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藝術家喬治·錢納利是一位傳奇畫家，他出生于英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經歷了頗具前途的早期事業生涯之后，他漫長的余生都在東方度過，最終長眠于中國。
他是將英國學院派繪畫引入中國的第一人，由于未曾受到英國19世紀藝術風尚改變的影響，錢納利的藝術保持著18世紀90年代的精神。從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中西經濟與美術的互動交流。
悄然興起錢納利研究熱
繼意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和法國傳教士畫家王致誠之后，對中國油畫的發展和中西繪畫的交流產生巨大深遠影響的藝術家，是英國著名油畫家喬治·錢納利（1774—1852）。
1825年9月29日，錢納利來到澳門僑居27年后終老于澳門。伴隨著錢納利的到來，澳門再度成為中國油畫家成長的搖籃，一批中國油畫家和西方僑民在錢納利的直接親授與間接影響下，迅速成長起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西洋畫風格因此大變，流行錢氏傳來的英國學院派畫風，時人稱之為“錢納利畫派”。
今年適逢錢納利誕辰250周年，澳門《文化雜志》就此專題征稿，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劉藝博士翻譯的英國著名學者孔佩特的著作《喬治·錢納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國沿海的藝術家》，一時間在中國悄然興起了一股錢納利研究熱。
近30年來，中國出現了幾十篇涉及錢納利的研究論文和著作；這些論文和著作，尤其是博士、碩士論文，大多數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者間接受到了孔佩特的這本《喬治·錢納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國沿海的藝術家》的影響；20年前我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澳門繪畫史”時，學友陳繼春先生特別向我推薦過此著，因而我受著作中涉及錢納利選擇滿意的速寫用于油畫創作的啟發，順利完成了“錢納利及其畫派”的研究。另外，如果人們細讀孔佩特此著的第十三章《澳門》，就可了解陳繼春的《錢納利與澳門》明顯受了孔佩特此著的影響和啟迪。
中國美術史的多個“第一”
英國學者馬丁·格雷戈里稱贊孔佩特的這本專著，是“針對錢納利的權威研究”。我認為這本書是美術史領域個案研究的權威著作，其突出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大方面。
著作的標題以及它在1993年出版，恰好印證了中國美術史家水天中在1992年提出的觀點“西方繪畫是通過歐洲基督教士來華傳教活動、中西通商貿易和中國留學生的學習傳授三條渠道在中國立足生根的”。即通過中西通商貿易的途徑，以錢納利為代表的西方畫家來華僑居，促進了西方繪畫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中國繪畫在西方的廣泛傳播，對于中西美術交流史和中國油畫史的建構，具有開拓性、建設性的意義。
該著第十七章《錢納利和林呱》，首開中國油畫家進入西方藝術家個案研究領域的先例。孔佩特從傳播學的角度，開門見山就借西方旅行家圖古特·唐寧在1838年出版的有關林呱的記述“他曾是澳門的錢納利先生的學生，從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指導，使他能夠模仿歐洲的繪畫風格”，提出了錢納利與林呱師生關系的命題，致力于剖析錢納利作為西方油畫的傳播主體對西方油畫受傳對象林呱的影響效果，重點放在研究林呱是錢納利肖像畫風格的效仿者、競爭者和創作者的定位上。
孔佩特巧妙運用美國商人福布斯寫的《肖像史》一文中提到他在廣州時先請錢納利為他畫像，然后又把這幅肖像送到林呱畫店復制，加上錢納利付給林呱復制肖像的一些賬單等直接證據，證明林呱是錢納利肖像畫風格的模仿者，即林呱“因復制錢納利的原創作品而聲名鵲起”。又以林呱在廣州同文街建立畫室為西方人士提供10英鎊“英式時興式樣”的肖像畫服務，同時比較錢納利付給林呱復制肖像的費用，證實林呱“成為這位英國畫家的勁敵，他降低自己的價格，在旅行者中贏得了相當大的知名度”。再通過考證林呱創作《彼得·帕克醫生和他的中國弟子關阿多》的構圖與姿勢明顯受到錢納利之作《浩官肖像》《郭雷樞醫生在他的診所中》的影響，指出“不管林呱是不是錢納利的學生，他都很擅長用錢納利的方式畫肖像”。尤其是林呱“會另買英國的顏料”繪制油畫肖像，孔佩特就此評論說：“根據所使用的顏料來明確區分錢納利和林呱的作品甚至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林呱繪制的油畫肖像達到了可以以假亂真的程度。
透過這“三者”的分析，孔佩特揭示了在林呱對錢納利肖像畫風格的主動效仿、能動競爭和變通創作下，兩人經過持續不斷的互動交流，終于演繹出西方油畫東漸中國和中國油畫西漸歐美的跨文化藝術傳播佳話，那就是林呱在中國美術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紀錄：林呱從沒有離開過中國沿海地區，卻成為第一個在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和美國展出作品的中國油畫家，此舉使林呱從地位低下的民間畫師擢升為與西方學院派比肩的畫家，確立了林呱在中國油畫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第一個在油畫自畫像的畫框背面簽寫畫家名字和作畫紀年銘文的畫家，如“林呱，時年52歲，1853年由其本人于廣州繪制”；第一個臨摹西方油畫名作安格爾的《大宮女》并留下作者“林呱”中英文簽名等關鍵證據的油畫家，從而在中西美術交流史和中國油畫史上建立了多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不僅于此，孔佩特還和盤托出了19世紀40年代之后林呱活躍于粵港澳三地，為香港第一任總督璞鼎查、英國海軍司令巴加畫過肖像；其兒子關嚴也成長為一名肖像畫家，連當時駐港英軍總司令德己立少將都請他到香港來畫肖像，可見林呱家族“在獲得西方人委托上有很大優勢”，超越了錢納利，成就了中國油畫一段輝煌的歷史：他們是19世紀四五十年代“外銷肖像畫的主要作者”，其肖像畫外銷以及歐美展示意味著中國油畫向西方的廣泛傳播。
了解錢納利的一扇大門
此著之于中國美術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關于錢納利在中國時的藝術贊助人研究。孔佩特運用藝術社會學研究方法，在對錢納利生平藝術經歷進行階段性分期研究的基礎上，把錢納利繪畫藝術成就分成若干個研究專題，如該著第四部分《中國沿海》，分為廣州和中國人、澳門、對華貿易商、藝術家的形象、鴉片戰爭及之后、錢納利和林呱等專題，以便聚焦錢納利的社交圈、藝術圈等，從而破解支撐錢納利在中國僑居27年從事繪畫藝術活動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
孔佩特指出，“盡管錢納利是中國沿海西方小社區唯一的職業藝術家”，但是1836年廣州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那時僅有307名非華人成年男性，“這樣一個團體，即使加上廣州的中國行商，也很難能贊助一個專業藝術家”。所以，他從研究錢納利創作與西方人進行貿易事務的中國公行總商《浩官肖像》《茂官肖像》入手，厘清此作是受在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委員會會長普勞頓委托所繪；1831年普勞頓將畫帶到英國后即參加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展覽，從此以后錢納利創作的《浩官肖像》“在廣州的畫室里被以各種尺寸、版本和材質廣泛復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場”。
顯然，孔佩特從社會學的角度探出錢納利肖像畫的第一類藝術贊助人，主要由大公司、皇家研究院等機構所組成，體現了英國上層階級對錢納利肖像畫的支持態度，即這些行商肖像畫迎合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人形成的觀念：“于西方人而言，浩官的形象不僅代表著一位舉止文雅、服飾別致、頂戴花翎的中國顯貴，而且在他的身上，具體體現了歐洲人幾個世紀以來所歸結的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所擁有的品質：文化傳統、商業智慧、彬彬有禮和外交手腕。”這是錢納利創作《浩官肖像》后被廣州畫室廣泛復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場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的西洋畫大量西漸歐美的社會成因。
此外，孔佩特還在錢納利為對華貿易商渣甸、馬地臣、威爾科克斯、鄧恩、斯特吉斯、帕西商人羅斯陀姆吉、船長帕金斯、格里布爾、海因、賴特、瑞典東印度公司代表龍思泰、僑居澳門的新英格蘭洛氏家族、醫生郭雷樞、傳教士馬禮遜、郭實臘等人創作的肖像畫中，梳理出了錢納利的社交圈、藝術圈及其繪畫所描繪的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內容，發現錢納利肖像畫的第二類藝術贊助人，主要由洋行、商人、船長、傳教士和藝術評論家等組成，其中大多數人是那時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風云人物，渣甸、馬地臣等人還“充當了藝術家的贊助人、經紀人和財務顧問”。這就是說，錢納利在中國沿海從事西洋畫傳播活動的藝術贊助人遠遠超過了他在印度活動時期，凸顯其個案研究的特殊性、美術史研究的復雜性和重要意義，正如呂澎先生為此著作序所言：“了解錢納利在中國的藝術經歷，可以讓我們認知繪畫及其歷史的復雜性，進而才能夠讓我們準確地理解中國油畫的產生與發展，認識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及歷史的復雜性。”
此著的出版，必將為中國廣大讀者、學者直接了解熟悉錢納利打開一扇大門，促進中國美術史、中國油畫史等研究由中國學術視野朝著融合國際學術視野的根本性轉變。
作者：胡光華 華東師大美術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英國藝術家喬治·錢納利是一位傳奇畫家，他出生于英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經歷了頗具前途的早期事業生涯之后，他漫長的余生都在東方度過，最終長眠于中國。
他是將英國學院派繪畫引入中國的第一人，由于未曾受到英國19世紀藝術風尚改變的影響，錢納利的藝術保持著18世紀90年代的精神。從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中西經濟與美術的互動交流。
悄然興起錢納利研究熱
繼意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和法國傳教士畫家王致誠之后，對中國油畫的發展和中西繪畫的交流產生巨大深遠影響的藝術家，是英國著名油畫家喬治·錢納利（1774—1852）。
1825年9月29日，錢納利來到澳門僑居27年后終老于澳門。伴隨著錢納利的到來，澳門再度成為中國油畫家成長的搖籃，一批中國油畫家和西方僑民在錢納利的直接親授與間接影響下，迅速成長起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西洋畫風格因此大變，流行錢氏傳來的英國學院派畫風，時人稱之為“錢納利畫派”。
今年適逢錢納利誕辰250周年，澳門《文化雜志》就此專題征稿，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劉藝博士翻譯的英國著名學者孔佩特的著作《喬治·錢納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國沿海的藝術家》，一時間在中國悄然興起了一股錢納利研究熱。
近30年來，中國出現了幾十篇涉及錢納利的研究論文和著作；這些論文和著作，尤其是博士、碩士論文，大多數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者間接受到了孔佩特的這本《喬治·錢納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國沿海的藝術家》的影響；20年前我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澳門繪畫史”時，學友陳繼春先生特別向我推薦過此著，因而我受著作中涉及錢納利選擇滿意的速寫用于油畫創作的啟發，順利完成了“錢納利及其畫派”的研究。另外，如果人們細讀孔佩特此著的第十三章《澳門》，就可了解陳繼春的《錢納利與澳門》明顯受了孔佩特此著的影響和啟迪。
中國美術史的多個“第一”
英國學者馬丁·格雷戈里稱贊孔佩特的這本專著，是“針對錢納利的權威研究”。我認為這本書是美術史領域個案研究的權威著作，其突出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大方面。
著作的標題以及它在1993年出版，恰好印證了中國美術史家水天中在1992年提出的觀點“西方繪畫是通過歐洲基督教士來華傳教活動、中西通商貿易和中國留學生的學習傳授三條渠道在中國立足生根的”。即通過中西通商貿易的途徑，以錢納利為代表的西方畫家來華僑居，促進了西方繪畫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中國繪畫在西方的廣泛傳播，對于中西美術交流史和中國油畫史的建構，具有開拓性、建設性的意義。
該著第十七章《錢納利和林呱》，首開中國油畫家進入西方藝術家個案研究領域的先例。孔佩特從傳播學的角度，開門見山就借西方旅行家圖古特·唐寧在1838年出版的有關林呱的記述“他曾是澳門的錢納利先生的學生，從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指導，使他能夠模仿歐洲的繪畫風格”，提出了錢納利與林呱師生關系的命題，致力于剖析錢納利作為西方油畫的傳播主體對西方油畫受傳對象林呱的影響效果，重點放在研究林呱是錢納利肖像畫風格的效仿者、競爭者和創作者的定位上。
孔佩特巧妙運用美國商人福布斯寫的《肖像史》一文中提到他在廣州時先請錢納利為他畫像，然后又把這幅肖像送到林呱畫店復制，加上錢納利付給林呱復制肖像的一些賬單等直接證據，證明林呱是錢納利肖像畫風格的模仿者，即林呱“因復制錢納利的原創作品而聲名鵲起”。又以林呱在廣州同文街建立畫室為西方人士提供10英鎊“英式時興式樣”的肖像畫服務，同時比較錢納利付給林呱復制肖像的費用，證實林呱“成為這位英國畫家的勁敵，他降低自己的價格，在旅行者中贏得了相當大的知名度”。再通過考證林呱創作《彼得·帕克醫生和他的中國弟子關阿多》的構圖與姿勢明顯受到錢納利之作《浩官肖像》《郭雷樞醫生在他的診所中》的影響，指出“不管林呱是不是錢納利的學生，他都很擅長用錢納利的方式畫肖像”。尤其是林呱“會另買英國的顏料”繪制油畫肖像，孔佩特就此評論說：“根據所使用的顏料來明確區分錢納利和林呱的作品甚至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林呱繪制的油畫肖像達到了可以以假亂真的程度。
透過這“三者”的分析，孔佩特揭示了在林呱對錢納利肖像畫風格的主動效仿、能動競爭和變通創作下，兩人經過持續不斷的互動交流，終于演繹出西方油畫東漸中國和中國油畫西漸歐美的跨文化藝術傳播佳話，那就是林呱在中國美術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紀錄：林呱從沒有離開過中國沿海地區，卻成為第一個在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和美國展出作品的中國油畫家，此舉使林呱從地位低下的民間畫師擢升為與西方學院派比肩的畫家，確立了林呱在中國油畫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第一個在油畫自畫像的畫框背面簽寫畫家名字和作畫紀年銘文的畫家，如“林呱，時年52歲，1853年由其本人于廣州繪制”；第一個臨摹西方油畫名作安格爾的《大宮女》并留下作者“林呱”中英文簽名等關鍵證據的油畫家，從而在中西美術交流史和中國油畫史上建立了多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不僅于此，孔佩特還和盤托出了19世紀40年代之后林呱活躍于粵港澳三地，為香港第一任總督璞鼎查、英國海軍司令巴加畫過肖像；其兒子關嚴也成長為一名肖像畫家，連當時駐港英軍總司令德己立少將都請他到香港來畫肖像，可見林呱家族“在獲得西方人委托上有很大優勢”，超越了錢納利，成就了中國油畫一段輝煌的歷史：他們是19世紀四五十年代“外銷肖像畫的主要作者”，其肖像畫外銷以及歐美展示意味著中國油畫向西方的廣泛傳播。
了解錢納利的一扇大門
此著之于中國美術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關于錢納利在中國時的藝術贊助人研究。孔佩特運用藝術社會學研究方法，在對錢納利生平藝術經歷進行階段性分期研究的基礎上，把錢納利繪畫藝術成就分成若干個研究專題，如該著第四部分《中國沿海》，分為廣州和中國人、澳門、對華貿易商、藝術家的形象、鴉片戰爭及之后、錢納利和林呱等專題，以便聚焦錢納利的社交圈、藝術圈等，從而破解支撐錢納利在中國僑居27年從事繪畫藝術活動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
孔佩特指出，“盡管錢納利是中國沿海西方小社區唯一的職業藝術家”，但是1836年廣州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那時僅有307名非華人成年男性，“這樣一個團體，即使加上廣州的中國行商，也很難能贊助一個專業藝術家”。所以，他從研究錢納利創作與西方人進行貿易事務的中國公行總商《浩官肖像》《茂官肖像》入手，厘清此作是受在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委員會會長普勞頓委托所繪；1831年普勞頓將畫帶到英國后即參加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展覽，從此以后錢納利創作的《浩官肖像》“在廣州的畫室里被以各種尺寸、版本和材質廣泛復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場”。
顯然，孔佩特從社會學的角度探出錢納利肖像畫的第一類藝術贊助人，主要由大公司、皇家研究院等機構所組成，體現了英國上層階級對錢納利肖像畫的支持態度，即這些行商肖像畫迎合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人形成的觀念：“于西方人而言，浩官的形象不僅代表著一位舉止文雅、服飾別致、頂戴花翎的中國顯貴，而且在他的身上，具體體現了歐洲人幾個世紀以來所歸結的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所擁有的品質：文化傳統、商業智慧、彬彬有禮和外交手腕。”這是錢納利創作《浩官肖像》后被廣州畫室廣泛復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場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的西洋畫大量西漸歐美的社會成因。
此外，孔佩特還在錢納利為對華貿易商渣甸、馬地臣、威爾科克斯、鄧恩、斯特吉斯、帕西商人羅斯陀姆吉、船長帕金斯、格里布爾、海因、賴特、瑞典東印度公司代表龍思泰、僑居澳門的新英格蘭洛氏家族、醫生郭雷樞、傳教士馬禮遜、郭實臘等人創作的肖像畫中，梳理出了錢納利的社交圈、藝術圈及其繪畫所描繪的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內容，發現錢納利肖像畫的第二類藝術贊助人，主要由洋行、商人、船長、傳教士和藝術評論家等組成，其中大多數人是那時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風云人物，渣甸、馬地臣等人還“充當了藝術家的贊助人、經紀人和財務顧問”。這就是說，錢納利在中國沿海從事西洋畫傳播活動的藝術贊助人遠遠超過了他在印度活動時期，凸顯其個案研究的特殊性、美術史研究的復雜性和重要意義，正如呂澎先生為此著作序所言：“了解錢納利在中國的藝術經歷，可以讓我們認知繪畫及其歷史的復雜性，進而才能夠讓我們準確地理解中國油畫的產生與發展，認識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及歷史的復雜性。”
此著的出版，必將為中國廣大讀者、學者直接了解熟悉錢納利打開一扇大門，促進中國美術史、中國油畫史等研究由中國學術視野朝著融合國際學術視野的根本性轉變。
作者：胡光華 華東師大美術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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