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埃菲爾鐵塔、盧浮宮、巴黎圣母院等一系列地標建筑為整座城市賦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感。
歷史上，不少“地標”建筑都曾深刻影響著城市命運，而“地標”概念的形成和發展也與巴黎的城市建設有著緊密的關聯。
這一次，就讓我們從巴黎出發，探索“地標”的前世今生。
巴黎，現代地標的搖籃
“地標”一詞，源于人類對于地理位置的識別需求。在古代，人們利用自然景觀中的顯著特征，如山峰、河流或巨石，作為指引方向的參照物。
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造建筑開始扮演起地標的角色。古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帕特農神廟、羅馬的競技場等，都是早期城市文明中人類為了紀念、崇拜或是公共活動而建造的標志性建筑。
到了中世紀，教堂、城堡成為歐洲城市的中心，高聳入云的尖塔和堅固的城墻，既是防御的堡壘，也成為信仰和權力的象征。位于巴黎城中心的巴黎圣母院正是這一時期的典范。
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巴黎城得到了極大發展。在古典主義風潮的影響下，巴黎不僅改造了盧浮宮，還建造了一大批城市廣場、方尖碑、劇院等標志性建筑，并將它們與道路、橋梁相連，打通各個地標之間的視覺通廊。自此，一個視覺藝術感極強的城市地標系統基本形成。
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地標”概念逐漸從實用主義轉向了象征意義與美學追求的結合。巴黎，再次引領了這一風向的轉變。
1887年，為了迎接萬國博覽會的開幕，法國決定建設一個新的地標——埃菲爾鐵塔。建造初期，埃菲爾鐵塔曾備受批評，包括小仲馬在內的300多位文藝界人士認為埃菲爾鐵塔的設計是“無用的、畸形的”，他們稱這個“鋼鐵怪物”是在“破壞巴黎之美”。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工程技術與現代設計相結合的作品已成為巴黎永遠的象征。正如羅蘭·巴特所說：“不管什么季節，不管云霧彌漫、陰天、晴天還是雨天，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哪一幢建筑物、教堂或樹木的枝葉把你和它隔開，鐵塔總在那兒。它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這之后，蓬皮杜中心、新國家圖書館、德芳斯巨門、巴士底歌劇院、奧塞美術館、巴黎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等諸多新地標拔地而起。盡管它們的建設都伴隨著不小的爭議，但最后依然成功地融入了巴黎的城市風貌之中。
此時，在巴黎之外的世界也都進入了“地標”時間——紐約的帝國大廈、悉尼的歌劇院、迪拜的哈利法塔等，每座城市都開始渴望擁有自己的標志性建筑，以此彰顯其獨特魅力。
城市命運，能否被地標改變
如果說，巴黎的“地標”建筑是在歷史中與這座城市共同成長，那么，新造一個“地標”，能改變一座城市的命運嗎？
20世紀90年代前，西班牙的畢爾巴鄂還僅僅是一座海邊工業小城，這座城市因鋼鐵、造船等行業的衰退而走向沒落。年輕人都選擇離開這里，前往巴塞羅那或巴黎。
但到1997年，一座造價9000萬美元的古根海姆博物館橫空出世，瞬間吸引了大量游客，畢爾巴鄂很快成為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化藝術中心之一。
古根海姆博物館每年為城市創造434.6萬歐元的GDP和超過9000份工作。一座幾乎快被人遺忘的城市，通過一座地標建筑，完成了一場復興。
這一模式被稱為“古根海姆效應”，即一個地區依靠某個單體文化建筑和巨額投資，就可以改變其社會和經濟狀況。
盡管該模式以“古根海姆”命名，但事實上，藝術博物館的建設僅僅是畢爾巴鄂一系列城市復興項目之一，還有更多的舉措被藏在了博物館背后——可持續的公共交通設施，增建公園，政府與私有投資方合作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升居民收入，等等。
類似的案例還有法國朗斯小鎮。由于世界大戰的破壞和采礦業對環境的污染，日益衰敗的朗斯曾一度陷入荒廢邊緣。好在2004年，時任法國總理拉法蘭宣布將朗斯的部分采礦場作為巴黎盧浮宮分館的場地。盧浮宮朗斯分館的設計由日本的普利茲克獎得主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操刀，建筑風格輕盈明亮，與城市中的其他建筑相互融合。
隨著博物館的建成，當地政府邀請各相關行業的領袖和代表成立了一個區域性的聯盟，系統性地將博物館帶來的有益影響擴散至周邊地區。據統計，這棟坐落在0.2平方千米土地上的地標性建筑，為760平方千米范圍內的超過55萬人口帶來了效益。
以上的兩個案例讓我們看到，塑造城市地標，不應僅依賴于少數幾個標志性建筑，而應當重視那些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部分，如果要讓一個建筑項目在當地的發展中起到催化作用，它必須融入城鎮整體規劃。
時代精神與歷史文化的交匯
回溯歷史，城市地標的形成原因錯綜復雜，它們是人類物質文明發展與精神文化需求相互交織的產物。
事實上，地標建筑之所以能給人以震撼，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格式塔心理學的組織原則，即當某一物體在景觀中展現出異質性時，會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觸動觀察者的審美心理，留下深刻印象。
以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為例，這座現代藝術的殿堂，以其外露的管道及樓梯、鮮艷的色彩和透明的玻璃殼，打破了周圍古典建筑的常規，成為吸引眼球的焦點，也因此成了訪客最多的展覽館之一。
但視覺沖擊也不是唯一的要素。美國麻省理工建筑學院的創始人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到，路徑、邊界、節點、地標和區域這五種空間要素將最終形成人們對一個城市的完整印象。他將地標的象征意義和內涵進一步凸顯。
例如，哲學家薩特光顧的花神咖啡廳、李白詩中的黃鶴樓，凱文·林奇認為“一旦一段歷史、一種象征或一種意義加上一個目的之后，它的標志價值就提高了”。
而今天，地標被賦予了更豐富的社會價值，它們不僅是物理空間的存在，更是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橋梁。
如同巴黎圣母院呈現了中世紀人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佛羅倫薩主教堂的穹頂呈現出市民社會的自由精神，而大衛·馬克斯和朱莉亞·巴菲爾德設計的倫敦眼呈現出現代的智慧、社會、技術條件的必然邏輯。可以說，每一座地標建筑，都是城市歷史的見證者、文化的守護者，以及未來的引領者，它們共同塑造了人們的集體記憶與情感紐帶。
今年的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埃菲爾鐵塔、盧浮宮、巴黎圣母院等一系列地標建筑為整座城市賦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感。
歷史上，不少“地標”建筑都曾深刻影響著城市命運，而“地標”概念的形成和發展也與巴黎的城市建設有著緊密的關聯。
這一次，就讓我們從巴黎出發，探索“地標”的前世今生。
巴黎，現代地標的搖籃
“地標”一詞，源于人類對于地理位置的識別需求。在古代，人們利用自然景觀中的顯著特征，如山峰、河流或巨石，作為指引方向的參照物。
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造建筑開始扮演起地標的角色。古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帕特農神廟、羅馬的競技場等，都是早期城市文明中人類為了紀念、崇拜或是公共活動而建造的標志性建筑。
到了中世紀，教堂、城堡成為歐洲城市的中心，高聳入云的尖塔和堅固的城墻，既是防御的堡壘，也成為信仰和權力的象征。位于巴黎城中心的巴黎圣母院正是這一時期的典范。
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巴黎城得到了極大發展。在古典主義風潮的影響下，巴黎不僅改造了盧浮宮，還建造了一大批城市廣場、方尖碑、劇院等標志性建筑，并將它們與道路、橋梁相連，打通各個地標之間的視覺通廊。自此，一個視覺藝術感極強的城市地標系統基本形成。
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地標”概念逐漸從實用主義轉向了象征意義與美學追求的結合。巴黎，再次引領了這一風向的轉變。
1887年，為了迎接萬國博覽會的開幕，法國決定建設一個新的地標——埃菲爾鐵塔。建造初期，埃菲爾鐵塔曾備受批評，包括小仲馬在內的300多位文藝界人士認為埃菲爾鐵塔的設計是“無用的、畸形的”，他們稱這個“鋼鐵怪物”是在“破壞巴黎之美”。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工程技術與現代設計相結合的作品已成為巴黎永遠的象征。正如羅蘭·巴特所說：“不管什么季節，不管云霧彌漫、陰天、晴天還是雨天，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哪一幢建筑物、教堂或樹木的枝葉把你和它隔開，鐵塔總在那兒。它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這之后，蓬皮杜中心、新國家圖書館、德芳斯巨門、巴士底歌劇院、奧塞美術館、巴黎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等諸多新地標拔地而起。盡管它們的建設都伴隨著不小的爭議，但最后依然成功地融入了巴黎的城市風貌之中。
此時，在巴黎之外的世界也都進入了“地標”時間——紐約的帝國大廈、悉尼的歌劇院、迪拜的哈利法塔等，每座城市都開始渴望擁有自己的標志性建筑，以此彰顯其獨特魅力。
城市命運，能否被地標改變
如果說，巴黎的“地標”建筑是在歷史中與這座城市共同成長，那么，新造一個“地標”，能改變一座城市的命運嗎？
20世紀90年代前，西班牙的畢爾巴鄂還僅僅是一座海邊工業小城，這座城市因鋼鐵、造船等行業的衰退而走向沒落。年輕人都選擇離開這里，前往巴塞羅那或巴黎。
但到1997年，一座造價9000萬美元的古根海姆博物館橫空出世，瞬間吸引了大量游客，畢爾巴鄂很快成為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化藝術中心之一。
古根海姆博物館每年為城市創造434.6萬歐元的GDP和超過9000份工作。一座幾乎快被人遺忘的城市，通過一座地標建筑，完成了一場復興。
這一模式被稱為“古根海姆效應”，即一個地區依靠某個單體文化建筑和巨額投資，就可以改變其社會和經濟狀況。
盡管該模式以“古根海姆”命名，但事實上，藝術博物館的建設僅僅是畢爾巴鄂一系列城市復興項目之一，還有更多的舉措被藏在了博物館背后——可持續的公共交通設施，增建公園，政府與私有投資方合作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升居民收入，等等。
類似的案例還有法國朗斯小鎮。由于世界大戰的破壞和采礦業對環境的污染，日益衰敗的朗斯曾一度陷入荒廢邊緣。好在2004年，時任法國總理拉法蘭宣布將朗斯的部分采礦場作為巴黎盧浮宮分館的場地。盧浮宮朗斯分館的設計由日本的普利茲克獎得主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操刀，建筑風格輕盈明亮，與城市中的其他建筑相互融合。
隨著博物館的建成，當地政府邀請各相關行業的領袖和代表成立了一個區域性的聯盟，系統性地將博物館帶來的有益影響擴散至周邊地區。據統計，這棟坐落在0.2平方千米土地上的地標性建筑，為760平方千米范圍內的超過55萬人口帶來了效益。
以上的兩個案例讓我們看到，塑造城市地標，不應僅依賴于少數幾個標志性建筑，而應當重視那些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部分，如果要讓一個建筑項目在當地的發展中起到催化作用，它必須融入城鎮整體規劃。
時代精神與歷史文化的交匯
回溯歷史，城市地標的形成原因錯綜復雜，它們是人類物質文明發展與精神文化需求相互交織的產物。
事實上，地標建筑之所以能給人以震撼，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格式塔心理學的組織原則，即當某一物體在景觀中展現出異質性時，會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觸動觀察者的審美心理，留下深刻印象。
以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為例，這座現代藝術的殿堂，以其外露的管道及樓梯、鮮艷的色彩和透明的玻璃殼，打破了周圍古典建筑的常規，成為吸引眼球的焦點，也因此成了訪客最多的展覽館之一。
但視覺沖擊也不是唯一的要素。美國麻省理工建筑學院的創始人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到，路徑、邊界、節點、地標和區域這五種空間要素將最終形成人們對一個城市的完整印象。他將地標的象征意義和內涵進一步凸顯。
例如，哲學家薩特光顧的花神咖啡廳、李白詩中的黃鶴樓，凱文·林奇認為“一旦一段歷史、一種象征或一種意義加上一個目的之后，它的標志價值就提高了”。
而今天，地標被賦予了更豐富的社會價值，它們不僅是物理空間的存在，更是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橋梁。
如同巴黎圣母院呈現了中世紀人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佛羅倫薩主教堂的穹頂呈現出市民社會的自由精神，而大衛·馬克斯和朱莉亞·巴菲爾德設計的倫敦眼呈現出現代的智慧、社會、技術條件的必然邏輯。可以說，每一座地標建筑，都是城市歷史的見證者、文化的守護者，以及未來的引領者，它們共同塑造了人們的集體記憶與情感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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