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德仁
近年來，隨著我國產業持續轉型升級及國際間競爭的加劇，高技能人才已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支撐。對此，我國在國家層面有著清醒的認識，并在持續推進。
比如，2月7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國務院國資委、全國總工會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高技能領軍人才培育計劃》（以下簡稱《計劃》），提出從2024年至2026年組織實施高技能領軍人才培育計劃，旨在通過3年的努力，新培育領軍人才1.5萬人次以上，并帶動新增高技能人才500萬人次左右。
在筆者看來，《計劃》的實施不僅是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重大政策突破，更是對各利益相關方協同合作、共同發力的一種期待。然而，要想將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實際性的工作。
政策執行與部門協作
如果回溯近年來我國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會發現有關部門對于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重視以及政策支持已經持續多年。
比如自2012年起，中央組織部、人社部等11部門聯合啟動了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即“萬人計劃”），旨在通過10年努力，選拔和培養一萬名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杰出人才、領軍人才以及青年拔尖人才，并為他們提供特殊支持。
時至今日，該計劃在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科技創業領軍人才等領域的子項目已有效推動了相關領域的人才隊伍建設。但略顯遺憾的是，相比于其他領域，在工程技術人才培養方面，該計劃所取得的效果有待提升。
此后，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了戰略人才力量的重要性。黨的二十大后，我國針對高技能人才培養，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2022年10月，中辦、國辦聯合發布《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2022年12月，中辦、國辦聯合印發《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2023年初，中組部辦公廳與人社部辦公廳印發《貫徹落實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任務分工方案》；中華全國總工會也于2024年1月推出《大國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實施辦法（試行）》，在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基礎上，對高技能人才培育給予了更大力度的支持。這次《計劃》的出臺，也可以被視為上述相關政策導向的延續。
值得一提的是，據筆者所知，在我國的各種國家級人才計劃中，“領軍人才”的提法此前從未用于高技能人才領域。此次《計劃》的頒布可謂填補了這一空白，也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我國在高技能人才培養方面政策的新突破。
然而，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要確保真正惠及各方，亟須各相關部門緊密合作與聯動，打通不同部門主導的高技能人才政策的紅利壁壘。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承認還有很多不足之處。
比如，在某些地方政策的落實層面，曾有某省委辦公廳提出“企業首席技師制度”，規定企業首席技師可參照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待遇。然而，在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等實際操作中，企業首席技師并未享受到相應的正高級專家待遇，這反映出政策尚未真正落地。
針對這一現狀，《計劃》提出要強化機制建設，并要求“積極向黨委和政府匯報工作，加強部門溝通協調力度，做好信息共享。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發展改革、教育、科技、國資、工會部門要做好信息共享，加強組織推動，共同推動領軍人才培育工作”。這意味著高技能領軍人才的地位已經被提升至新的決策高度，肩負著更為重要的責任使命。
這當然是一個明顯的積極信號，但要保證相關政策切實落地，聯合發文的各部門仍需要定期舉行聯席會議，協同研究和解決高技能領軍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各項問題，確保政策舉措有效執行，為我國高技能人才隊伍的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企業主體與校企合作
新時代背景下，我國高度重視相關領域的“自主可控”。這其中，高技能人才的自主培養無疑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的重要一環。
在這方面，《計劃》明確指出要“強化企業主體責任”。為了確保對高技能領軍人才的全面、客觀評估，作為用人主體的企業需要構建一套多元化、動態化的人才評價體系。該體系應涵蓋創新能力、團隊協作力及行業影響力等指標，并隨著產業的變革和國家戰略的調整，適時更新評價標準；該體系亦應包括市場和社會評價。
領軍人才的引領作用不可忽視，企業可為高技能領軍人才創造更多參與技能培訓和指導工作的機會，通過技藝傳承和經驗分享，助力并帶動更多技能人才提升自身綜合素質。在這方面，通過校企合作搭建跨企業的交流平臺，促進知識與技能的共享便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渠道。
需要指出的是，校企在高技能領軍人才方面的合作應該是雙向的。
一方面，作為用人主體的企業應深化與高校，特別是職業院校的協同合作，并如《計劃》所言，推動實施中國特色學徒制。針對新興產業和急需緊缺方向，持續加大投入力度，雙方應共同根據產業發展趨勢調整課程設置，采取校企聯合培養、工學交替等方式，培養技能高超的青年技能人才，形成高技能領軍人才的“蓄水池”。
另一方面，高校應該深入挖掘《計劃》的政策紅利，讓《計劃》中所提到的“鼓勵領軍人才到職業學校兼職，提升學徒、學生的實踐能力、技能水平和職業素養”成為常態，推動企業高技能領軍人才深度介入高校人才培養全過程，共同構建貼合產業發展實際需求的人才培養體系，真正為國家發展戰略輸送高素質的高技能人才。
課程設置與真實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高技能領軍人才的培養，《計劃》特別強調要“有針對性”，并提到要“通過企業崗位培訓、校企聯合培養、關鍵崗位實踐、重點項目參與等方式，培養適應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需要的領軍人才”。
這些內容為應用型高校的具體人才培養模式探索提出了要求，同時也指明了方向。
作為高技能人才的主要輸送源頭，包括職業學校在內的應用型院校需緊跟時代步伐，洞察產業變革趨勢，適時調整課程設置，開設與社會和企業需求緊密對接的專業課程，注重教學內容的時效性和實用性。
例如，針對目前的產業以及技術發展趨勢，高校需要增設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技術等新興產業領域的課程模塊，強化實踐教學環節，使學生在理論學習的同時，也能接觸到行業前沿的技術和工藝，從而打下扎實的專業基礎、獲得較強的創新能力。
同時，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的高技能人才也需要不斷更新知識體系，提高新技術的應用能力。如果僅由用人單位承擔高技能人才再教育的繁重任務，勢必會制約高技能人才隊伍的建設。
特別是近年來，產教融合已從宏觀層面的政策引導，中觀層面的產教融合型專業、產教融合實訓基地（平臺），逐漸細化到微觀層面的產教融合型課程，進一步凸顯了精準而高效的產教融合型課程在高技能領軍人才培養中的基礎性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高技能人才的工程素養和實際技能只能在真實的工程項目中獲得。虛擬仿真項目、“提煉”“凝念”等所謂典型工作任務，可作為涵養學生工程素養的有益形式，但不能替代真實項目的訓練。
這就對當下的產教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有源于行業企業主流產品和技術的實訓設備，又要注重如何更好地承載項目教學，以及工程文化的滲透和滋潤。
舉個簡單例子，筆者在走訪和調研國內某些院校實訓基地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基地內都張貼著不符合行業規范的安全標識、文化展板。這并非個案。
高技能人才的培養離不開能完成真實項目任務的教師。以此條件衡量，現有的“雙師雙能型”教師的標準還有改進空間。比如，某些院校的“雙師雙能型”教師表中，要求教師具備一定時長的企業實踐經歷。但在具體操作中，該規定常常被異化為教師到熟悉的企業開具一份虛假的企業實踐證明文件。
總之，近代中國愛國企業家、教育家盧作孚先生在近百年前的洞見中就曾前瞻性指出：“今天中國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訓練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決人的問題，解決人的訓練問題。”信息產業波瀾壯闊，人工智能時代近在咫尺，高技能領軍人才培養的藍圖已經繪就。這一涉及廣泛而且復雜的系統工程的穩步推進，必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與人才保障。
（作者系常熟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院〈智能電梯產業學院〉正高級工程師、蘇州遠志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
《中國科學報》 (2024-02-27 第3版 大學觀察)本文鏈接：高技能領軍人才培育：校企如何雙向而行http://m.sq15.cn/show-11-3263-0.html
聲明：本網站為非營利性網站，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下一篇： 重塑輔導員職業權威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