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下,某些跨國公司出于降低成本考慮,將加工廠遷到成本更低的其他地區,如東南亞、印度、墨西哥等,這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表現尤為明顯。“這種行為會造成全球碳排放增加,對全球氣候治理帶來不利影響。”近日,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段玉婉和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科技大學創業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汪壽陽近日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
他們帶領團隊構建了多國家多行業的囊括跨國投資和碳排放的量化貿易模型,研究了跨國企業全球生產布局對全球經濟和碳排放的影響,并呼吁:跨國企業在逐利過程中,也要更多擔負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責任。相關研究成果刊發于《自然—氣候變化》期刊。
企業“逐底競爭”,影響氣候治理
汪壽陽和段玉婉長期關注全球經濟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在過去20年里,全球眾多經濟體紛紛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以爭奪國際資本。他們注意到,這種企業所得稅率的“逐底競爭”,卻不利于減緩氣候變化。
“一些發展中經濟體企業所得稅稅率相對較低,但相關清潔生產技術卻并不先進,這導致生產活動碳排放較高。也因此,向這些地區的產業轉移最終導致了全球碳排放的增加。”段玉婉表示。不過,碳排放究竟增加多少,還未可知。
事實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于2021年10月發布了《應對數字經濟的稅收挑戰——支柱二藍圖報告》(“以下簡稱支柱二”)。該報告提出,將對于年營業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應確保其在各轄區所承擔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不低于15%,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全球企業所得稅率“逐底競爭”。
段玉婉認為,目前,該“全球最低企業稅”的規則正在許多國家陸續落地,由于其觸及各國國內所得稅法,是迄今為止對于全球所得稅制度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改革。
新規則有助于減緩碳排放
為量化評估政策對碳排放的影響,汪壽陽和段玉婉團隊構建了多國家多行業的囊括跨國投資和碳排放的量化貿易模型,量化研究了全球企業所得稅競爭以及“全球最低企業稅”改革,分別如何通過影響跨國企業的全球生產布局,從而對全球經濟和碳排放產生影響。
研究發現,首先,從整體上看,2005年至2016年間,全球企業所得稅競爭重塑了全球生產活動的地理分布格局,從而導致全球碳排放量增加1.29億噸,是2021年全球碳排放總量的0.34%,約相當于荷蘭一年的碳排放量。與此同時,“逐底”稅收競爭導致更多的碳排放向發展中經濟體轉移。
而“全球最低企業稅”規則的發布,有助于遏制跨國企業因追求低稅率而轉移生產活動的行為,進而可能緩解全球碳排放量的增加。研究發現,如果實際企業所得稅率低于15%的地區均提高至15%,預計將使全球碳排放下降0.14%,約減少0.45億噸。
“全球企業稅競爭不利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企業所得稅政策應與‘雙碳’目標相協調”,段玉婉和汪壽陽共同表示。
在汪壽陽看來,從研究數據上看,跨國企業從中國遷至東南亞等地并非“明智之舉”。同作為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在“雙碳”目標的促進下,已在多個行業發展出先進的清潔能源技術。
這在國際得到認可。比如:國際能源署稱,中國部署清潔能源技術繼續大幅領先。此前,該機構還公布數據顯示,2021年老撾、越南等國的單位GDP帶來的碳排放分別是0.96噸/千美元、0.86噸/千美元,比中國分別高出43%和30%。
該研究得到了期刊審稿專家的肯定,他們認為,該研究不僅聚焦于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且對全球氣候治理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學依據。作者還受邀撰寫政策建議報告,與研究論文同期刊發。
作者建議,首先,跨國企業須踐行綠色低碳社會責任,合理布局全球產業鏈,促進產業鏈實現經濟效益和非經濟效益的雙贏。其次,世界各國須深化綠色技術的交流和合作。跨國企業作為連接母國與東道國的橋梁,應積極發揮在綠色技術推廣和分享方面的作用;再者,將保護環境確立為全球稅制改革的重要政策目標之一,并制定具有行業差異性的最低稅率,政府也通過稅收支持綠色低碳技術研發等助力碳減排;最后,加快我國外資綠色低碳升級,支持外資參與綠色低碳領域,加大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對外商投資的支持力度。
相關論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4-01962-y
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4-0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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