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光耀千古，歷來被視作士大夫精神的代表性篇章。其中，“先憂后樂”之言更是家喻戶曉。然而，在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脫思想之外，我們還應該了解范仲淹、滕宗諒（字子京）二人的“共鳴”。范仲淹從未到過岳陽樓，但《岳陽樓記》卻是一篇不得不寫的文章，它是自白明志的音聲相和，也是共同持守正道的吶喊。
戎馬西北
范仲淹后半生顯赫的政治地位，極易令人忽視一個明顯的事實——其仕途有著漫長的蟄伏期。范仲淹27歲進士及第，直至明道二年（1033）45歲才被仁宗任命為右司諫，首次擔任京官，同年又貶謫外地。康定元年（1040），52歲的他奔赴西夏戰場，歷經艱難戰事，促成宋、夏和談。慶歷三年（1043）他回到朝堂，以參知政事身份，實施“慶歷新政”。眾所周知，新政推行一年有余，即告失敗，改革派盡皆外任，范仲淹以給事中官銜出知鄧州（今河南鄧州）。
在成為進士之后的近20年中，范仲淹始終在各地任職，在唐宋做官“內重于外”的慣例下，從未在朝堂任職的他，既無政治名望，也看不到光明前途。唯一的轉機是在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給赴任南京的晏殊進言，受到認可。不過，以后人視角看，仕宦生涯的前半段，范仲淹充分了解了社會民情，展現了基層治理能力，這些都是他實施新政的底氣所在。
范仲淹《靈烏賦》中有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很能代表他的性格，可是，如果沒有機會發表政見，或言之鑿鑿仍毫無回應，有多少人能夠堅持發聲呢？在范仲淹正直敢言的行為下，堅持不懈的信念更加難得。
范仲淹人生的轉機出現在52歲，此時他入仕已25年，宋與西夏的戰事日趨激烈，他臨危受命。后來，西夏李元昊在看到范仲淹主導修建的城堡時，感嘆道：“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兵甲。”范仲淹在對抗西夏前，從未有戰爭經驗，然而，善于洞悉本質的他，擬定了合理的戰略。
從實力看，宋的后勤補給和戰爭韌性遠高于西夏，可調用兵力也高于敵方；從形勢看，交戰區戰亂頻仍，邊境漢民多有逃離，羌族等原住民投靠西夏。基于此，范仲淹不贊同以主動會戰的方式與西夏速戰速決，他保持戰略定力，著手于兩件事：其一，修建或重修交通線上的城堡，穩固宋軍據點；其二，籌備軍資，恢復生產和貿易，拉攏漢、羌邊民。
慶歷二年（1042），李元昊入寇渭州，宋部將葛懷敏迎敵，在定川砦中埋伏被包圍，全軍覆沒，最后，未能攻下渭州城的西夏軍隊劫掠而歸。其中，與渭州同屬前線的涇州長官，正是后來岳陽樓的修建者滕宗諒（字子京），《宋史》記載：
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余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于是邊民稍安。
范、滕二人的通力合作，以及滕宗諒妥善的處置，使定川砦的敗局沒有繼續擴大。最終，范仲淹休養生息、緩固徐圖的戰術，收到成效，宋、夏雙方于慶歷四年（1044）簽訂和約，自此之后，加之西夏內部權力爭奪，西北邊患再未造成重大影響。
這里我們應注意兩點：第一，“善戰者無赫赫之功”，范仲淹沒有急功近利的心態，即便他之前二十余年的仕途并不耀眼，也沒有被機遇沖昏頭腦，仍能尊重事實規律，制定合理方案，解決軍事威脅；第二，“來之能戰，戰則能安”，在朝堂議論之下，范仲淹能夠頂住巨大壓力，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他一貫的做事風格，并在隨后的慶歷新政中得以體現。
此外，還能看出，滕宗諒是范仲淹的親密戰友，二人配合默契。事實上，范仲淹在主持西夏戰事時，就安排了自己信任的同僚相互支援，執行統一的戰略戰術，史載：“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那么，滕宗諒為何深受信任呢？他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同舟共濟
滕宗諒是范仲淹的“同年”，即同一年考中進士的舉子。宋代士人多在乎同年之誼，范仲淹有詩《酬滕子京同年》曰：
疏懶幾忘傳筆夢，寂寥仍有負薪憂。欲歌蘭雪歸真隱，敢向簪軒競急流。詩中所描繪滕宗諒進退之間的掙扎與堅持，何嘗不是范仲淹自己的寫照？可以說，范、滕二人自青年起便志同道合，不僅政見相似，且均品行端正。
范仲淹很早便認可滕宗諒的品性與能力，兩人的合作可追溯到同為地方官之時。33歲時，范仲淹在泰州負責鹽政工作，他發現海潮給沿岸百姓帶來巨大災禍，所謂：“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谷不能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余戶。舊有大防，廢而不治。”（《胡公神道碑》）于是，他給淮南的長官張綸進言，建議修葺堤壩。整個海堰修理工程的長度近百公里，過程十分艱難，范仲淹力排眾議時，滕宗諒就是他的支持者，以至于范公在寫給滕宗諒的墓志銘中回憶道：
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眾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
其后，范、滕二人上書力主仁宗親政，在西夏戰事中又通力配合。然而，戰后的滕宗諒遭到涇州武官鄭戩告發、御史梁堅彈劾，內容是他在主政涇州時濫用“公用錢”，暗指其貪墨公款。其實，這件事的事實非常清晰。涇州的公用錢（可理解為公費支出）為七百貫，滕宗諒被控告花費了遠高于既定數額的十六萬貫，問題是涇州本屬戰區，豈能以一般財政支出來計算？更何況滕宗諒的用度之處，都花費在戰事之中，比如犒賞激勵士卒、收買羌族首領、安撫陣亡人員、聯絡游俠游士等。
但是，在仁宗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調查時，滕宗諒做出不甚明智之舉——他將軍中記賬全部銷毀，意在表明“一人做事一人當”，決不牽連其他同僚。然而，這般行徑實在令人誤會，好在經調查后，結果是滕宗諒調用的公款是三千貫，用于軍事目的，沒有證據證明其貪污。
其實，此次彈劾的目的并非揪出貪官污吏，而是政治反對派對范仲淹的攻擊。無論是出于親密戰友的情誼，還是基于維護正義的公心，范仲淹都毫不遲疑地為好友辯護，他在專門論述此事的《答竊議》中指出：其一，漢、唐都有將領自主支出經費的舊例，體現著君主對臣下的信任；其二，西北邊防多年經營本就需要大量財政；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滕宗諒的支出均能看到成效，他在西夏戰事中有功，不辱使命，是國家的人才和功臣，不能任由詆毀。
同樣是在這篇奏議中，范仲淹更是表現出與滕宗諒共進退的態度。此時，慶歷新政剛剛開始，仁宗面對朝堂之上的紛擾，采用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并未給滕宗諒定罪，但貶其至岳州。
吾誰與歸
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向來研究頗多，茲談兩個要點。首先，新政的目的是什么？從綱領性文件《答手詔條陳十事》看，主要就是人事改革和經濟增長，其中經濟改革需要實施的具體手段和較長推行時間，在新政中還來不及驗證。可是對于人事的改革卻比較直接，“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無疑是讓官員接受更真實客觀的考核，同時增加人才的選取范圍。其次，新政失敗的原因是什么？概言之，由于看重人事改革，朝廷上，政治反對派出于政見和人員而強烈反對；實施上，對既定規則更加嚴苛而帶來的普遍抵制。
在新政分析中，后人往往預設于范仲淹的角度；其實，若是我們反過來站在“普通官員”角度看，便不難理解緣何反對——無論中央還是地方，自己的工作要被更頻、更嚴的考核，考核不佳要承擔后果；同時，自己的子孫恩蔭為官的機會變少，政治資產不易繼承。范仲淹、滕宗諒這樣的人，是宋代官員的標桿，真正踐行了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可是以無限接近于該標準的制度，去盡量要求每個人，阻力可想而知——由易入難的標準從來難以推行。
慶歷五年（1045），改革無果的范仲淹離開朝堂、外任鄧州，翌年，受早已貶謫的好友滕宗諒所托，完成《岳陽樓記》一文。文章開篇說：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同僚好友囑托求文，自己就非要酬和應答嗎？關鍵點在于，范仲淹一生中始終視滕宗諒為志同道合的摯友，這樣一篇雄文，是對好友地方工作的稱贊，也是以此明志的交流。相比于更晚結交的“戰友”如韓琦、歐陽修等人，與滕宗諒的對話，很可能令范仲淹穿過歲月去追索從未更改的初心。
早在《岳陽樓記》之前，范仲淹就曾寄言于滕宗諒，在《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說道：
迥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
在過盡千帆、拼盡全力去實踐自己的理想之后，失敗的不甘與苦楚，更應與理解自己的人訴說，那個曾在海堰之上的滕宗諒，不正是最合適的人嗎？早年間，范仲淹給滕宗諒寫道：
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
莫競貴高路，休防讒疾夫。
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
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這種坦蕩和持守的心性，正如洞庭湖的煙波浩渺。無疑，范仲淹撰文時沒有到過洞庭湖，然而與其說湖水“浩浩湯湯，橫無際涯”，不如說是范仲淹的“古仁人之心”無限寬廣。縱觀一生，范仲淹的價值觀是“堅持做符合正道之事”，他可以等待、受挫、詆毀……但都不會改變他認為正確的事情，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當然不是佛禪的超脫，也不是道家的虛空，而是一種認定正道的堅持。如同《中庸》所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具備這種心態的儒者，才能說出不茍于現狀、不餒于暫敗的豪言。
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正因為他在“諸野”，切切實實做了二十余年為民請命的事，也是因為他在“魏闕”，頂住壓力，我自為之，踐行革新。他用自己的所有行為詮釋了“進亦憂，退亦憂。”相比于“先憂后樂”的理想境界，我們更應看到范仲淹“知行合一”的可貴——如果我們因能力、境遇、運氣所限難以施展，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信念、持續行動”，正像范仲淹那樣，去修好堤壩，去規劃城堡，去力排眾議，去搭救友人。
滕宗諒幸而有遇范仲淹，范仲淹幸而有言滕宗諒。相持正道的人勢必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人也定然能夠相互慰藉，畢竟，“微斯人，吾誰與歸？”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光耀千古，歷來被視作士大夫精神的代表性篇章。其中，“先憂后樂”之言更是家喻戶曉。然而，在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脫思想之外，我們還應該了解范仲淹、滕宗諒（字子京）二人的“共鳴”。范仲淹從未到過岳陽樓，但《岳陽樓記》卻是一篇不得不寫的文章，它是自白明志的音聲相和，也是共同持守正道的吶喊。
戎馬西北
范仲淹后半生顯赫的政治地位，極易令人忽視一個明顯的事實——其仕途有著漫長的蟄伏期。范仲淹27歲進士及第，直至明道二年（1033）45歲才被仁宗任命為右司諫，首次擔任京官，同年又貶謫外地。康定元年（1040），52歲的他奔赴西夏戰場，歷經艱難戰事，促成宋、夏和談。慶歷三年（1043）他回到朝堂，以參知政事身份，實施“慶歷新政”。眾所周知，新政推行一年有余，即告失敗，改革派盡皆外任，范仲淹以給事中官銜出知鄧州（今河南鄧州）。
在成為進士之后的近20年中，范仲淹始終在各地任職，在唐宋做官“內重于外”的慣例下，從未在朝堂任職的他，既無政治名望，也看不到光明前途。唯一的轉機是在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給赴任南京的晏殊進言，受到認可。不過，以后人視角看，仕宦生涯的前半段，范仲淹充分了解了社會民情，展現了基層治理能力，這些都是他實施新政的底氣所在。
范仲淹《靈烏賦》中有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很能代表他的性格，可是，如果沒有機會發表政見，或言之鑿鑿仍毫無回應，有多少人能夠堅持發聲呢？在范仲淹正直敢言的行為下，堅持不懈的信念更加難得。
范仲淹人生的轉機出現在52歲，此時他入仕已25年，宋與西夏的戰事日趨激烈，他臨危受命。后來，西夏李元昊在看到范仲淹主導修建的城堡時，感嘆道：“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兵甲。”范仲淹在對抗西夏前，從未有戰爭經驗，然而，善于洞悉本質的他，擬定了合理的戰略。
從實力看，宋的后勤補給和戰爭韌性遠高于西夏，可調用兵力也高于敵方；從形勢看，交戰區戰亂頻仍，邊境漢民多有逃離，羌族等原住民投靠西夏。基于此，范仲淹不贊同以主動會戰的方式與西夏速戰速決，他保持戰略定力，著手于兩件事：其一，修建或重修交通線上的城堡，穩固宋軍據點；其二，籌備軍資，恢復生產和貿易，拉攏漢、羌邊民。
慶歷二年（1042），李元昊入寇渭州，宋部將葛懷敏迎敵，在定川砦中埋伏被包圍，全軍覆沒，最后，未能攻下渭州城的西夏軍隊劫掠而歸。其中，與渭州同屬前線的涇州長官，正是后來岳陽樓的修建者滕宗諒（字子京），《宋史》記載：
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余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于是邊民稍安。
范、滕二人的通力合作，以及滕宗諒妥善的處置，使定川砦的敗局沒有繼續擴大。最終，范仲淹休養生息、緩固徐圖的戰術，收到成效，宋、夏雙方于慶歷四年（1044）簽訂和約，自此之后，加之西夏內部權力爭奪，西北邊患再未造成重大影響。
這里我們應注意兩點：第一，“善戰者無赫赫之功”，范仲淹沒有急功近利的心態，即便他之前二十余年的仕途并不耀眼，也沒有被機遇沖昏頭腦，仍能尊重事實規律，制定合理方案，解決軍事威脅；第二，“來之能戰，戰則能安”，在朝堂議論之下，范仲淹能夠頂住巨大壓力，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他一貫的做事風格，并在隨后的慶歷新政中得以體現。
此外，還能看出，滕宗諒是范仲淹的親密戰友，二人配合默契。事實上，范仲淹在主持西夏戰事時，就安排了自己信任的同僚相互支援，執行統一的戰略戰術，史載：“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那么，滕宗諒為何深受信任呢？他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同舟共濟
滕宗諒是范仲淹的“同年”，即同一年考中進士的舉子。宋代士人多在乎同年之誼，范仲淹有詩《酬滕子京同年》曰：
疏懶幾忘傳筆夢，寂寥仍有負薪憂。欲歌蘭雪歸真隱，敢向簪軒競急流。詩中所描繪滕宗諒進退之間的掙扎與堅持，何嘗不是范仲淹自己的寫照？可以說，范、滕二人自青年起便志同道合，不僅政見相似，且均品行端正。
范仲淹很早便認可滕宗諒的品性與能力，兩人的合作可追溯到同為地方官之時。33歲時，范仲淹在泰州負責鹽政工作，他發現海潮給沿岸百姓帶來巨大災禍，所謂：“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谷不能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余戶。舊有大防，廢而不治。”（《胡公神道碑》）于是，他給淮南的長官張綸進言，建議修葺堤壩。整個海堰修理工程的長度近百公里，過程十分艱難，范仲淹力排眾議時，滕宗諒就是他的支持者，以至于范公在寫給滕宗諒的墓志銘中回憶道：
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眾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
其后，范、滕二人上書力主仁宗親政，在西夏戰事中又通力配合。然而，戰后的滕宗諒遭到涇州武官鄭戩告發、御史梁堅彈劾，內容是他在主政涇州時濫用“公用錢”，暗指其貪墨公款。其實，這件事的事實非常清晰。涇州的公用錢（可理解為公費支出）為七百貫，滕宗諒被控告花費了遠高于既定數額的十六萬貫，問題是涇州本屬戰區，豈能以一般財政支出來計算？更何況滕宗諒的用度之處，都花費在戰事之中，比如犒賞激勵士卒、收買羌族首領、安撫陣亡人員、聯絡游俠游士等。
但是，在仁宗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調查時，滕宗諒做出不甚明智之舉——他將軍中記賬全部銷毀，意在表明“一人做事一人當”，決不牽連其他同僚。然而，這般行徑實在令人誤會，好在經調查后，結果是滕宗諒調用的公款是三千貫，用于軍事目的，沒有證據證明其貪污。
其實，此次彈劾的目的并非揪出貪官污吏，而是政治反對派對范仲淹的攻擊。無論是出于親密戰友的情誼，還是基于維護正義的公心，范仲淹都毫不遲疑地為好友辯護，他在專門論述此事的《答竊議》中指出：其一，漢、唐都有將領自主支出經費的舊例，體現著君主對臣下的信任；其二，西北邊防多年經營本就需要大量財政；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滕宗諒的支出均能看到成效，他在西夏戰事中有功，不辱使命，是國家的人才和功臣，不能任由詆毀。
同樣是在這篇奏議中，范仲淹更是表現出與滕宗諒共進退的態度。此時，慶歷新政剛剛開始，仁宗面對朝堂之上的紛擾，采用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并未給滕宗諒定罪，但貶其至岳州。
吾誰與歸
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向來研究頗多，茲談兩個要點。首先，新政的目的是什么？從綱領性文件《答手詔條陳十事》看，主要就是人事改革和經濟增長，其中經濟改革需要實施的具體手段和較長推行時間，在新政中還來不及驗證。可是對于人事的改革卻比較直接，“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無疑是讓官員接受更真實客觀的考核，同時增加人才的選取范圍。其次，新政失敗的原因是什么？概言之，由于看重人事改革，朝廷上，政治反對派出于政見和人員而強烈反對；實施上，對既定規則更加嚴苛而帶來的普遍抵制。
在新政分析中，后人往往預設于范仲淹的角度；其實，若是我們反過來站在“普通官員”角度看，便不難理解緣何反對——無論中央還是地方，自己的工作要被更頻、更嚴的考核，考核不佳要承擔后果；同時，自己的子孫恩蔭為官的機會變少，政治資產不易繼承。范仲淹、滕宗諒這樣的人，是宋代官員的標桿，真正踐行了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可是以無限接近于該標準的制度，去盡量要求每個人，阻力可想而知——由易入難的標準從來難以推行。
慶歷五年（1045），改革無果的范仲淹離開朝堂、外任鄧州，翌年，受早已貶謫的好友滕宗諒所托，完成《岳陽樓記》一文。文章開篇說：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同僚好友囑托求文，自己就非要酬和應答嗎？關鍵點在于，范仲淹一生中始終視滕宗諒為志同道合的摯友，這樣一篇雄文，是對好友地方工作的稱贊，也是以此明志的交流。相比于更晚結交的“戰友”如韓琦、歐陽修等人，與滕宗諒的對話，很可能令范仲淹穿過歲月去追索從未更改的初心。
早在《岳陽樓記》之前，范仲淹就曾寄言于滕宗諒，在《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說道：
迥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
在過盡千帆、拼盡全力去實踐自己的理想之后，失敗的不甘與苦楚，更應與理解自己的人訴說，那個曾在海堰之上的滕宗諒，不正是最合適的人嗎？早年間，范仲淹給滕宗諒寫道：
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
莫競貴高路，休防讒疾夫。
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
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這種坦蕩和持守的心性，正如洞庭湖的煙波浩渺。無疑，范仲淹撰文時沒有到過洞庭湖，然而與其說湖水“浩浩湯湯，橫無際涯”，不如說是范仲淹的“古仁人之心”無限寬廣。縱觀一生，范仲淹的價值觀是“堅持做符合正道之事”，他可以等待、受挫、詆毀……但都不會改變他認為正確的事情，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當然不是佛禪的超脫，也不是道家的虛空，而是一種認定正道的堅持。如同《中庸》所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具備這種心態的儒者，才能說出不茍于現狀、不餒于暫敗的豪言。
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正因為他在“諸野”，切切實實做了二十余年為民請命的事，也是因為他在“魏闕”，頂住壓力，我自為之，踐行革新。他用自己的所有行為詮釋了“進亦憂，退亦憂。”相比于“先憂后樂”的理想境界，我們更應看到范仲淹“知行合一”的可貴——如果我們因能力、境遇、運氣所限難以施展，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信念、持續行動”，正像范仲淹那樣，去修好堤壩，去規劃城堡，去力排眾議，去搭救友人。
滕宗諒幸而有遇范仲淹，范仲淹幸而有言滕宗諒。相持正道的人勢必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人也定然能夠相互慰藉，畢竟，“微斯人，吾誰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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