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國內多所高校發布通知，為學生們“放春假”。有些學校的假期時間還很長。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將4月28日至30日定為春假，該春假與五一國際勞動節假期連在一起，可讓學生連休8天。
應該說，我國提出春假制度的初衷并非針對高等教育，更多是出于經濟層面的考慮。比如在201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九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改善節假日旅游出行環境促進旅游消費的實施意見》中便指出，各地可以結合氣候環境等情況統籌寒暑假時間，制定出臺中小學放春假或秋假的辦法，引導職工家庭在適宜出行季節帶薪休假。
盡管該制度最初是為了刺激“旅游消費”，而非教育本身，但毫無疑問，其在客觀上與人才培養的規律吻合，回應了提升高校人才綜合素養的新訴求。這也是近兩年來，很多高校紛紛為學生“放春假”的深層次原因。
然而，僅僅給學生“放假”是否足夠？
讓學生暫時離開“象牙塔”
春假制度對于高校人才培養的影響并不難理解。
對于高校來說，人才培養無疑是其中心工作。傳統上，人才培養的重點往往放在對學生基礎知識及基本能力的關注上，教育也主要發生在校園里的課堂、圖書館和實驗室等場域。
這種教育模式當然非常重要。不過，從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3年未來就業報告》可見，未來5年，企業期望員工具備的前十大核心技能依次為分析性思維，創造性思維，彈性、靈活性和敏捷性，內驅力與自我意識，好奇心和終身學習，技術素養，可靠性和注重細節，同理心和積極傾聽，領導力和社會影響力，以及質量控制。
這些核心技能不限于基礎知識和能力，還體現在學生身處真實社會情境、感受真實社會生活，以及面對真實的復雜問題時，能將所學知識有效轉化或遷移到實際場景中，進而有效甚至高效地解決問題。而幫助學生獲得這方面的綜合素養已成為目前高校人才培養的關鍵。
從這個意義上說，春假制度最大的價值是可以讓學生暫時離開書本、離開“象牙塔”，走進祖國的美麗山河，走向真實的社會和生活，并在這一過程中感受山川秀美帶來的愉悅，體驗豐富、溫暖的人情世故，同時也可能遭遇現實生活的挑戰、面對復雜而真實的困境，從而加深對社會的認識和理解，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當然，在此過程中，學生可以嘗試著用所學知識，創造性地解決這些真實問題。這也在客觀上鍛煉了學生的創新思維，提升了學生的創新能力。
從人才培養角度看，這些都是提升學生綜合素養非常重要的環節，即改變學生“重理論輕實踐”的認知和行為偏差，并將兩者在春假制度的安排下有機結合，讓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形成合力，為學生綜合素養的提升創造廣闊而適宜的情境。
只將機會拋給學生是不夠的
要發揮春季制度的上述作用，我們需要在政策措施上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
這是因為單純實施春假制度，只是給那些天天沉浸在書本學習中的學生一個接觸社會、將理論與實踐相聯系的機會。
這當然是有價值的，畢竟如果學生連這個機會都沒有，建諸其上的目標追求都將成為空談，但僅通過這一制度設計，把機會拋給學生是不夠的。原因很簡單，如果學生在“放假”的這段時間，只是天天待在宿舍，或者沉迷于游戲，春假制度的預期目標將成為無本之木，毫無實現的可能。
這就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有沒有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讓學生理解春假制度背后的一種價值預設？
換句話說，高校必須通過多種途徑，讓學生理解“放春假”的初衷并非單純地讓他們放松，而是為他們提供一個認識社會的機會。他們需要抓住這個機會，而不是將春假看成一段可以躺在床上休息、玩游戲的“休閑時光”。
因此，高校需要在建立春假制度的同時，配套實施一些適合于學生的政策或措施。比如，在春假來臨前，幫助學生設計一些有價值、適合在春假期間進行的社會調研活動等。
總之，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大學生已經成年，并具有了一定的判斷力和自律能力，只要將接觸社會的機會給予他，他們就能自己制訂好一系列“規劃”。要知道，當下的大學生中，有此意識和能力者仍屬少數，更多大學生還需要老師以及校方的幫助。
然而遺憾的是，據我觀察，目前國內實施春假制度的高校中，僅極少數高校會有此動作，大部分高校依然只是將春假等同于一次普通的“放假”。
不過，由于春假制度在國內高校中實施的時間并不長，而且受新冠疫情影響，真正落地只是近兩年的事情。也就是說，春假制度目前僅處于起步階段。未來，隨著該制度慢慢成為高校的一種常態化制度，我們還有很多發揮空間。
比如，將“怎樣過春假”的議題與學生輔導、學生時間規劃等人才培養環節相融合，帶領學生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如此，春假制度將會在高校人才培養中產生更大價值。
不能僅停留在制度文本層面
近年來，國內很多高校都在強調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在人才培養層面的融合。從一個更廣泛的視角看，春假制度可以被視為高校整體人才培養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這部分改革也可以給高校相關制度改革提供一些啟示。
比如，在人才培養層面，所謂“時間”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物理學變量，也代表了一種社會性機制。說得通俗一些，我們如何對一段時間進行切割與分配，背后會反映出我們的價值偏好——我們是在一定價值觀的引導下，對時間結構進行調整，其目的是更好地對學生施加影響，讓他們成為我們期望的人。
具體到教育領域，施教者通過對時間的重新分配，可以潛移默化地教育學生如何更好利用時間。在這段時間中，施教者希望學生做什么事情，背后又隱藏何種期望。這些教育目的均可以通過時間的分配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
以春假制度為例，以往沒有該制度安排時，學生從春季學期開學直到暑假，幾個月的時間內幾乎都沉浸在校園的學習生活中。但如今，我們利用春假制度將這一整體時間分段隔開，也就將學生的學習生活進行了重新劃分和定位，使其可以做一些和以前不同的事情。只要我們引導到位，很容易實現我們對時間進行重新分配之初所預想的教育效果——讓學生理論聯系實際、正確認識社會、解決實際問題等。
在這方面，除春假制度外，我們還可以進行其他一些探索。比如對于某些課程時數及其結構的調整、對學生理論學習和實踐學習的節奏重置，等等。但在做這些嘗試時，我們面對的問題也是相似的。事實上，目前國內高校并不乏相關探索，但這些探索往往停留在“想法很好”的階段。由于學校認識和能力層面的欠缺，使得想法的落地效果參差不齊，很多陳義甚高的理念在轟轟烈烈中亮相，卻在悄無聲息中落幕。
這提醒我們，對于包括春假在內的很多制度設計，我們不能僅停留在制度文本的起草和出臺上，而是要注意制度設計的理想如何獲得人們的認同、制度的目標如何在整體運行過程中實現，以及如何在實現過程中進行更深層次和更細化的設計和引導。否則，即便制度的立意很高、很完美，也難以發揮實際作用。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陶行知教師教育學院教授，《中國科學報》記者陳彬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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