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子會館”的誕生
北京的會館一般分為兩類——士人會館（也稱“試館”）和商業行業會館。雖然同名同姓都叫“會館”，但二者卻截然不同。
士人會館，即是士子會試之所。明代以前，舉子進京會試，都城是有館舍接待的，后來轉為安排在太學。入明后，隨著舉子不隸屬太學，以及鄉貢額（各地考生名額）的增加，考生的住宿就得“各自保平安”了。
明清兩代舉子趕考的在京時間，參加鄉試的，要自七月起至九月，至少三個月；參加會試的，則要自正月起至五月，至少五個月。從考前的準備，考后的候榜，考中的謁師和等待任命，他們在京駐留五六個月是尋常事。若是落第的舉子，偏遠省份的為省旅途之勞，往往要居京多年，直到及第授官。由此，住宿的開銷就成了大問題。
家境富裕的，會租住靠近考場貢院附近的民居，即所謂“狀元吉寓”。其次，是借住寺廟。至于住旅館，不但費用高，還有店家的勒索無盡、環境嘈雜等諸多問題，即便是有錢，也是臨時的無奈之舉。
可憐了貧寒子弟，他們不可能支應幾個月居京的住宿費，這成了舉子們龍門之躍的大難題。于是，同鄉京官伸出了援手。他們先是騰出自家的房屋以應舉子們的投奔。隨著故鄉來的舉子人數增多，家宅無法容納，這就引發同鄉京官們為“恤寒畯而啟后進”，集資建立專門館舍的義舉，“試子會館”由此誕生。為了同鄉職官在京城聚會，一些地方的官員原本已經集資購建的會館，值考舉之年，也將其騰出來以供舉子之需。會館就這樣進入到科舉考試“后勤保障”的范圍。
從科舉考試的角度看，單獨或者二三人散居京城，不利于試子們備考。所以，清道光丙戌年（1826）的《山陰會稽兩邑會館記》中說道：創建會館，不是徒然為了在京城炫耀自己省份郡縣舉子的數量之眾多，與其他各省地爭競閭里的榮光，而是特別從試子們的角度考慮，把他們聚集在一起，構造激勵、振奮的環境和氛圍，以利于他們的備考和應試。這就生發出省、郡、縣各級會館在京城的出現。
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誰為士子們解燃眉之急？
考試取士，從隋唐經宋元明，直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9月2日廢除科舉，延續一千三百余年。
陳獨秀先生參加過在南京舉行的江南鄉試，他在《實庵自傳》中說：“因為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科舉制度，影響及于全國。科舉不僅成了試子個人的人生奮斗，還成了家族、地方共同的奮斗目標。一種稱為“賓興”的社會公益組織形式隨之出現。
所謂“賓興”，源于《周禮·地官》中的“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賓興，就是隆重如待賓客一般地舉賢薦能給周王。在科舉時代，賓興一詞一般多指地方社會資助科考的教育公益基金或機構。
到了清代，賓興曾普遍存在于全國各地，尤其是南方諸省，最常見的是賓興田、賓興館、貢士莊，還有科舉田、科試路費田、科舉倉等，名目繁多。所有這些，在資助和鼓勵本地士子讀書應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及至進京會試，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誰為士子們解燃眉之急？在《閩中會館志》中，有人說：“京師之有會館，肇自有明。其始專為便于公車而設，為士子會試之用，故稱會館。”這雖然是一家之說，但也從中可見，會館的出現與發展，實則是“賓興”向會試、殿試，即科舉最高階段的延伸，是“養國器于將仕之時”的義舉。
會館的創建，一般說有三種形式：一是在京官紳捐宅院為會館；二是京官集資購置房產為會館；三是家鄉人捐資參與建館的。據《閩中會館志》記載，從明至清，福建就有明萬歷朝葉向高，清康熙朝李光地、乾隆朝蔡新等三相國（內閣大學士），乾隆朝陳望坡尚書、樞部（兵部主事，官級正六品）黃葉菴、中翰（內閣中書，官級從七品）陳鴻亭及商人段譚波等七人“舍宅為館”。
各地在京官員捐資興建會館的，如廣信會館，“由江西省廣信七邑（即江西省上饒、玉山、廣豊、鉛山、弋陽、貴溪、橫峰等七縣）旅平同鄉捐款建立，定名為廣信會館”；廣州七邑會館，“清乾隆三十五年，由七邑旅平人士集資建筑，以便七邑人士來京應考居住”。
鄉人捐款在北京建會館的，涇縣會館是一例。
長巷下頭條的涇縣會館，百余年來屢經修葺，仍不敷用。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涇縣諸族姓捐銀萬余兩，在南橫街買了三個院落做新館，又買下館東及兵馬司后街各一所院子以為出租，租金作為會館日常開銷的支持。由此，長巷的舊館稱為“老館”，南橫街所置則稱“新館”。兩年后，在米市胡同等地又有增置，以至涇縣會館房間總數達170間。
借名入市的行業會館
1917年刊行的《清稗類鈔》中談及“公所”時說到“會館”，即：“公所商業中人醵（jù）資建屋，以為歲時集合及議事之處，謂之公所，大小各業均有之，亦有不稱公所而稱會館者。”由此可見，清末民初時，京城的商業行業會館即便是叫會館，人們也清楚它是公所，與士人會館完全不是一碼事。
同治元年（1862）廣州商人在《仙城會館簡章》中寫得坦率：“本館自重修后，初擬改用堂名，不欲用會館二字免與各省公立之會館相同。蓋本館為私人合資所成立，與各省會館由公眾募捐而成立性質迥殊，名稱應別。后由同人議定，以既在仙城會館原址建立，仍以保留舊名為宜。況查康熙五十四年（1715）創建會館之碑文，首句即云：稱會館者何為也，為貿遷有事，祃（mà）祀燕集之所也?？梢娗叭嗣麜^之意，已表明與公立之會館性質不同，惟應將用會館二字之意義于章程中詳細說明，俾免后人誤會。”（資料來源：《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為同行的商務活動服務，是商業行業會館建立與存續的目的。只是因為前人創立之時，用了會館一詞，仙城會館重修后，才保留了老的堂名，但在章程中，又特別予以說明，“俾免后人誤會”。這倒也印證了《清稗類鈔》中關于公所的說法。
與士人會館創建資金，主要源于京官的俸祿截然不同，商業行業會館的創建，則來自商人們的集資，由他們的經商所得，按一定比例提成而得。例如，銀號會館正乙祠，就是浙江紹興錢號商人“各出所有，量力資助”而集資興建的。
士人會館與商業行業會館涇渭分明
無論士人會館還是商業行業會館，都制定有共同議定的規約以為管理依據。從二者所定規矩，也可見他們的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
道光間編纂的《重修歙縣會館錄》收錄的《嘉慶十年（1805）公議條規》中明確規定：“會館原為公車及應試京兆者而設，其貿易來意自有行寓，不便于會館居住以及存貯貨物，有失義舉本意。”
而商業行業會館的仙城會館，其章程中則明確規定：“本館為私人會議之所，無論何人，不能寄居或暫時借寓。”“云山別墅”，由山西商人集資，建于清嘉慶年間（1796—1820），位于西城區下斜街1號（舊為路西一號）。其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所定規條中明確規定：“新館為吾鄉祀神讌會公所，其京外文武各官引見當差，及文武鄉會試公車概不準居住。”
由此可見，士人會館接待的是來京公干官員和鄉會試舉子，不允許商人入住；商業行業會館是商人的“祀神燕集公所”，是不接待住宿，尤其不準官員及文武鄉會試公車居住。你不許我，我不許你，涇渭分明。
封建王朝有“士農工商”四民之分，一想及此，就能理解這其中的道理。這是因為士人與商人二者的職業、社會地位等等，都有不同使然。更何況，對于士、商各自的行為舉止等，官方還有相關的法規政令。
談及北京明清時期的城市文化，一般劃分為皇家文化、士人文化與平民文化三個類別。依此，士子會館所承載的，當屬于士人文化；商業行業會館則屬于平民文化。所以，士人會館與商業行業會館，雖然都稱會館，但此“會館”真的不是彼“會館”。
“試子會館”的誕生
北京的會館一般分為兩類——士人會館（也稱“試館”）和商業行業會館。雖然同名同姓都叫“會館”，但二者卻截然不同。
士人會館，即是士子會試之所。明代以前，舉子進京會試，都城是有館舍接待的，后來轉為安排在太學。入明后，隨著舉子不隸屬太學，以及鄉貢額（各地考生名額）的增加，考生的住宿就得“各自保平安”了。
明清兩代舉子趕考的在京時間，參加鄉試的，要自七月起至九月，至少三個月；參加會試的，則要自正月起至五月，至少五個月。從考前的準備，考后的候榜，考中的謁師和等待任命，他們在京駐留五六個月是尋常事。若是落第的舉子，偏遠省份的為省旅途之勞，往往要居京多年，直到及第授官。由此，住宿的開銷就成了大問題。
家境富裕的，會租住靠近考場貢院附近的民居，即所謂“狀元吉寓”。其次，是借住寺廟。至于住旅館，不但費用高，還有店家的勒索無盡、環境嘈雜等諸多問題，即便是有錢，也是臨時的無奈之舉。
可憐了貧寒子弟，他們不可能支應幾個月居京的住宿費，這成了舉子們龍門之躍的大難題。于是，同鄉京官伸出了援手。他們先是騰出自家的房屋以應舉子們的投奔。隨著故鄉來的舉子人數增多，家宅無法容納，這就引發同鄉京官們為“恤寒畯而啟后進”，集資建立專門館舍的義舉，“試子會館”由此誕生。為了同鄉職官在京城聚會，一些地方的官員原本已經集資購建的會館，值考舉之年，也將其騰出來以供舉子之需。會館就這樣進入到科舉考試“后勤保障”的范圍。
從科舉考試的角度看，單獨或者二三人散居京城，不利于試子們備考。所以，清道光丙戌年（1826）的《山陰會稽兩邑會館記》中說道：創建會館，不是徒然為了在京城炫耀自己省份郡縣舉子的數量之眾多，與其他各省地爭競閭里的榮光，而是特別從試子們的角度考慮，把他們聚集在一起，構造激勵、振奮的環境和氛圍，以利于他們的備考和應試。這就生發出省、郡、縣各級會館在京城的出現。
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誰為士子們解燃眉之急？
考試取士，從隋唐經宋元明，直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9月2日廢除科舉，延續一千三百余年。
陳獨秀先生參加過在南京舉行的江南鄉試，他在《實庵自傳》中說：“因為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科舉制度，影響及于全國?？婆e不僅成了試子個人的人生奮斗，還成了家族、地方共同的奮斗目標。一種稱為“賓興”的社會公益組織形式隨之出現。
所謂“賓興”，源于《周禮·地官》中的“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賓興，就是隆重如待賓客一般地舉賢薦能給周王。在科舉時代，賓興一詞一般多指地方社會資助科考的教育公益基金或機構。
到了清代，賓興曾普遍存在于全國各地，尤其是南方諸省，最常見的是賓興田、賓興館、貢士莊，還有科舉田、科試路費田、科舉倉等，名目繁多。所有這些，在資助和鼓勵本地士子讀書應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及至進京會試，科考的最后一公里，誰為士子們解燃眉之急？在《閩中會館志》中，有人說：“京師之有會館，肇自有明。其始專為便于公車而設，為士子會試之用，故稱會館。”這雖然是一家之說，但也從中可見，會館的出現與發展，實則是“賓興”向會試、殿試，即科舉最高階段的延伸，是“養國器于將仕之時”的義舉。
會館的創建，一般說有三種形式：一是在京官紳捐宅院為會館；二是京官集資購置房產為會館；三是家鄉人捐資參與建館的。據《閩中會館志》記載，從明至清，福建就有明萬歷朝葉向高，清康熙朝李光地、乾隆朝蔡新等三相國（內閣大學士），乾隆朝陳望坡尚書、樞部（兵部主事，官級正六品）黃葉菴、中翰（內閣中書，官級從七品）陳鴻亭及商人段譚波等七人“舍宅為館”。
各地在京官員捐資興建會館的，如廣信會館，“由江西省廣信七邑（即江西省上饒、玉山、廣豊、鉛山、弋陽、貴溪、橫峰等七縣）旅平同鄉捐款建立，定名為廣信會館”；廣州七邑會館，“清乾隆三十五年，由七邑旅平人士集資建筑，以便七邑人士來京應考居住”。
鄉人捐款在北京建會館的，涇縣會館是一例。
長巷下頭條的涇縣會館，百余年來屢經修葺，仍不敷用。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涇縣諸族姓捐銀萬余兩，在南橫街買了三個院落做新館，又買下館東及兵馬司后街各一所院子以為出租，租金作為會館日常開銷的支持。由此，長巷的舊館稱為“老館”，南橫街所置則稱“新館”。兩年后，在米市胡同等地又有增置，以至涇縣會館房間總數達170間。
借名入市的行業會館
1917年刊行的《清稗類鈔》中談及“公所”時說到“會館”，即：“公所商業中人醵（jù）資建屋，以為歲時集合及議事之處，謂之公所，大小各業均有之，亦有不稱公所而稱會館者。”由此可見，清末民初時，京城的商業行業會館即便是叫會館，人們也清楚它是公所，與士人會館完全不是一碼事。
同治元年（1862）廣州商人在《仙城會館簡章》中寫得坦率：“本館自重修后，初擬改用堂名，不欲用會館二字免與各省公立之會館相同。蓋本館為私人合資所成立，與各省會館由公眾募捐而成立性質迥殊，名稱應別。后由同人議定，以既在仙城會館原址建立，仍以保留舊名為宜。況查康熙五十四年（1715）創建會館之碑文，首句即云：稱會館者何為也，為貿遷有事，祃（mà）祀燕集之所也。可見前人命名會館之意，已表明與公立之會館性質不同，惟應將用會館二字之意義于章程中詳細說明，俾免后人誤會。”（資料來源：《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為同行的商務活動服務，是商業行業會館建立與存續的目的。只是因為前人創立之時，用了會館一詞，仙城會館重修后，才保留了老的堂名，但在章程中，又特別予以說明，“俾免后人誤會”。這倒也印證了《清稗類鈔》中關于公所的說法。
與士人會館創建資金，主要源于京官的俸祿截然不同，商業行業會館的創建，則來自商人們的集資，由他們的經商所得，按一定比例提成而得。例如，銀號會館正乙祠，就是浙江紹興錢號商人“各出所有，量力資助”而集資興建的。
士人會館與商業行業會館涇渭分明
無論士人會館還是商業行業會館，都制定有共同議定的規約以為管理依據。從二者所定規矩，也可見他們的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
道光間編纂的《重修歙縣會館錄》收錄的《嘉慶十年（1805）公議條規》中明確規定：“會館原為公車及應試京兆者而設，其貿易來意自有行寓，不便于會館居住以及存貯貨物，有失義舉本意。”
而商業行業會館的仙城會館，其章程中則明確規定：“本館為私人會議之所，無論何人，不能寄居或暫時借寓。”“云山別墅”，由山西商人集資，建于清嘉慶年間（1796—1820），位于西城區下斜街1號（舊為路西一號）。其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所定規條中明確規定：“新館為吾鄉祀神讌會公所，其京外文武各官引見當差，及文武鄉會試公車概不準居住。”
由此可見，士人會館接待的是來京公干官員和鄉會試舉子，不允許商人入??；商業行業會館是商人的“祀神燕集公所”，是不接待住宿，尤其不準官員及文武鄉會試公車居住。你不許我，我不許你，涇渭分明。
封建王朝有“士農工商”四民之分，一想及此，就能理解這其中的道理。這是因為士人與商人二者的職業、社會地位等等，都有不同使然。更何況，對于士、商各自的行為舉止等，官方還有相關的法規政令。
談及北京明清時期的城市文化，一般劃分為皇家文化、士人文化與平民文化三個類別。依此，士子會館所承載的，當屬于士人文化；商業行業會館則屬于平民文化。所以，士人會館與商業行業會館，雖然都稱會館，但此“會館”真的不是彼“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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