激烈辯論焦點——這一時期正處在歐洲的理性啟蒙階段，康德、盧梭、伏爾泰都加入了辯論。
經歷前所未有的大災難、面對遍地的城市廢墟，幸存者說，“你試圖在里斯本尋找里斯本，但發現它并不存在”。
“如此深切和悲傷的失望”
相比較17、18世紀的繁榮，19世紀的里斯本艱難灰暗。1807年冬，拿破侖軍隊向里斯本發起進攻，葡萄牙的皇族和高官倉皇出逃遙遠的巴西里約熱內盧。很難想象當時的情景，哈頓說，像是葡萄牙人在法國人到來之前，先自己洗劫了這座城市，要把里斯本連根拔起。雖然法國人的占領是暫時的，卻“為一個悲慘的時代定下了基調”，永不停止的動亂是它的世紀宿命。
1821年，逃亡的皇室從里約熱內盧返回。葡萄牙·巴西·阿爾加維聯合王國國王若奧六世在當年簽署了葡萄牙憲法，“剝奪國王的絕對權力并任命了制憲議會，但國王仍可享有豐厚的特權”。這是葡萄牙現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震蕩，引發保皇派和君主立憲派的反復爭斗，“里斯本又將經歷另一場混亂和流血的痙攣”。
19世紀上半葉歐洲其他國家和城市工業革命如火如荼，里斯本卻深陷政變、叛亂和無可救藥的危機，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動蕩不安，“各派人士的不滿為里斯本街頭的叛亂和流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葡萄牙著名詩人加雷特寫道：“我從未感到如此深切和悲傷的失望”。
歷史的轉折往往需要幾代人的苦難和付出。里斯本的自由黨逐漸在斗爭中掌控政權，19世紀30年代后，宗教機構的資產逐漸國有化，宗教建筑被改造為國家需要的學校、法院、醫院、郵局等，“這座從13世紀起就充斥著宗教建筑的城市特征被改變了”。也就是說，雖然建筑外觀還是那樣，但內容卻完全不同了。不同體制的國家和城市要求新的樣貌，但這個新樣貌是在舊形體上的再生。拆除、占用、改造和新建是它可見的步驟，不可見的是隱藏在表象下的結構性調整。然而激進拆除往往是歷史轉折處的特點。1837年加雷特說：“我們毀滅事物，因為毀滅就是那個時代的任性”。
19世紀下半葉，里斯本終于進入相對平穩的階段。在當時的許多歐洲人看來，里斯本骯臟、貧窮和混亂。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態，里斯本的規劃和建設模仿奧斯曼的巴黎、塞爾達的巴塞羅那，出現公園、花園、林地、大道以及一些新公共建筑。通過在國外旅行和學習，許多葡萄牙人反過來看到里斯本“多年來的混亂在這片破碎的土地上刻下了傷痕”。他們反思和討論里斯本人民頹廢的原因，探討為何葡萄牙成為歐洲的落后者等，很快被政府嚴厲禁止，但卻埋下下一個世紀革命的種子。19世紀下半葉，在國家和城市基礎設施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葡萄牙掏空國庫，在1890年宣布破產，為下一個世紀的艱難境況埋下另外的種子，而里斯本的發展停滯了。
像薄玻璃一樣碎了
19世紀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制的轉換，使得里斯本陷入長達幾十年的動亂。20世紀開始，卻又面對君主立憲向民主共和制的轉變。在經歷了各種謀殺和內亂后，1911年葡萄牙第一任總統誕生。然而民主共和制雖然形式上出現，而舊有的勢力并未消亡，葡萄牙及里斯本陷入一個動蕩的年代。20世紀初的十幾年間，出現了45屆政府和各種持續不斷的內戰。如同上一個世紀的各種軍事叛亂，20世紀初的混亂內戰是政體轉換的直接表征，結束這樣四分五裂的情形需要強硬力量。
費爾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著名的詩人（哈頓說他之于里斯本就如喬伊斯之于都柏林，卡夫卡之于布拉格），面對20多年的內亂，佩索阿認為葡萄牙需要建立溫和的獨裁統治，“在今天既合情合理又尤其必要”。
薩拉查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上臺，在接下來的四十來年里“掌控這個國家的一切”。薩拉查的“新國家體制”在兩個相互作用的層面上運作：一是用鐵腕手段嚴厲管控社會，通過審查制度、秘密警察和“奧威爾式的宣傳扼住人們的脖頸”；一方面加速發展經濟，啟動龐大的公共工程計劃，修建港口、高速公路和機場、改善城市衛生、建設廉租房和建造標志性建筑。歐洲最大的懸索橋——薩拉查大橋就是其中之一。建設廉租房并不是出于“新國家體制”的仁慈，而是“旨在幫助遏制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思想或行動……防止國家雇員骨干——實際上是政府的執法者——被激進思想所誘惑”。哈頓說，“在準極權主義的政權手中建造的這些標志性建筑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實用的、粗俗的、缺少優雅或精致。這種建筑風格缺乏溫情，建筑線條就像與獨裁者如出一轍的僵硬”。
經歷四十年的快速建設，盡管GDP保持有6%的年增長率，“新國家體制”卻面臨著嚴峻民主化的挑戰。如佩索阿認為，它在結束四分五裂的社會時是一種必要，但隨著社會的變化，它陷入了困境，同時殖民地治理耗費了大量財政和帶來各種難纏問題。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是一個國家突然的崩裂，“此刻竟像薄玻璃一樣，一記輕敲便碎了”。里斯本第二次“大地震”了。政治強人薩拉查很快被民眾拋棄，“薩拉查大橋”被改名為“4月25日大橋”是意味深長的轉變，民眾并不感恩薩拉查帶來的曾經的秩序和高速經濟發展，他們只關心當下的生活。
在這段歷史中，還需要插入一個特殊時期的城市狀態。二戰中葡萄牙是中立國，里斯本成了戰爭雙方間諜密布、各種要逃離歐洲的人群魚龍混雜的地方，書寫著電影《卡薩布蘭卡》里的故事。它是歐洲人前往美國的“候車室”、是“歐洲的碼頭”，是各種人群“大雜燴”構成的城市——似乎歷史重演了，“雜貨之城”在新的時期重新上演。但它也有另外的意味。在5個世紀前，從里斯本出發，跨越海洋是去征服新大陸，而現在的新大陸卻成了逃離戰爭和存活的希望，這樣的行程，仿佛重復著19世紀初葡萄牙皇族倉皇撤離的一幕。對于經歷曲折和艱險抵達里斯本的歐洲人而言，他們獲得了安全感和解脫感，因為將要踏上前往美洲的郵輪；而對于當地人而言，他們生活就在此地也難以離開，他們有著不語的“憂郁的情緒”。
優雅與苦難和骯臟并存
革命之后的社會面臨著艱難挑戰，這一個進程對于大部分人而言是生命的磨難。“新國家體制”推翻后，“人們對建立一個嶄新的、更加公平的社會抱有極大的期望”，它引起許多人的熱情和興趣，包括薩特、波伏娃、馬爾克斯以及齊奧塞斯庫都曾經到里斯本來觀察。
然而強權政體解體后，各種政黨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成為激烈對手，“在革命的狂熱中，葡萄牙幾近解體”、被“推向了內戰的邊緣”。一種狀況是，里斯本“街頭的墻壁成為承載大型政治壁畫的陣地”，書寫著各種各樣激進的口號，構成特殊時期的城市景觀。
1985年葡萄牙加入歐共體，與外部緊密的政治、經濟連接改變著內部的結構和形態，里斯本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外來的資本和力量改造著這個“擁有一種破舊的美麗、引人傾倒”城市的面貌，權力和資源都集中到里斯本，一個新時期的現代大都市逐漸形成。但是哈頓接著說，對于許多人而言，他們并沒有享受到集中在里斯本的經濟繁榮和福利，過度中心化的城市病是新時期面臨的嚴峻問題，里斯本“優雅與苦難和骯臟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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