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人，出門忘記帶手機，幾乎像丟了魂一樣。這既說明了智能手機對日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重要性，也直觀地警示我們：大家的“魂”別被手機“勾”走了！沉迷手機的人，表面上在聽課、吃飯、聊天，心卻已經“飛”走了。因此，很多人著書立說，討論智能手機潛在的負面效應，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的《焦慮的一代》便是其中之一。
《焦慮的一代》，[美]喬納森·海特著，趙學坤譯、彭凱平審校，湛廬文化/中國紡織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定價：89.90元。出版社供圖。
總的來說，《焦慮的一代》討論的是智能手機對Z世代的心理傷害問題，可以稱之為“海特問題”。所謂Z世代，指的是1995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們在電子產品、網絡世界、智能手機的包圍下長大，常常被稱為“賽博空間的原住民”。什么是“海特問題”呢？海特認為，Z世代心理狀況普遍堪憂，表現為焦慮、抑郁和自我傷害，故而可以稱為“焦慮的一代”。
“手機式童年”導致兒童精神退化
在海特看來，恐懼是對真實威脅的反應，焦慮是對未來潛在威脅的擔心，抑郁往往是自認為或確實沒有被社交環境所接納，而“孩子們真正關心或焦慮的是虛擬社交世界里發生的事，而非眼前的所見所感”。也就是說，Z世代年輕人的心理問題，是智能手機映射出的賽博空間造成的，而不是真實的風險所造成的。
為什么會如此呢？《焦慮的一代》將Z世代的精神特質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21世紀初以來電子產品尤其是智能手機的大規模普及，影響了Z世代的童年生活，使之從玩耍式童年轉向手機式童年，海特稱之為“童年大重構”。他通過數據分析發現，2010至2015年，西方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急劇攀升，而這恰好與喬布斯2007年推出iPhone手機的時間點基本吻合，他由此推斷智能手機嚴重傷害了年輕人的心理健康。二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過度保護式的育兒方式開始在西方發達國家流行，這大大減少了兒童和青少年對真實世界、社會的接觸。
《焦慮的一代》將手機式童年的危害歸結為四個方面：第一，社會剝奪，兒童缺乏正常的社會刺激和社會交往；第二，睡眠剝奪，玩手機影響其正常睡眠；第三，注意力碎片化，手機使兒童不能集中注意力；第四，成癮，很多兒童玩手機成癮。這些危害疊加在一起，阻止了孩子們對新世界的探索，“讓我們的孩子在心理上變得不健康，在社交上變得孤立無援，并感到極度不快樂”。海特還指出，社交媒體對女孩的成長影響更大，而電子游戲和色情網站對男孩的成長影響更大。
海特認為，上述危害最終導致了兒童的精神退化，表現為6個方面，即缺乏意義、神圣和超越性，真實的身體體驗和表達不夠，在安定、寧靜與專注方面出了問題，過于以個人為中心和過于自我，易怒而忍耐、寬恕不足，丟失了對大自然的敬畏。也就是說，焦慮、抑郁和自我傷害的背后是更為廣泛的精神傷害。
當代“保護悖論”：現實世界過度保護，虛擬世界保護不足
與之相對，海特推崇過去的玩耍式童年。它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成長的需求。慢慢成長、自由玩耍、現實交往，在現實世界的自由玩耍中，兒童可學會與他人保持行為協同和情緒統一，經歷足夠的社會學習過程。二是成長的動力。兒童有些冒險玩耍很常見，可以發現、探索新世界，也有助于反脆弱性的培養，同時逐漸脫離父母的照護。三是成長的阻礙。孩子可以逐漸脫離父母而獨立，也就是說，在相應的年齡做相應的事情，既不會讓其過早接觸成人世界，也不會讓其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之下，而是有步驟、有計劃地幫助孩子們成長。
當代兒童心理教育的問題，可以歸結為海特提出的“保護悖論”，即“現實世界中的過度保護和虛擬世界中的保護不足”。由此，他提出的應對方案很有針對性：兒童應該擁有更多更好的線下活動體驗和更少更好的線上活動體驗。通俗地說，孩子們要多參加線下活動、戶外活動，少玩手機、少上網，玩好手機、玩好網絡。
展開來說，海特提出的是一套系統的、由全社會參與的手機控制方案，需要父母共同努力、科技公司開發新技術、有關部門制定法律規章，以及全社會弘揚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其中，最重要的可操作措施有四條：一是孩子上高中前不使用智能手機；二是孩子16歲前不開設社交媒體賬號；三是學校禁止使用手機；四是讓孩子有充足的自由玩耍時間以及自主權。
海特討論的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但大多也適用于中國國情，值得關心兒童教育的所有人深入思考。應該說，我們在手機控制方面相對比較嚴格，但是仍然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不過，控制年輕人尤其是兒童使用智能手機，不等于完全杜絕手機。顯然，我們正在進入AI輔助生存社會，也就是所有人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將在AI的幫助之下完成。如果杜絕使用手機，就享受不到它帶來的好處和便利，日后很難快速適應社會，進而在社會上立足。因此，我們應該注意智能手機對孩子們造成的負面效應，但不能完全把他們隔絕在賽博空間之外。
讓人焦慮的究竟是手機，還是手機中映射出的世界？
筆者認為，海特的觀念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對如今年輕人心理問題的統計數據要深入分析。眾所周知，很多大學者包括福柯在內，都曾批評過西方發達國家的“精神病學化”，即將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結果導致精神病人、不正常的人越來越多。一個例子是，美國的精神病學診療手冊自首次出版后，每次修訂再版都越來越厚，各種新增的精神病名目層出不窮。精神病醫生越來越多，就會發現更多的病人，因此心理學統計數據要仔細分辨。
其次，將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歸因于新科技產品令人生疑。究竟是手機讓人焦慮，還是手機中映射出的世界讓人焦慮？虛擬世界不可能與現實世界完全分離，相反它是現實世界某種夸張、變形的反映。比如智能手機上癮問題，很大原因是資本驅動設計師采用大量成癮設計所造成的。所以，與其說新科技導致成癮，不如說是技術-資本雙螺旋結構導致成癮。AI可以向善，亦可以向惡，關鍵在于人如何應用、控制AI。
最后，海特所謂2010年以前的玩耍式童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在《童年的消逝》中，波茲曼認為，20世紀50年代電視對童年期的沖擊，打破由文字印刷所形成的童年世界與成人世界之間的鴻溝，自此兒童成了“小大人”，真正的童年也就消逝了。按照海特的思路，這可以稱為玩耍式童年向電視式童年的轉變。也就是說，早在那時玩耍式童年就消逝了。沒有智能手機，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占據童年的玩耍時間，要達到海特期望的理想教育狀態，不只是控制智能手機這么簡單。
值得注意的是，人類的精神狀況并非亙古不變。比如說專注力問題，AI時代迅速、發散的心智可能更有競爭力。有些Z世代的年輕人可以同時操作幾部手機，有的是在追劇，有的是在聊天，時不時要暫停或加速，或者和人語音說幾句。這樣的操作，“賽博空間的非原住民”就很難忙而不亂。誰能說這樣的思維狀態，不會成為日后的主流呢？
一言以蔽之，年輕人使用智能手機是一個“度”的問題，絕非“是否”的問題。當然，這個“度”也并非是一勞永逸的，而是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和不斷變化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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