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是上海當前的一項全局性工作，其本質是城市化的普遍原理在現階段上海的大規模實踐。近百年來，發達國家的許多城市已陸續走過類似的階段并經歷迷茫與探索。這期間形成的城市意象理論與City Walk意蘊，既拓展了認知城市的視野，也拓展了藝術涵蓋的領域，“以城市為對象的藝術”凸顯為城市更新的題中應有之義。
城市意象——技術迷茫中的藝術啟示
歐美在20世紀30年代已達到了較高的城市化程度，在二戰之后的大規模重建和產業調整中，進一步擬合出了更高效的土地分級開發模式，迅速普及了現代化的城市硬件體系，由此一度風靡著工具理性導向的“物質空間形態決定論”。
但新興的城區環境和先進的物質條件并未能持續給予公眾獲得感，還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如土地價格上漲導致城區職住分離加劇，土地二級開發追逐自身經濟利益而無視社會成本，布景化標準化的商業模塊遮蓋地域特色等。
與此同時，既有的“城市規劃—建筑設計”流程又缺乏相應的社會干預機制，城市物質空間在高速增長中出現明顯偏離人本需求的混亂趨勢。
技術路線上遭遇迷茫，藝術維度中蘊藏啟示。思想界在兩者思維方式的轉換中意識到，在城市日益多維的客觀評價體系之外，需要對公眾的主觀感受予以足夠重視；并進一步認識到，在市政和建筑增量瓶頸之上，需要“以城市為對象的設計”應對可持續發展困境。
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知名高校開始建設城市設計專業；6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聯合出版的城市研究叢書第一冊《城市意象》，推導出城市設計的一個具體價值目標——形象性（Imageablity），闡釋了城市形象的藝術性原理。
城市意象研究以公眾的心理感受為出發點，共鳴著藝術的人文關懷。城市形象也確實是藝術性的——是人們創造的，體現出社會意識，寄托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形式性和審美性，以及文化傳承、交流、教育的功能等等。
城市形象的藝術性質很獨特。城市與建筑具有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的空間性，不僅可以在外部欣賞，還可以進入內部體驗。城市又具有不同于建筑的時間性，公眾對于二者的日常感受差異，類似于電影和照片。城市也無法隱藏，而會持續地被公眾感受，后者同時又是城市舞臺的一部分和修改者。再因為城市的宏大，公眾對于城市的感受和修改難以同步，并不斷相互干擾、迷惑、切割。故而，城市形象是一種與時間有關的大眾日常共建藝術，但難以套用類似于音樂或戲劇那樣具有明確行進控制的時效模式，也顯然不同于可以游離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景觀，對此長遠以來也缺乏專門的研究。
作為研究方法和藝術體驗的City Walk
城市意象理論是城市設計專業設立后的最早期基礎性成果之一，其研究工作起步于在三座美國城市波士頓、澤西城、洛杉磯中心城區的“街頭調查”。
這是作為城市研究方法的City Walk，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由經過訓練的觀察者系統性地現場踏勘這些城區的物質環境要素，繪制地圖并注明各類要素的可見性、形象的強弱、連續或中斷等等屬性，并分析其中特別成功或薄弱的成分。二是面向一批居住地和工作地都長期位于這些城區內的人們，了解他們對本地物質環境的印象，包括讓他們漫談敘述，確定方位，勾畫草圖，以及設計游覽路線等。
上述調查取得的素材顯示出，公眾在日常適應城區環境的過程中，會共性地從直觀的實景中抽象出結構并持續修正。人們因而可以分解歸納出城區形象的構成因素，有條理地解析不同城區的“公眾口碑”差異，在理論層次為城市更新提供人本指引。
后續深入研究建立起的城市意向理論，解析了城市感受最基礎的心理機制，演繹了城市環境從對象到形象的轉變模式，提煉了有助于增強城市形象的設計要素。這些要素分為五類：道路（Path）、邊界（Edge）、區域（District）、節點（Node）、標志（Landmark），它們像電影中的不同角色，有規律地互相穿插迭合。比如，區域由節點構成，受邊界限定，道路穿插其中，標志散布在內。
理論研究劃分出城市形象要素的基準類型，現實中的城市美感則來自對各類要素協奏的“街頭欣賞”。這是作為城市藝術體驗的City Walk，至少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以步行這種最基礎的自主移動方式體驗城市，通過自己身體的移動而直接建立空間感受，并將途經各種真實的“他人”“他物”，和自己的身體一起交織寫入城市空間，由此形成一種文本。二是以能否“在場自主行走”，區分出“表象”與“現實”這兩種“空間閱讀”。影像、雕塑、舞臺、模型、圖紙等媒介呈現的空間表象，在還原現場的同時也將讀者與實際的“在場”區隔開來，此時供閱讀的是已獨立成篇的“他處”空間文本，讀者“身體所在”和“意識關注”的是不同的空間。
在上述第一層含義中，城市中的行走就是一種自我書寫的創作，被喻為“步行修辭學”；在第二層含義中，即使讀者身處真實的城市空間之中但只是駐足靜觀，在本質上他仍然被限制在“空間表象閱讀”之內，換言之，“駐足靜觀”把現實空間劇場化了。而在身體被步行帶入空間的過程中，人與空間處于最純粹直接的關系，其中的場景、建筑、街道、聲音、氣息等等元素作為符號，不經由媒介轉呈，是未被壓縮未被化約的完整存在。因此，以人在步行空間之中的“現場性”為前提，才能閱讀最實在的空間敘事，這也是City Walk的獨特藝術魅力。
藝術城市化與城市藝術化
在公眾的城市印象之外，社會學的研究更進一步揭示了現代城市的機器式“分工系統”屬性，即市場通過精細勞動分工來組織社會化生產，個體則需要通過“職位端口”接入某個功能系統，獲得自己的社會生存空間。
在效率優勢和競爭機制下，現代城市成為高密度高流動性的資源集合，總體上常態擁擠著陌生人。現代城市化進程在提升物質條件吸引力的同時，也瓦解著傳統社會的血緣地緣共同體，達到一定階段后，前者會趨于平緩，后者則幾近消散。此時，城市形象從日常泛在的“長物”，變為增進城市精神聯結的藝術紐帶，響應強烈的社會需求。
回味近年來伴隨著城市更新步伐，上海涌現出的“一江一河”“建筑可閱讀”“城市空間藝術季”、電影《愛情神話》、電視劇《繁花》等現象級藝術項目，皆是規律使然。
這些藝術成就的表現形式多樣，但都基于上海城市形象加以意向轉化；散布的上海城市元素，在活躍的藝術環境中發生類似“蛋白質交聯作用”，不斷形成“化學鍵”彼此關聯。藝術的城市化，醞釀出新的風味品類；城市的藝術化，蛻變著新的精神共同體雛形。兩者皆在雙向奔赴中詩意地“改性”，洋溢出上海城市更新的微醺格調，在城市空間再生產中日益顯效。
例如在黃浦江“道路（Path）”上，徐匯濱江實施“雙A（Art+AI）”戰略，推動11.4公里傳統工業岸線“銹帶”的產業轉型和空間更新；在近代上海“區域（District）”中，愚園路長寧段定位“藝術愚園”，將一批“流量首店”導入街區歷史建筑，構建獨特的“跨界生活美學體驗街區”業態。
城市更新指向消解城市可持續發展障礙，但在實踐中有不同的具體任務，如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優化產業的類型結構和空間分布，縮小城區間的發展不平衡等。因此，城市與藝術的融合更新，也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基于不同的城市文脈，存在不同的正確方式與路徑。現代社會變遷中的藝術城市化與城市藝術化，源自應對城市困境的實踐探索，也迫切需要加強圍繞城市更新的藝術思想理論建設，藝術評論領域正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城市更新是上海當前的一項全局性工作，其本質是城市化的普遍原理在現階段上海的大規模實踐。近百年來，發達國家的許多城市已陸續走過類似的階段并經歷迷茫與探索。這期間形成的城市意象理論與City Walk意蘊，既拓展了認知城市的視野，也拓展了藝術涵蓋的領域，“以城市為對象的藝術”凸顯為城市更新的題中應有之義。
城市意象——技術迷茫中的藝術啟示
歐美在20世紀30年代已達到了較高的城市化程度，在二戰之后的大規模重建和產業調整中，進一步擬合出了更高效的土地分級開發模式，迅速普及了現代化的城市硬件體系，由此一度風靡著工具理性導向的“物質空間形態決定論”。
但新興的城區環境和先進的物質條件并未能持續給予公眾獲得感，還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如土地價格上漲導致城區職住分離加劇，土地二級開發追逐自身經濟利益而無視社會成本，布景化標準化的商業模塊遮蓋地域特色等。
與此同時，既有的“城市規劃—建筑設計”流程又缺乏相應的社會干預機制，城市物質空間在高速增長中出現明顯偏離人本需求的混亂趨勢。
技術路線上遭遇迷茫，藝術維度中蘊藏啟示。思想界在兩者思維方式的轉換中意識到，在城市日益多維的客觀評價體系之外，需要對公眾的主觀感受予以足夠重視；并進一步認識到，在市政和建筑增量瓶頸之上，需要“以城市為對象的設計”應對可持續發展困境。
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知名高校開始建設城市設計專業；6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聯合出版的城市研究叢書第一冊《城市意象》，推導出城市設計的一個具體價值目標——形象性（Imageablity），闡釋了城市形象的藝術性原理。
城市意象研究以公眾的心理感受為出發點，共鳴著藝術的人文關懷。城市形象也確實是藝術性的——是人們創造的，體現出社會意識，寄托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形式性和審美性，以及文化傳承、交流、教育的功能等等。
城市形象的藝術性質很獨特。城市與建筑具有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的空間性，不僅可以在外部欣賞，還可以進入內部體驗。城市又具有不同于建筑的時間性，公眾對于二者的日常感受差異，類似于電影和照片。城市也無法隱藏，而會持續地被公眾感受，后者同時又是城市舞臺的一部分和修改者。再因為城市的宏大，公眾對于城市的感受和修改難以同步，并不斷相互干擾、迷惑、切割。故而，城市形象是一種與時間有關的大眾日常共建藝術，但難以套用類似于音樂或戲劇那樣具有明確行進控制的時效模式，也顯然不同于可以游離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景觀，對此長遠以來也缺乏專門的研究。
作為研究方法和藝術體驗的City Walk
城市意象理論是城市設計專業設立后的最早期基礎性成果之一，其研究工作起步于在三座美國城市波士頓、澤西城、洛杉磯中心城區的“街頭調查”。
這是作為城市研究方法的City Walk，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由經過訓練的觀察者系統性地現場踏勘這些城區的物質環境要素，繪制地圖并注明各類要素的可見性、形象的強弱、連續或中斷等等屬性，并分析其中特別成功或薄弱的成分。二是面向一批居住地和工作地都長期位于這些城區內的人們，了解他們對本地物質環境的印象，包括讓他們漫談敘述，確定方位，勾畫草圖，以及設計游覽路線等。
上述調查取得的素材顯示出，公眾在日常適應城區環境的過程中，會共性地從直觀的實景中抽象出結構并持續修正。人們因而可以分解歸納出城區形象的構成因素，有條理地解析不同城區的“公眾口碑”差異，在理論層次為城市更新提供人本指引。
后續深入研究建立起的城市意向理論，解析了城市感受最基礎的心理機制，演繹了城市環境從對象到形象的轉變模式，提煉了有助于增強城市形象的設計要素。這些要素分為五類：道路（Path）、邊界（Edge）、區域（District）、節點（Node）、標志（Landmark），它們像電影中的不同角色，有規律地互相穿插迭合。比如，區域由節點構成，受邊界限定，道路穿插其中，標志散布在內。
理論研究劃分出城市形象要素的基準類型，現實中的城市美感則來自對各類要素協奏的“街頭欣賞”。這是作為城市藝術體驗的City Walk，至少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以步行這種最基礎的自主移動方式體驗城市，通過自己身體的移動而直接建立空間感受，并將途經各種真實的“他人”“他物”，和自己的身體一起交織寫入城市空間，由此形成一種文本。二是以能否“在場自主行走”，區分出“表象”與“現實”這兩種“空間閱讀”。影像、雕塑、舞臺、模型、圖紙等媒介呈現的空間表象，在還原現場的同時也將讀者與實際的“在場”區隔開來，此時供閱讀的是已獨立成篇的“他處”空間文本，讀者“身體所在”和“意識關注”的是不同的空間。
在上述第一層含義中，城市中的行走就是一種自我書寫的創作，被喻為“步行修辭學”；在第二層含義中，即使讀者身處真實的城市空間之中但只是駐足靜觀，在本質上他仍然被限制在“空間表象閱讀”之內，換言之，“駐足靜觀”把現實空間劇場化了。而在身體被步行帶入空間的過程中，人與空間處于最純粹直接的關系，其中的場景、建筑、街道、聲音、氣息等等元素作為符號，不經由媒介轉呈，是未被壓縮未被化約的完整存在。因此，以人在步行空間之中的“現場性”為前提，才能閱讀最實在的空間敘事，這也是City Walk的獨特藝術魅力。
藝術城市化與城市藝術化
在公眾的城市印象之外，社會學的研究更進一步揭示了現代城市的機器式“分工系統”屬性，即市場通過精細勞動分工來組織社會化生產，個體則需要通過“職位端口”接入某個功能系統，獲得自己的社會生存空間。
在效率優勢和競爭機制下，現代城市成為高密度高流動性的資源集合，總體上常態擁擠著陌生人。現代城市化進程在提升物質條件吸引力的同時，也瓦解著傳統社會的血緣地緣共同體，達到一定階段后，前者會趨于平緩，后者則幾近消散。此時，城市形象從日常泛在的“長物”，變為增進城市精神聯結的藝術紐帶，響應強烈的社會需求。
回味近年來伴隨著城市更新步伐，上海涌現出的“一江一河”“建筑可閱讀”“城市空間藝術季”、電影《愛情神話》、電視劇《繁花》等現象級藝術項目，皆是規律使然。
這些藝術成就的表現形式多樣，但都基于上海城市形象加以意向轉化；散布的上海城市元素，在活躍的藝術環境中發生類似“蛋白質交聯作用”，不斷形成“化學鍵”彼此關聯。藝術的城市化，醞釀出新的風味品類；城市的藝術化，蛻變著新的精神共同體雛形。兩者皆在雙向奔赴中詩意地“改性”，洋溢出上海城市更新的微醺格調，在城市空間再生產中日益顯效。
例如在黃浦江“道路（Path）”上，徐匯濱江實施“雙A（Art+AI）”戰略，推動11.4公里傳統工業岸線“銹帶”的產業轉型和空間更新；在近代上海“區域（District）”中，愚園路長寧段定位“藝術愚園”，將一批“流量首店”導入街區歷史建筑，構建獨特的“跨界生活美學體驗街區”業態。
城市更新指向消解城市可持續發展障礙，但在實踐中有不同的具體任務，如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優化產業的類型結構和空間分布，縮小城區間的發展不平衡等。因此，城市與藝術的融合更新，也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基于不同的城市文脈，存在不同的正確方式與路徑。現代社會變遷中的藝術城市化與城市藝術化，源自應對城市困境的實踐探索，也迫切需要加強圍繞城市更新的藝術思想理論建設，藝術評論領域正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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