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一只殘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這是劉苗苗導演的電影《紅花綠葉》中，一句富有詩意的獨白，也像是劉苗苗自身的倔強與堅韌。命運給了劉苗苗諸多考驗，讓她經歷了病痛和失去，但也給了她疼顧，讓她在電影中找到光與溫暖。劉苗苗說：“我就是一只殘缺的麻雀，帶著絕望，屢敗屢戰，然后，對于生命依然是毫不猶豫地禮贊。”就像劉苗苗導演正在上映的新作《帶彩球的帳篷》中所呈現的那樣，她用古典主義的浪漫給樸素乏味的日常帶來一抹色彩，讓受桎梏的靈魂感受一次悸動。
與電影作品中所表現的含蓄、內斂不同，劉苗苗在生活中爽朗、幽默，短而齊整的頭發簾，在端嚴中生出幾絲俏皮，而她滔滔不絕的話語中更是可見浩蕩才情。作為第五代導演，她16歲便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78班，與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成為同學，23歲時便執導了首部作品，31歲獲得國際大獎。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才華橫溢的她卻因為過于勞累而患病，不得不停止創作，間隔了20多年未能再拍電影。
接受專訪時，她談及自己淘氣的童年，談及自己的電影創作，也談及父親過早的辭世、母親的崩潰、兄弟的離世，劉苗苗經歷了一系列生命的至暗時刻，然而在電影中，她描述的卻是苦難背后的溫暖和美好。就像是她12歲在寧夏固原一中讀書時，想念母親想得撕心裂肺，就在夜晚的古城墻下，透過城墻老黃土中長出的芨芨草，看那巨大的月亮和明亮的星星，然后，想象著有一座橋通向天邊，自己可以走過去看到媽媽。她的作品也是這樣，悲傷中，有燦爛；苦難中，見慈悲。
生命就是在殘缺中，給人以想象和期待的空間
正在上映的《帶彩球的帳篷》是劉苗苗導演的《紅花綠葉》的姊妹片，改編自石舒清短篇小說《花開時節》。影片講述了在苜蓿花盛開的時節，來自外省的養蜂人李韓（莫西子詩飾），與常在附近鏟草的當地姑娘麥麥（柯榮飾）產生了一段若有若無，似弱還強的感情糾葛……
這部影片仿佛從土地里生長出來一樣，帶著西北山區的質樸與沉靜，摒棄了任何的技法，用看似沒有起伏的敘事，探尋到了情感的最深處，讓觀眾感受到克制中的純粹，瞥見了“有過一次閃電的天空”，并愿意停留在那浩瀚的虛無中，久久凝視。
劉苗苗此次拍攝《帶彩球的帳篷》，是因為出品方的B2B電影計劃，即以 “愛情征服一切”為主題進行長片電影創作，并以低成本挑戰電影藝術的界限，被邀請加入時，劉苗苗立刻想到了作家石舒清，“我的上一部電影《紅花綠葉》的原著作者就是石舒清，這次就想在他的小說中找愛情故事《花開時節》來進行改編。”
劉苗苗笑稱自己跟石舒清的磨合常常很激烈，但溝通卻是零成本的，“我們沒有一句話是廢話，哪怕吵架都吵得非常有效果，這是非常幸運的一種合作方式。石舒清的劇本文字量很大，他連寫一束光、一種心情的時候，都要用密密匝匝、密不透風的句子來形容，把他的情緒全部傳達出來，我很喜歡他這樣的風格，給了我很大的底氣。”拍攝之初，石舒清問劉苗苗：“你想把這部電影拍成什么樣？”劉苗苗的回答是：“暗流涌動，欲說還休。”劉苗苗笑說：“石舒清聽后，想了一會兒說，你要是真能拍成這樣，那我就不說啥了。”
此前，劉苗苗在《紅花綠葉》中，講述了原始壯闊的土地上，兩個生命的相互扶持如同“紅花綠葉”一般單純質樸，在命運制造的難題中，他們選擇了諒解，簡單而堅韌的愛情故事打動了很多觀眾。此次拍攝《帶彩球的帳篷》，劉苗苗依然無法抗拒古典主義的美，用真切的情感作為主導，譜寫著生活中的詩意，劉苗苗很喜歡一位朋友的評價： “滿腹辛酸卻流不出一滴眼淚，滿身傷痛卻找不見一處淤青。”她說：“生命就是在殘缺中，給人以想象和期待的空間。至于在拍攝手法上，孔子早就說了，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就是‘辭達而已矣’，所以，我并不注重戲劇化的敘事，而是去挖掘生活本身。”
劉苗苗跟拍攝團隊的關系也帶著一種“渾然天成”的和諧，“我沒有固定的攝影師，只要熱愛藝術，不懶惰，我們就能合作。在現場，當你聽見蜜蜂嗡嗡的聲音，感覺到風吹到你的臉上，也吹到他的臉上，吹到兩棵大樹下主人公的臉上的時候，整個團隊融為一體，這比語言的溝通還好。而導演在現場的狀態，對其他人也是一個暗示，我在現場要和演員一起呼吸，我再累，也會挺直身體坐在那里，跟他們一起呼吸，表演實際上就是呼吸。”
雖然《帶彩球的帳篷》是一部低成本影片，但是，劉苗苗耗費的心力并不“低”，“西海固有1800米的海拔，就算在六月也會突然來一陣冰雹、大雪，我們要拍蜜蜂、植物、苜蓿花，非常難。而且，蜜蜂也是變數，蜜蜂是一種偉大而可愛的昆蟲，很有道德感，只要你不碰它，它不會傷害你，但是，你不能動，一動就會被蜇。我們是在蜂箱邊上拍攝的，莫西子詩在拍攝唱歌的戲份時，一投入，手一揮，就被蜇了，他很棒，堅持拍完那段戲才告訴我們。幸好他沒有過敏，我們的攝影助理和掌機被蜇了以后，脖子腫得很厲害，就連影片中的兩只狗也被蜇了。”
寧夏是生長的地方，是電影之夢的開始，也是創作源泉
寧夏，是劉苗苗生長的地方，也是她的創作源泉。1993年，她在寧夏西海固隆德縣拍出了第一部代表作《雜嘴子》，2018年，她在西海固西吉縣完成了作品《紅花綠葉》，而《帶彩球的帳篷》也是2022在西海固開拍。
寧夏，也是她開始電影之夢的地方，“在我們那個年代，沒有一個小孩子不愛電影。簡陋的電影院、洋灰水泥砌成的乒乓球臺，燈光下的籃球架是那個年代的‘娛樂標配’。”劉苗苗記得非常清楚：“我會跟媽媽要兩毛錢，在電影院門口等退票，每部電影都能看上很多遍，看完回家，兄弟姐妹就在炕上開始演戲，今天是《南征北戰》，明天是阿爾巴尼亞的《寧死不屈》，整部電影的臺詞我們都能背得特別溜兒。樣板戲，我連過門兒都能背下來。”
劉苗苗的童年可謂伶牙俐齒、古靈精怪，雖然從小就是“學霸”，但是，卻沒少讓家人操心，“我為了不上幼兒園，就絕食，全家人輪流去幼兒園陪我，我還記得姐姐來給我喂飯時的畫面，她把碗端過來說：‘妹妹你吃吧。’我啪的一巴掌把碗打飛了，姐姐哇的一聲就哭了。”四歲的時候，劉苗苗自己就晃晃悠悠地上了大街，逛著逛著就迷路了，家人都急瘋了找她，她卻不慌不忙地跟警察叔叔商量:“您能給我家打個電話嗎？”
這個無憂無慮的孩子在9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劉苗苗說，從那個時候開始，仿佛一切都變了，“三年后，母親的身體和精神都崩潰了，我從12歲開始離開母親，跟大哥在一起生活，孩子對母親的思念總是撕心裂肺的。”劉苗苗進入了自己孤獨的世界，并以書為伴，“我的口袋里裝一個本本兒，寫下自己的心情，和朋友借書，誰家有書，我就賴著不走。”
直到現在，劉苗苗依然在大量閱讀，“我對書的感覺就跟相面一樣，它的裝幀、排版，你摸一摸，就好像能夠接收到它的信息，讓你知道適合不適合。我在得病的那幾年，買了很多書，涉及各種內容，每天在沙發邊上放好水和面包，就開始讀，心理學的和哲學的，梁漱溟的和馮友蘭的，愛因斯坦的書信集和豐子愷的文集，最后全讀完了，放在腦子里剪輯一遍，逼著自己融會貫通，我不是有意為之的，但是這樣讀就很好玩。”
劉苗苗說自己永遠看不膩的書就是赫爾曼·黑塞的作品，“他是德國浪漫主義最后的騎士，我幾乎認同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觀點，讀書的過程就好像我們在一起聊天。當世界風平浪靜的時候，人們也許會遺忘黑塞，但當世界有戰爭的血拼時，黑塞的作品就會風行，他永遠是那么溫暖，充滿了對人類的愛心，所以，這也是我為什么要拍《紅花綠葉》《帶彩球的帳篷》這樣的電影的原因，仿佛我的基因也是與之契合的。”
20歲大學畢業，十年拍了五部電影，33歲人生轉折
劉苗苗在20歲的時候大學畢業，分到了瀟湘電影制片廠，此后拍攝了不同題材的作品，她笑稱自己在題材上跨度很大，“我們那時候拍片的機會太少了，每一部都要珍惜，都要打通自己和這個題材的血脈，把自己的血融進去。”
在瀟湘電影制片廠，劉苗苗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貴人——時任福建電影制片廠廠長的蔣夷牧。“蔣夷牧和他夫人王岱平，都是復旦中文系畢業的，是詩人也是作家，在他們的支持下，我在1985年拍攝了處女作《遠洋軼事》，對于僅有23歲的我來說，這個過程受益匪淺。”《遠洋軼事》本來是一部行業片，但是，劉苗苗做了很大調整，淡化了行業，塑造普通人的生活，“從那時候起，我就想表達人與人之間和愛有關的連接。”
拍攝《馬蹄聲碎》時，劉苗苗25歲，電影講的是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八名女兵追趕大部隊的故事。這部電影在當時可謂另類，沒有慣常的英雄主義敘事，沒有正面的激烈廝殺，反而展現了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戰爭，而那時，劉苗苗的電影風格也已經呈現。雖然《馬蹄聲碎》在國內上映時只賣了七個拷貝，卻在第十一屆意大利都靈電影節上獲得了一致贊許，劉苗苗說：“這讓我更加相信情感的力量，脫離了情感的技巧無論如何是談不上精湛的，藝術中的情感是第一位的。”而田壯壯導演對于這部影片“大方結實”的評價，也讓劉苗苗記了一輩子，“讓我此后面臨創作和人生的種種困境時，心存感念，平添力量。”
1993年，劉苗苗在電話里認識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推手”馬可·穆勒先生，他成為劉苗苗創作生涯中的又一個貴人。馬可·穆勒親自為《雜嘴子》翻譯了意大利文字幕，并推動該片入選了威尼斯電影節。
《雜嘴子》從一個多嘴多舌的孩子眼光講述成人世界的是非糾葛，耐人尋味。這時候的劉苗苗31歲，在她看來，《雜嘴子》是一部對自己來說有特別意義的電影，“我在電影中放入了個人的境遇和生命體驗，這部電影和我的家族、親人都是有關系的。童年喪父后，母親的狀態很糟糕。舅舅家的熱炕成了我最溫暖的記憶，他們一家對母親的耐心和關愛支撐我長大，我的女兒就是在舅舅家的熱炕上誕生的，后來，舅舅唯一的兒子出車禍去世了，他已經懷孕的妻子也因此流產，舅舅和舅媽一時間便失去了兩代人。”
劉苗苗把《雜嘴子》劇本給了當時在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擔任領導的梁曉聲。劇本獲得通過，決定投拍的同時，劉苗苗把外景地定在寧夏西海固，“那里有我父兄兩代人的足跡，有比關中平原更具視覺沖擊力的黃土高原，有從少年時期深刻影響了我精神內涵的整體氛圍，到西海固拍電影在我算是蓄謀已久。”
《雜嘴子》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了“國會議長金獎”，當時的評委會主席、澳大利亞導演彼得·威爾對劉苗苗說：“你太堅強了，不能想象你能用70多萬元人民幣拍出《雜嘴子》。”劉苗苗后來看了彼得·威爾導演的《死亡詩社》，明白了他為什么喜歡《雜嘴子》， “因為愛、堅忍和悲憫聯結著相互陌生的我們。《雜嘴子》給我最重要的創作經驗是，藝術創作要直抒胸臆，要舍得和敢于揭開自己的傷疤。文學藝術中的優秀作品往往含有隱蔽的自傳性。”
《雜嘴子》獲獎時，劉苗苗的另一部電影《家丑》已經在拍攝中，“我趕去領獎，回來繼續拍攝，《家丑》后來得了第二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但之后，由于精神和身體的極度疲累，劉苗苗生病了，“從我23歲到33歲的十年間，我離了兩次婚，生了一個孩子，拍了五部電影。33歲，人生對我是一個大拐彎，此后20多年沒能再拍電影。”
老天爺嘉獎責任心，但不護持欲望
當初，劉苗苗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時候，她的母親并不同意，她希望女兒能在身邊，像普通人一樣平靜地生活，但是，劉苗苗沒有聽從母親的勸阻，來到了中國電影夢想的殿堂朱辛莊。
如今回望過去，劉苗苗覺得不是自己選擇了電影，而是電影選擇了自己，“就像是我曾經寫過一篇專欄文章，引用了費里尼的一句話，他說，有的孩子走進教堂的時候，會感覺到恐懼和壓抑，有的孩子卻能夠沉浸在神圣的氛圍中，想象著自己終有一天要成為神父。電影，就像是我的宿命。”
在著名的北電78班中，劉苗苗感覺到巨大的壓力，她暗暗地告訴自己一定要贏，“年輕的時候，我熱愛榮譽”，現在，劉苗苗拍片子的心態已經轉變了，“年齡到了一定時候，終于就不再糾結了，這就像生命賦予你的一個恩賜。我現在拍攝電影依然很較勁，了解我的朋友總在勸我，說劉苗苗，你不要拍每一部戲都像在拍第一部戲，你這樣太累了，但是，我這種較勁是一種很舒服的感覺，就像是打坐的最高狀態，心無旁騖、萬念歸一。”
劉苗苗笑稱自己現在創作時，更想讓別人贏，“老天爺嘉獎責任心，但不護持欲望。欲望是可怕的，但是，擔當是責任，我必須要對所有人負責。我可以不看重票房，但是，要對得起投資方；我可以不看重獎項，但是，年輕的攝影師、錄音師是需要好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對于觀眾也一樣，我不敢說自己的作品有多么厚重，有啟迪性，這就是一個‘我且說、您且聽’的過程，或許能讓您感受到內心的力量，或許能讓您舒服點。”
每一個認真創作的人，都是黑暗中的獨行者
劉苗苗所患的情感型雙向精神障礙在之前的20多年間曾經反復發作，而劉苗苗也在跌跌撞撞的治療過程中對于自己、對于病情有更深的認知，到現在已經能夠很好地控制。除了通過各種方式的心靈自救、自我調整之外，與電影相關的創作，也讓她能夠有所專注，克服疾病。
說起患病的往事，劉苗苗帶著一種云淡風輕，甚至是當做段子來談笑，但其中的艱辛，卻可想而知。然而，劉苗苗的話語卻跟她的電影一樣，總讓人看到“美好”，就像她回憶瀟湘電影制片廠的老廠長傅紫荻時說：“傅廠長退休之后，到了飯點，就會在我們樓下大嗓門地叫我：‘劉苗苗，吃飯去！’那個聲音在全廠回蕩，現在想起來，他是在保護我，他怕我一個單身母親，沒有戲拍，怕別人會欺負我、排擠我。”
《帶彩球的帳篷》讓觀眾唏噓著生命中的丟失與錯過，而劉苗苗導演也在拍攝時經歷了“失去”，“有一天早上七點，我坐在監視器前面，家里人打來電話，說我弟弟突發腦出血，我在拍攝現場沒辦法回北京，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讓我決定開顱還是放棄。當時，莫西子詩在鏡頭前悲傷地吟唱著‘妹妹沒了……’他在前面哭，我在監視器后面哭。弟弟在ICU病房住了七個月，最后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
而《帶彩球的帳篷》的英文翻譯是著名電影學者杜阿梅，她帶病翻譯完成了這部作品，在2023年6月去世。劉苗苗說：“馬可·穆勒和杜阿梅這樣的人，讓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高貴。杜阿梅在給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帶彩球的帳篷》這部美好的電影。’如果這算是杜阿梅留給我的遺言的話，那么這樣的遺言讓我痛徹心扉。”
在劉苗苗看來，生命中的失去和傷痛無人能夠例外，藝術創作也與之相通，需要勇氣，“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認真創作的人，都是黑暗中的獨行者，都要爬過一個個最狹窄、最堅硬的關隘，在你幾乎要缺氧、窒息的時刻，砰的一下走出去，你可能就看到光了。然而，在此之前，你敢不敢走向那極致的絕境，邁向最尖利的磨難呢？這絕不是懦夫走的路。”
“哪怕是一只殘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這是劉苗苗導演的電影《紅花綠葉》中，一句富有詩意的獨白，也像是劉苗苗自身的倔強與堅韌。命運給了劉苗苗諸多考驗，讓她經歷了病痛和失去，但也給了她疼顧，讓她在電影中找到光與溫暖。劉苗苗說：“我就是一只殘缺的麻雀，帶著絕望，屢敗屢戰，然后，對于生命依然是毫不猶豫地禮贊。”就像劉苗苗導演正在上映的新作《帶彩球的帳篷》中所呈現的那樣，她用古典主義的浪漫給樸素乏味的日常帶來一抹色彩，讓受桎梏的靈魂感受一次悸動。
與電影作品中所表現的含蓄、內斂不同，劉苗苗在生活中爽朗、幽默，短而齊整的頭發簾，在端嚴中生出幾絲俏皮，而她滔滔不絕的話語中更是可見浩蕩才情。作為第五代導演，她16歲便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78班，與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成為同學，23歲時便執導了首部作品，31歲獲得國際大獎。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才華橫溢的她卻因為過于勞累而患病，不得不停止創作，間隔了20多年未能再拍電影。
接受專訪時，她談及自己淘氣的童年，談及自己的電影創作，也談及父親過早的辭世、母親的崩潰、兄弟的離世，劉苗苗經歷了一系列生命的至暗時刻，然而在電影中，她描述的卻是苦難背后的溫暖和美好。就像是她12歲在寧夏固原一中讀書時，想念母親想得撕心裂肺，就在夜晚的古城墻下，透過城墻老黃土中長出的芨芨草，看那巨大的月亮和明亮的星星，然后，想象著有一座橋通向天邊，自己可以走過去看到媽媽。她的作品也是這樣，悲傷中，有燦爛；苦難中，見慈悲。
生命就是在殘缺中，給人以想象和期待的空間
正在上映的《帶彩球的帳篷》是劉苗苗導演的《紅花綠葉》的姊妹片，改編自石舒清短篇小說《花開時節》。影片講述了在苜蓿花盛開的時節，來自外省的養蜂人李韓（莫西子詩飾），與常在附近鏟草的當地姑娘麥麥（柯榮飾）產生了一段若有若無，似弱還強的感情糾葛……
這部影片仿佛從土地里生長出來一樣，帶著西北山區的質樸與沉靜，摒棄了任何的技法，用看似沒有起伏的敘事，探尋到了情感的最深處，讓觀眾感受到克制中的純粹，瞥見了“有過一次閃電的天空”，并愿意停留在那浩瀚的虛無中，久久凝視。
劉苗苗此次拍攝《帶彩球的帳篷》，是因為出品方的B2B電影計劃，即以 “愛情征服一切”為主題進行長片電影創作，并以低成本挑戰電影藝術的界限，被邀請加入時，劉苗苗立刻想到了作家石舒清，“我的上一部電影《紅花綠葉》的原著作者就是石舒清，這次就想在他的小說中找愛情故事《花開時節》來進行改編。”
劉苗苗笑稱自己跟石舒清的磨合常常很激烈，但溝通卻是零成本的，“我們沒有一句話是廢話，哪怕吵架都吵得非常有效果，這是非常幸運的一種合作方式。石舒清的劇本文字量很大，他連寫一束光、一種心情的時候，都要用密密匝匝、密不透風的句子來形容，把他的情緒全部傳達出來，我很喜歡他這樣的風格，給了我很大的底氣。”拍攝之初，石舒清問劉苗苗：“你想把這部電影拍成什么樣？”劉苗苗的回答是：“暗流涌動，欲說還休。”劉苗苗笑說：“石舒清聽后，想了一會兒說，你要是真能拍成這樣，那我就不說啥了。”
此前，劉苗苗在《紅花綠葉》中，講述了原始壯闊的土地上，兩個生命的相互扶持如同“紅花綠葉”一般單純質樸，在命運制造的難題中，他們選擇了諒解，簡單而堅韌的愛情故事打動了很多觀眾。此次拍攝《帶彩球的帳篷》，劉苗苗依然無法抗拒古典主義的美，用真切的情感作為主導，譜寫著生活中的詩意，劉苗苗很喜歡一位朋友的評價： “滿腹辛酸卻流不出一滴眼淚，滿身傷痛卻找不見一處淤青。”她說：“生命就是在殘缺中，給人以想象和期待的空間。至于在拍攝手法上，孔子早就說了，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就是‘辭達而已矣’，所以，我并不注重戲劇化的敘事，而是去挖掘生活本身。”
劉苗苗跟拍攝團隊的關系也帶著一種“渾然天成”的和諧，“我沒有固定的攝影師，只要熱愛藝術，不懶惰，我們就能合作。在現場，當你聽見蜜蜂嗡嗡的聲音，感覺到風吹到你的臉上，也吹到他的臉上，吹到兩棵大樹下主人公的臉上的時候，整個團隊融為一體，這比語言的溝通還好。而導演在現場的狀態，對其他人也是一個暗示，我在現場要和演員一起呼吸，我再累，也會挺直身體坐在那里，跟他們一起呼吸，表演實際上就是呼吸。”
雖然《帶彩球的帳篷》是一部低成本影片，但是，劉苗苗耗費的心力并不“低”，“西海固有1800米的海拔，就算在六月也會突然來一陣冰雹、大雪，我們要拍蜜蜂、植物、苜蓿花，非常難。而且，蜜蜂也是變數，蜜蜂是一種偉大而可愛的昆蟲，很有道德感，只要你不碰它，它不會傷害你，但是，你不能動，一動就會被蜇。我們是在蜂箱邊上拍攝的，莫西子詩在拍攝唱歌的戲份時，一投入，手一揮，就被蜇了，他很棒，堅持拍完那段戲才告訴我們。幸好他沒有過敏，我們的攝影助理和掌機被蜇了以后，脖子腫得很厲害，就連影片中的兩只狗也被蜇了。”
寧夏是生長的地方，是電影之夢的開始，也是創作源泉
寧夏，是劉苗苗生長的地方，也是她的創作源泉。1993年，她在寧夏西海固隆德縣拍出了第一部代表作《雜嘴子》，2018年，她在西海固西吉縣完成了作品《紅花綠葉》，而《帶彩球的帳篷》也是2022在西海固開拍。
寧夏，也是她開始電影之夢的地方，“在我們那個年代，沒有一個小孩子不愛電影。簡陋的電影院、洋灰水泥砌成的乒乓球臺，燈光下的籃球架是那個年代的‘娛樂標配’。”劉苗苗記得非常清楚：“我會跟媽媽要兩毛錢，在電影院門口等退票，每部電影都能看上很多遍，看完回家，兄弟姐妹就在炕上開始演戲，今天是《南征北戰》，明天是阿爾巴尼亞的《寧死不屈》，整部電影的臺詞我們都能背得特別溜兒。樣板戲，我連過門兒都能背下來。”
劉苗苗的童年可謂伶牙俐齒、古靈精怪，雖然從小就是“學霸”，但是，卻沒少讓家人操心，“我為了不上幼兒園，就絕食，全家人輪流去幼兒園陪我，我還記得姐姐來給我喂飯時的畫面，她把碗端過來說：‘妹妹你吃吧。’我啪的一巴掌把碗打飛了，姐姐哇的一聲就哭了。”四歲的時候，劉苗苗自己就晃晃悠悠地上了大街，逛著逛著就迷路了，家人都急瘋了找她，她卻不慌不忙地跟警察叔叔商量:“您能給我家打個電話嗎？”
這個無憂無慮的孩子在9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劉苗苗說，從那個時候開始，仿佛一切都變了，“三年后，母親的身體和精神都崩潰了，我從12歲開始離開母親，跟大哥在一起生活，孩子對母親的思念總是撕心裂肺的。”劉苗苗進入了自己孤獨的世界，并以書為伴，“我的口袋里裝一個本本兒，寫下自己的心情，和朋友借書，誰家有書，我就賴著不走。”
直到現在，劉苗苗依然在大量閱讀，“我對書的感覺就跟相面一樣，它的裝幀、排版，你摸一摸，就好像能夠接收到它的信息，讓你知道適合不適合。我在得病的那幾年，買了很多書，涉及各種內容，每天在沙發邊上放好水和面包，就開始讀，心理學的和哲學的，梁漱溟的和馮友蘭的，愛因斯坦的書信集和豐子愷的文集，最后全讀完了，放在腦子里剪輯一遍，逼著自己融會貫通，我不是有意為之的，但是這樣讀就很好玩。”
劉苗苗說自己永遠看不膩的書就是赫爾曼·黑塞的作品，“他是德國浪漫主義最后的騎士，我幾乎認同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觀點，讀書的過程就好像我們在一起聊天。當世界風平浪靜的時候，人們也許會遺忘黑塞，但當世界有戰爭的血拼時，黑塞的作品就會風行，他永遠是那么溫暖，充滿了對人類的愛心，所以，這也是我為什么要拍《紅花綠葉》《帶彩球的帳篷》這樣的電影的原因，仿佛我的基因也是與之契合的。”
20歲大學畢業，十年拍了五部電影，33歲人生轉折
劉苗苗在20歲的時候大學畢業，分到了瀟湘電影制片廠，此后拍攝了不同題材的作品，她笑稱自己在題材上跨度很大，“我們那時候拍片的機會太少了，每一部都要珍惜，都要打通自己和這個題材的血脈，把自己的血融進去。”
在瀟湘電影制片廠，劉苗苗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貴人——時任福建電影制片廠廠長的蔣夷牧。“蔣夷牧和他夫人王岱平，都是復旦中文系畢業的，是詩人也是作家，在他們的支持下，我在1985年拍攝了處女作《遠洋軼事》，對于僅有23歲的我來說，這個過程受益匪淺。”《遠洋軼事》本來是一部行業片，但是，劉苗苗做了很大調整，淡化了行業，塑造普通人的生活，“從那時候起，我就想表達人與人之間和愛有關的連接。”
拍攝《馬蹄聲碎》時，劉苗苗25歲，電影講的是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八名女兵追趕大部隊的故事。這部電影在當時可謂另類，沒有慣常的英雄主義敘事，沒有正面的激烈廝殺，反而展現了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戰爭，而那時，劉苗苗的電影風格也已經呈現。雖然《馬蹄聲碎》在國內上映時只賣了七個拷貝，卻在第十一屆意大利都靈電影節上獲得了一致贊許，劉苗苗說：“這讓我更加相信情感的力量，脫離了情感的技巧無論如何是談不上精湛的，藝術中的情感是第一位的。”而田壯壯導演對于這部影片“大方結實”的評價，也讓劉苗苗記了一輩子，“讓我此后面臨創作和人生的種種困境時，心存感念，平添力量。”
1993年，劉苗苗在電話里認識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推手”馬可·穆勒先生，他成為劉苗苗創作生涯中的又一個貴人。馬可·穆勒親自為《雜嘴子》翻譯了意大利文字幕，并推動該片入選了威尼斯電影節。
《雜嘴子》從一個多嘴多舌的孩子眼光講述成人世界的是非糾葛，耐人尋味。這時候的劉苗苗31歲，在她看來，《雜嘴子》是一部對自己來說有特別意義的電影，“我在電影中放入了個人的境遇和生命體驗，這部電影和我的家族、親人都是有關系的。童年喪父后，母親的狀態很糟糕。舅舅家的熱炕成了我最溫暖的記憶，他們一家對母親的耐心和關愛支撐我長大，我的女兒就是在舅舅家的熱炕上誕生的，后來，舅舅唯一的兒子出車禍去世了，他已經懷孕的妻子也因此流產，舅舅和舅媽一時間便失去了兩代人。”
劉苗苗把《雜嘴子》劇本給了當時在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擔任領導的梁曉聲。劇本獲得通過，決定投拍的同時，劉苗苗把外景地定在寧夏西海固，“那里有我父兄兩代人的足跡，有比關中平原更具視覺沖擊力的黃土高原，有從少年時期深刻影響了我精神內涵的整體氛圍，到西海固拍電影在我算是蓄謀已久。”
《雜嘴子》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了“國會議長金獎”，當時的評委會主席、澳大利亞導演彼得·威爾對劉苗苗說：“你太堅強了，不能想象你能用70多萬元人民幣拍出《雜嘴子》。”劉苗苗后來看了彼得·威爾導演的《死亡詩社》，明白了他為什么喜歡《雜嘴子》， “因為愛、堅忍和悲憫聯結著相互陌生的我們。《雜嘴子》給我最重要的創作經驗是，藝術創作要直抒胸臆，要舍得和敢于揭開自己的傷疤。文學藝術中的優秀作品往往含有隱蔽的自傳性。”
《雜嘴子》獲獎時，劉苗苗的另一部電影《家丑》已經在拍攝中，“我趕去領獎，回來繼續拍攝，《家丑》后來得了第二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但之后，由于精神和身體的極度疲累，劉苗苗生病了，“從我23歲到33歲的十年間，我離了兩次婚，生了一個孩子，拍了五部電影。33歲，人生對我是一個大拐彎，此后20多年沒能再拍電影。”
老天爺嘉獎責任心，但不護持欲望
當初，劉苗苗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時候，她的母親并不同意，她希望女兒能在身邊，像普通人一樣平靜地生活，但是，劉苗苗沒有聽從母親的勸阻，來到了中國電影夢想的殿堂朱辛莊。
如今回望過去，劉苗苗覺得不是自己選擇了電影，而是電影選擇了自己，“就像是我曾經寫過一篇專欄文章，引用了費里尼的一句話，他說，有的孩子走進教堂的時候，會感覺到恐懼和壓抑，有的孩子卻能夠沉浸在神圣的氛圍中，想象著自己終有一天要成為神父。電影，就像是我的宿命。”
在著名的北電78班中，劉苗苗感覺到巨大的壓力，她暗暗地告訴自己一定要贏，“年輕的時候，我熱愛榮譽”，現在，劉苗苗拍片子的心態已經轉變了，“年齡到了一定時候，終于就不再糾結了，這就像生命賦予你的一個恩賜。我現在拍攝電影依然很較勁，了解我的朋友總在勸我，說劉苗苗，你不要拍每一部戲都像在拍第一部戲，你這樣太累了，但是，我這種較勁是一種很舒服的感覺，就像是打坐的最高狀態，心無旁騖、萬念歸一。”
劉苗苗笑稱自己現在創作時，更想讓別人贏，“老天爺嘉獎責任心，但不護持欲望。欲望是可怕的，但是，擔當是責任，我必須要對所有人負責。我可以不看重票房，但是，要對得起投資方；我可以不看重獎項，但是，年輕的攝影師、錄音師是需要好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對于觀眾也一樣，我不敢說自己的作品有多么厚重，有啟迪性，這就是一個‘我且說、您且聽’的過程，或許能讓您感受到內心的力量，或許能讓您舒服點。”
每一個認真創作的人，都是黑暗中的獨行者
劉苗苗所患的情感型雙向精神障礙在之前的20多年間曾經反復發作，而劉苗苗也在跌跌撞撞的治療過程中對于自己、對于病情有更深的認知，到現在已經能夠很好地控制。除了通過各種方式的心靈自救、自我調整之外，與電影相關的創作，也讓她能夠有所專注，克服疾病。
說起患病的往事，劉苗苗帶著一種云淡風輕，甚至是當做段子來談笑，但其中的艱辛，卻可想而知。然而，劉苗苗的話語卻跟她的電影一樣，總讓人看到“美好”，就像她回憶瀟湘電影制片廠的老廠長傅紫荻時說：“傅廠長退休之后，到了飯點，就會在我們樓下大嗓門地叫我：‘劉苗苗，吃飯去！’那個聲音在全廠回蕩，現在想起來，他是在保護我，他怕我一個單身母親，沒有戲拍，怕別人會欺負我、排擠我。”
《帶彩球的帳篷》讓觀眾唏噓著生命中的丟失與錯過，而劉苗苗導演也在拍攝時經歷了“失去”，“有一天早上七點，我坐在監視器前面，家里人打來電話，說我弟弟突發腦出血，我在拍攝現場沒辦法回北京，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讓我決定開顱還是放棄。當時，莫西子詩在鏡頭前悲傷地吟唱著‘妹妹沒了……’他在前面哭，我在監視器后面哭。弟弟在ICU病房住了七個月，最后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
而《帶彩球的帳篷》的英文翻譯是著名電影學者杜阿梅，她帶病翻譯完成了這部作品，在2023年6月去世。劉苗苗說：“馬可·穆勒和杜阿梅這樣的人，讓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高貴。杜阿梅在給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帶彩球的帳篷》這部美好的電影。’如果這算是杜阿梅留給我的遺言的話，那么這樣的遺言讓我痛徹心扉。”
在劉苗苗看來，生命中的失去和傷痛無人能夠例外，藝術創作也與之相通，需要勇氣，“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認真創作的人，都是黑暗中的獨行者，都要爬過一個個最狹窄、最堅硬的關隘，在你幾乎要缺氧、窒息的時刻，砰的一下走出去，你可能就看到光了。然而，在此之前，你敢不敢走向那極致的絕境，邁向最尖利的磨難呢？這絕不是懦夫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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