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樂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標識，并且持續向周邊政權播遷和輻射。作為古代天下秩序的理想化目標，“禮序樂和”在明清時期表現得尤為顯著，并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富有成效的東亞地區實踐。
元明鼎革之際“禮樂復興”
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甫登大位便開展了大范圍的禮制改革，目的是扭轉前代“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的偏頗局面。
從更廣闊、更完整、更辯證的視野還能看到，元明鼎革之際的“禮樂復興”既彰顯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致力于達到以儒家思想為主、其他思想為輔的道統振興，又凸顯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政權更迭和法統繼承并非彼此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
明朝有針對性地傳播傳統天下觀中的禮樂精神內涵，背后還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比如，朝廷派遣使臣頒布外交詔令，遍及當時已知的周邊與中國曾有往來的陸海各國，明確以“不征”作為對外關系的基本國策，并給周邊各國“賓”的地位。
朝鮮、越南、琉球、日本在向明朝大規模吸收和深度汲取禮樂文化要素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小中華”的身份擴大中華文明的國際影響。同時，周邊政權在“禮樂內化”的進程中也激發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參考中國沿革禮制的經驗不斷創造出符合自身民族特色的禮樂文化，以至于還逐步萌生出比美于中國的觀念。
明朝構建“禮樂紐帶”
明朝和朝鮮之間通過賜國號、奉正朔、冊封等特殊和常規的重大禮儀形式，確認“大國—小國”的互動情境，確保雙方可以實現多重利益的互利互惠，進一步豐富了傳統天下觀中的義利觀。
數據顯示，朝鮮是古代東亞向明朝朝貢最為頻繁的國家，如洪武年間有60次、永樂年間有91次、洪熙和宣德年間有67次。所進貢物主要為金銀器皿、螺鈿梳函、白錦綢、各色纻布、各色細花席和豹皮、獺皮、人參等。
對朝鮮納貢的回賜和賞賜，明朝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對前來朝賀的朝鮮使臣厚加賞賜，還派官前往朝鮮行賞，賜給朝鮮國王冠服、五色珊瑚旒珠、金飾件、錦緞以及《元史》《十八史略》《大學衍義》《春秋會通》《諸子全書》等。
1403年，朝鮮李朝政府將《朱子家禮》納入科舉內容，“令初入仕者，并試《朱文公家禮》”。此后，《家禮》逐步成為朝鮮社會禮儀的核心典則，被不斷翻刻印行，在民間廣為流傳。
隨著對朱熹禮樂思想的研究深入，朝鮮學者對中國思想的探索更為精進，自身的批判精神、創新意識和民族特色愈發濃厚。尊奉中國禮學的李滉，一方面認為高麗之后朝鮮“詩書之澤、禮儀之風、箕疇之教漸復”，乃是“文獻之邦，君子之國”，另一方面則積極主張禮有因有革、有常有變，禮在實踐中從俗、從宜、從權。
朝鮮對中國禮樂進行審慎變通，還體現在對“雅樂”的接續和創新上。作為禮儀之樂的精髓，雅樂包括祭祀祖先的廟祭樂、祭祀天地山川之神的郊祀樂、儀禮饗宴的宴饗樂等，其演奏形態為堂上登歌、堂下樂懸、文武佾舞等。
高麗后期“禮崩樂壞”，宮廷活動和儀式程序屢遭損害，與雅樂相關的樂律、樂書、樂人、樂器潰散殆盡。1430年，朝鮮派遣典樂赴明，詳細考察當時中國的雅樂和燕（宴）樂，并對各種樂器進行臨摹，以圖像的形式帶回國。同時，還在中國樂曲基礎上融入本民族音樂的曲調，目標是建立起符合自身特色的禮樂體系。
清朝帶動“禮樂交融”
清朝統一中國，為傳統東亞天下秩序實現“禮治穩定”“禮治和平”奠定了堅實基礎。朝鮮使臣在《燕行錄》中記載，清廷將“賞聽戲”作為娛賓宴樂和接待外賓的重要禮儀安排，以此顯示天朝風范。
如果說當時先進的中華禮樂文化是“綱”，那么東亞各國各具特色的禮樂文化就是“目”。經由綱舉目張，推動禮樂交融螺旋式上升。
以越南為例，其對中國禮樂文化的輸入是十分全面的，不僅充分吸收中國蔚為大觀的禮儀規范和典禮制度，還將中國的雅樂、文武八佾、丹陛大樂、中和韶樂以及小樂、細樂、女樂等作為舶來品一并引進，并逐步形成符合本土風土人情的宮廷禮樂文化。
據《欽定大南會典事例·禮部》記載，越南阮朝宮廷雅樂的樂隊主要包含兩大部分：樂懸一部的配置保留中國雅樂樂器中的打擊樂器；雅樂一部則多由絲竹樂器組成，具有鮮明的越南特色。
伴隨中越樂舞文化交流，安南樂在中國宮廷宴樂中也逐漸占有一席之地。1803年，由三音鑼等樂器演奏的越南國樂在清朝宮廷進行演出，與緬甸、廓爾喀（尼泊爾）等四鄰樂舞一道營造出太平安寧、祥和歡快的氛圍。
作為東海之上極為重要的轉口商貿中心，被譽為“萬國津梁”的琉球亦長期仿行中華禮樂，“王及百官每逢大朝皆穿中華衣冠以行典禮”。據《琉球國舊記》所敘，琉球于元旦、十五朝賀之時于禁城庭上設儀仗、五色旗、香案，并從巳時起舉行“圣主出拜神祇”“長史讀祝”“百官拜禮”等儀式。
經過100多年的探索和積累，琉球的外交用樂日趨成熟。1832年，琉球使團出使日本江戶。琉球方面以行列、儀仗和音樂藝術的豐富形式來表達友善、展現威儀，鮮明展示了廣泛吸納中華禮樂文化而形成的高度文明，給日本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者：陳康令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
《禮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樂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標識，并且持續向周邊政權播遷和輻射。作為古代天下秩序的理想化目標，“禮序樂和”在明清時期表現得尤為顯著，并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富有成效的東亞地區實踐。
元明鼎革之際“禮樂復興”
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甫登大位便開展了大范圍的禮制改革，目的是扭轉前代“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的偏頗局面。
從更廣闊、更完整、更辯證的視野還能看到，元明鼎革之際的“禮樂復興”既彰顯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致力于達到以儒家思想為主、其他思想為輔的道統振興，又凸顯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政權更迭和法統繼承并非彼此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
明朝有針對性地傳播傳統天下觀中的禮樂精神內涵，背后還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比如，朝廷派遣使臣頒布外交詔令，遍及當時已知的周邊與中國曾有往來的陸海各國，明確以“不征”作為對外關系的基本國策，并給周邊各國“賓”的地位。
朝鮮、越南、琉球、日本在向明朝大規模吸收和深度汲取禮樂文化要素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小中華”的身份擴大中華文明的國際影響。同時，周邊政權在“禮樂內化”的進程中也激發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參考中國沿革禮制的經驗不斷創造出符合自身民族特色的禮樂文化，以至于還逐步萌生出比美于中國的觀念。
明朝構建“禮樂紐帶”
明朝和朝鮮之間通過賜國號、奉正朔、冊封等特殊和常規的重大禮儀形式，確認“大國—小國”的互動情境，確保雙方可以實現多重利益的互利互惠，進一步豐富了傳統天下觀中的義利觀。
數據顯示，朝鮮是古代東亞向明朝朝貢最為頻繁的國家，如洪武年間有60次、永樂年間有91次、洪熙和宣德年間有67次。所進貢物主要為金銀器皿、螺鈿梳函、白錦綢、各色纻布、各色細花席和豹皮、獺皮、人參等。
對朝鮮納貢的回賜和賞賜，明朝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對前來朝賀的朝鮮使臣厚加賞賜，還派官前往朝鮮行賞，賜給朝鮮國王冠服、五色珊瑚旒珠、金飾件、錦緞以及《元史》《十八史略》《大學衍義》《春秋會通》《諸子全書》等。
1403年，朝鮮李朝政府將《朱子家禮》納入科舉內容，“令初入仕者，并試《朱文公家禮》”。此后，《家禮》逐步成為朝鮮社會禮儀的核心典則，被不斷翻刻印行，在民間廣為流傳。
隨著對朱熹禮樂思想的研究深入，朝鮮學者對中國思想的探索更為精進，自身的批判精神、創新意識和民族特色愈發濃厚。尊奉中國禮學的李滉，一方面認為高麗之后朝鮮“詩書之澤、禮儀之風、箕疇之教漸復”，乃是“文獻之邦，君子之國”，另一方面則積極主張禮有因有革、有常有變，禮在實踐中從俗、從宜、從權。
朝鮮對中國禮樂進行審慎變通，還體現在對“雅樂”的接續和創新上。作為禮儀之樂的精髓，雅樂包括祭祀祖先的廟祭樂、祭祀天地山川之神的郊祀樂、儀禮饗宴的宴饗樂等，其演奏形態為堂上登歌、堂下樂懸、文武佾舞等。
高麗后期“禮崩樂壞”，宮廷活動和儀式程序屢遭損害，與雅樂相關的樂律、樂書、樂人、樂器潰散殆盡。1430年，朝鮮派遣典樂赴明，詳細考察當時中國的雅樂和燕（宴）樂，并對各種樂器進行臨摹，以圖像的形式帶回國。同時，還在中國樂曲基礎上融入本民族音樂的曲調，目標是建立起符合自身特色的禮樂體系。
清朝帶動“禮樂交融”
清朝統一中國，為傳統東亞天下秩序實現“禮治穩定”“禮治和平”奠定了堅實基礎。朝鮮使臣在《燕行錄》中記載，清廷將“賞聽戲”作為娛賓宴樂和接待外賓的重要禮儀安排，以此顯示天朝風范。
如果說當時先進的中華禮樂文化是“綱”，那么東亞各國各具特色的禮樂文化就是“目”。經由綱舉目張，推動禮樂交融螺旋式上升。
以越南為例，其對中國禮樂文化的輸入是十分全面的，不僅充分吸收中國蔚為大觀的禮儀規范和典禮制度，還將中國的雅樂、文武八佾、丹陛大樂、中和韶樂以及小樂、細樂、女樂等作為舶來品一并引進，并逐步形成符合本土風土人情的宮廷禮樂文化。
據《欽定大南會典事例·禮部》記載，越南阮朝宮廷雅樂的樂隊主要包含兩大部分：樂懸一部的配置保留中國雅樂樂器中的打擊樂器；雅樂一部則多由絲竹樂器組成，具有鮮明的越南特色。
伴隨中越樂舞文化交流，安南樂在中國宮廷宴樂中也逐漸占有一席之地。1803年，由三音鑼等樂器演奏的越南國樂在清朝宮廷進行演出，與緬甸、廓爾喀（尼泊爾）等四鄰樂舞一道營造出太平安寧、祥和歡快的氛圍。
作為東海之上極為重要的轉口商貿中心，被譽為“萬國津梁”的琉球亦長期仿行中華禮樂，“王及百官每逢大朝皆穿中華衣冠以行典禮”。據《琉球國舊記》所敘，琉球于元旦、十五朝賀之時于禁城庭上設儀仗、五色旗、香案，并從巳時起舉行“圣主出拜神祇”“長史讀祝”“百官拜禮”等儀式。
經過100多年的探索和積累，琉球的外交用樂日趨成熟。1832年，琉球使團出使日本江戶。琉球方面以行列、儀仗和音樂藝術的豐富形式來表達友善、展現威儀，鮮明展示了廣泛吸納中華禮樂文化而形成的高度文明，給日本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者：陳康令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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