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9日，是托芙·揚松誕辰110周年紀念日，這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足兩周后出生的藝術家，用她86年的人生踐行了自己“創作與愛”的信念。
托芙·揚松，1914年8月9日-2001年6月27日。
作為創作姆明谷的藝術家，托芙·揚松一直在創作中追索明亮與希望，她創作了近70年，在不同的領域間輕盈跳躍，旺盛的生命力貫穿一生。她曾借姆明之口說：“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種點土豆，做幾個美夢。”這又何嘗不是生活在今天的我們所期冀的生活？
不論是藝術繪畫創作、姆明故事的講述，還是小說創作，揚松都毫無保留地坦率表達著自己，她的創作與她的生命體驗息息相關。面對著紛亂復雜的世界，托芙·揚松抱持著自我，建造著生活——“或許我的激情沒什么特別的，但至少它是屬于我的。”
一切創作，都是自畫像
1914年8月9日，托芙·揚松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足兩周后的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她的父母都是經濟并不寬裕的藝術家。創作并出版自己的作品的愿望，在7歲時就轉化為了行動，揚松開始在家自制小冊子，“她像模像樣地開始為‘托芙出版公司’自制小冊子，里面是一些她自己創作的短篇小說和詩歌，包含文字和圖畫，然后出售給她的同學們。”（《世界金獎級插畫藝術家系列：托芙·揚松》）這樣的創作一共有14本，其中《仙人掌芽》印刷了三次，最后一次印刷量達到了23冊。
不過，揚松對自己的職業規劃并不是成為一名作家，而是成為一名繪畫藝術家。雖然日后，她在藝術繪畫領域的成就遠不如撰寫姆明谷的故事所獲得的成功那般輝煌。揚松是看著繪畫藝術家母親哈姆的創作長大的，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哈姆從沒停止過創作。在揚松家，母親哈姆是經濟的主要來源——從事藝術性雕刻的父親無法保證穩定收入，同為藝術家的哈姆放棄了繪畫的純藝術道路，創作更容易賺錢的郵票、插畫等“工藝品”支撐家庭。在當時的芬蘭，女性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是非常罕見的，因此，哈姆還曾作為封面人物，懷抱托芙一起登上女性雜志的封面。這讓繪畫與創作成為了揚松心中的信念——“母親工作十分勤奮，托芙在很小的時候就看到母親在家中持續好幾個小時地畫畫。這顯然對她產生了影響，讓她覺得墨、畫筆、紙張和繪畫自然地與女性的生活緊密相連。”（《創作與愛：托芙·揚松傳》）
在揚松25歲那年，她從母親那里習得的創作的勤奮令她不斷創作，她已經作為繪畫藝術家嶄露頭角，作品也參加了許多個大大小小的展覽，芬蘭藝術協會還買了她的一件作品并給她一定的補助。同許多這個年紀的年輕人一樣，揚松不斷思考著一些難以尋得答案的問題，她將自己的探索寫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會不會有一天我能愛？我會不會全身心地愛？我是不是有能力依靠我的藝術給人們以某種東西？我是不是有一天能使我自己幸福？在生活和藝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對這位年輕的藝術家來說，創作是表達自己赤裸坦白的感受和情感，而非對社會現實的回應，她討厭藝術中的傾向性，并且只想表達自我。揚松曾說：“在創作過程中，我們不會想著別人，也不應該想著別人！我相信每一張畫布、每一個靜物和每一處風景，一切的創作，本質上都是創作者自己的畫像！”而事實上，揚松創作了許多自畫像，她日后創作的姆明故事、姆明漫畫、長篇和短篇小說，也都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畫像。
“獨屬于我的”表達對于揚松來說至關重要。在她晚年創作的短篇小說集《輕裝旅行》中，收錄了一篇名為《八十大壽》的小說，揚松講述了一對年輕情侶參加藝術家奶奶的生日宴，從而加入了一群藝術家的高談闊論的故事。這個故事中，揚松描繪了那些虛浮、宏大的詞語，還有人們尋歡作樂、左右逢源的交際場景，這對年輕情侶邀請了一群藝術家到家里做客，男主人喬尼拿出了自己制作的模型船，藝術家們做出“有激情，有自己的想法，但與他們尋找的那種不一樣”的評價。在故事的結尾，眾人離去，喬尼躺在床上說：“或許我的激情沒什么特別的，但至少它是屬于我的。”“它就是。”
對自我的堅持，自然引向了對生活的捍衛。在姆明漫畫《姆咪和盜賊》中，揚松做出了極具態度的發言：“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種點土豆，做幾個美夢！”這句宣言成為了“姆明精神”的象征，也是揚松在世事紛擾中，所做出的選擇。1948年，她寫道：“應該是這樣的，我是一個一生都很不合群并且非政治的畫家，是一個只畫檸檬、寫童話、收集稀奇古怪的小物件和各種有趣事、貶低群眾集會和社團的個人主義者。看起來十分可笑，然而我就要這樣的生活。”
戰爭來臨，童話一定要繼續
1939年11月30日，蘇聯對芬蘭發起進攻，冬季戰爭開始，1941年6月25日，繼續戰爭接著摧毀和平的生活，直到1944年9月19日，芬蘭才在廢墟中迎來和平。戰爭帶來了強烈的不安、離別、饑餓和無法緩解的創傷。在法西斯的陰影下，托芙的猶太密友攝影師愛娃離開芬蘭逃亡美國，而托芙心愛的弟弟上了戰場。在信中，托芙寫道：“曾經最重要的一切都變成了多余之物。他們將世界鑄就成另外一個樣兒。不是的，是我們把世界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兒，那兒再也找不到我的位子了。作畫總是辛苦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我沒有心思，因為戰爭……到處都在打仗，整個世界處在戰爭之中……從來沒有這樣，同情與苦惱交混在一起，愛與恨交織在一起，生的希望——就是說，盡管發生了一切，也要過真正的、有尊嚴的生活——與爬著逃出去擺脫困境的愿望交會在一起。”
揚松躲在她的工作室里，努力維持她的生活。她畫一些色彩明亮的鮮花、畫一些自畫像，還畫一些反戰反法西斯的插畫。在當時芬蘭全國親德的大趨勢下，揚松以本名在報紙上發表反戰、反法西斯的諷刺畫，其中需要的勇氣無法估量。發表她畫作的《卡姆報》甚至收到法院的傳票，接受的指控是其對希特勒的諷刺“傷害了一個友好鄰國的首領”。
不過，這些都無法讓揚松過上心靈平靜的生活，當現實生活被戰爭擊碎，繪畫提供的安慰已不足夠，揚松轉向童話故事，尋求姆明家庭的庇護。她曾在采訪中說：“從根本上講，我是藝術畫家，但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戰爭期間，我覺得自己完全失去了希望，于是開始寫作童話。”
但童話，也未必意味著一味的美好。1942年左右，28歲的揚松拿起筆，開始創作姆明的第一本小說《姆咪和大洪水》（除特定書名外，本專題均使用譯名“姆明”）。這個故事顯然是對殘酷戰爭的回應。一場大洪水將姆明一家分離，姆明媽媽懷著家人終將團聚的信念，帶著姆明和其他小動物踏上旅途，去尋找姆明爸爸。在個體無法抵御的大災難中，愛的力量被揚松突顯出來。哪怕家庭被災難擊碎，人們也能克服重重困難，靠自身人性的力量重新團聚。
揚松堅信，在給孩子的故事中，可以有恐懼、災難、驚險，只要確保在最終給孩子一個完滿的結局，這些痛苦的東西就無法真的傷害到他們，反而變成了一種樂趣。她在國際安徒生獎獲獎感言中提及了孩子會把災難當成冒險的智慧——“我想，只有孩子，才能將日常事物激起的興奮和面對怪異不慌不忙的安全感完美地平衡起來。這是一種平凡的自我安慰的方法，把威脅和煩瑣都不當一回事。”
揚松不僅通過創作童話來疏解自己的恐懼，她還從中重獲孩子的視角，擁有孩子玩味有余的態度，讓自己在絕望的人道主義災難中不至于被徹底擊垮——一切災難都只是場冒險，美好的結局就在眼前。
1944年，在托芙·揚松30歲的時候，和平終于降臨。同故事里的姆明一家一樣，揚松迎來了美滿的結局——災難沒有將所愛之人奪走，她的弟弟與戀人都從戰場平安歸來。
與前兩本戰爭中創作的《姆咪和大洪水》《姆咪谷的彗星》相比，《魔法師的帽子》一掃災難帶來的壓迫感。那是因為在戰后重建的生活中，揚松的心也在不斷地恢復活力，她享受著和平，并有了新的愛情。姆明和伙伴們在玩耍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神奇的帽子，他們把帽子帶回家，卻發現這是一頂魔法帽子——倒進去水，流出來木莓汁，丟進去雞蛋殼，飄出來柔軟的云。而有兩個小小的、說著只有他們自己聽得懂的語言的小動物提著一個神秘的手提箱，來到了姆明谷……
對于姆明故事來說，包含友誼在內的“家庭”是從始至終的主題。姆明家庭由這些人物組成——喜歡航海和寫回憶錄的姆明爸爸，能把一切麻煩都解決掉、喜歡吹口哨的姆明媽媽，有時勇敢有時敏感的姆明，吹著口琴、喜歡獨自旅行的小嗅嗅，隨時會咬人一口、有很多點子的小咪咪，膽小又喜歡收藏各種值錢玩意的小吸吸，還有姆明的女朋友喜歡珍珠和貝殼的斯諾爾克小妞。這一家子很好客，顯而易見，姆明爸爸、媽媽在姆明之外，還給多少小動物鋪上了軟軟的床鋪，把他們變成了家庭的一員。
姆明一家還有個特點，那就是無限的玩樂精神。在《魔法師的帽子》中，姆明媽媽不小心把收拾出來的一團有毒粉紅色植物丟進帽子，一座森林從帽子里長出來，籠罩在姆明房子上！當大家都發現這一失誤造成的魔法后，他們是這樣做的：
“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下午。他們玩起了森林游戲。姆明特羅爾扮演人猿泰山，斯諾爾克小妞扮泰山的愛人珍妮，小吸吸扮泰山的兒子，小嗅嗅扮猩猩契塔……姆明媽媽十分鎮定。“很好！很好！”她說，“我覺得咱們的客人們玩得很快活。”“但愿如此。”姆明爸爸回答說，“請給我只香蕉，親愛的。”就這樣，他們一直玩到傍晚。沒有人在乎地下室的門是不是給植物封住了……
姆明一家這種面對失序具有玩味精神的態度也是揚松提筆創作兒童文學的原因之一：“快樂并非是寫童話的動力。或許人們是在試圖擺脫不必要的沉穩的時候，才寫童話的，因為在成年人的社會中頑童氣根本無法存在，或許人們在描述一種正在消失的東西。你盡可以靠寫作來拯救自己，借此重返那個沒有責任沒有管制的想當然的世界。
我才不想出名，我想過自己的生活
1952年，英國報業壟斷集團聯合報業公司向揚松訂購合約為7年的姆明漫畫。揚松得到的開價很高，一直為錢煩惱的她很開心：“每周只要畫六幅連環畫，就不再需要做白癡般的小畫，與麻煩的同事爭吵，畫母親節賀卡……”
揚松的姆明漫畫十分精彩，并在國內國外大受歡迎。不過，漫畫的創作并不像為自己寫作姆明故事那樣隨心所欲。報社提出許多需求：在連環畫的三四格中必須快速發生很多事情，情節要錯綜復雜，但難題會在次日解決。故事總得幸福美滿地結束，即便境遇艱難，也要將它解決，人人都要健康地活著……
成功與金錢帶來的喜悅很快變成了壓力。揚松一刻不停地批量生產新故事，要達到報社的要求，需要耗費大量腦筋。更糟糕的是，揚松不僅沒有時間創作油畫、壁畫、寫姆明小說，甚至連個人生活都被緊張的工作節奏打亂，“我一幅畫都不畫，不寫書，不與朋友見面，或者甚至就只自己一人靜坐”。就連姆明谷也不再是揚松的安全山洞，揚松的自我縮在姆明這一全世界知名的可愛形象后面，漸漸失去了自己的聲音。
揚松想要重獲自己作為藝術家，自由發聲的權利。1959年，揚松向英國聯合報業集團提出解約，信中她這樣解釋創作漫畫對她精力的消耗：“在這段時間里，我同姆明小精靈的生活猶如老舊的婚姻那樣維系著。很久以來，肯定你已明白，我想與他分離……很久以前，我同作曲家迪安·狄克遜交談過，他說：托芙，你得小心，人們很快又會把你看作一個想當藝術家的連環畫制圖員了。當時我是藝術家，同姆明只是玩一玩，每星期天我總是要畫靜物的。現在，我是帶著有點像是仇恨的情感畫姆明的……我再也不想畫連環畫了。”
揚松果決地結束了令她名聲大噪的漫畫創作，開始重新享受自由創作的生活。
1966年，揚松獲得了國際安徒生獎。一直為自己寫作的她終于意識到她的作品對兒童的價值。在揚松的國際安徒生獎獲獎感言《安與危》中，她說：“這項獎勵對我來說是多么重要。重要，是因為我一直有點擔心，擔心自己能不能給孩子們最適合他們的故事。我擔心我是在欺騙我的讀者，因為我其實是在對我自己講故事。現在我放心了，我要感謝評委會和理事會為我的寫作帶來了新的快樂。或許你們還給了我一把打開迷人的兒童世界的鑰匙，這個世界隨著我們變老而愈來愈離我們遠去。”
但獎項本身也會帶來壓力——寫作再也不是玩一玩的事情，而是和畫畫一樣重要的事業。1968年，揚松的姆明短篇故事集《姆咪谷的伙伴們》出版。揚松對這一本書的文學性傾注了心血。成稿后，她給朋友過目，來確認其價值。“頭幾本作品我是懷著業余愛好者無所顧忌的喜悅心情寫出來的，一到開始感到寫書與作畫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時，我就覺得越來越困難了。”這一冊故事也確實極具文學性。作家的才華和心靈都閃耀著光彩。
1970年，揚松創作了《十一月的姆咪谷》。這是最后一本姆明故事書——在書寫這一冊故事的時候，揚松的母親哈姆已患重病。這一冊故事也是悲傷的：在十一月，不同的人來到姆明家，尋求安慰，卻驚訝地發現姆明一家不在家……他們在空蕩蕩的姆明谷等待那一家人回來，下意識地模仿著他們所渴望的生活。
在這一冊故事中，出現了一個叫托夫勒的角色，他害羞、寡言、沒有存在感，極度想獲得姆明媽媽的安撫：每天晚上，他給自己講一個在姆明谷里發生的幸福家庭故事，哄自己睡覺。揚松喜愛托夫勒，她曾表明，托夫勒是面臨母親慢慢逝去的她自己——她也蜷縮在從沒有出過海的船中，一遍一遍地給自己講述幸福家庭的故事。甚至，托夫勒也是她心中讀者的縮影：“如果要求將我的故事交給某個特定的讀者，那大概會給頭腦很快發熱的人。這里我指的是那些對生命都難以適應的人，那些置身事外或者待在邊緣的人……害羞的人。”
在故事的尾聲，聚集到姆明谷的人們紛紛離去，只有托夫勒等到了最后。他看到了海上一艘小船上遙遠的燈光，覺得自己看到了姆明一家的影子，他奔跑著，去迎接姆明一家的歸來。故事在這里戛然而止——沒人知道姆明一家是否真的回來了。在現實中，揚松沒有再提筆創作姆明故事。對她來說，母親去世了，姆明谷也就消失了。
1964年，揚松和她的人生伴侶圖蒂奇一起，選擇了一塊無水無電的礁石小島，從頭開始建造木屋。那時她已經解除了漫畫合約，厭倦了姆明。逃離已有生活的心情被揚松寫在了《姆咪爸爸海上探險記》的開頭：“八月底的一個下午，姆明爸爸在他的花園里走來走去，有一種失落感。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要做的事情不是都已經做好，就是有人在做。”
揚松的克勞夫哈魯（Klovha?run）是芬蘭海灣的一座面積約為6000平方米的礁石小島。它與世隔絕、自由、孤獨、大風呼嘯、一片荒蕪，甚至沒有足夠的土壤讓樹木生長。但揚松很興奮，就像在《姆咪爸爸海上探險記》中姆明爸爸的感嘆一樣：“這里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想想吧，花一生時間把這個島變得十全十美，像個奇跡！”小島很難獲得建筑許可，但依據當時的法律，已經建成的建筑不能被拆除。在弟弟拉斯的幫助下，揚松的小木屋在1965年完工。它只有一個房間和四個方向的窗戶，“一個人如果喜歡大浪，這正是一個合適居住的地方。坐在碎浪中間，看山一樣高的巨浪來去，聽大海在屋頂轟隆隆響。”（《姆咪爸爸海上探險記》）
每年五月，揚松和圖蒂奇來到島上，度過夏天和秋天，在十月初回到陸地。島嶼的生活需要許多勞作來維持，他們出海捕魚、砍柴生火、用油燈照明。揚松和圖蒂奇擁有各自的書桌，兩位藝術家每天規律地創作。揚松寫作、畫畫，有時回復全世界的讀者給她的信件——揚松每年手寫回復近2000封信件。圖蒂奇用8mm攝影機拍攝影像、畫畫、雕刻。他們有時候也會合作創作。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近三十年，直到某天，大海的風暴不再讓揚松興奮，而是產生了恐懼。“最后一個夏季，發生了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情，我開始對海產生恐懼。大浪不再意味著冒險的機遇，而是純粹的恐懼，并且我為小船擔驚受怕……那恐懼給人的感覺就像受了欺騙——受了我自己的欺騙。”
2001年6月27日，托芙·揚松于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因癌癥去世，享年86歲。在過世前，揚松給好友通話，她說：“我原本以為打這個電話會很難，但是事實上一點都不難……畢竟死亡是如此自然的事。”
2024年8月9日，是托芙·揚松誕辰110周年紀念日，這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足兩周后出生的藝術家，用她86年的人生踐行了自己“創作與愛”的信念。
托芙·揚松，1914年8月9日-2001年6月27日。
作為創作姆明谷的藝術家，托芙·揚松一直在創作中追索明亮與希望，她創作了近70年，在不同的領域間輕盈跳躍，旺盛的生命力貫穿一生。她曾借姆明之口說：“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種點土豆，做幾個美夢。”這又何嘗不是生活在今天的我們所期冀的生活？
不論是藝術繪畫創作、姆明故事的講述，還是小說創作，揚松都毫無保留地坦率表達著自己，她的創作與她的生命體驗息息相關。面對著紛亂復雜的世界，托芙·揚松抱持著自我，建造著生活——“或許我的激情沒什么特別的，但至少它是屬于我的。”
一切創作，都是自畫像
1914年8月9日，托芙·揚松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足兩周后的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她的父母都是經濟并不寬裕的藝術家。創作并出版自己的作品的愿望，在7歲時就轉化為了行動，揚松開始在家自制小冊子，“她像模像樣地開始為‘托芙出版公司’自制小冊子，里面是一些她自己創作的短篇小說和詩歌，包含文字和圖畫，然后出售給她的同學們。”（《世界金獎級插畫藝術家系列：托芙·揚松》）這樣的創作一共有14本，其中《仙人掌芽》印刷了三次，最后一次印刷量達到了23冊。
不過，揚松對自己的職業規劃并不是成為一名作家，而是成為一名繪畫藝術家。雖然日后，她在藝術繪畫領域的成就遠不如撰寫姆明谷的故事所獲得的成功那般輝煌。揚松是看著繪畫藝術家母親哈姆的創作長大的，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哈姆從沒停止過創作。在揚松家，母親哈姆是經濟的主要來源——從事藝術性雕刻的父親無法保證穩定收入，同為藝術家的哈姆放棄了繪畫的純藝術道路，創作更容易賺錢的郵票、插畫等“工藝品”支撐家庭。在當時的芬蘭，女性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是非常罕見的，因此，哈姆還曾作為封面人物，懷抱托芙一起登上女性雜志的封面。這讓繪畫與創作成為了揚松心中的信念——“母親工作十分勤奮，托芙在很小的時候就看到母親在家中持續好幾個小時地畫畫。這顯然對她產生了影響，讓她覺得墨、畫筆、紙張和繪畫自然地與女性的生活緊密相連。”（《創作與愛：托芙·揚松傳》）
在揚松25歲那年，她從母親那里習得的創作的勤奮令她不斷創作，她已經作為繪畫藝術家嶄露頭角，作品也參加了許多個大大小小的展覽，芬蘭藝術協會還買了她的一件作品并給她一定的補助。同許多這個年紀的年輕人一樣，揚松不斷思考著一些難以尋得答案的問題，她將自己的探索寫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會不會有一天我能愛？我會不會全身心地愛？我是不是有能力依靠我的藝術給人們以某種東西？我是不是有一天能使我自己幸福？在生活和藝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對這位年輕的藝術家來說，創作是表達自己赤裸坦白的感受和情感，而非對社會現實的回應，她討厭藝術中的傾向性，并且只想表達自我。揚松曾說：“在創作過程中，我們不會想著別人，也不應該想著別人！我相信每一張畫布、每一個靜物和每一處風景，一切的創作，本質上都是創作者自己的畫像！”而事實上，揚松創作了許多自畫像，她日后創作的姆明故事、姆明漫畫、長篇和短篇小說，也都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畫像。
“獨屬于我的”表達對于揚松來說至關重要。在她晚年創作的短篇小說集《輕裝旅行》中，收錄了一篇名為《八十大壽》的小說，揚松講述了一對年輕情侶參加藝術家奶奶的生日宴，從而加入了一群藝術家的高談闊論的故事。這個故事中，揚松描繪了那些虛浮、宏大的詞語，還有人們尋歡作樂、左右逢源的交際場景，這對年輕情侶邀請了一群藝術家到家里做客，男主人喬尼拿出了自己制作的模型船，藝術家們做出“有激情，有自己的想法，但與他們尋找的那種不一樣”的評價。在故事的結尾，眾人離去，喬尼躺在床上說：“或許我的激情沒什么特別的，但至少它是屬于我的。”“它就是。”
對自我的堅持，自然引向了對生活的捍衛。在姆明漫畫《姆咪和盜賊》中，揚松做出了極具態度的發言：“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種點土豆，做幾個美夢！”這句宣言成為了“姆明精神”的象征，也是揚松在世事紛擾中，所做出的選擇。1948年，她寫道：“應該是這樣的，我是一個一生都很不合群并且非政治的畫家，是一個只畫檸檬、寫童話、收集稀奇古怪的小物件和各種有趣事、貶低群眾集會和社團的個人主義者。看起來十分可笑，然而我就要這樣的生活。”
戰爭來臨，童話一定要繼續
1939年11月30日，蘇聯對芬蘭發起進攻，冬季戰爭開始，1941年6月25日，繼續戰爭接著摧毀和平的生活，直到1944年9月19日，芬蘭才在廢墟中迎來和平。戰爭帶來了強烈的不安、離別、饑餓和無法緩解的創傷。在法西斯的陰影下，托芙的猶太密友攝影師愛娃離開芬蘭逃亡美國，而托芙心愛的弟弟上了戰場。在信中，托芙寫道：“曾經最重要的一切都變成了多余之物。他們將世界鑄就成另外一個樣兒。不是的，是我們把世界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兒，那兒再也找不到我的位子了。作畫總是辛苦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我沒有心思，因為戰爭……到處都在打仗，整個世界處在戰爭之中……從來沒有這樣，同情與苦惱交混在一起，愛與恨交織在一起，生的希望——就是說，盡管發生了一切，也要過真正的、有尊嚴的生活——與爬著逃出去擺脫困境的愿望交會在一起。”
揚松躲在她的工作室里，努力維持她的生活。她畫一些色彩明亮的鮮花、畫一些自畫像，還畫一些反戰反法西斯的插畫。在當時芬蘭全國親德的大趨勢下，揚松以本名在報紙上發表反戰、反法西斯的諷刺畫，其中需要的勇氣無法估量。發表她畫作的《卡姆報》甚至收到法院的傳票，接受的指控是其對希特勒的諷刺“傷害了一個友好鄰國的首領”。
不過，這些都無法讓揚松過上心靈平靜的生活，當現實生活被戰爭擊碎，繪畫提供的安慰已不足夠，揚松轉向童話故事，尋求姆明家庭的庇護。她曾在采訪中說：“從根本上講，我是藝術畫家，但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戰爭期間，我覺得自己完全失去了希望，于是開始寫作童話。”
但童話，也未必意味著一味的美好。1942年左右，28歲的揚松拿起筆，開始創作姆明的第一本小說《姆咪和大洪水》（除特定書名外，本專題均使用譯名“姆明”）。這個故事顯然是對殘酷戰爭的回應。一場大洪水將姆明一家分離，姆明媽媽懷著家人終將團聚的信念，帶著姆明和其他小動物踏上旅途，去尋找姆明爸爸。在個體無法抵御的大災難中，愛的力量被揚松突顯出來。哪怕家庭被災難擊碎，人們也能克服重重困難，靠自身人性的力量重新團聚。
揚松堅信，在給孩子的故事中，可以有恐懼、災難、驚險，只要確保在最終給孩子一個完滿的結局，這些痛苦的東西就無法真的傷害到他們，反而變成了一種樂趣。她在國際安徒生獎獲獎感言中提及了孩子會把災難當成冒險的智慧——“我想，只有孩子，才能將日常事物激起的興奮和面對怪異不慌不忙的安全感完美地平衡起來。這是一種平凡的自我安慰的方法，把威脅和煩瑣都不當一回事。”
揚松不僅通過創作童話來疏解自己的恐懼，她還從中重獲孩子的視角，擁有孩子玩味有余的態度，讓自己在絕望的人道主義災難中不至于被徹底擊垮——一切災難都只是場冒險，美好的結局就在眼前。
1944年，在托芙·揚松30歲的時候，和平終于降臨。同故事里的姆明一家一樣，揚松迎來了美滿的結局——災難沒有將所愛之人奪走，她的弟弟與戀人都從戰場平安歸來。
與前兩本戰爭中創作的《姆咪和大洪水》《姆咪谷的彗星》相比，《魔法師的帽子》一掃災難帶來的壓迫感。那是因為在戰后重建的生活中，揚松的心也在不斷地恢復活力，她享受著和平，并有了新的愛情。姆明和伙伴們在玩耍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神奇的帽子，他們把帽子帶回家，卻發現這是一頂魔法帽子——倒進去水，流出來木莓汁，丟進去雞蛋殼，飄出來柔軟的云。而有兩個小小的、說著只有他們自己聽得懂的語言的小動物提著一個神秘的手提箱，來到了姆明谷……
對于姆明故事來說，包含友誼在內的“家庭”是從始至終的主題。姆明家庭由這些人物組成——喜歡航海和寫回憶錄的姆明爸爸，能把一切麻煩都解決掉、喜歡吹口哨的姆明媽媽，有時勇敢有時敏感的姆明，吹著口琴、喜歡獨自旅行的小嗅嗅，隨時會咬人一口、有很多點子的小咪咪，膽小又喜歡收藏各種值錢玩意的小吸吸，還有姆明的女朋友喜歡珍珠和貝殼的斯諾爾克小妞。這一家子很好客，顯而易見，姆明爸爸、媽媽在姆明之外，還給多少小動物鋪上了軟軟的床鋪，把他們變成了家庭的一員。
姆明一家還有個特點，那就是無限的玩樂精神。在《魔法師的帽子》中，姆明媽媽不小心把收拾出來的一團有毒粉紅色植物丟進帽子，一座森林從帽子里長出來，籠罩在姆明房子上！當大家都發現這一失誤造成的魔法后，他們是這樣做的：
“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下午。他們玩起了森林游戲。姆明特羅爾扮演人猿泰山，斯諾爾克小妞扮泰山的愛人珍妮，小吸吸扮泰山的兒子，小嗅嗅扮猩猩契塔……姆明媽媽十分鎮定。“很好！很好！”她說，“我覺得咱們的客人們玩得很快活。”“但愿如此。”姆明爸爸回答說，“請給我只香蕉，親愛的。”就這樣，他們一直玩到傍晚。沒有人在乎地下室的門是不是給植物封住了……
姆明一家這種面對失序具有玩味精神的態度也是揚松提筆創作兒童文學的原因之一：“快樂并非是寫童話的動力。或許人們是在試圖擺脫不必要的沉穩的時候，才寫童話的，因為在成年人的社會中頑童氣根本無法存在，或許人們在描述一種正在消失的東西。你盡可以靠寫作來拯救自己，借此重返那個沒有責任沒有管制的想當然的世界。
我才不想出名，我想過自己的生活
1952年，英國報業壟斷集團聯合報業公司向揚松訂購合約為7年的姆明漫畫。揚松得到的開價很高，一直為錢煩惱的她很開心：“每周只要畫六幅連環畫，就不再需要做白癡般的小畫，與麻煩的同事爭吵，畫母親節賀卡……”
揚松的姆明漫畫十分精彩，并在國內國外大受歡迎。不過，漫畫的創作并不像為自己寫作姆明故事那樣隨心所欲。報社提出許多需求：在連環畫的三四格中必須快速發生很多事情，情節要錯綜復雜，但難題會在次日解決。故事總得幸福美滿地結束，即便境遇艱難，也要將它解決，人人都要健康地活著……
成功與金錢帶來的喜悅很快變成了壓力。揚松一刻不停地批量生產新故事，要達到報社的要求，需要耗費大量腦筋。更糟糕的是，揚松不僅沒有時間創作油畫、壁畫、寫姆明小說，甚至連個人生活都被緊張的工作節奏打亂，“我一幅畫都不畫，不寫書，不與朋友見面，或者甚至就只自己一人靜坐”。就連姆明谷也不再是揚松的安全山洞，揚松的自我縮在姆明這一全世界知名的可愛形象后面，漸漸失去了自己的聲音。
揚松想要重獲自己作為藝術家，自由發聲的權利。1959年，揚松向英國聯合報業集團提出解約，信中她這樣解釋創作漫畫對她精力的消耗：“在這段時間里，我同姆明小精靈的生活猶如老舊的婚姻那樣維系著。很久以來，肯定你已明白，我想與他分離……很久以前，我同作曲家迪安·狄克遜交談過，他說：托芙，你得小心，人們很快又會把你看作一個想當藝術家的連環畫制圖員了。當時我是藝術家，同姆明只是玩一玩，每星期天我總是要畫靜物的。現在，我是帶著有點像是仇恨的情感畫姆明的……我再也不想畫連環畫了。”
揚松果決地結束了令她名聲大噪的漫畫創作，開始重新享受自由創作的生活。
1966年，揚松獲得了國際安徒生獎。一直為自己寫作的她終于意識到她的作品對兒童的價值。在揚松的國際安徒生獎獲獎感言《安與危》中，她說：“這項獎勵對我來說是多么重要。重要，是因為我一直有點擔心，擔心自己能不能給孩子們最適合他們的故事。我擔心我是在欺騙我的讀者，因為我其實是在對我自己講故事。現在我放心了，我要感謝評委會和理事會為我的寫作帶來了新的快樂。或許你們還給了我一把打開迷人的兒童世界的鑰匙，這個世界隨著我們變老而愈來愈離我們遠去。”
但獎項本身也會帶來壓力——寫作再也不是玩一玩的事情，而是和畫畫一樣重要的事業。1968年，揚松的姆明短篇故事集《姆咪谷的伙伴們》出版。揚松對這一本書的文學性傾注了心血。成稿后，她給朋友過目，來確認其價值。“頭幾本作品我是懷著業余愛好者無所顧忌的喜悅心情寫出來的，一到開始感到寫書與作畫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時，我就覺得越來越困難了。”這一冊故事也確實極具文學性。作家的才華和心靈都閃耀著光彩。
1970年，揚松創作了《十一月的姆咪谷》。這是最后一本姆明故事書——在書寫這一冊故事的時候，揚松的母親哈姆已患重病。這一冊故事也是悲傷的：在十一月，不同的人來到姆明家，尋求安慰，卻驚訝地發現姆明一家不在家……他們在空蕩蕩的姆明谷等待那一家人回來，下意識地模仿著他們所渴望的生活。
在這一冊故事中，出現了一個叫托夫勒的角色，他害羞、寡言、沒有存在感，極度想獲得姆明媽媽的安撫：每天晚上，他給自己講一個在姆明谷里發生的幸福家庭故事，哄自己睡覺。揚松喜愛托夫勒，她曾表明，托夫勒是面臨母親慢慢逝去的她自己——她也蜷縮在從沒有出過海的船中，一遍一遍地給自己講述幸福家庭的故事。甚至，托夫勒也是她心中讀者的縮影：“如果要求將我的故事交給某個特定的讀者，那大概會給頭腦很快發熱的人。這里我指的是那些對生命都難以適應的人，那些置身事外或者待在邊緣的人……害羞的人。”
在故事的尾聲，聚集到姆明谷的人們紛紛離去，只有托夫勒等到了最后。他看到了海上一艘小船上遙遠的燈光，覺得自己看到了姆明一家的影子，他奔跑著，去迎接姆明一家的歸來。故事在這里戛然而止——沒人知道姆明一家是否真的回來了。在現實中，揚松沒有再提筆創作姆明故事。對她來說，母親去世了，姆明谷也就消失了。
1964年，揚松和她的人生伴侶圖蒂奇一起，選擇了一塊無水無電的礁石小島，從頭開始建造木屋。那時她已經解除了漫畫合約，厭倦了姆明。逃離已有生活的心情被揚松寫在了《姆咪爸爸海上探險記》的開頭：“八月底的一個下午，姆明爸爸在他的花園里走來走去，有一種失落感。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要做的事情不是都已經做好，就是有人在做。”
揚松的克勞夫哈魯（Klovha?run）是芬蘭海灣的一座面積約為6000平方米的礁石小島。它與世隔絕、自由、孤獨、大風呼嘯、一片荒蕪，甚至沒有足夠的土壤讓樹木生長。但揚松很興奮，就像在《姆咪爸爸海上探險記》中姆明爸爸的感嘆一樣：“這里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想想吧，花一生時間把這個島變得十全十美，像個奇跡！”小島很難獲得建筑許可，但依據當時的法律，已經建成的建筑不能被拆除。在弟弟拉斯的幫助下，揚松的小木屋在1965年完工。它只有一個房間和四個方向的窗戶，“一個人如果喜歡大浪，這正是一個合適居住的地方。坐在碎浪中間，看山一樣高的巨浪來去，聽大海在屋頂轟隆隆響。”（《姆咪爸爸海上探險記》）
每年五月，揚松和圖蒂奇來到島上，度過夏天和秋天，在十月初回到陸地。島嶼的生活需要許多勞作來維持，他們出海捕魚、砍柴生火、用油燈照明。揚松和圖蒂奇擁有各自的書桌，兩位藝術家每天規律地創作。揚松寫作、畫畫，有時回復全世界的讀者給她的信件——揚松每年手寫回復近2000封信件。圖蒂奇用8mm攝影機拍攝影像、畫畫、雕刻。他們有時候也會合作創作。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近三十年，直到某天，大海的風暴不再讓揚松興奮，而是產生了恐懼。“最后一個夏季，發生了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情，我開始對海產生恐懼。大浪不再意味著冒險的機遇，而是純粹的恐懼，并且我為小船擔驚受怕……那恐懼給人的感覺就像受了欺騙——受了我自己的欺騙。”
2001年6月27日，托芙·揚松于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因癌癥去世，享年86歲。在過世前，揚松給好友通話，她說：“我原本以為打這個電話會很難，但是事實上一點都不難……畢竟死亡是如此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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