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神圣羅馬帝國，人們最為熟知的當屬伏爾泰那句“既不神圣，也不羅馬，更非帝國”。長期以來，政界和學界持此觀點者不在少數。
在醞釀1787年美國憲法的大陸會議上，后來擔任美國總統的詹姆斯·麥迪遜就以歐洲歷史為例，主張建立聯邦制國家。神圣羅馬帝國是他眼中的“反面教材”，認為其不過是“沒有神經的軀體，無力管轄自己的成員；無力抵御外部危險；其腹地充斥著動亂”，整個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只是一部“強者無法無天，弱者受盡凌辱……愚蠢、混亂及苦難”的大合集。
17世紀哲學家塞繆爾·馮·普芬道夫則將神圣羅馬帝國視為“畸變的怪物”，因為他認為帝國從一個“常規”君主國退化成了“非常規的政治體”。
不少德國學者更是將神圣羅馬帝國視為德意志民族發展的障礙。在他們看來，正是神圣羅馬帝國的存在，使得德意志成為“遲到的民族”。相比其他民族國家的成長，德意志民族在1871年只形成了文化層面的共識。許多人認為這帶來了致命后果，使得德國發展完全異于英法等國，在政治上走上了特殊之路，遠離現代文明和民主，通向威權主義，并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悲劇。
當然，也正是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讓德國人終于明白早期對“軍事化民族國家”的贊譽是何等幼稚和扭曲。這種價值觀的改變，也使得另一部分學者對神圣羅馬帝國產生了較為積極的評價。
一頭是“發展的障礙”，一頭是對其多元化的肯定，這樣的矛盾，恰恰也說明人們對神圣羅馬帝國的認識存在多么大的分歧。
英國學者彼得·威爾遜力求在《歐洲之心——神圣羅馬帝國：800—1806》一書中呈現這個帝國真正的面相。他寫道：“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是歐洲史的核心。了解這段歷史，有助于把握歐洲大部分地區從中世紀初期至19世紀的發展走向。它所揭示的許多重要層面，是我們熟悉的那種從民族國家角度講述的歐洲史所忽視的。”
他繼而寫道：“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跨越千年，存續時間是羅馬帝國的兩倍多，歐洲大陸的許多地區都在它的疆域范圍內。除了今日的德國外，神圣羅馬帝國的疆域還包括以下十個現代國家的全部或部分：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法國、意大利、盧森堡、荷蘭、波蘭和瑞士。其他的一些國家也與神圣羅馬帝國有緊密聯系，比如匈牙利、西班牙和瑞典；人們常常忘記，英格蘭也出過一位德意志國王（康沃爾的理查，1257—1272年在位）。更重要的是，歐洲東部與西部、南部與北部的張力，都交匯于神圣羅馬帝國的核心地帶——萊茵河、易北河、奧得河以及阿爾卑斯山脈所環繞的區域。這些張力反映在帝國疆界的不斷變化中，也反映在帝國內部領地的細碎劃分上。”
也正因為這樣，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并不僅僅是眾多民族國家歷史中的一種，而是歐洲總體歷史進程的核心。但彼得·威爾遜也并非一味翻案，對于那些將神圣羅馬帝國視為“歐盟先聲”的說法，他同樣報以反對。
神圣羅馬帝國的開端極具戲劇性。公元799年，教皇利奧三世為了對抗政敵，向法蘭克國王查理求助。公元800年12月25日，利奧三世突然將皇冠戴在正在做彌撒的查理頭上，宣布對方為“羅馬人的皇帝”，神圣羅馬帝國就此開啟——當然，這是彼得·威爾遜的定義，與更廣泛認為的962年奧托一世加冕不同。
這個帝國雖然宣稱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正統，但它并非羅馬帝國式的專制政體，而是相當“奇怪”，甚至不符合人們對“國家”一詞的定義。它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心地帶、一座都城、權力集中的政治機構，以及可能是根本的要素——一個單一的“民族”。正如彼得·威爾遜所言：“帝國沒有之于英國的泰晤士河谷、之于法國的法蘭西島那種穩定的核心區域。帝國沒有固定的首都，沒有唯一的主保圣人，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或文化。”
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更像名義上的元首，他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力，也不能世襲，只能通過選侯推選和教皇加冕才能產生。帝國的權力核心非常分散，皇帝、教會、諸侯、帝國議會、帝國法院乃至城市聯盟，都享有一定權力，也具備著獨立性。雖然在千年進程中，這種自治性有多有少，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此消彼長，但始終存在。
權力的分散和相互制衡，也使得帝國的治理也并非純粹的權力主導模式，而是通過協商去尋求共識。從這一點來說，神圣羅馬帝國對于現代世界確實有著啟發意義，也正是因為它的多元化，史無前例地催生了意大利城邦、尼德蘭聯合省和漢薩同盟這樣的成熟貿易網絡，更孕育了荷蘭這種“以商立國”的國家。無論是威尼斯這樣的千年商業城邦，還是后來的荷蘭，都呈現了神圣羅馬帝國的特質：以貿易為紐帶，以“坐下來好好談”為傳統。
因為神圣羅馬帝國的松散、多元化和權力制衡，使得管理更為復雜，面對的難題更多。在所處的歷史情境下，神圣羅馬帝國有許多政治上的創新，它的妥協是可貴的。
書中以哈布斯堡家族為例，它“沒有想過要‘建立’一個國家或創建一個獨立的奧地利。然而，他們的行動確實將自己的領土區分得更加清楚，因為他們遵循了自1273年以來國王們的做法，加強了自己屬地的自主權，以此作為治理帝國的基礎。他們的宮廷就是一個例子，因為在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時期，宮廷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顧問的職能移交給了帝國議會，帝國議會就此成為皇帝與帝國政治精英談判的主要場所”。
帝國議會的存在，在神圣羅馬帝國歷史上極為重要。書中寫道：“利奧波德當選為皇帝時年僅18歲，結果他的長壽（1658—1705年在位）給哈布斯堡家族帶來了實現其目標所需的穩定性。利奧波德的成功關鍵在于他愿意在1648年后的憲政秩序中工作，而不是反對它。與選侯們以及一個小型帝國代表團進行談判的各種嘗試都未能解決懸而未決的安全和改革問題，這使得利奧波德在1662年面臨土耳其對匈牙利的攻擊時不得不召集一個新的帝國議會。自1663年1月20日開幕之后，帝國議會便永久化了，直至帝國滅亡。”它比英國的“議會之母”更早開始，后者在1717年后才成為永久性議會。
帝國議會并非現代意義上的議會，因為它代表的是帝國的各個政治體，而不是其人民。它當然有局限性，因為如果不將選舉權賦予居民而非領地，它就沒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民主機構。但在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情境下，它是最有效的協商場所，所有帝國政治體和皇帝都可以在這里進行談判。
《歐洲之心》所呈現的神圣羅馬帝國，有著極其復雜的面相。它自稱承繼羅馬帝國，但又并非羅馬帝國式的專制國家，它的主權由皇帝、教會、諸侯和城邦等各種政治體共享，但又不可能進化為美國那樣的聯邦制國家。它確實是獨特的，兼具了神圣與世俗、古老與創新、專制和自由。它甚至無法定義一種模式和路徑，但卻總能為各路后來者提供各種領域的借鑒。
說起神圣羅馬帝國，人們最為熟知的當屬伏爾泰那句“既不神圣，也不羅馬，更非帝國”。長期以來，政界和學界持此觀點者不在少數。
在醞釀1787年美國憲法的大陸會議上，后來擔任美國總統的詹姆斯·麥迪遜就以歐洲歷史為例，主張建立聯邦制國家。神圣羅馬帝國是他眼中的“反面教材”，認為其不過是“沒有神經的軀體，無力管轄自己的成員；無力抵御外部危險；其腹地充斥著動亂”，整個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只是一部“強者無法無天，弱者受盡凌辱……愚蠢、混亂及苦難”的大合集。
17世紀哲學家塞繆爾·馮·普芬道夫則將神圣羅馬帝國視為“畸變的怪物”，因為他認為帝國從一個“常規”君主國退化成了“非常規的政治體”。
不少德國學者更是將神圣羅馬帝國視為德意志民族發展的障礙。在他們看來，正是神圣羅馬帝國的存在，使得德意志成為“遲到的民族”。相比其他民族國家的成長，德意志民族在1871年只形成了文化層面的共識。許多人認為這帶來了致命后果，使得德國發展完全異于英法等國，在政治上走上了特殊之路，遠離現代文明和民主，通向威權主義，并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悲劇。
當然，也正是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讓德國人終于明白早期對“軍事化民族國家”的贊譽是何等幼稚和扭曲。這種價值觀的改變，也使得另一部分學者對神圣羅馬帝國產生了較為積極的評價。
一頭是“發展的障礙”，一頭是對其多元化的肯定，這樣的矛盾，恰恰也說明人們對神圣羅馬帝國的認識存在多么大的分歧。
英國學者彼得·威爾遜力求在《歐洲之心——神圣羅馬帝國：800—1806》一書中呈現這個帝國真正的面相。他寫道：“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是歐洲史的核心。了解這段歷史，有助于把握歐洲大部分地區從中世紀初期至19世紀的發展走向。它所揭示的許多重要層面，是我們熟悉的那種從民族國家角度講述的歐洲史所忽視的。”
他繼而寫道：“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跨越千年，存續時間是羅馬帝國的兩倍多，歐洲大陸的許多地區都在它的疆域范圍內。除了今日的德國外，神圣羅馬帝國的疆域還包括以下十個現代國家的全部或部分：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法國、意大利、盧森堡、荷蘭、波蘭和瑞士。其他的一些國家也與神圣羅馬帝國有緊密聯系，比如匈牙利、西班牙和瑞典；人們常常忘記，英格蘭也出過一位德意志國王（康沃爾的理查，1257—1272年在位）。更重要的是，歐洲東部與西部、南部與北部的張力，都交匯于神圣羅馬帝國的核心地帶——萊茵河、易北河、奧得河以及阿爾卑斯山脈所環繞的區域。這些張力反映在帝國疆界的不斷變化中，也反映在帝國內部領地的細碎劃分上。”
也正因為這樣，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并不僅僅是眾多民族國家歷史中的一種，而是歐洲總體歷史進程的核心。但彼得·威爾遜也并非一味翻案，對于那些將神圣羅馬帝國視為“歐盟先聲”的說法，他同樣報以反對。
神圣羅馬帝國的開端極具戲劇性。公元799年，教皇利奧三世為了對抗政敵，向法蘭克國王查理求助。公元800年12月25日，利奧三世突然將皇冠戴在正在做彌撒的查理頭上，宣布對方為“羅馬人的皇帝”，神圣羅馬帝國就此開啟——當然，這是彼得·威爾遜的定義，與更廣泛認為的962年奧托一世加冕不同。
這個帝國雖然宣稱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正統，但它并非羅馬帝國式的專制政體，而是相當“奇怪”，甚至不符合人們對“國家”一詞的定義。它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心地帶、一座都城、權力集中的政治機構，以及可能是根本的要素——一個單一的“民族”。正如彼得·威爾遜所言：“帝國沒有之于英國的泰晤士河谷、之于法國的法蘭西島那種穩定的核心區域。帝國沒有固定的首都，沒有唯一的主保圣人，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或文化。”
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更像名義上的元首，他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力，也不能世襲，只能通過選侯推選和教皇加冕才能產生。帝國的權力核心非常分散，皇帝、教會、諸侯、帝國議會、帝國法院乃至城市聯盟，都享有一定權力，也具備著獨立性。雖然在千年進程中，這種自治性有多有少，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此消彼長，但始終存在。
權力的分散和相互制衡，也使得帝國的治理也并非純粹的權力主導模式，而是通過協商去尋求共識。從這一點來說，神圣羅馬帝國對于現代世界確實有著啟發意義，也正是因為它的多元化，史無前例地催生了意大利城邦、尼德蘭聯合省和漢薩同盟這樣的成熟貿易網絡，更孕育了荷蘭這種“以商立國”的國家。無論是威尼斯這樣的千年商業城邦，還是后來的荷蘭，都呈現了神圣羅馬帝國的特質：以貿易為紐帶，以“坐下來好好談”為傳統。
因為神圣羅馬帝國的松散、多元化和權力制衡，使得管理更為復雜，面對的難題更多。在所處的歷史情境下，神圣羅馬帝國有許多政治上的創新，它的妥協是可貴的。
書中以哈布斯堡家族為例，它“沒有想過要‘建立’一個國家或創建一個獨立的奧地利。然而，他們的行動確實將自己的領土區分得更加清楚，因為他們遵循了自1273年以來國王們的做法，加強了自己屬地的自主權，以此作為治理帝國的基礎。他們的宮廷就是一個例子，因為在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時期，宮廷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顧問的職能移交給了帝國議會，帝國議會就此成為皇帝與帝國政治精英談判的主要場所”。
帝國議會的存在，在神圣羅馬帝國歷史上極為重要。書中寫道：“利奧波德當選為皇帝時年僅18歲，結果他的長壽（1658—1705年在位）給哈布斯堡家族帶來了實現其目標所需的穩定性。利奧波德的成功關鍵在于他愿意在1648年后的憲政秩序中工作，而不是反對它。與選侯們以及一個小型帝國代表團進行談判的各種嘗試都未能解決懸而未決的安全和改革問題，這使得利奧波德在1662年面臨土耳其對匈牙利的攻擊時不得不召集一個新的帝國議會。自1663年1月20日開幕之后，帝國議會便永久化了，直至帝國滅亡。”它比英國的“議會之母”更早開始，后者在1717年后才成為永久性議會。
帝國議會并非現代意義上的議會，因為它代表的是帝國的各個政治體，而不是其人民。它當然有局限性，因為如果不將選舉權賦予居民而非領地，它就沒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民主機構。但在神圣羅馬帝國的歷史情境下，它是最有效的協商場所，所有帝國政治體和皇帝都可以在這里進行談判。
《歐洲之心》所呈現的神圣羅馬帝國，有著極其復雜的面相。它自稱承繼羅馬帝國，但又并非羅馬帝國式的專制國家，它的主權由皇帝、教會、諸侯和城邦等各種政治體共享，但又不可能進化為美國那樣的聯邦制國家。它確實是獨特的，兼具了神圣與世俗、古老與創新、專制和自由。它甚至無法定義一種模式和路徑，但卻總能為各路后來者提供各種領域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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