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家靠荷爾蒙寫作”自勉的馬伯庸，許是真有“馬不停蹄”的基因傳承：從事職業創作尚不滿10年，就以令人驚愕的速度，馳騁歷史小說、神話小說、科幻小說等多個領域，在當今文學界聲名鵲起。由于深諳“大局+小吏”的排兵布陣，再若無其事地點綴些共鳴當下的“佐料”，馬伯庸的每部作品一經出版，幾乎都能引來眾多擁躉。大概早就堅定了“不想當美食家的歷史愛好者絕對不是好的小說家”的理想，在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食南之徒》中，馬伯庸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以蜻蜓點水之筆順帶過些甘旨肥濃的“美食癮”，而是讓《史記》可輯的老饕漢使唐蒙，一頭撲進美食的洪流，大搖大擺地當起吃貨。
為歷史的復雜性提供解讀
歷史的長河浩浩湯湯，人物、事件數不勝數，但有幸載入汗青的，卻是鳳毛麟角；至于那些被時光和塵土掩去的部分，要么任其沉睡，要么就打撈起細節，把未知的可能喚醒。早在一百年前，魯迅的《故事新編》、施蟄存的《將軍底頭》等作品，就試圖在歷史、神話和名著的褶皺中爬梳剔抉，以順理成章的想象和敘述，為那些可能被略去的復雜性提供解讀。
馬伯庸的代表作《長安的荔枝》，就以“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名句為“情節構架”，以徽州文書中記載的周德文的坎坷經歷為“精神血肉”，建構起了一部五千里外運荔枝的小人物辛酸史。在《食南之徒》中，馬伯庸信手撿拾的仍是兩條線索：一條是《史記》對“唐蒙通夜郎”寥寥數筆的記錄，小說23萬余字的情節都由此鋪陳；另一條是南越王宮舊址出土的“壺棗一木”竹簡，馬伯庸的一系列附會和假想，比如孝景帝“狐死首丘”的暗諷，比如南越王趙佗頒發“轉運策”阻斷南北貿易的由頭等等，都因循著這根竹簡所附著的濃厚鄉愁。
在《食南之徒》的后記中，馬伯庸寫道，“書中涉及的南越國各種風土、掌故、用具、建筑風格等，皆有考古佐證”；事實上，也大抵如此。小說提及的甑（食器）、釜壺（炊器）、胥余果（椰子）、五斂子（陽桃）、爰書（司法文書）、珠水（珠江）等名，皆使用了秦漢古稱。此外，小說有一處提到了趙眜用“燕窩”款待莊助，但據汪曾祺《宋朝人的吃喝》所寫，遍檢宋人筆記，“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從明朝才開始”。《食南之徒》將“燕窩食用史”推前了1500多年，自然可以認為是一種錯訛，但海絲之路在秦漢時已經形成，肇始于爪哇的燕窩，此時由海絲之路傳入南越，并長期僅供宮廷而不為人知，也非沒有可能。
就像長篇小說《兩京十五日》里，朱瞻基、于謙、朱高煦等歷史人物魚貫登場一樣，《食南之徒》中最為核心的人物，比如漢朝的唐蒙、莊助、王恢、路博德，南越國的任囂、呂嘉和三代南越王趙佗、趙眜、趙嬰齊，也都真實存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趙眜，在《史記》《漢書》等典籍中，“南越文王”的名字均被記載為“趙胡”，1983年南越王墓挖掘后，“趙胡”的真名“趙眜”才周知于天下。這當然表明，歷史的發展一直都在不斷豐富、不斷糾偏，就好比《食南之徒》中對于唐蒙出使南越過程、任囂為何傳位趙佗、趙佗究竟因何病故等細節的想象，看似純屬推斷，但隨著更多歷史細節的浮現，誰又能在當下就斬釘截鐵地證偽？就像戴錦華所說的：“歷史從來不是關于過去的，歷史從來都是關于未來的。”與此同時，史書對趙眜“多病孱弱，生無建樹”的描述，也在《食南之徒》中得到了承接。小說中“趙眜最關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王位帝位，而是睡個好覺”，“趙眜本質上還是個懼怕風雨的嬰孩”等細節，看似與常規的帝王形象大相徑庭，但對照史實里的趙眜“人設”，卻又出奇契合。
“由淡到濃”的食貨唐蒙
多年來，馬伯庸始終鐘情于“小人物”寫作，即便《兩京十五日》《太白金星有點煩》等小說中，主人公們都是“大人物”身份，但就其某時某刻的境況而言，卻也是卑微的“小人物”。
和《長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毫不知情地“入坑”一樣，《食南之徒》的主人公唐蒙，也是莫名其妙地就被卷入歷史。但馬伯庸意欲塑造的絕對不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倒霉鬼”，而是他們如何從“順其自然”變為“逆天改命”，并最終在歷史的浪潮中全身而退。
唐蒙身上有很多標簽，除了聰慧機警、堅忍不拔、一諾千金這些絕對正面的品質之外，還有兩個相對雜糅的符號：一個是“吃貨”，另一個是“淡人”——唐蒙的有趣、唐蒙的糾結，也都是嫁接于此。
正如前文所說，唐蒙的貪吃屬性源自于《史記》所載，但相比較《史記》的簡筆勾勒，馬伯庸則是大揮筆墨。《食南之徒》甫一開篇，映入眼簾的就是唐蒙孜孜不倦、大快朵頤的吃貨形象。在接下來的故事中，唐蒙時刻踐行著“民以食為天”的“最高理想”：進入南越國，被番禺城民投擲五斂子，唐蒙脫口而出的竟是“（這東西）好吃嗎？”；尋訪任延壽中毒經過時，面對老莊丁隨口一句“咬死人的蛇是大不吉，不如吃了”，唐蒙立馬反問的也是“好吃嗎”？
當然，唐蒙絕對不只是沉溺于口腹之欲的饞貓，想必深諳“治大國如烹小鮮”的道理，食物同樣是他參透人生的關鍵索引：行舟過程中，面對江面綿密的細雨，他聯想到“熬煮的稻米羹”，并生發出“造化為廚，天地為釜”的感慨；和兩代南越王進餐時，引用起《尚書》里“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的句子，并感慨“明說鹽梅乃烹飪必備之調料，實則是說要善用賢良之人為佐使，國政方可清明”。這些，足見唐蒙這個吃貨不僅毫不糊涂，而且還讓人肅然起敬。
最初，唐蒙的形象一目了然，那就是仗著小聰明而堅定選擇“躺平”的小吏，風吹雨打、刀山火海，什么都撼動不了，就連被囚禁在塢堡生死未卜，都能“四仰八叉”，“發出香甜的呼嚕聲”。但馬伯庸沒有讓唐蒙在“淡人”的道上走到黑，當小說行進到三分之二時，原本還在躺平和上進間徘徊的唐蒙，突然“濃度飆升”，并且奮起一躍。
唐蒙“由淡到濃”的轉變，就連小說中常伴左右的黃同都大為不解，“唐副使你明明從一開始就不愿意來嶺南，何以現在這么拼”？唐蒙以“我是為了那一罐蜀枸醬”搪塞敷衍，實則卻是附著在蜀枸醬上的承諾和人性，讓他錨定了決心。《史記》對于唐蒙為何執著于探究“蜀枸醬”只字未提。馬伯庸虛構了“甘蔗”這個生活在最底層的平民角色，并用唐蒙和甘蔗的君子之約，填補了歷史空白，也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小人物們找到了一席之位。
在緊張和松弛間自如拿捏
從電影到電視劇，從舞臺劇到網絡游戲，馬伯庸儼然已經成為當下文學衍生產業中炙手可熱的IP。一方面，馬伯庸本就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僅《長安的荔枝》一部作品，豆瓣評分人數就多達18.3萬；另一方面，馬伯庸的小說天生就具有影視改編的獨特優勢，且不論緊湊的情節總讓人欲罷不能，就連小說敘事的技巧也是百轉千回。
《食南之徒》用的第三人稱，敘事主體在唐蒙、莊助等不同人物之間頻繁切換，既實現了對敘事場景的最大程度展現，也是“以彼觀己”，更加立體地塑造了人物。比如，小說有一段寫莊助的暴怒，短短80余字，視角轉換就多達三次：先寫莊助自己，“橫劍于膝，振臂一撅”；再寫利劍，“發出一聲哀鳴，竟斷折成兩截”；最后寫黃同之所見，“發現這位無論何時都保持著儀態的翩翩貴公子，陡然露出一種近乎崩潰的扭曲神情”——三位一體的敘述視角，讓主體的情緒、物體的變化、客體的感官全都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令人窒息的緊繃感。又比如，在初訪梅耶酒肆的故事中，馬伯庸先讓“尋訪者”脫去了人物身份，但凡提及都只稱呼“客人”；低存在感的“客人”形象，更為有利的把讀者注意力聚攏在酒肆主人梅耶身上；至于尋訪者，就當他是個無關緊要的“路人甲”吧。然而，待到甘蔗出現，“客人”的稱呼立馬收回，敘事中言必提“唐蒙”，讀者的注意力迅速被拉了回來。
馬伯庸的確是個“拿捏”節奏的好手。讀者的緊張、讀者的松弛，全由他一手操弄。當唐蒙被誣告埋設人偶詛咒趙佗時，莊柱和趙眜之間的氣氛已經緊張到凝固，但一旁的趙嬰齊卻突然問道：“先生明日還來講學嗎？”一句不合時宜的發問，使得這位未來君主的荒誕躍然紙上，劍拔弩張的敘事也因此舒緩，焦慮的讀者終于舒了口氣。當莊助和唐蒙緊張地商議著南越稱帝的大事時，讀者也正沉浸于對事態進展的推斷。但唐蒙卻“一張開嘴，冒出一個嗝”，吃貨的形象再次凸顯，讀者的“嚴肅臉”也隨之消解。
早年的馬伯庸，多次收獲科幻文學“銀河獎”、人民文學獎等重要獎項。但隨著作品的暢銷，馬伯庸似乎也被隔絕在了嚴肅文學的視野之外。“嚴肅性”和“流行性”從來就不是有你沒我的關系，馬伯庸對歷史的揣度、對人性的推演，理應和傳統的嚴肅文學一樣，同樣值得尊重。
用“作家靠荷爾蒙寫作”自勉的馬伯庸，許是真有“馬不停蹄”的基因傳承：從事職業創作尚不滿10年，就以令人驚愕的速度，馳騁歷史小說、神話小說、科幻小說等多個領域，在當今文學界聲名鵲起。由于深諳“大局+小吏”的排兵布陣，再若無其事地點綴些共鳴當下的“佐料”，馬伯庸的每部作品一經出版，幾乎都能引來眾多擁躉。大概早就堅定了“不想當美食家的歷史愛好者絕對不是好的小說家”的理想，在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食南之徒》中，馬伯庸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以蜻蜓點水之筆順帶過些甘旨肥濃的“美食癮”，而是讓《史記》可輯的老饕漢使唐蒙，一頭撲進美食的洪流，大搖大擺地當起吃貨。
為歷史的復雜性提供解讀
歷史的長河浩浩湯湯，人物、事件數不勝數，但有幸載入汗青的，卻是鳳毛麟角；至于那些被時光和塵土掩去的部分，要么任其沉睡，要么就打撈起細節，把未知的可能喚醒。早在一百年前，魯迅的《故事新編》、施蟄存的《將軍底頭》等作品，就試圖在歷史、神話和名著的褶皺中爬梳剔抉，以順理成章的想象和敘述，為那些可能被略去的復雜性提供解讀。
馬伯庸的代表作《長安的荔枝》，就以“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名句為“情節構架”，以徽州文書中記載的周德文的坎坷經歷為“精神血肉”，建構起了一部五千里外運荔枝的小人物辛酸史。在《食南之徒》中，馬伯庸信手撿拾的仍是兩條線索：一條是《史記》對“唐蒙通夜郎”寥寥數筆的記錄，小說23萬余字的情節都由此鋪陳；另一條是南越王宮舊址出土的“壺棗一木”竹簡，馬伯庸的一系列附會和假想，比如孝景帝“狐死首丘”的暗諷，比如南越王趙佗頒發“轉運策”阻斷南北貿易的由頭等等，都因循著這根竹簡所附著的濃厚鄉愁。
在《食南之徒》的后記中，馬伯庸寫道，“書中涉及的南越國各種風土、掌故、用具、建筑風格等，皆有考古佐證”；事實上，也大抵如此。小說提及的甑（食器）、釜壺（炊器）、胥余果（椰子）、五斂子（陽桃）、爰書（司法文書）、珠水（珠江）等名，皆使用了秦漢古稱。此外，小說有一處提到了趙眜用“燕窩”款待莊助，但據汪曾祺《宋朝人的吃喝》所寫，遍檢宋人筆記，“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從明朝才開始”。《食南之徒》將“燕窩食用史”推前了1500多年，自然可以認為是一種錯訛，但海絲之路在秦漢時已經形成，肇始于爪哇的燕窩，此時由海絲之路傳入南越，并長期僅供宮廷而不為人知，也非沒有可能。
就像長篇小說《兩京十五日》里，朱瞻基、于謙、朱高煦等歷史人物魚貫登場一樣，《食南之徒》中最為核心的人物，比如漢朝的唐蒙、莊助、王恢、路博德，南越國的任囂、呂嘉和三代南越王趙佗、趙眜、趙嬰齊，也都真實存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趙眜，在《史記》《漢書》等典籍中，“南越文王”的名字均被記載為“趙胡”，1983年南越王墓挖掘后，“趙胡”的真名“趙眜”才周知于天下。這當然表明，歷史的發展一直都在不斷豐富、不斷糾偏，就好比《食南之徒》中對于唐蒙出使南越過程、任囂為何傳位趙佗、趙佗究竟因何病故等細節的想象，看似純屬推斷，但隨著更多歷史細節的浮現，誰又能在當下就斬釘截鐵地證偽？就像戴錦華所說的：“歷史從來不是關于過去的，歷史從來都是關于未來的。”與此同時，史書對趙眜“多病孱弱，生無建樹”的描述，也在《食南之徒》中得到了承接。小說中“趙眜最關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王位帝位，而是睡個好覺”，“趙眜本質上還是個懼怕風雨的嬰孩”等細節，看似與常規的帝王形象大相徑庭，但對照史實里的趙眜“人設”，卻又出奇契合。
“由淡到濃”的食貨唐蒙
多年來，馬伯庸始終鐘情于“小人物”寫作，即便《兩京十五日》《太白金星有點煩》等小說中，主人公們都是“大人物”身份，但就其某時某刻的境況而言，卻也是卑微的“小人物”。
和《長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毫不知情地“入坑”一樣，《食南之徒》的主人公唐蒙，也是莫名其妙地就被卷入歷史。但馬伯庸意欲塑造的絕對不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倒霉鬼”，而是他們如何從“順其自然”變為“逆天改命”，并最終在歷史的浪潮中全身而退。
唐蒙身上有很多標簽，除了聰慧機警、堅忍不拔、一諾千金這些絕對正面的品質之外，還有兩個相對雜糅的符號：一個是“吃貨”，另一個是“淡人”——唐蒙的有趣、唐蒙的糾結，也都是嫁接于此。
正如前文所說，唐蒙的貪吃屬性源自于《史記》所載，但相比較《史記》的簡筆勾勒，馬伯庸則是大揮筆墨。《食南之徒》甫一開篇，映入眼簾的就是唐蒙孜孜不倦、大快朵頤的吃貨形象。在接下來的故事中，唐蒙時刻踐行著“民以食為天”的“最高理想”：進入南越國，被番禺城民投擲五斂子，唐蒙脫口而出的竟是“（這東西）好吃嗎？”；尋訪任延壽中毒經過時，面對老莊丁隨口一句“咬死人的蛇是大不吉，不如吃了”，唐蒙立馬反問的也是“好吃嗎”？
當然，唐蒙絕對不只是沉溺于口腹之欲的饞貓，想必深諳“治大國如烹小鮮”的道理，食物同樣是他參透人生的關鍵索引：行舟過程中，面對江面綿密的細雨，他聯想到“熬煮的稻米羹”，并生發出“造化為廚，天地為釜”的感慨；和兩代南越王進餐時，引用起《尚書》里“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的句子，并感慨“明說鹽梅乃烹飪必備之調料，實則是說要善用賢良之人為佐使，國政方可清明”。這些，足見唐蒙這個吃貨不僅毫不糊涂，而且還讓人肅然起敬。
最初，唐蒙的形象一目了然，那就是仗著小聰明而堅定選擇“躺平”的小吏，風吹雨打、刀山火海，什么都撼動不了，就連被囚禁在塢堡生死未卜，都能“四仰八叉”，“發出香甜的呼嚕聲”。但馬伯庸沒有讓唐蒙在“淡人”的道上走到黑，當小說行進到三分之二時，原本還在躺平和上進間徘徊的唐蒙，突然“濃度飆升”，并且奮起一躍。
唐蒙“由淡到濃”的轉變，就連小說中常伴左右的黃同都大為不解，“唐副使你明明從一開始就不愿意來嶺南，何以現在這么拼”？唐蒙以“我是為了那一罐蜀枸醬”搪塞敷衍，實則卻是附著在蜀枸醬上的承諾和人性，讓他錨定了決心。《史記》對于唐蒙為何執著于探究“蜀枸醬”只字未提。馬伯庸虛構了“甘蔗”這個生活在最底層的平民角色，并用唐蒙和甘蔗的君子之約，填補了歷史空白，也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小人物們找到了一席之位。
在緊張和松弛間自如拿捏
從電影到電視劇，從舞臺劇到網絡游戲，馬伯庸儼然已經成為當下文學衍生產業中炙手可熱的IP。一方面，馬伯庸本就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僅《長安的荔枝》一部作品，豆瓣評分人數就多達18.3萬；另一方面，馬伯庸的小說天生就具有影視改編的獨特優勢，且不論緊湊的情節總讓人欲罷不能，就連小說敘事的技巧也是百轉千回。
《食南之徒》用的第三人稱，敘事主體在唐蒙、莊助等不同人物之間頻繁切換，既實現了對敘事場景的最大程度展現，也是“以彼觀己”，更加立體地塑造了人物。比如，小說有一段寫莊助的暴怒，短短80余字，視角轉換就多達三次：先寫莊助自己，“橫劍于膝，振臂一撅”；再寫利劍，“發出一聲哀鳴，竟斷折成兩截”；最后寫黃同之所見，“發現這位無論何時都保持著儀態的翩翩貴公子，陡然露出一種近乎崩潰的扭曲神情”——三位一體的敘述視角，讓主體的情緒、物體的變化、客體的感官全都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令人窒息的緊繃感。又比如，在初訪梅耶酒肆的故事中，馬伯庸先讓“尋訪者”脫去了人物身份，但凡提及都只稱呼“客人”；低存在感的“客人”形象，更為有利的把讀者注意力聚攏在酒肆主人梅耶身上；至于尋訪者，就當他是個無關緊要的“路人甲”吧。然而，待到甘蔗出現，“客人”的稱呼立馬收回，敘事中言必提“唐蒙”，讀者的注意力迅速被拉了回來。
馬伯庸的確是個“拿捏”節奏的好手。讀者的緊張、讀者的松弛，全由他一手操弄。當唐蒙被誣告埋設人偶詛咒趙佗時，莊柱和趙眜之間的氣氛已經緊張到凝固，但一旁的趙嬰齊卻突然問道：“先生明日還來講學嗎？”一句不合時宜的發問，使得這位未來君主的荒誕躍然紙上，劍拔弩張的敘事也因此舒緩，焦慮的讀者終于舒了口氣。當莊助和唐蒙緊張地商議著南越稱帝的大事時，讀者也正沉浸于對事態進展的推斷。但唐蒙卻“一張開嘴，冒出一個嗝”，吃貨的形象再次凸顯，讀者的“嚴肅臉”也隨之消解。
早年的馬伯庸，多次收獲科幻文學“銀河獎”、人民文學獎等重要獎項。但隨著作品的暢銷，馬伯庸似乎也被隔絕在了嚴肅文學的視野之外。“嚴肅性”和“流行性”從來就不是有你沒我的關系，馬伯庸對歷史的揣度、對人性的推演，理應和傳統的嚴肅文學一樣，同樣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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