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高等教育紀事》推出了《2024年度高教趨勢報告》。這是對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所做的年度調查，旨在幫助人們了解塑造高等教育的力量、其背后原因，以及該如何迎接變化的時刻。
這份報告談到了諸多問題，包括高校經費預算缺口、校園包容性受限、管理權力轉移、人工智能沖擊高等教育等。在本文中，我將擇要談談它所談到的幾個重要趨勢。
律師權力之大，在高校歷史上前所未有
過去，美國大學政策的推出主要取決于校園管理者。他們在辦公室中制定出新政策或啟動新計劃后，會把文件發給相關律師，以確保符合法律規定。那些律師很少出現在校園，他們大都在市中心的辦公大樓里審讀這些文件。
然而，如今學校聘請的律師已深度參與到高校的管理過程中。他們不僅出席大學管理者的各種會議，而且擁有越來越多具有決定性的投票權。該調查報告指出，當下高校的法律總顧問在校園組織結構中擁有極大權力，他們參加幾乎所有高層管理會議，并深度影響大學決策。他們對校長說的一句耳語，或向董事會主席發出的一份備忘錄，既可能讓一個學科專業或研究項目下馬，也可能讓一位管理人員離開，甚至會改變大學的發展方向。
明伯格律師目睹了這種轉變。她于2018年夏天受聘擔任美國奧格爾索普大學的合規總監和大學法律顧問，以幫助該校應對日益嚴格的法律法規，但她很快發現，自己的職責范圍發生了變化。如今，她身兼法律總顧問和幕僚長雙重身份，參加學校的所有重要會議。她的工作就是觀察大學所處的環境，并就該校的各項計劃和政策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建議。
明伯格說，她既要與學校的高層管理者合作，又要與董事會合作，還經常充當中間人角色。她評估大學的風險，還必須能與每個人合作。她說，隨著法律總顧問參與的領域不斷擴大，這個角色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大。“要做的事情絕對不會減少。”她說。
當下，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都計劃加強對高等教育的監管，而隨著社會各界壓力的增加，高校專職律師的數量及其權力可能會繼續擴大。對此，該報告表示了擔憂。
報告認為，律師權力的擴大可能產生負面后果。特別是對法律后果的高度警惕，可能導致對某些限制性法律法規產生過度反應，從而使校園原有的自由交流氛圍，變成人人需自律、人人被監管的“政治正確”的環境，進而讓大學變得越來越壓抑，抑制師生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人工智能將撼動高等教育，大學準備好了嗎
今年1月，在位于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社區學院里，沃爾夫向約60名教職員進行了有關人工智能的演示。
沃爾夫負責學院的質量增強計劃和評估工作，他希望讓同事們了解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情況，以及它可能帶來的驚喜。但據沃爾夫回憶，他們中的一些人仍然猶豫不決，大家仍專注于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有沒有可靠的方法知曉學生是否使用人工智能作弊。
這就是當今高等教育的現實。自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問世以來，其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有興奮，有恐懼，也有拒絕，總體來看，反應復雜多樣。
校園中，有不少教師已經接受了它，并重新調整了自己的課程。一些肩負同行評議職責的學者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軟件識別學術論文中的差異。校園中的不少人員，都在將這些工具作為他們的編輯助理。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持明確的反對態度，認為這項技術過于混亂或存在問題。
《高等教育紀事》在撰寫本次調查報告時發現，從采訪到的消息源來看，幾乎所有人都形成了共識——生成式人工智能使人工智能領域跨越了一個尚未定義，但至關重要的關鍵門檻，并以一種特定方式讓公眾接觸人工智能。這在過去從未有過。現行技術已做好了產生更廣泛生產力的準備。
即便如此，從長遠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領域的作用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整個高教行業似乎尚未證明高教與研究機構能適應這一技術并跟上其迅猛的發展步伐。
事實也是如此。高等教育和人工智能領域在很多方面尚不匹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正在迅速成熟，但大學的發展則歷來緩慢。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副教授莫里克等學者在研究人工智能對教育的影響時，看到了明顯的益處。“GPT-4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使學習更加公平，并提供個性化輔導等服務。”但他們同時指出，人工智能素養的缺乏，以及大學采用率的不平衡，可能加劇學生在學習體驗上的差異，并擴大學生的知識差距。
很多擁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指出，現行技術很有可能成為大學的生命線。有專家表示，無論高等教育能否跟上步伐，這些技術都應處于管理人員和教職員的視野中。沃爾夫說，大學不能“等稍后處理這個問題”，“沒有以后了。稍后，實際上就是明天”。
“金主”給大學施加了更大壓力
眾所周知，美國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一直在他們所捐贈的大學校園中占據著主導地位。
當這些“金主”向大學提供慷慨的捐贈時，無論這些錢被用于基礎研究、對抗疾病，還是促進技術進步，他們的捐贈行為都會影響到大學的方方面面，包括大學原定的研究方向與研究類型。因為他們的慷慨捐贈，人們可以在校園見到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建筑，他們的子孫后代在某些招生過程中也會享受優待。他們甚至可以加入大學的管理委員會，并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這種現象在美國高校中是常態，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
但最近幾年，在一些美國的頂尖大學，某些捐贈者表現出了對獲得更大影響力的渴望。例如，在捐贈者施加的壓力下，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三位校長到國會接受質詢。這也是最終導致哈佛大學與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先后辭職的主因之一。
該報告指出，上述例子是否會促使捐贈者更大膽地向大學施加壓力，還有待觀察，但這種趨勢似乎在凸顯。
類似的例子目前尚不多見，但已經引發了高教界的疑慮，認為這樣的捐贈壓力并無益于高校的發展。因為即便接受了捐贈，高校依然應更多關注使用捐贈基金過程中的大學自主權問題。
總之，由于世事的變化，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大學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困境與挑戰。正如《高等教育紀事》的高級編輯伯奈特所說，今年的報告所呈現的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根源，是大學領導者面臨著這樣的生存問題——誰在負責？技術如何成為行善的力量？我們要為哪些學生服務？
這不僅是美國高等教育界，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界人士必須直面的現實，并且要給出時代的正確答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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