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燈下，屏幕光暈流轉，依次定格在三件承載歷史的藏品上：一份字跡遒勁、紙頁泛黃的入黨志愿書——它屬于中國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落款是69年前；一面繪制在坐標紙上的五星紅旗，出自中國科學院院士洪朝生之手；一張泛黃的彩色合照，于敏、胡仁宇、高潮、鄧稼先、陳能寬五位科學家在新疆馬蘭基地，記錄了一次重要的國家試驗。
侯云德的入黨志愿書。中國科學家博物館供圖
于敏、胡仁宇、高潮、鄧稼先、陳能寬的合影。中國科學家博物館供圖
5月30日，在第九個全國科技工作者日主場活動上，這些穿越時光的珍貴藏品，鄭重地托付給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它們源自一項歷時15年的工程——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以下簡稱“采集工程”）。
這是一項宏大工程，是一項具有開創性的科研工作，也是一項獨具特色的文化建設工程，更是一項重大的民心工程。在這期間，在全國5000余位采集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已累計啟動700余位科學家資料采集工作，收集實物原件資料15.9萬件（套）、數字化資料45.6萬件（套）、音視頻資料110萬分鐘，出版科學家傳記、繪本等200余冊。
“搶救”刻不容緩
2009年5月，中國科協對兩院院士年齡情況進行了一次摸底調查。結果顯示，當時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平均年齡74.8歲；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平均年齡73.5歲；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平均每個月就有兩位院士離世。
“2009年，時任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部長王春法提出，要搶救老科學家的學術資料。”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傳播中心副主任孟令耘回憶道，“許多老科學家已經步入暮年，他們經歷過新舊兩個時代，是共和國科技發展的見證者和親歷者。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學術成長資料面臨著失散的風險。”
經過數周調研和走訪，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作出重要批示，由中國科協牽頭《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實施方案》，項目于2010年正式啟動。
采集工程主要面向年齡在80歲以上、學術成長經歷豐富的兩院院士，或者雖然不是兩院院士，但在我國科技事業發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老科技工作者。
“這是真正的搶救性工程。”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羅興波說，第一年啟動的52個采集項目中，第二年就有十幾位科學家離世。
開展工作時，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讓這些老科學家了解這項工作，配合采訪，并且愿意將自己的資料交給一群陌生人？
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主任、采集工程首席專家張藜對著通訊錄，挨個給老科學家打電話、上門拜訪，向老科學家和家屬們保證：國家一定會好好保管捐贈的實物原件，一定會建一個平臺永久珍藏。
“地質學家謝學錦院士、腫瘤遺傳學家吳旻院士、植物分類學家王文采院士等等，采集工程收到了很多由科學家本人或子女生平積累的日記、書信、手稿等材料。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學術生涯的完整記錄，更是現代科學技術相關領域百年來在中國發生、發展的歷史寫照。”張藜說。
采集工程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各種實物資料、文字資料、音像資料的采集、收藏、展示、開發等多個環節。
羅興波介紹，為了高效完成這些任務，需要對每一位接受資料采集的老科學家組建一個采集小組，小組人員搭配科學合理：要有理解科學家學科專業的人和相對比較熟悉科學家的人；具有科學史專業背景的人，對資料的科學性進行審定；還要有懂得情報檔案編目的專家以及音視頻拍攝人員。
“在項目啟動之初，盡管沒有經驗，我們還是對這項工作的迫切性、艱巨性、科學性和系統性做了充分的估計，起草17個基礎文件，從根本上保證了工作程序、采集質量的規范和有序。”孟令耘說。
基礎文件于2017年再次修訂，現已成為國內人物類，特別是科技人物類史料收集的規范和標準。
采集消逝的科技記憶
在采集工程的15年里，5000多位采集人員參與其中，他們深入老科學家的家中、辦公室，甚至遠赴各地，只為搶救那些珍貴的學術資料。
中國近現代科技史資深專家樊洪業從采集工程之初就提供學術支持，他一次次地背大包隨著采集小組輾轉南北東西，一篇篇地審閱研究報告、年表。孟令耘還記得，當時樊洪業的視力已經嚴重下降，學術把關的材料又多，他經常是把紙湊到眼睛跟前逐字逐句去看。
而樊洪業那句“歷史因細節而生動，往事因親歷而鮮活”已成為采集人員之中的流行語，也是他們工作的原則。
中國工程院院士董玉琛采集小組進行中期評審和項目驗收時，匯報人是她的學生、中國工程院院士劉旭。
“劉旭院士把采集工程做的井井有條，每一項流程都了解掌握，任何細節都抓得很緊。他說這是自己老師的事情，一定要做得特別圓滿。”羅興波說。
在采集過程中，許多科學家的故事令人動容。羅興波走進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生的辦公室，那里整齊擺放著他幾十年來積累的黃土樣本、野外考察照片、工作筆記和手繪地圖。劉東生還曾對著錄音機，口述自己一生的經歷，整整錄了44盤錄音帶。這些珍貴的資料不僅見證了他一生的科研歷程，也體現了他對科學事業的執著追求。
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傳播中心館藏部工作人員高文靜，已投身“采集工程”十余載。在任務最繁重的時候，她需要同時協調200多個采集小組的工作進度，確保這項搶救歷史的工程穩步推進。
這份工作的重量，不僅在于龐大的工作量，更在于其中承載的溫度與敬意。她清晰記得2011年冬春交際的時節，隨采集小組前往武警總醫院探望中國科學院院士顏鳴皋的情景。
“顏鳴皋院士那時已病重在床，卻硬要扶著助行器站起來，熱情而莊重地跟我們每個人握手。已經90歲高齡的他臉龐瘦削，但精神矍鑠，跟我們暢談了一個多小時仍然興致勃勃，護士只好‘強行’打斷并請他去休息。”高文靜說。
在顏鳴皋院士的口述訪談中、手稿中、照片中，70多年前的場景被一一勾勒和重現。“上世紀50年代，他因參與‘留美科協’并動員同學回國而被美國政府羈押。輾轉回國時，他沒有帶回自己所需的任何物品，只有兩箱在耶魯大學學習期間的金屬物理學筆記，為國家建設所用……”
那份學者風范與赤忱，深深印刻在她的記憶中。高文靜說：“我們都喜歡把參與采集工程的老師稱為‘采集同仁’。這么多年來，通過采集工程，我們和科學家、科學家家屬、采集小組的老師們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和深厚的感情。”她時常會接到他們的電話，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有一個關于父子院士謝學錦和謝家榮的故事尤其令她動容。最初，采集小組的采集對象是兒子謝學錦。后來，謝學錦的子女們深感祖父謝家榮的學術貢獻同樣卓著，希望能為他也進行資料采集。
當兩代院士的采集工作都圓滿完成后，謝家后輩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請求：將采集到的父親和祖父的全部學術資料進行數字化，共同存入一個U盤，安放在他們的骨灰盒旁。
“這個細節深深觸動了我，”高文靜感慨道，“它承載著家屬對親人最深切的懷念，也蘊含著對科學家精神的傳承。他們選擇用這種方式，讓父輩的精神在數字載體里繼續‘呼吸’。”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這些采集到的資料，細致、鮮活、立體地呈現了20世紀中國科學技術發展過程和科學家們生活、科研圖景，為研究中國現代科學技術史保存下一段段真實的記錄。
鑄就科學家精神殿堂
采集工程開展15年來，這些史料得到系統的搜集、規范的整理。隨著海量實物、手稿、音視頻資料匯聚成河，大家意識到，這些資料所承載的，不僅僅是學術歷程，更是一代代中國科學家身上閃耀的精神光芒。
面對這座無形的精神富礦，2018年，中國科協牽頭啟動了“科學家精神”的凝練工作。在普遍倡導的“科學精神”之外，專門提煉“科學家精神”是否必要？
孟令耘說：“經過討論，我們認為科學精神是科研工作者共有的價值基石和職業操守，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普遍準則，而科學家精神則深深植根于中國科學家群體的特殊歷史實踐與家國情懷。”
這一共識獲得了國家層面的正式確認。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對“科學家精神”的內涵進行了全面的概括與闡述。
采集工程不僅挽救了可能消逝的史料，更凝練并確立了屬于中國科學家群體的精神豐碑。
十五年的采集工程，成果斐然。2024年5月30日，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正式開館，這些珍貴的藏品，全部納入到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同時，科學家博物館也源源不斷地收到更多藏品。
2024年底，孟令耘和同事接收中國工程院院士吳中偉遺存的學術資料。當時迎接他們的是吳中偉三子吳尚民，以及從各地趕來的吳家兄弟姐妹，這是一場被整個家族視為極其隆重的儀式。即使行動不便者，也堅持坐著輪椅前來參與，只為共同完成對父親珍貴記憶的最后整理與鄭重托付。
“交接儀式接近尾聲時，吳中偉院士的塑像被家人恭敬地請了出來，安放在一旁。對著裝載父親畢生珍藏的車輛，吳尚民代表全家深深鞠躬。”孟令耘清晰地記著每一個細節，這飽含著吳家全體成員對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最深切的感激和信任。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的建成，不僅是采集工程的成果展示，更是科學家精神的具象化載體。”孟令耘說。
在15年的工作中，張藜表示，采集工程還有一項在最初設計時不曾預料到的成果，那就是推動、促進了許多大學、科研機構對本單位史料搜集與研究的重視。
作為研究科學史的專家，羅興波告訴記者，采集工程為20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史存下了基礎史料，其系統性、規模性在國內獨一無二，有助于進一步梳理和豐富新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厘清我國科技界學術傳承脈絡和學術傳統，總結探索我國科技發展規律和科技人才成長規律。
高文靜說：“我們始終有這樣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通過采集工程，為科學家立傳、為科技界立心、為民族和國家鑄魂。”
“今年是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開館一周年，我們啟動了中青年科學家口述訪談和代表性資料采集，面向部分全國學會和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進行史料征集，讓這里成為全國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殿堂。”孟令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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