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泰特不列顛美術館臨展廳頗具粗野主義色彩的灰色穹頂下，展覽“薩金特與時尚”的華麗絕艷與之形成鮮明對撞。即使深恐藝術之深奧而對美術館望而卻步的人，也定會在展廳里那些流溢的色彩、精美的華服和栩栩如生的面容前屏住呼吸。“時尚”，是約翰·辛格·薩金特（1856-1925）創作的內在構成，是他對肖像畫之美的定義的直接顯現，而絕非一種附加的淺薄表象。在他筆下，時尚不再易逝，而永遠襯托著那些依然鮮活的面容，于畫中熠熠生輝。
薩金特生于佛羅倫薩，父母是美國人。孩童時期，他曾在歐洲不同國家生活，并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接受藝術訓練，師從杜蘭。作為一名成功的肖像畫家，他在法國、英國與美國都享有盛譽，并于1897年成為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正式成員。盡管被公認具有出眾的技術，但薩金特常因浮華的繪畫風格而招致對于其“只是繪畫大師而非藝術家”的批評。而通過泰特的展覽，我們得以重新發現時尚對于薩金特創作的重要性以及他在藝術史中的價值。
展覽曾于去年底至今年初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展出；相比此次泰特的展覽名稱，波士頓美術館的展名“薩金特：塑造時尚”或許更具玩味的空間。它提示我們，如果“一成不變”是離時尚最遠的詞語，那么薩金特也絕非當時時尚與流行的刻板記錄者，而是根據自己的審美喜好和繪畫風格來創造時尚的藝術大師。他為他的模特決定上身的服飾、或服飾在畫架前呈現的樣子：他用別針對服飾進行垂墜、折疊等種種處理，以創造符合理想的形狀和質感。即便那些身份顯赫的委托人穿著昂貴的當季時裝，薩金特依然會在畫作中對其進行有意識地調整和修改。泰特展特意將不少畫中人物當年穿著的服飾呈現于繪畫原作旁，使得薩金特對于時尚的應用與改造在對比中呼之欲出，成為展覽策展上的一大亮點。
引子部分的《沙遜夫人像》即為一例：一旁沙遜夫人的斗篷原物由黑色的塔夫綢籠罩，在靜態中略顯沉悶；而薩金特的畫中，平時本很難被看到的鮮亮的粉色內襯構成了一道顯著的斜線，與塔夫綢在劇院燈光下帶有現代意味的反光和脖頸上的珍珠項鏈共同構成了畫面中流溢的光彩，呼應著主角白皙的面部，具有一種似會隨時變化或消逝的動態之美。這種實物和作品的區別，凸顯了薩金特捕捉瞬間的能力和塑造時尚的眼光。
這件黑色歌劇斗篷進而指引著展覽呈現19世紀晚期女性黑色禮服的流行和薩金特畫作中對于黑色的格外鐘愛；后者被認為啟發自委拉斯開茲和弗蘭斯·哈爾斯這兩位17世紀的大師對黑色的絕妙運用，正可與英國國家美術館年初落幕的哈爾斯大展（目前正于荷蘭國立博物館展出）中的作品相互參看。這既提醒著薩金特藝術特點與時尚趨勢的密切聯系，也展現著這位技藝精湛的畫家是如何調和古典傳統（尤其是肖像畫傳統）與一種現代風格之間的關系的。金色的畫框、黃褐色的背景和畫中女性各異的黑色禮服，構成這一部分奢靡華貴、彰顯鍍金時代風格的印象。
其中，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的《X夫人像》是薩金特最具知名度的作品之一，此次與泰特自身所藏的同主題未完習作并置展示，相當難得。畫中女子是維吉妮·戈特羅，因美貌和風流而在巴黎的社交圈名噪一時，薩金特因而主動提出為其作畫，并在創作過程中傾注大量精力。此畫在1884年巴黎的沙龍中展出時卻收獲相當多負面評價；無論此畫中的人物還是服飾，恐怕對今天的大多數觀眾來說都具有某種簡潔而高貴的品質，但在19世紀的法國被認為粗俗、肉欲、聳動。大都會收藏的完作中右肩的寶石肩帶原是滑落的，而這成為畫作遭受抨擊、被認為傷風敗俗的要素之一（盡管緊身胸衣其實并不會因為肩帶的存在與否而滑落）；薩金特后來將其修改抬高至肩膀上一個看起來更加穩固的位置，但我們依然能夠在泰特收藏的習作中發現尚未加上的右肩帶——這個細節上的對比體現了畫家創作時對服飾細節的反復思忖，也說明時尚或者說道德標準的與世推移。
這起事件促使薩金特后來移居英國，成為其創作生涯中的重大轉折。他在倫敦切爾西泰德街的畫室是惠斯勒曾經使用過的，他在這里創作的第一批作品包括使他在英國聲名鵲起的《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這也是泰特館藏中最受人喜愛的畫作之一。展覽通過其溯源薩金特在英國的創作經歷，也呈現他如何采用外光主義的作畫方式，以及他和印象派的緊密聯系。薩金特對于畫面中服飾之美的獨特見解依然在給他帶來麻煩，如在《羅伯特·哈里森夫人像》中，他選擇在白色歐根紗禮服外罩上了一件極具戲劇效果的立領紅色斗篷，被刻薄地評論為“仿佛將帶著畫中人物前往梅菲斯特的領地（指地獄）”。然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斗篷朝向觀眾那一邊的邊沿將畫面大膽地均分為幾乎均等的兩半，女主人公交疊的雙手、金色的細手鐲、胸口處衣衫微微透露出的紫色、袖籠里隱約可見的肌膚以及斗篷領口處的寶石扣子，都為畫面增添了精致、奢華又不乏戲劇性的元素，在今天幾乎可被視作一張出色的時尚大刊封面。
這種縱向線條在另一幅《W·格雷厄姆·羅伯遜像》中亦可見端倪：主人公穿著的大衣驚人的修長和平直，薩金特完全無意讓對象顯出魁偉的男性氣質，而一反傳統地利用其略向內翻轉的肢體和左手中纖長的手杖進一步拉長視覺比例，使這幅畫的視覺重心完全落在面部、手部和手杖的碧玉杖頭這三點亮色構成的三角上。華麗的用色和松散的筆觸風格與大衣塑造的板正塊面在畫中得到了微妙的調和。薩金特曾對羅伯遜說：“這件大衣太入畫了。你一定要穿上它。”可見他對于筆下人物服飾近乎偏執的把控，甚至服裝才是激發他創作的源頭，而絕非僅是附加在人物身上無關緊要的佩飾；他如此仔細地斟酌模特的衣服，因為其選擇將決定繪畫傳達的信息，左右畫面的藝術效果。
薩金特的職業生涯恰逢“高級定制”興起，人們癡迷于昂貴奢靡的華服，而時尚與繪畫之間的默契也愈發深入人心，人們甚至會反過來按照畫作來指導自己的穿衣打扮，在購買禮服時考慮“它入畫的話效果好嗎”？一如今天的我們對“上相”和“出片”的考量。
時尚的很大一部分是夸張的、戲劇化的、反日常的。薩金特筆下一些模特，如英國演員艾倫·特里和西班牙舞蹈家卡門西塔，本身就是職業的表演者；從中也可窺見薩金特對音樂和表演藝術的熱衷。
展覽現場展出的服飾烘托著這兩幅1890年左右創作的非委托作品，更增添了一種戲劇的效果：卡門西塔在畫中擺出一個雕塑般的靜態姿勢，但裙擺上的金色刺繡結合薩金特的松散筆觸，帶來一種如在旋轉的、波光粼粼的美感，而旋轉正是卡門西塔舞蹈的精髓。這種閃光的美感在畫中甚至比實物的裙子更加鮮活。而艾倫·特里以扮演莎士比亞劇的角色而聞名，薩金特在1888年觀看了《麥克白》的首演，并立即決定把特里在肖像畫中塑造成麥克白夫人的造型。畫作洋溢著濃重的前拉斐爾派風格，薩金特將服裝原本的綠色畫得偏藍，和特里赭紅色的頭發一起打造出一個更加濃郁、奇幻、夸張的色彩組合，為人物帶去豐富的、史詩般的戲劇張力。由愛麗絲·科姆斯·卡爾設計的服裝原件即陳列在畫作旁，上面嵌有許多寶石甲蟲，它們具金屬質感的鞘翅使得其在印度的莫臥兒和齋普爾宮廷被作為服裝上的刺繡，后受到英國人的狂熱追捧，在許多貴族女性肖像的裙裝上都可以發現其身影。它們是人類時尚發展史中最奇特的裝飾物之一，但如今，我們只能通過薩金特的畫作來遙想它被穿在舞臺上時反射的炫目光彩。
與薩金特同時代的作家兼設計師伊迪絲·沃頓在她的小說《純真年代》中提到，19世紀晚期的上流社交場景中，奢華的定制服裝像“盔甲”一樣賦予穿著者以社交上的優勢。肖像畫使這些形象被長久地凝固下來，但它們不僅僅是對委托人或被畫者的單純迎合和記錄，也注入像薩金特這樣的畫家的時尚創見和藝術理想，兩者間存在著一個充滿溝通、爭執和妥協的空間——正如席格語帶譏諷地評價薩金特的作品為“畫家想做的事情和委托人所能忍受的事情之間的妥協”。但即便是這片有限的區域，薩金特依然努力開創著自己的風格。靠著他畫中的片羽吉光，我們得以窺見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人們看待和展現自己的方式，以及這位藝術家定義里“時尚”的多彩樣貌。
作者：鮑文煒 上海博物館青年學者 現于英國訪學
在英國泰特不列顛美術館臨展廳頗具粗野主義色彩的灰色穹頂下，展覽“薩金特與時尚”的華麗絕艷與之形成鮮明對撞。即使深恐藝術之深奧而對美術館望而卻步的人，也定會在展廳里那些流溢的色彩、精美的華服和栩栩如生的面容前屏住呼吸。“時尚”，是約翰·辛格·薩金特（1856-1925）創作的內在構成，是他對肖像畫之美的定義的直接顯現，而絕非一種附加的淺薄表象。在他筆下，時尚不再易逝，而永遠襯托著那些依然鮮活的面容，于畫中熠熠生輝。
薩金特生于佛羅倫薩，父母是美國人。孩童時期，他曾在歐洲不同國家生活，并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接受藝術訓練，師從杜蘭。作為一名成功的肖像畫家，他在法國、英國與美國都享有盛譽，并于1897年成為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正式成員。盡管被公認具有出眾的技術，但薩金特常因浮華的繪畫風格而招致對于其“只是繪畫大師而非藝術家”的批評。而通過泰特的展覽，我們得以重新發現時尚對于薩金特創作的重要性以及他在藝術史中的價值。
展覽曾于去年底至今年初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展出；相比此次泰特的展覽名稱，波士頓美術館的展名“薩金特：塑造時尚”或許更具玩味的空間。它提示我們，如果“一成不變”是離時尚最遠的詞語，那么薩金特也絕非當時時尚與流行的刻板記錄者，而是根據自己的審美喜好和繪畫風格來創造時尚的藝術大師。他為他的模特決定上身的服飾、或服飾在畫架前呈現的樣子：他用別針對服飾進行垂墜、折疊等種種處理，以創造符合理想的形狀和質感。即便那些身份顯赫的委托人穿著昂貴的當季時裝，薩金特依然會在畫作中對其進行有意識地調整和修改。泰特展特意將不少畫中人物當年穿著的服飾呈現于繪畫原作旁，使得薩金特對于時尚的應用與改造在對比中呼之欲出，成為展覽策展上的一大亮點。
引子部分的《沙遜夫人像》即為一例：一旁沙遜夫人的斗篷原物由黑色的塔夫綢籠罩，在靜態中略顯沉悶；而薩金特的畫中，平時本很難被看到的鮮亮的粉色內襯構成了一道顯著的斜線，與塔夫綢在劇院燈光下帶有現代意味的反光和脖頸上的珍珠項鏈共同構成了畫面中流溢的光彩，呼應著主角白皙的面部，具有一種似會隨時變化或消逝的動態之美。這種實物和作品的區別，凸顯了薩金特捕捉瞬間的能力和塑造時尚的眼光。
這件黑色歌劇斗篷進而指引著展覽呈現19世紀晚期女性黑色禮服的流行和薩金特畫作中對于黑色的格外鐘愛；后者被認為啟發自委拉斯開茲和弗蘭斯·哈爾斯這兩位17世紀的大師對黑色的絕妙運用，正可與英國國家美術館年初落幕的哈爾斯大展（目前正于荷蘭國立博物館展出）中的作品相互參看。這既提醒著薩金特藝術特點與時尚趨勢的密切聯系，也展現著這位技藝精湛的畫家是如何調和古典傳統（尤其是肖像畫傳統）與一種現代風格之間的關系的。金色的畫框、黃褐色的背景和畫中女性各異的黑色禮服，構成這一部分奢靡華貴、彰顯鍍金時代風格的印象。
其中，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的《X夫人像》是薩金特最具知名度的作品之一，此次與泰特自身所藏的同主題未完習作并置展示，相當難得。畫中女子是維吉妮·戈特羅，因美貌和風流而在巴黎的社交圈名噪一時，薩金特因而主動提出為其作畫，并在創作過程中傾注大量精力。此畫在1884年巴黎的沙龍中展出時卻收獲相當多負面評價；無論此畫中的人物還是服飾，恐怕對今天的大多數觀眾來說都具有某種簡潔而高貴的品質，但在19世紀的法國被認為粗俗、肉欲、聳動。大都會收藏的完作中右肩的寶石肩帶原是滑落的，而這成為畫作遭受抨擊、被認為傷風敗俗的要素之一（盡管緊身胸衣其實并不會因為肩帶的存在與否而滑落）；薩金特后來將其修改抬高至肩膀上一個看起來更加穩固的位置，但我們依然能夠在泰特收藏的習作中發現尚未加上的右肩帶——這個細節上的對比體現了畫家創作時對服飾細節的反復思忖，也說明時尚或者說道德標準的與世推移。
這起事件促使薩金特后來移居英國，成為其創作生涯中的重大轉折。他在倫敦切爾西泰德街的畫室是惠斯勒曾經使用過的，他在這里創作的第一批作品包括使他在英國聲名鵲起的《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這也是泰特館藏中最受人喜愛的畫作之一。展覽通過其溯源薩金特在英國的創作經歷，也呈現他如何采用外光主義的作畫方式，以及他和印象派的緊密聯系。薩金特對于畫面中服飾之美的獨特見解依然在給他帶來麻煩，如在《羅伯特·哈里森夫人像》中，他選擇在白色歐根紗禮服外罩上了一件極具戲劇效果的立領紅色斗篷，被刻薄地評論為“仿佛將帶著畫中人物前往梅菲斯特的領地（指地獄）”。然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斗篷朝向觀眾那一邊的邊沿將畫面大膽地均分為幾乎均等的兩半，女主人公交疊的雙手、金色的細手鐲、胸口處衣衫微微透露出的紫色、袖籠里隱約可見的肌膚以及斗篷領口處的寶石扣子，都為畫面增添了精致、奢華又不乏戲劇性的元素，在今天幾乎可被視作一張出色的時尚大刊封面。
這種縱向線條在另一幅《W·格雷厄姆·羅伯遜像》中亦可見端倪：主人公穿著的大衣驚人的修長和平直，薩金特完全無意讓對象顯出魁偉的男性氣質，而一反傳統地利用其略向內翻轉的肢體和左手中纖長的手杖進一步拉長視覺比例，使這幅畫的視覺重心完全落在面部、手部和手杖的碧玉杖頭這三點亮色構成的三角上。華麗的用色和松散的筆觸風格與大衣塑造的板正塊面在畫中得到了微妙的調和。薩金特曾對羅伯遜說：“這件大衣太入畫了。你一定要穿上它。”可見他對于筆下人物服飾近乎偏執的把控，甚至服裝才是激發他創作的源頭，而絕非僅是附加在人物身上無關緊要的佩飾；他如此仔細地斟酌模特的衣服，因為其選擇將決定繪畫傳達的信息，左右畫面的藝術效果。
薩金特的職業生涯恰逢“高級定制”興起，人們癡迷于昂貴奢靡的華服，而時尚與繪畫之間的默契也愈發深入人心，人們甚至會反過來按照畫作來指導自己的穿衣打扮，在購買禮服時考慮“它入畫的話效果好嗎”？一如今天的我們對“上相”和“出片”的考量。
時尚的很大一部分是夸張的、戲劇化的、反日常的。薩金特筆下一些模特，如英國演員艾倫·特里和西班牙舞蹈家卡門西塔，本身就是職業的表演者；從中也可窺見薩金特對音樂和表演藝術的熱衷。
展覽現場展出的服飾烘托著這兩幅1890年左右創作的非委托作品，更增添了一種戲劇的效果：卡門西塔在畫中擺出一個雕塑般的靜態姿勢，但裙擺上的金色刺繡結合薩金特的松散筆觸，帶來一種如在旋轉的、波光粼粼的美感，而旋轉正是卡門西塔舞蹈的精髓。這種閃光的美感在畫中甚至比實物的裙子更加鮮活。而艾倫·特里以扮演莎士比亞劇的角色而聞名，薩金特在1888年觀看了《麥克白》的首演，并立即決定把特里在肖像畫中塑造成麥克白夫人的造型。畫作洋溢著濃重的前拉斐爾派風格，薩金特將服裝原本的綠色畫得偏藍，和特里赭紅色的頭發一起打造出一個更加濃郁、奇幻、夸張的色彩組合，為人物帶去豐富的、史詩般的戲劇張力。由愛麗絲·科姆斯·卡爾設計的服裝原件即陳列在畫作旁，上面嵌有許多寶石甲蟲，它們具金屬質感的鞘翅使得其在印度的莫臥兒和齋普爾宮廷被作為服裝上的刺繡，后受到英國人的狂熱追捧，在許多貴族女性肖像的裙裝上都可以發現其身影。它們是人類時尚發展史中最奇特的裝飾物之一，但如今，我們只能通過薩金特的畫作來遙想它被穿在舞臺上時反射的炫目光彩。
與薩金特同時代的作家兼設計師伊迪絲·沃頓在她的小說《純真年代》中提到，19世紀晚期的上流社交場景中，奢華的定制服裝像“盔甲”一樣賦予穿著者以社交上的優勢。肖像畫使這些形象被長久地凝固下來，但它們不僅僅是對委托人或被畫者的單純迎合和記錄，也注入像薩金特這樣的畫家的時尚創見和藝術理想，兩者間存在著一個充滿溝通、爭執和妥協的空間——正如席格語帶譏諷地評價薩金特的作品為“畫家想做的事情和委托人所能忍受的事情之間的妥協”。但即便是這片有限的區域，薩金特依然努力開創著自己的風格。靠著他畫中的片羽吉光，我們得以窺見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人們看待和展現自己的方式，以及這位藝術家定義里“時尚”的多彩樣貌。
作者：鮑文煒 上海博物館青年學者 現于英國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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