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畫家黃賓虹誕辰160周年，也是他逝世70周年。
黃賓虹在世時，畫作一直備受冷遇。他曾說：“我的畫，50年后才有人能看懂。”
他的預言為何能成真？他的“忘年交”傅雷又為何稱他為中國的“印象派之父”？
“50年后才有人看懂”底氣何來
“我的畫，50年后才有人能看懂。”當年擔任黃賓虹助教的王伯敏記下了黃賓虹的這句話。如果黃賓虹真的說過這句話，那么這句話的語境就是：當時黃賓虹的畫不被同輩認可，即便是稍后的晚輩也并不認可。
那么，黃賓虹憑什么認為50年后就有人能看懂他的畫了呢？
就個人經歷而言，黃賓虹自有諸多超然自信的理由：
首先是黃賓虹的社會資歷。他于1906年加入同盟會，在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中堪稱元老。雖然后來淡出了政治領域，但他作為同盟會元老，在20世紀上半葉始終受到整個社會的敬重。作為一位具有此背景的社會名人，黃賓虹有著廣泛而高端的社交經歷，擁有睥睨時勢的底氣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是黃賓虹畫學史論家的專業地位。退出政壇后，黃賓虹的主要精力都傾注在繪畫的史論研究、出版和教學中，他參加了當時幾乎所有的繪畫結社團體的活動，編輯、出版、發表了大量文章，并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著名美術院校任教授。除了創作不被認可外，他在出版、研究和教學諸方面都頗有建樹。若以文人畫的既有標準而言，黃賓虹又多了一層可以超越世事的心理支持。
第三，盡管連對黃賓虹推崇備至的傅雷也認為，70歲的黃賓虹的畫不足以觀，但黃賓虹的創作熱情始終沒有因此而減弱，相反，他越到晚年越是沉浸其中。他似乎既不爭取市場認可，也不在意同行認同。在目障手顫的耄耋之年，他通過繪畫獲得生活的樂趣，繪畫成了其生命的不二寄托。這種純粹的狀態，正是明代以來山水畫的新境界，居于這一境地的黃賓虹確實有人所未達之見。
上述這些其實都是后人揣測的。人們認為黃賓虹有這樣的遠見和自信，但翻遍黃賓虹的文章，查不到他對中國繪畫未來發展的具體推測和預言。因此，將“我的畫，50年后才有人能看懂”這一預言看作是他無奈之中的自詡，可能也是一種合理的解讀。因為對于一個畫家來說，要越出自己的技法與藝境來預言未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依循常理邏輯，一種技法不被認可，其實是不符合既有的標準。如果更改一下標準，那么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這種可能性，在20世紀的中國繪畫領域是有可能的，而黃賓虹應該也是在知獲了其他標準之后而產生了一種期待。
同一個黃賓虹不同的評價體系
從黃賓虹的山水畫創作來看，80歲左右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概括來說，在此之前，黃賓虹是“只能如此”畫，之后則是“就是如此”畫。也就是說：之前是一種無奈的狀態，之后是一種有意的狀態，而觸發這一轉變的人應該就是傅雷。
1935年，傅雷在劉海粟家中結識了黃賓虹，此后二人同在劉海粟等人所辦的上海美專任教，但他們并沒有什么交往。直到8年后，傅雷才突然“發現”了黃賓虹，之后就接手操辦了“黃賓虹八秩紀念書畫展”，這也是黃賓虹一生中最重要的展覽。
正是在這期間，傅雷與黃賓虹成了忘年交。他給予黃賓虹極高的評價，并動用自己的人脈關系為黃賓虹的展覽進行布置、銷售，并竭盡全力地宣傳。最終，展品銷售一空，這是黃賓虹的畫作在其生前獲得的唯一一次全面認可。黃賓虹也深知，這很大程度上都是緣于傅雷的面子。他對傅雷的感激之情、知遇之恩，在兩人一百多封通信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傅雷在法國主修文藝理論，并隨劉海粟參觀、拜訪了諸多印象派、野獸派的代表性畫家。回國后，他講授的是西方美術史，其間翻譯的主要也是法國小說。傅雷對于法國文學和繪畫自19世紀以來的發展是有著深刻認識的。
他在認識黃賓虹8年后，突然“發現”黃賓虹，應該是在翻譯丹納的《藝術哲學》前后。20世紀30年代，正是印象派、野獸主義從草創到鼎盛并引發其他風格，共同構成現代主義的時期。傅雷對繪畫的評價標準也完全確立在印象派、野獸主義之上。
因此，在傅雷眼中，張大千、吳湖帆一路正如西方的古典主義，是甜俗而沒有出路的，其他學習西方的油畫又缺乏原創、原生的價值，而畫得烏漆墨黑、模糊不辨的黃賓虹，在畫面樣式上可與印象派比肩。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將印象派的作品與黃賓虹的作品抽取局部，褪去色彩后進行比較。顯然，它們是完全可以歸為同一類型、同一風格的。
傅雷在與黃賓虹的通信中也反復闡述了西方繪畫從古典到現代的演變。他堅信：黃賓虹就是中國的“印象派之父”，他對黃賓虹的崇敬也是基于這一立場之上的。傅雷在很多場合都竭力喻示黃賓虹，而從黃賓虹的回復中，也可以看出他對這種喻示是心向往之的。
黃賓虹感激傅雷，不僅是因為這位晚輩與知音為其操辦了一屆成功的展覽，更是因為傅雷為黃賓虹提供了另外一種評判繪畫的標準——來自西方現代繪畫的發展經驗。以印象派、野獸主義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取代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成為西方主流的藝術觀念和繪畫標準，大致用了50年。西方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中國的明天，執這一立場的傅雷毫無疑問地將這一信念傳給了黃賓虹，并成為黃賓虹自我確認的源頭。
黃賓虹的名人地位、畫學成就和創作熱情是不足以撐起他自己提出的“50年后”的自我確認的，但完全滿足了傅雷以法國的歷史經驗和藝術標準來比照中國的所有條件。
因此，我們可以說，黃賓虹對未來的自我確認，來自傅雷提供的不同于中國畫的另一套歷史經驗和評價標準。而在黃賓虹去世50年之后，其作品果真變得炙手可熱了，這也確實與20世紀中國繪畫評價體系的西化有關。
同一個黃賓虹，在不同的標準體系中有著不同的評價，黃賓虹的價值正在于此。
人物
黃賓虹（1865—1955）原名質，字樸存，號賓虹，別號予向。中國近現代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詩人、藝術教育家。祖籍安徽歙縣，1865年生于浙江金華。他幼時篤學好問，早年致力于科舉，研習五經之余兼修詩詞書畫。少年時期曾至南京、揚州書院求學。
1908年起，黃賓虹擔任《神州國光集》《國粹學報》《美術周刊》等報刊的編輯，并任教于多所藝術專科學校。1937年，他應北平藝專的邀請北上任教。
黃賓虹擅長山水、花卉并注重寫生，成名相對較晚。80歲以后，他才真正形成了人們所熟悉的“黑、密、厚、重”的畫風。黃賓虹的人生經歷，賦予他畫家的功底、文人的情懷，以及藝術救國的文化使命。他曾說：“民族精神，關系文化，依仁游藝，至與天地合德。”
1948年，耄耋之年的黃賓虹執教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今中國美術學院），在人生的最后時光里，他創作了大量精品佳作，達到了藝術生涯的頂峰。
1954年，他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華東分會副主席，并任中央美術學院民族美術研究所所長。1955年3月，黃賓虹病逝于杭州，享年90歲。
今年是著名畫家黃賓虹誕辰160周年，也是他逝世70周年。
黃賓虹在世時，畫作一直備受冷遇。他曾說：“我的畫，50年后才有人能看懂。”
他的預言為何能成真？他的“忘年交”傅雷又為何稱他為中國的“印象派之父”？
“50年后才有人看懂”底氣何來
“我的畫，50年后才有人能看懂。”當年擔任黃賓虹助教的王伯敏記下了黃賓虹的這句話。如果黃賓虹真的說過這句話，那么這句話的語境就是：當時黃賓虹的畫不被同輩認可，即便是稍后的晚輩也并不認可。
那么，黃賓虹憑什么認為50年后就有人能看懂他的畫了呢？
就個人經歷而言，黃賓虹自有諸多超然自信的理由：
首先是黃賓虹的社會資歷。他于1906年加入同盟會，在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中堪稱元老。雖然后來淡出了政治領域，但他作為同盟會元老，在20世紀上半葉始終受到整個社會的敬重。作為一位具有此背景的社會名人，黃賓虹有著廣泛而高端的社交經歷，擁有睥睨時勢的底氣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是黃賓虹畫學史論家的專業地位。退出政壇后，黃賓虹的主要精力都傾注在繪畫的史論研究、出版和教學中，他參加了當時幾乎所有的繪畫結社團體的活動，編輯、出版、發表了大量文章，并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著名美術院校任教授。除了創作不被認可外，他在出版、研究和教學諸方面都頗有建樹。若以文人畫的既有標準而言，黃賓虹又多了一層可以超越世事的心理支持。
第三，盡管連對黃賓虹推崇備至的傅雷也認為，70歲的黃賓虹的畫不足以觀，但黃賓虹的創作熱情始終沒有因此而減弱，相反，他越到晚年越是沉浸其中。他似乎既不爭取市場認可，也不在意同行認同。在目障手顫的耄耋之年，他通過繪畫獲得生活的樂趣，繪畫成了其生命的不二寄托。這種純粹的狀態，正是明代以來山水畫的新境界，居于這一境地的黃賓虹確實有人所未達之見。
上述這些其實都是后人揣測的。人們認為黃賓虹有這樣的遠見和自信，但翻遍黃賓虹的文章，查不到他對中國繪畫未來發展的具體推測和預言。因此，將“我的畫，50年后才有人能看懂”這一預言看作是他無奈之中的自詡，可能也是一種合理的解讀。因為對于一個畫家來說，要越出自己的技法與藝境來預言未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依循常理邏輯，一種技法不被認可，其實是不符合既有的標準。如果更改一下標準，那么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這種可能性，在20世紀的中國繪畫領域是有可能的，而黃賓虹應該也是在知獲了其他標準之后而產生了一種期待。
同一個黃賓虹不同的評價體系
從黃賓虹的山水畫創作來看，80歲左右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概括來說，在此之前，黃賓虹是“只能如此”畫，之后則是“就是如此”畫。也就是說：之前是一種無奈的狀態，之后是一種有意的狀態，而觸發這一轉變的人應該就是傅雷。
1935年，傅雷在劉海粟家中結識了黃賓虹，此后二人同在劉海粟等人所辦的上海美專任教，但他們并沒有什么交往。直到8年后，傅雷才突然“發現”了黃賓虹，之后就接手操辦了“黃賓虹八秩紀念書畫展”，這也是黃賓虹一生中最重要的展覽。
正是在這期間，傅雷與黃賓虹成了忘年交。他給予黃賓虹極高的評價，并動用自己的人脈關系為黃賓虹的展覽進行布置、銷售，并竭盡全力地宣傳。最終，展品銷售一空，這是黃賓虹的畫作在其生前獲得的唯一一次全面認可。黃賓虹也深知，這很大程度上都是緣于傅雷的面子。他對傅雷的感激之情、知遇之恩，在兩人一百多封通信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傅雷在法國主修文藝理論，并隨劉海粟參觀、拜訪了諸多印象派、野獸派的代表性畫家。回國后，他講授的是西方美術史，其間翻譯的主要也是法國小說。傅雷對于法國文學和繪畫自19世紀以來的發展是有著深刻認識的。
他在認識黃賓虹8年后，突然“發現”黃賓虹，應該是在翻譯丹納的《藝術哲學》前后。20世紀30年代，正是印象派、野獸主義從草創到鼎盛并引發其他風格，共同構成現代主義的時期。傅雷對繪畫的評價標準也完全確立在印象派、野獸主義之上。
因此，在傅雷眼中，張大千、吳湖帆一路正如西方的古典主義，是甜俗而沒有出路的，其他學習西方的油畫又缺乏原創、原生的價值，而畫得烏漆墨黑、模糊不辨的黃賓虹，在畫面樣式上可與印象派比肩。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將印象派的作品與黃賓虹的作品抽取局部，褪去色彩后進行比較。顯然，它們是完全可以歸為同一類型、同一風格的。
傅雷在與黃賓虹的通信中也反復闡述了西方繪畫從古典到現代的演變。他堅信：黃賓虹就是中國的“印象派之父”，他對黃賓虹的崇敬也是基于這一立場之上的。傅雷在很多場合都竭力喻示黃賓虹，而從黃賓虹的回復中，也可以看出他對這種喻示是心向往之的。
黃賓虹感激傅雷，不僅是因為這位晚輩與知音為其操辦了一屆成功的展覽，更是因為傅雷為黃賓虹提供了另外一種評判繪畫的標準——來自西方現代繪畫的發展經驗。以印象派、野獸主義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取代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成為西方主流的藝術觀念和繪畫標準，大致用了50年。西方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中國的明天，執這一立場的傅雷毫無疑問地將這一信念傳給了黃賓虹，并成為黃賓虹自我確認的源頭。
黃賓虹的名人地位、畫學成就和創作熱情是不足以撐起他自己提出的“50年后”的自我確認的，但完全滿足了傅雷以法國的歷史經驗和藝術標準來比照中國的所有條件。
因此，我們可以說，黃賓虹對未來的自我確認，來自傅雷提供的不同于中國畫的另一套歷史經驗和評價標準。而在黃賓虹去世50年之后，其作品果真變得炙手可熱了，這也確實與20世紀中國繪畫評價體系的西化有關。
同一個黃賓虹，在不同的標準體系中有著不同的評價，黃賓虹的價值正在于此。
人物
黃賓虹（1865—1955）原名質，字樸存，號賓虹，別號予向。中國近現代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詩人、藝術教育家。祖籍安徽歙縣，1865年生于浙江金華。他幼時篤學好問，早年致力于科舉，研習五經之余兼修詩詞書畫。少年時期曾至南京、揚州書院求學。
1908年起，黃賓虹擔任《神州國光集》《國粹學報》《美術周刊》等報刊的編輯，并任教于多所藝術專科學校。1937年，他應北平藝專的邀請北上任教。
黃賓虹擅長山水、花卉并注重寫生，成名相對較晚。80歲以后，他才真正形成了人們所熟悉的“黑、密、厚、重”的畫風。黃賓虹的人生經歷，賦予他畫家的功底、文人的情懷，以及藝術救國的文化使命。他曾說：“民族精神，關系文化，依仁游藝，至與天地合德。”
1948年，耄耋之年的黃賓虹執教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今中國美術學院），在人生的最后時光里，他創作了大量精品佳作，達到了藝術生涯的頂峰。
1954年，他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華東分會副主席，并任中央美術學院民族美術研究所所長。1955年3月，黃賓虹病逝于杭州，享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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