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時不時會對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看到朋友被冷落或排斥時，會感到尷尬或難過；目睹親人離別時，內心亦會涌起不舍和傷心。這種因他人社交痛苦而產生的情感共鳴，在心理學和神經科學中被稱為社會疼痛共情，是同理心在社交情境中的特定表現。
近日，電子科技大學neuSCAN團隊開展了一項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神經解碼研究。他們試圖通過機器學習技術，解析大腦如何編碼不同類型的社會疼痛共情，并探索其與生理疼痛共情的關聯。
這項研究不僅有助于理解人類情感互動的神經機制，還可能為“社交恐懼”情緒的緩解，以及孤獨癥、焦慮癥、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的治療提供新方向，讓“感同身受”不再只是一句安慰，而是可被量化、干預的神經科學。相關成果發表于《先進科學》。
給大腦做拍照繪疼痛共情“地圖”
為了繪制這張大腦社交疼痛情感“地圖”，從實驗設計到論文完成，研究團隊耗費了三年多的時間。
團隊采取的實驗設計，可以簡單概括成“看別人的故事，記錄大腦的活動”。在前期準備階段，研究團隊從互聯網上選出了186個用于實驗刺激的視頻，涵蓋了社交排斥、社交分離、社交陪伴以及中性對照等四種類型視頻。
其中，社交排斥展現個體遭受同齡人排斥或疏遠的場景，與之對比，社交陪伴則展示人物與同齡人愉快互動的畫面。社交分離描繪的是個體與家人、戀人及朋友分離的場景，而社交陪伴則突出與所愛的人享受溫馨時刻的畫面。中性對照的視頻中沒有任何明顯的社交互動。
電子科大趙偉華副研究員。羅莎攝
“每個視頻時長在10到15秒之間，所有視頻片段均進行了統一調整，以確保分辨率、畫面色調和尺寸的一致性。”項目團隊負責人趙偉華副研究員表示，團隊招募了志愿者對視頻內容進行評分，驗證視頻內容是否清楚，不同的類型是否能被看懂和區分，情緒能否被“喚醒”等。
不僅如此，研究者還找了另外的21個人來評估“社交排斥”和“社交分離”兩類視頻的心理距離和熟悉度，確保后續實驗中，大腦對兩種場景的神經反應差異是因為情境本身，而非感覺“哪個更刺激”，以及避免被熟悉度影響實驗結論。
評估和驗證完成后，研究團隊最終篩出120個視頻用于正式實驗，并按照一定健康標準，又從學校招募了65名和35名志愿者分別納入發現隊列和重復隊列。前者負責“探索發現”，后者用于“驗證發現”，每一隊列中男女人數接近，且年齡相仿。
當實驗參與者觀看視頻時，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便對其腦部進行掃描。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儀就像一個精密的照相機，視頻播放的十幾秒時間內，采集大腦不同腦區的變化活動情況。
“獲得這些數據后，我們又要通過計算機算法對其進行處理和分析，并建立‘翻譯’模型，解析不同社交場景下的神經活動規律。”趙偉華表示，這樣以來就能明確是哪一個腦區在負責我們“共情”的加工。
同時，她強調，單單只有機器的記錄還不夠，實驗參與者自身也要判斷是否產生“共情”。為此，掃描結束后，參與者需及時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進行評分。“而且我們還要規避參與者擁有和視頻內容類似的經歷，數據分析中也要對構建的模型進行反復交叉驗證。”
“心痛"和"肉痛"有共“痛”之處
基于研究的數據分析，團隊發現，實驗設計的被排斥和被分離的視頻，均能誘發被試者對他人社交痛苦產生類似的疼痛心理體驗。
具體而言，實驗參與者看了兩類視頻后，大腦的"情緒處理中心"，即前扣帶回、腦島等都會活躍。前者本就負責處理“痛苦感”的核心區域，后者也是整合身體感覺與情緒的關鍵部分。
后側顳上溝和頂下小葉同樣被激活。而這兩部分屬于“社會認知網絡”，涉及了對他人心理狀態的推斷，一般會幫助個體理解"如果我是他會多難受"。
研究者也注意到兩類情況中，分別表現出的神經機制的差異。看到被排擠時，頂下小葉、丘腦、顳下回和楔前葉等區域更活躍，而這些腦區與情緒調節、認知控制和自我相關信息處理密切相關。
趙偉華解釋，面對社交排斥的情境后，人的大腦似乎要進行更多自我認知的加工，因為會本能地反思“我為什么被排斥？”“我是否不被喜歡？”但同時大腦又會調節情緒，以對抗他人拒絕帶來的諸如焦慮、羞恥等自我威脅的負面情緒。
目睹分離時，大腦背側前扣帶回、額中回、腦島及枕葉部分區域則更活躍，這些區域在執行功能、情緒覺察和感知整合中具有重要作用。
這說明了在此類視頻刺激下，大腦會側重對分離情景進行理性判斷，例如思考“為什么分離”，或驅動執行“我要不要去安慰”，以及捕捉情境中情緒信號，并完成對情境的理解。“所以被試者看到分離時，會產生惋惜、感慨的情緒，但通常不會引發‘像自己被排斥’一樣的自尊心受創。”趙偉華說道。
上述研究發現也證明了社會疼痛共情涉及多個腦區的協同作用，推翻了“共情僅由單一腦區負責”的傳統認知。
采訪中，趙偉華還提到了“生理疼痛共情”這一概念。“就是你看到有人摔倒了，你會覺得很疼，屬于知覺上的這種疼痛，和看到好朋友失戀了所感同身受的‘痛’是不一樣的。”
生理疼痛共情激活腦區，就包括前腦島、前扣帶皮層及體感皮層，發揮模擬他人軀體感覺的功能，與社會疼痛共情激活的區域重合，可見感到"心痛"和"肉痛"在神經層面確實有共通之處。
所以“悲天憫人”是人與生俱來的，為他人心疼流淚并非“矯情”，因為這種“痛”也是生理性的真“痛”。
“但社會疼痛共情還會涉及到例如‘我要不要去安慰他’，‘我要不要給他一個擁抱’這種偏執行控制的腦區。”她表示，社會疼痛共情通過整合情境特異性社會信號，將基礎感覺模擬擴展為更復雜的適應機制。
“以前我們對這兩者關聯沒有深入探討，多有混淆。但這個研究中，對于影響這兩種‘疼痛共情’的腦區進行了細致的劃分。”趙偉華指出，通過被刺激到的不同腦區以及其會發揮的功能，讓研究者更了解了社會疼痛共情所涉及的心理過程。
離治療情感創傷更近一步
對“疼痛共情”認識的精進，也為相關心理問題的診療提供科學依據。
“社會疼痛共情”像一面鏡子，讓我們在社交過程中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對維系人際關系至關重要。“它更傾向于表現為人際交往的能力，例如看到好友失戀也感覺心疼，便去安慰。而生理性疼痛共情連接更多的是一種‘防御’機制。比如看到別人在石頭那摔倒了，感覺到痛，你就會繞著走。”趙偉華表示。
已有研究表明，患有“社恐”癥、孤獨癥的人際交往差，正是因為“共情能力”失調。但在以前，針對這一方面的研究多是從更寬泛的“生理疼痛共情”的機制入手。“如今有了更細致的區分，明確了兩者神經機制的差異，那之后就會從影響社會疼痛共情的因素來考慮。”趙偉華說道。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研究為治療這些情緒問題或精神疾病提供了潛在且更為精準的靶點。
趙偉華舉例，“社恐”癥就是會過度解讀和在意他人類似“排斥”的負面表現，而此次研究發現，一般情況下，面對社會排斥時，正常人的痛苦情緒和自我認知加工的多個腦區會變得活躍。“這提示我們在緩解被治療者‘社恐’情緒過程中，要去側重關注這些腦區功能是否存在紊亂。根據具體情況，可考慮利用經顱磁刺激等技術激活或者抑制其活動，給大腦做情緒按摩。”
基于此次成果，團隊已經開始著手更深入的探索。她采用真實故事情景測量的方法，篩選出共情力較強和較弱的兩類人，然后安排他們做同樣的視頻觀看任務，并同步記錄腦區活動。
“這相當于是臨床前實驗。”趙偉華表示，因為不可能招募很多孤獨癥、焦慮癥等精神疾病的患者，只能觀察和對比不同共情能力的健康人，精準找到影響這一能力的腦區。
除了關注疼痛共情，趙偉華和團隊也對感知他人恐懼的共情能力有所探究。他們發現，抑郁癥和焦慮癥患者在這一類共情相關的大腦神經表征上存在顯著差異。
抑郁癥和焦慮癥本就是是共病，大部分癥狀重合。目前對兩者的診治多憑借醫生的主觀評估，所以會出現漏診誤判。“而這一發現恰好可以說明，我們能通過患者共情能力在腦區的表現，精準診斷疾病。”趙偉華指出。
但整體而言，團隊工作目前仍處于基礎研究階段，想要實現應用轉化，以及達到設想的診療效果，還需不斷積累和作出突破。
已開展的社交疼痛共情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例如僅覆蓋排斥與分離場景，樣本亦未系統分析性別差異。未來，研究團隊將結合多模態神經影像和更大規模隊列，進一步揭示社交疼痛共情的動態發展機制及其與遺傳、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不管怎樣，我們離治愈情感創傷又近了一步。“這項研究讓‘感同身受’不再只是一句安慰，而是可被量化、干預的神經科學。”趙偉華感嘆，理解了人類情感背后的機制，或許能使我們更溫柔地對待自己與他人的情感傷口，并找到治愈心靈的新路徑。
論文相關信息：https://doi.org/10.1002/advs.20241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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